第九章

“想不到你还在追査这个案子。”德金说,“你做了些什么?打电话去印第安纳州,再去多摇几下那棵摇钱树?”

“没有。说不定我应该这么做。我花了一大堆时间,可是没得到太多结果。我想她的失踪是一桩犯罪事件。”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她一直没正式搬出去。某天她付了房租,但十天后女管理员开门进去发现,房间是空的。”

“这也没什么希罕的。”

“我知道。那个房间是空的,除了三样东西。去收拾的人不管是谁,都留下了电话、答录机,还有寝具。”

“这告诉了你什么?”

“另有其人替保拉去收拾东西带走。很多出租公寓会提供寝具,这个地方却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是用自己的寝具,所以她离开时会记得要一起带走。可是要是换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以为应该把寝具留在房间里。”

“你就查出了这个?”

“不。答录机也留下了,而且还开着继续接电话,叫打来的人留言。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话,她会打电话去电话公司申请停机才对。”

“要是她走得匆忙的话就不会了。”

“那她离开了也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啊。不过就算她没有打电话好了,假设她忘光了,为什么又要留下答录机?”

“一样的道理,她忘了。”

“房间收空了,抽屉里没有衣服,柜子里也没有东西。房间并没有乱到让人容易漏拿东西。屋子里只剩下寝具、电话、答录机。她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

“她当然可能。很多人搬家时会留下电话,我想除非那是自己买的,否则你就会留下来。反正,很多人都不会把电话机带走。另外她也留下了答录机,那个答录机——放在哪儿,就在电话旁边,对不对?”

“所以她四处看看,没看到什么散落的东西。答录机,家电用品,让你跟朋友们保持联络,使你不必担心没接到电话,嘀答嘀答嘀答,她把它看成电话的一部分了。”

“那她发现忘了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去拿?”

“因为她已经在格陵兰了,”他说,“买个新的比搭飞机跑回来要省钱。”

“我不知道,乔。”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告诉你,这比看到一个电话和答录机及两张床单和一条毯子,就想借此编出一宗绑架案要有道理。”

“不要忘了还有床罩。”

“是啊,没错。或许她搬到一个用不着床罩的地方了,那是什么尺寸的,单人床吗?”

“比较大,介于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我想一般称之为四分之三。”

“所以她跟着一个拥有超大双人水床和十二寸老二的帅哥骗子跑了,谁还需要那些旧床单和枕头套?照这样讲,如果她今后可以整天翘脚躺着的话,还要那个电话机干嘛?”

“我想是有人去帮她把东西搬走的,”我说,“我想是有人拿了她的钥匙,收拾了她的东西溜出那栋公寓。我想——”

“有人曾看到陌生人提着行李箱,从那栋公寓离开吗?”

“他们连彼此都见不着面,谁还会注意到陌生人?”

“那阵子有人看到过任何人拖着袋子吗?”

“你也知道,事情发生太久了。我问过跟她住同一层楼的房客,可是你怎么想得起两个月前发生的芝麻小事?”

“这就是重点,马修。就算有线索,现在也消失无踪了。”他拿起一个塑料玻璃的相框,用手把相框转过来看着里面的两个小孩和一只狗,三者都朝着镜头微笑。“我们继续你的理论,”他说,“有人搬走了她的东西。他留下寝具是因为他不知道寝具是她的。那他为什么也把答录机留下?”

“这样打电话来的人就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那为什么他不干脆什么都不要搬,这样连女管理员都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因为这样管理员会知道她没有回来,然后可能就会去报警。清理房间会消灭掉可能的线索,留下答录机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制造假象,让某些外地的人以为她还在那儿,而且也无法得知她搬走的确切时间。她是在六日付房租,十天后她的房间才被发现已经搬空,我顶多只能把她失踪的时间缩小到这十夫之内,就是因为答录机还留在那儿。”

“怎么说?”

“她父母打过两次电话,而且都留了话。如果答录机没开,他们就会一直打电话,直到联络到她为止。无论他们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要是联络不到她,他们就会警觉,想到她可能出了什么事。那么她父亲可能两个月前就会来找你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

“要当时就找你,线索就还不会消失无踪了。”

“我还是不确定警方该管这件事。”

“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如果他早在七月中就请个私人侦探——”

“不用说,你办起来就会轻松多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不定她留下答录机不是因为忘记,而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她搬出去了,可是她不希望某人知道她已经走了,比方说她的父母,或者是某个她想躲的人。”

“她可以保留那个房间,继续付房租,换个地方住就是了。”

“好吧,说不定她想搬出城,可是还希望能听到电话留言,她可以——”

“她没办法从外头打回去听留话。”

“她当然有办法。不是有个玩意儿,只要找个按键电话打回去,按了密码,就可以听答录机里头的留言。”

“不是所有答录机都有这个功能,她的就没有。”

“你怎么知道?喔,对了,你看过那个答录机了,还放在她房里嘛。”他伸伸手指头,“好吧,我们一直假设来假设去,到底重点是什么?你当过很久的警察,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我只是想——”

“站在我他妈的立场想想看,可以吗?你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有个家伙带着寝具和电话答录机的故事来找你。没有证据显示有罪案发生,失踪的人是个心智健全的成人,已经有两个月都没人见过她了。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我没吭声。

“你会怎么做?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尽你的责任。”

“废话。”

“如果是市长的女儿呢?”

“市长没有女儿。市长的老二这辈子都没有勃起过,哪来的女儿?”他把椅子往后推,“如果是市长的女儿,那当然另当别论。我们会派一百个人成立专案小组,限时破案。反正你这么一点点线索没多大帮助。好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会是她跑去迪斯尼公园卡在摩天轮的最顶端下不来。你和她父母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怕她死了。”

“或许她已经死了。这个城市随时有人死掉。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早晚会打电话回家,等她钱用光了,或者恢复记忆了,随便你怎么说。如果她已经死了,你、我或任何人也没办法帮她什么忙。”

“我想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査不出什么,他应该在两个月前就来找你的。”

“是啊,增加他的罪恶感。”

“好吧,你可以讲得婉转一点。老天,你已经比大部分人都付出了更多时间,也查到这个地步了。你甚至还发现一些不错的线索,电话单什么的,还有答录机。麻烦是这些线索都没有进一步的联系。你把线拉出来看,结果都是断掉的。”

“我知道。”

“所以就这么办吧,你不会想再多花时间,到头来又拿不到钱。”

我刚要开口,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讲了一会儿,挂断电话后,他对我说:。“在古柯硷出现之前,我们有什么案子可办?”

“有了古柯硫,才找我们来当警察的啊。”

“是吗?想必如此。”

我逛了几个小时,大约一点半开始下起小雨。卖雨伞的小贩几乎立刻就出现在每个街角。让你觉得他们之前就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一滴水就可以奇迹般地让他们冒出生命来。

我没买伞。雨还没大到要花钱买伞。我走进一家书店,什么都没买,消磨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雨还是下得像雾一样。

我回到旅社,询问前台,没有留话,唯一的信是封信用卡广告函。“你已经被批准了!”上头的广告词醒目地印着。可是我就是很怀疑。

我上楼打电话给沃伦·赫尔德特克。我手上拿着笔记本,迅速地简单说了一下我调查了哪些方向,而目前得到的信息又少得无法判断任何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说,“不过我不认为我比当初刚开始时更清楚她的动向。我不认为自已得到了什么成果。”

“你还需要钱吗?”

“不,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赚这笔钱。”

“你想她会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是你没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我想她和某个人扯上关系,这个人一开始可能让人觉得很刺激,但到头来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觉得——”

他不想说出来,不能怪他。“她也许还活着,”我说,“或许她出国了,或许介入了某些非法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无法跟你们联络。”

“很难想象保拉会跟罪犯交往。”

“或许她只是觉得这是个冒险奇遇。”

“我想这是可能的,”他叹了口气,“你没给我们太多希望。”

“是没有,但我也不认为事情到了绝望的地步。恐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我一开始就在等。太……太难了。”

“我相信很难。”

“好吧,”他说,“我要谢谢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坦白。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线索值得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会很乐意再多寄一点钱给你。”

“不用了,”我说,“无论如何,我或许会再花几天查查看,以防万一漏掉了什么。如果我查到什么,我会通知你的。”

“我不想再拿他的钱,”我告诉薇拉,“一开始的一千元,已经让我背上超过我所愿意负的责任。如果我再接受他的钱,我下半辈子就得被他女儿的事情勒着脖子了。”

“可是你做的工作超过他所付的钱,为什么不接受报酬?”

“我已经拿到报酬了,可是我回报了他什么?”

“你做了工作(work)。”

“是吗?高中物理学教过我们如何衡量‘功’(work),公式是力量乘以距离,比方一个东西重二十磅,搬了六尺,你就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

“尺磅?”

“那是一个衡量的单位。可是如果你站着推一面墙,推了一整天却无法移动它,你就没有做任何‘功’,因为你把墙移动的距离是零。沃伦·赫尔德特克付了我一千元,而我唯一做的就是去推墙壁。”

“你移动了一点点。”

“可是微不足道。”

“哦,我不知道,”她说,“爱迪生制造他的电灯泡时,有人看他没有任何进展,就认为他一定会失败。爱迪生说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现在他知道有两万种物质不能用来做灯丝。”

“爱迪生的态度比我好。”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你好,否则我们就都得生活在黑暗中了。”

我们身处黑暗中: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待在她的卧室,躺在床上伸长了四肢,厨房里播放着乡村音乐女歌手里巴·麦金泰尔的磁带。透过卧室的窗子,可以听到后头那栋建筑传来的吵架声,用西班牙语很大声地吵着。

我本来没打算来找她。打完给赫尔德特克先生的电话后我出来散步,经过了一家花店,一时兴起想送花给她,等花店老板写好送货单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要到第二天才能送,所以我就自己送来了。

她把花插进水瓶,我们坐在厨房里,中间隔着摆了花的餐桌。她冲了咖啡,速溶的,不过装咖啡的罐子是新的,上头有个醒目的商标,它也不是无咖啡因的。

然后,因为我要找人谈这件事,两个人就进了卧房。进卧房的时候,里巴·麦金泰尔还在不停唱着,可是那些歌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录音机会自动换面,如果不去管的话,它就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饿了吗?我可以煮点东西。”

“你喜欢的话就做。”

“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从来没喜欢过做菜。我做得不好,而且你也看过厨房了。”

“我们可以出去吃。”

“雨下得很大,你没听到雨打在通风板上面的声音吗?”

“刚才雨下得很小。我的爱尔兰姑妈总说,这样的天气很温柔。”

“雨变大了,听声音就知道。要不要叫外卖的中国菜?他们不在乎天气怎么样,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跳上神风突击队脚踏车,闯过冰雹。‘无论下雨飘雪,也无论是大太阳或昏暗的夜晚,你都可以享用蘑菇鸡片。’只不过我不想吃蘑菇鸡片,我要——你想知道我要什么吗?”

“想——”

“我想要麻酱面和猪肉炒饭,还有腰果鸡丁和四味虾仁。怎么样?”

“好像够一个军队吃的了。”

“我打赌你可以全部吃掉。糟糕。”

“怎么了?”

“你还有时间吗?现在七点四十分了,等到他们送来的时候,你就该去参加聚会了。”

“我今天不去没关系。”

“你确定?”

“对。不过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四味虾仁?”

“你没听过四味虾仁?”

“没有。”

“噢,可怜。”她说,“那我就非请你不可了。”

我们在厨房的锡面餐桌上吃饭,我想把花挪开,让出一点空间,可是她不准。“我要它们放在我可以看到的地方,”她说,“现在的空间已经足够了。”

早上她出去买过东西。除了咖啡之外,她还买了果汁和汽水。我喝可乐,她拿了瓶贝克啤酒出来给自己,可是开瓶之前,她先问我会不会觉得困扰。

“当然不会。”我说。

“因为再没有比啤酒更配中国菜的了。马修,我这么说没关系吗?”

“什么?啤酒跟中国菜很配?噢,这有待商榷,我想有些葡萄酒商会不赞同。不过又怎样?”

“我不确定。”

“打开你的啤酒吧,”我说,“坐下来吃饭。”每样菜都很好吃,虾仁果然就像她保证的那么棒。她用随着食物附送的免洗筷子吃,我一直不会用,便还是用叉子。我告诉她,她筷子用得很好。

“很容易的,”她说,“只是需要练习,来,试试看。”

我试了,可是手指不灵光,筷子老是交叉,我没办法把食物送进嘴里。“这可以让节食的人使用。”我说,“它让你觉得使用这种工具吃饭的人,一定发明了叉子。他们还发明其他东西,意大利面、冰激凌,还有火药。”

“还有棒球。”

“我还以为是俄罗斯人发明的。”

就像她预言的,我们吃得精光。她清理桌子,打开第二瓶贝克啤酒。“我得习惯新的规则,”她说,“在你面前喝酒让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会让你不自在吗?”

“不会,可是我怕是我会让你不自在。我不知道谈论啤酒配中国菜有多棒是否妥当,喔,我不知道。这样谈喝酒没关系吗?”

“你以为我们聚会时都在干什么?全都在谈喝酒。有些人谈酒的时间,比我们以前喝酒的时间还要多。”

“可是你们不会告诉自己那有多可怕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彼此以前喝酒有多棒。”

“真想不到。”

“这很平常,而且大家还会当成笑话讲,他们会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倒霉的事情,大家听了就大笑。”

“我从没想到会是这样,没想到会变成笑话。我还以为应该会谈谈上吊屋的绳子。”

“上吊屋,”我说,“那可能是谈话的主题吧。”

稍后她说:“我一直想把那束花拿进来。真是疯了,这儿根本没地方摆,最好还是留在厨房。”

“反正明天早上还会在那儿。”

“我真像个小孩,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情吗?”

“当然可以。”

“老天,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好吧,开了那样的头我就非说不可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人送过花给我。”

“真是难以相信。”

“怎么会难以相信?我花了二十年,把自己的心和灵魂奉献给了政治革命。激进的革命分子不会送花给彼此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会谈到你们这些多愁善感的中产阶级,你们这些堕落的后资本主义者。毛泽东说过百花齐放,但那不表示你就应该摘一把花,带回家给你的甜心,你甚至连甜心都不该有。如果这段感情不能为党服务,那你就不该去经营。”

“可是你好几年前就脱离那个组织,跑去结婚了。”

“嫁给一个老嬉皮士。长头发,衣服上镶着鹿皮流苏,还有珠子。他墙上应该挂个一九六七年的日历。他很幸运活在六〇年代,从来不知道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她摇摇头,“他从不带花回家。会带花尖,但不会带花。”

“花尖?”

“整株大麻药性最强的部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印度大麻。你抽大麻吗?”

“不。”

“我好几年没抽了,因为我怕那会导致我又回头去抽烟。好笑吧?一般人都是恐吓说抽大麻会导致你去吸海洛因,我怕的却是会致使我去抽香烟。不过我从来就不那么喜欢大麻,我从来就不喜欢失控的感觉。”

早晨时,花还在那儿。

我原来没打算留在那儿过夜的,可是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去找她。时间就这么从我们之间流逝,我们谈谈话,或者分享宁静,听听音乐,听听雨。

我先醒了。我作了个喝醉的梦,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只不过我已经好一阵子没作这样的梦了。细节在眼睛张开的那一刻便已忘光,可是我记得梦里有人给我一瓶啤酒,我想都没想拿来就喝,等到想起自己不能喝酒时,人已经醉了一半了。

我醒来时不确定那只是个梦,也不完全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时间是清晨六点,虽然还可以倒头回去睡,可是我不想,因为怕又回到那个梦境里。我起床穿衣服,没冲澡,免得吵醒她。正在绑鞋带时,我觉得有人在看我,转头看到她正盯着我。

“还早,”我说,“再睡一下,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

我回到旅社,前台那边有个我的留言。吉姆·费伯打过电话来,不过现在回电太早了。我上楼冲澡刮胡子,然后在床上躺了一分钟,竟打起瞌睡来。我根本不累,却睡了三个小时,才头昏脑胀地醒来。

我又冲了个澡让自己清醒点,然后打电话到吉姆的店里找他。

“我昨天晚上没看到你,”他说,“只是想知道你怎么了。”

“我很好。”

“那就好。你错过了一个很棒的聚会。”

“哦?”

“有个从中城的团体来的家伙,演讲时讲了些很好笑的事情。他曾有一阵子一直尝试要自杀,但就是不成功。他完全不会游泳,于是就租了个平底划艇,划了好几里。最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残酷世界。’然后从船边跳下去。”

“然后呢?”

“结果他停船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沙洲,底下的水只有两尺深。”

“有时候你就是怎么样都做不成一件事。”

“是啊,每个人都会碰上这样一段日子。”

“我昨天晚上梦到喝醉酒。”我说。

“哦?”

“我喝了半瓶啤酒,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明白过来后,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把剩下半瓶也喝掉了。”

“在哪里?”

“细节我不记得了。”

“不,我是问你在哪儿过夜的?”

“你这混帐鼻子真灵。我待在薇拉家。”

“她的名字叫薇拉,你喜欢的俏妞儿?”

“没错。”

“她喝了酒吗?”

“没影响。”

“对谁没影响?”

“耶稣基督,”我说,“我跟她一起待了八小时,还不算睡觉的时间,这整段时间里她喝了两瓶啤酒,一瓶配晚餐,一瓶饭后喝。这样就会让她变成酒鬼?”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样会让你不舒服吗?”

“就记忆所及,再没有比那一夜更舒服的了。”

“她喝哪个牌子的啤酒?”

“贝克。有什么差别?”

“你梦里喝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

“什么味道?”

“我不记得味道了,根本没注意。”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讯号,如果你梦到喝酒,至少要能尝出味道而且乐在其中。我们一起吃中饭吧?”

“不行,我得去办件事。”

“那或许晚上会见到你。”

“或许吧。”

我挂上电话,很生气。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一个小孩似的,我的反应也变成转成孩子式的愤怒。我梦里喝什么酒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