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我到了卡洛琳那里。我腿上坐了一只猫，手上是一杯咖啡，尽可能地告诉女主人所有的最新状况。

这件事还算容易，但这几天一下子发生的事情太多，卡洛琳的头痛使我的任务变得有点困难，毫无疑问这又是宿醉惹的祸。也许一双合适的矫正鞋垫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没办法忍受的是，你竟然没有找我就一个人跑到埃博尔的公寓。”她说。

“不可能两个人一起进去，那太冒险了，一个人就容易得多。”

“你从埃博尔那里回来之后，什么也没告诉我。”

“我试了，我一直打电话找你。”

“伯尼，是我在一直打电话找你，不是没人接就是电话占线。”

“我知道，我一直打电话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一直打电话找我，这种事有时的确会发生。不过无关紧要，我们终于还是联络上了，不是吗？”

“是啊，可是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说，一直到现在才告诉我所有的事？”

“昨天晚上太晚了。”

“是啊！”

“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

“是啊，没什么好说的，你只是进了埃博尔的公寓，回到家还有个美容院的小姐拿着枪对着你，指控你陷害她弟弟被控杀人。”

“她说的。也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

“我不在乎她怎么说。”

“你还没清醒。”

“也许吧。”

“你接受我的道歉吗？”

“你可以试试看。”

“好吧，”我说，“对不起，卡洛琳，我们是很好的工作伙伴，我也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事情确实有些出乎意料，而且时间紧迫，当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进得了埃博尔的公寓。我只是走一步算一步。我一直在想，稍后一定会找到你。真的很抱歉。”

她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对着那只正在用爪子扒沙发椅的俄罗斯猫说：“别闹了，尤比。”阿齐在我的大腿上，自以为是地呜呜叫着。

“不行！”卡洛琳说，“没有用。”

“你是说我的道歉？”

“对，没有用，我还没完全清醒，我需要一点时间。是谁杀了旺达？”

“我不能确定。”

“那又是谁杀了埃博尔？”

“我也不能确定。”

“好吧。”

这时电话响了。我把阿齐赶走，接了电话。是阿诺特先生从俄克拉荷马的斯蒂尔沃特打来的，他没有要受话人付费，我想一个肯花十三万美元买一枚镍币的人大概不会担心他的电话账单。

“那位买了镍币的先生不愿我透露他的姓名，”他说，“他可能是怕小偷或税务员什么的。那枚镍币他不卖，还在他手上，目前他不想卖。”

“该死！”我说，“我想，我最好还是买一幅画。”

“至少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

“没错，就这么决定。”

“看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记者。”

我把电话的内容告诉卡洛琳。“那枚原本属于阿诺特先生的镍币还在那位神秘买家的手上，”我解释道，“总之，它被人在手上把玩过，所以不可能是我们从第十八街带到河滨路的那一枚。”

她皱着眉头。“一共有五枚镍币。”

“没错。”

“现在有一枚在华盛顿，一枚在波士顿，一枚在辛辛那提，一枚在费城。”

“没错。”

“还有一枚，你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朋友卖给了一位神秘买家，所以那人就是科尔卡农。但是又不可能是他，因为在科尔卡农家的那一枚很新。”

“没错。”

“所以加上科尔卡农的那一枚，一共有五枚镍币。”

“没错。”

“那我们偷的那一枚是伪造的。”

“有可能。”

“但是你不这么认为。”

“是的，我认为那一枚是真的。”

“这么说，事实上一共有六枚镍币。”

“不对，只有五枚。”

她神情困惑地坐了一会儿，最后甩甩手说：“伯尼，别闹了！我现在头痛得要命，除了平常用来思考的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已经麻木了。拜托，你是否可以解释得简单一点，让我能听懂？”

我简单地解释，好让她听懂。

“哦。”她说。

“听懂了吗？”

“嗯，那我先前问的问题呢？第三批贼把旺达杀了，你知道是谁？”

“我正在猜。”

“你知道谁杀了埃博尔？”

“我也正在猜，但是不能确定，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而且——”

“伯尼，请你告诉我！”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我实在不想说。”

“为什么？你要给我意外的惊喜吗？伯尼，如果你刚才真的是诚心诚意向我道歉，你就得证明。”

我在椅子上动了动，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局促不安。“我们得离开这里，”我说，“也许我不该用你的电话号码，如果那个想买镍币的人能查出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怎样找到我，这表示他很可能和警察局有联系，或是他能通过电话公司查出电话的地址。我不希望我们留在这里让他找到，他知道我两点会在这部电话旁边，所以——”

“我们还有时间，伯尼。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有的是时间。”

阿齐伸展它的前脚。“猫不应该叫阿齐，”我说，“这只猫应该叫梅赫塔布尔，还记得吗？”

“它是一只公猫，啧——啧——，它是雷克斯·斯托特的阿奇，而不是唐·马奎斯的阿契。”

“哦。”

“我可以随便抓一只蟑螂，如果我知道那是一只母蟑螂的话，就叫它梅赫塔布尔。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谈蟑螂？你故意引开话题，你这家伙！”

“被你看破了。”

“好了，转回正题，谁杀了旺达和埃博尔？”

我放弃了。我把一切告诉了她。

之后我们打开电话答录机，我录了一段简短的留言，要打电话来找我的人打到丹妮丝那里，我留了丹妮丝的号码。

我从卡洛琳的衣橱里拿出我的手提箱，那幅夏加尔的版画还放在手提箱旁边。我们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向卡洛琳的店，我们进到店里，几分钟之后走出来时，我的手提箱比先前重了一些，卡洛琳把门锁上。我们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到窄廊画室。

在路上，她问我们为什么要去丹妮丝那里，我说我已经和她约好了，而且希望她们两个能好好相处。

“你的品位就不能高一点吗？漂亮迷人的女人纽约到处都是，你看，安吉拉如何？”

“哪个安吉拉？”

“饶舌酒鬼酒吧的安吉拉。”

“你不是说她是同性恋吗？”

“这个我还得再调查一下。星期一我要去问她一个问题，确定她到底是不是，免得我瞎猜。”

“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安吉拉，我们俩结婚好不好？’”

“你不觉得问得太模糊了？”

“好吧，我再想想看该怎么问。”

从丹妮丝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看到我时的喜悦被卡洛琳的出现一扫而光。“哦，狗小姐，”她说，“我一下子想不起你的名字。”

“卡洛琳，”我和卡洛琳几乎异口同声，“你可以称呼我凯瑟小姐。”

这会是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想。幸好我不用在这里待太久。

“啊，我没有认出你来，”丹妮丝说，“我不记得你有这么矮，第一眼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孩。”

“那是因为我气质天真。”卡洛琳说。她走到一幅引人注目的画前，歪着头，手叉腰。“画画一定很有趣，尤其当你不用管它看起来像什么的时候。你就只会用一些颜料涂涂抹抹是吗？”

“我去煮咖啡，”丹妮丝说，“我想凯瑟小姐一定想吃点什么。”

“不，谢谢了，”卡洛琳说，“我最近没什么胃口，也许我得了厌食症，我知道有些女人年纪大一点就会得。”

她们就这样继续斗下去。如果她们两个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也许可以坐下来好好观赏，但上帝知道，我实在插不上手。她们不需要裁判，她们自己就做得很好，根本不需要有人来计分。据说，杰瑞德打算下午出门，这显示他有很好的判断能力。

两点整，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靠在耳朵上，然后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于是点点头把话筒拿给卡洛琳。

“你要找的人还没有到，”她说，“请十五分钟之后再打来。”她挂上电话，看着我。

我抓起手提箱准备出门。“我要上路了，”我说，“你知道他待会儿再打来的时候该说什么？”

“要他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交会口的绅士咖啡店，然后坐在离门最远的那个桌位等，你会去找他，或是以麦迪逊的名字传叫他。”

“如果他问起钱币呢？”

“你已经拿到了。”

“很好。”

“你让我卷进你们的事，”丹妮丝说，“伯尼，你还在偷，对吗？一定是的。狗改不了吃屎，或者说，罪犯就是爱穿条纹服。”

“在监狱里已经不流行穿条纹服了。”

“哦，可惜，它让人看起来苗条。你果然知道里面流行什么，毕竟你在里面待过。你仍然是个小偷，现在还成了杀人凶手吗？”

她看着卡洛琳。“那你又是什么？他的帮凶？”

“卡洛琳会跟你解释所有的事。”我说。我一点也不羡慕这份工作。

我一下子坐了这么多次出租车，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这次是到第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转角处。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两点十五分我在442号铁门的对面下了车，这时候他可能在打电话——很可能——因为十分钟之后铁门开了，赫伯特·富兰克林·科尔卡农走了出来。

我站在一扇阴暗的大门边，免得他看到我。结果，他看也没看就向左转，大步朝第十大道的方向前行，他不是想在那里叫出租车就是把车停在了那里。

不管那么多了。看着他走到转角后，我慢跑着过了马路一脚上还是穿着彪马鞋，尽管它太宽了。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街上人来人往，但是这一次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哪把万能钥匙能开铁门的锁。星期二晚上已经开过了，所以我过街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把钥匙，几秒钟之后已经进了大门，转身把大门又锁上。

我没戴手套，这次我不在乎。如果事情没成功，会有更糟的事发生，指纹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事情成功，没人会管我在哪里留下了指纹。

我再一次通过大门走进那阴暗的走道，把手提箱的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把枪。

枪，这令人厌恶的东西。这一把看起来像钢制的，但是摸起来没那么冰冷，因为它实际是用酚醛树脂做的，我猜它甚至可以混过安检上飞机。我把它拿在手上，让自己习惯手握武器的感觉，并且检查是否装了弹药。然后我穿过走道。

我手握着枪，以防阿斯提德下午在花园里，我当然不希望如此。那只狗受过战斗训练，可我没有。我更不希望在毫无准备时就碰上它。我在走道口停下来，手握着枪，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花园的各个角落。

没看到阿斯提德，也没看到半个人。我把枪放进腰带下的裤子口袋，夹克刚好可以盖住。我很快通过石板天井，没有多余的时间多看一眼郁金香、水仙、小鱼池和半圆形的长椅。

一个拥有这种花园的人，为什么还到处追寻幻影般的钱币？当然这可能不是他的花园，它可能属于前面那幢房子，但是他仍然可以来这里坐坐，不是吗？

我走上台阶，按了门铃。我已经看到他出门，可是怎么能确定他刚才是一个人在家呢？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屋子里的动静。一阵狗叫声，我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听到了，然后有重物落地的声音，像衣柜或者说像一只激动的法兰德斯畜牧犬。狗叫声不断，而且越来越大，现在我和狗之间只有一扇两英寸厚的木门。

我开始准备迅速地打开这扇门。

第一次开这些锁就不难，第二次当然更简单，我的手指还记得开锁的感觉。我数一二三，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把所有的锁打开了。如果有人从前面那幢房子的后窗往这里看，我敢说他不知道我是在闯空门。

我转动门把，把门稍微推开。狗叫声更大，更尖锐了，现在听起来像在发狂，或者只是我自己这样想。

我抽出手枪，再一次确定已经上了弹药。

我非得这么做不可吗？我难道不能关上门转身就跑？也许我可以赶到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九街转角，和科尔卡农达成协议；也许——

不要拖延时间了，罗登巴尔！

我右手拿着枪，左手握着门把，用力把门推开。那只狗——那只巨大的黑色野兽凶猛地看着我，反射性地往后退，集中力气准备扑向我的咽喉。

我瞄准它开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