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几个深夜电话之间，我找到空当去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拨闹钟，现在它发疯似的响个不停。我起床，迷迷糊糊摸索着去洗澡、刮胡子。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拧开收音机，烤了几片全麦面包再涂上奶油果酱，把面包囫囵吞进肚子，又喝了几口咖啡。我拉开窗帘，眨着一只眼看着外面的晨光。

天气看来很有希望放睛，即使用一只眼睛也能发现。东方，乌云仍然遮着刚升起的太阳，但是西方已经晴朗。风就从那个方向吹来，把昨天的天气扫向大西洋，那正是它该去的地方。哈得逊河上方的天空是明显的蓝色调。

我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拿着电话簿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难过地看着我的摩顿脚。现在只好让我的手指替它工作了。

第一个电话打给美国钱币协会，它位于我所在这幢大楼以北约四英里的百老汇一百五十六街。我自称是詹姆斯·克莱文，《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一九一三年V镍币的专题文章，想请教一些跟镍币有关的事，比如说，真的像传言所说只有五枚那样的钱币存在吗？那些镍币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最近一次的镍币换主人是什么时候？交易的价钱是多少？

几乎人人都喜欢和新闻界合作，你只要说你是记者，就可以不停地问一些费时间又没礼貌的问题，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错。和我说话的人是一个叫斯凯芬顿的先生，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可以再回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可以在电话里等。我等了十分钟，当他为我奔忙的时候，我晃着脚趾，喝了几口咖啡。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告诉了我许多关于V镍币的事，比我真的想知道的还多，其中有很多内容和埃博尔星期二晚上告诉我们的相同：确实有五枚这样的镍币，其中四枚现在是博物馆的收藏品，一枚属于私人收藏。他可以告诉我那四个收藏的机构和私人收藏者的名字。

至于价值方面，他没办法帮我。美国钱币协会是一个高尚的团体，他们只对知识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比如，钱币的种类、历史背景等等，他们不管价钱之类粗俗的事。斯凯芬顿先生手上的资料显示，最近一次买卖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十三万美元成交，这一点埃博尔那天晚上也提到了，而且据埃博尔当时所说这之后V镍币就身价暴涨。

我一一给四个博物馆打电话。华盛顿斯密森博物馆负责钱币和徽章的馆长是一个带复姓、声音枯燥的先生，他证实斯密森博物馆的馆藏品中有一枚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是一九七八年由亨利·诺伟伯太太捐赠的。

“那枚镍币是永久性的展览品，”他告诉我，“而且非常受欢迎，参观的人总是赞叹不已。我们的镍币是雾面的校样，除此之外它和其他的自由女神头像镍币没有什么差别。单就钱币设计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许会说面值两毛五分的自由女神全身像钱币或是知名雕刻家圣高登斯设计的深浮雕式二十美元金币很漂亮，但是自由女神头像镍币到底好看在哪里？发行年份？没错，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稀有再加上那些传说。人们看到钻石也会发出同样的惊叹，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用肉眼分辨真的钻石和玻璃珠。关于我们的那枚镍币，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那枚镍币是不是还在那里。”

他干笑了几声。“哦，它还在这里。我们还不需要把它花掉，现在一个镍币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我想我们会继续保存它。”

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女士也证实，他们馆里确实有一个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而且非常受欢迎。那枚镍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馆方获得的遗赠。“这是一枚非常重要的钱币。”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照着目录在念，“能保有它，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辛辛那提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副馆长也同样非常高兴能保有这第三枚V镍币，那枚镍币从一九三〇年代起就在那里了。他告诉我：“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卖掉了大部分的钱币。我们有预算上的困难，而钱币在最近几年价值突然暴涨，如今它们在资产价值方面和我们其他展览品的观赏价值不成比例，所以我们必须淘汰所有的钱币，就像淘汰邮票一样，不过我们的邮票毕竟不是最高级的收藏。但是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直是我们馆里的明星，据我所知并不打算要卖掉。那枚镍币很受欢迎，尤其是小朋友。我敢说现在—定有人正站在橱窗前欣赏它。”

第四枚V镍币原本属于巴尔的摩历史协会博物馆，直到一年多前才转手。一位操南方口音的女士告诉我：“那枚镍币曾是我们馆里唯一的不会卖出的。”

我的确知道。这个铸币厂就像费城的富兰克林铸币厂一样，专门制造一些当代的纪念币。在广告中他们经常暗示购买的人，这些银质纪念币的价值有一天会超过它们本身所值，它们通常成了二手市场的滞销货。有几次我把这些成套的纪念币留在主人的抽屉里，根本不想拿，因为我认为没有偷的价值。这些该死的东西，现在它们真的比当初本身的银价飞涨了三倍。

据说鲁斯兰德在三年前创立了美国国际钱币美术馆，除了他自己的私人收藏之外，还捐赠了一大笔钱。美国系列，也就是包含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的那一套，是该馆极受欢迎的一套。

“在每个经典系列中，”拉克斯解释，“只要是同类型，任何钱币都可以收入，但是美术馆的收藏则只针对每一类型中最稀有的制造年份和变体铸造，而不是普遍流通的样本，比如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的一角钱硬币，在铸造年份的旁边铸有两支箭。那些在费城和洛杉矶铸造却没有流通的样本，价值大概在六七百美元到一千甚至一千两百美元之间。我们的是一八七三年在卡森市铸造的，这一枚钱币的品质远超过七年前在凯金拍卖会中以两万七千美元卖出的那一枚。

“现在放置V镍币的地方，原本放置的是一枚一八八五年铸的样币，那是那一系列中最稀有的铸造年份，价值大约一千美元，是流通钱币的两倍。当初对于是否要收集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我们还有疑问，因为它不是合法发行的钱币，但是巴尔的摩历史协会博物馆有意思要转手，鲁斯兰德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周旋，最后我们终于拥有了这枚镍币。他碰巧收藏了一幅柯普利画的肖像，而且他知道他们很想要。”

于是我又听了一遍查尔斯·卡罗肖像的故事。和拉克斯先生通完电话之后，我还得打电话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斯蒂尔沃特找一个叫德尔·阿诺特的人。阿诺特先生显然拥有佩尼郡大部分的土地，他原先在他的土地上牧牛，现在他把牛赶跑，准备挖油井。他确实曾经拥有一个一九一三年的V镍币，一九七六年他以十三万美元买下那枚镍币，但是一两年前又以二十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那枚镍币带给我很多乐趣，”他说，“在钱币大会上，我直接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和其他人掷硬币赌喝酒时谁付钱请客，看着那些人脸上的表情真是刺激。我认为钱币就是钱币，为什么不能拿来赌正反面呢？”

“你不怕损坏它的价值吗？”

“一点也不怕，它原本就有些磨损，这样更好。你知道，那枚镍币的表面已经不像刚出炉时那么新了，我猜其他四枚可能好得多，我曾经看过在斯密森博物馆的那一枚，我的没那么新。我很高兴拥有这么一枚镍币，一直到后来，有位先生出了不错的价钱要买它。我告诉他，如果他把价钱提高到二十万，他马上可以拥有那枚镍币。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我问那个人是否还拥有那枚镍币。

“除非他已经卖了。”阿诺特说，“你想做生意？我可以替你打电话问问那位先生，看他愿不愿意卖。”

“我只是个记者，阿诺特先生。”

“我正在想，在电话里充当记者有多简单，我自己就干过。除此之外我也当过浸信会长老，还当过几次律师。先生，抱歉，我并不想得罪你，你要当记者那就算你是记者好了，如果你想知道那枚镍币卖不卖——”

“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拥有那个镍币，不在乎他会不会卖。”

“好吧，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一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你。我倒要看看根据经验我的推测准不准。”

我把卡洛琳的号码给了他。

我又打了四个电话，分别打到华盛顿、波士顿，辛辛那提和费城。然后我打到了美国钱币协会，最后又打给一家在俄亥俄州席德尼叫《钱币世界》的杂志社。

我的手指替我完成这么多工作，我开始有点担心，无论怎么看我的手肯定是细长的——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事：我的食指一定比拇指长。

这很清楚地表明：我有摩顿手。而且我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手掌疼痛、手腕骨刺、前臂韧带炎，而且迟早会得可怕的电话肩。

我挂上电话。管他呢，我得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