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但不是头条，那得让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某人对另一人的称呼。也不是第二条，那是有关市政弊案的某个新发展。不过，以《纽约时报》的标准，我的表现不俗——得到头版左下角占了两栏宽、十英寸高的篇幅。这等于是《纽约每日新闻报》或《纽约每日镜报》这些小报的首页大标题了，后来我发现这两个报果然是这样处理。

《纽约时报》上的标题说：切希尔谋杀案疑似涉及毒品。以时报的一贯作风来说，这是非常保守的说法。除了头版的十英寸高报导之外，三十四版还有十五英寸，一切都非常完美。我能要求的，也莫过于此了。

西区凶杀组在《纽约时报》文雅地描述为“对布拉萨德位于钱伯斯街117号的办公室严密清查”之后，找到了那些海洛因。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严密清查的必要——一个装着海洛因的信封就塞在吸墨纸底下还露出一角，其他三个则放在顶端中央的抽屉。但我可不想挑《纽约时报》的毛病。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查获的这批货，其零售价格超过一百万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随便大家猜了。那些货在零售之前，一路得经过十五个中间人之手，也就是会经过十五次的稀释、灌水。因此零售价格已经跟原来差太多，但这批货的批发价格会是多少，也无从猜测起。不过认真想想，这其实也同样不重要。

查到这个地步，很自然地，警方就把二和二加在一起。而且很自然地，他们得到了答案是四。据《纽约时报》上的说法，那些电话号码是知名的贩毒据点。但如果是已知的贩毒据点，为什么还在继续营业？这问题没人问，也没人回答。反正查到了那些海洛因和电话号码，加上严密清查过布拉萨德的帐册之后，凶杀组已经明白，莱斯特·基思·布拉萨德这个进口商所进口的，不光是打火机而已。

这个事实，再加上谋杀的手法，就必然得出了最后结论。布拉萨德是被黑帮小子们干掉的，不是因为挡了别人的路，就是因为他们想抢他的位置。这位报导的《纽约时报》记者显然看过太多黑手党电影，认为这可能是那次黑帮协议退出贩毒的“阿帕拉契会议”的余波。根据这篇报导的解读，可怜的莱斯特·基思是个高阶黑帮大头，他拒绝遵守这个政策，于是尝到了“反抗组织”的苦果。这真是个引人入胜的理论，也是记者编故事习性一个活生生的绝佳范例。我希望这位记者能因此拿到一座普立策奖。

报导中有三、四段提到了莫娜，全都是我希望他们写的内容。对于这个案子的新发展，这位伤心欲绝的遗孀极为震惊。任何有关她丈夫并非正派公民的暗示，都让她惊愕不已。当然她一直不太清楚他靠什么赚钱。他不是那种回家会谈公事的男人。他赚很多钱，她只知道这些。但她就是无法相信，他会牵扯到……牵扯到真正的犯罪活动。为什么，这一点也不像基思啊！

她真该去当演员的。

我喜欢这篇报导。就我的观点，写出来的很重要，遗漏没写的也同要重要。切希尔警方在这个案子中的角色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有几个证人冒出来，但一如惯常，他们的说法往往互相抵触。有个证人坚持三名杀手开枪前喊着这是替艾尔报仇的，你这混蛋。其他证人的说法则稍微比较接近事实，不过还是差很远。最重要的是，好像再也没有人把那次枪击当回事了。布拉萨德被揭露是个坏蛋之后，也没有人哀悼他了。警方忙着追查毒品的事情，也就不会那么关心命案了。不会再有人去打扰莫娜，除了那些写洒狗血报导的记者，而她也理直气壮拒绝跟这些记者谈话。所以等她把房子交给中介商出售，然后飞往佛罗里达州想远离这一切之时，没有人会特别觉得意外。而等到四、五个月后，她伤心之余又闪电再嫁给我，也不会有人太注意。事情前后将会非常一致，这一点很重要。一致性。你可以用谎言编造出一整个世界，只要每个谎言都能让另一个谎言更有说服力。你可以用一个错误的假设，建造起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出色结构，只要前后一致就行了。

那天晚上我看了一场电影。到那时为止，一整天感觉都好不真实。我只是在等待，什么事都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只有一部分还活着，好像在冬眠却无法入睡。没事可做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经过了计划和行动和逃亡之后。所以这回看电影不是去打发时间，而是一个感同身受的经验，想以电影上的行动，取代我原先的被动状态。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回看得比平常还仔细。那是一部希契科克导演的电影，老片，非常扣人心弦。中间几个转折，从紧张到搞笑，从恐怖到荒谬，都转得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一改往常，掠过了表面的剧情，于是发现了剧情非常荒诞可笑——本来只是一大串不合理的巧合，却由于出色的编剧和演员和导演，而将这些巧合紧密结合起来。

稍后躺在床上想入睡时，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试图想像出一部电影，其中的英雄男主角偷了两个行李箱，其中一个装着一大批纯海洛因。然后男主角刚好钓上或被钓上一个女郎，结果女郎的老公就是那个行李箱和海洛因的原主。

巧合吗？

不只如此。简直是难以置信。至少就跟那部电影一样离谱——但我可以接受人生中的巧合，只因为那确实发生在我身上过。希契科克电影里所虚构的巧合就不同了。人生中没有发生过，只在银幕上发生过。

这个事情我该想一想。我从没有用这个角度想过，于是我花了点时间，在脑袋里好好思索了一番。

“先生，请问要看杂志吗？”

我摇摇头。

“咖啡、茶，或牛奶呢？”

那个空中小姐跟啤酒商主办的选美佳丽一样漂亮、也一样毫无特色，一见我摇头，于是走开，去骚扰其他人了。我望着窗外下方，想看看地面，结果看到了云。从上头看下去非常不一样。当你飞过云的上方时，它们完全不像一球球蓬松的棉花，而只是没有形状、很寻常的浓雾。我盯着那些云看了几秒钟，但实在无法提起太大的兴致。于是我把目光转开。

这是星期六早晨。我搭的是直飞迈阿密的喷射机，预定将在中午十二点刚过时降落。前一夜我已经打电话到伊甸罗克饭店，订了一间单人房；所以等我到的时候，就有个房间等着我。真幸运。以往有一度，迈阿密在夏天都没什么人，现在夏天的游客就跟冬天一样多，不过旅馆价钱要少一大截就是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

我听到扩音器传来一个男性的声音，纳闷着出了什么事。我记得自己在飞机上，而想到每隔一阵子就会有坠机空难事件。我颇为冷静地想到，我们会不会要坠机了。

然后同样那个声音——是机长的——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多少多少尺的高空飞行，迈阿密的气温现在是多少多少度，又说地面降落条件非常完美，预定飞机将准时抵达迈阿密。最后机长希望我们下回仍选择搭乘这家航空公司的班机，我心想自己真是白痴。我们不是要坠机，一切都好得很。

我们准时降落，很顺利。我下了飞机，慢慢走到航厦等行李。太阳很大，天空无云。美好的佛罗里达天气，美好的海滩天气。莫娜和我可以躺在沙滩上吸收阳光，也可以躺在夜间的沙滩上吸收月光。我回想起大西洋城，我们的第一次，午夜在海滩相会。人生总是不断循环。

大约十分钟后，行李来了，我凭行李票领到箱子，然后提着行李出去等往北到迈阿密海滩的接驳巴士。那个高高瘦瘦的司机是佛罗里达州当地人。有两个方式可以辨认——第一个是听口音，不过他讲话听起来比较像肯塔基州或田纳西州的人，比较不那么像东南部诸州的。迈阿密属于戴德郡，当地人讲起话的口音比较夸张，喜欢提高音调。第二个判断线索则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古铜肤色。住在迈阿密的人很懂得怎么避开阳光；只有北方来的观光客才喜欢晒太阳。他也是个好驾驶，时间控制得很好，我在饭店门口下车时，时间比我预期得还要快。一个跑腿的服务生抢着提起我的行李，我跟着他到柜台去。没错，他们有我的预订纪录。没错，我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来到伊甸罗克，马林先生。麻烦请这边走。

我的房间在五楼，一个很大的单人房，有个超大的浴室和面向海洋的视野。我望着窗外，看到一片金色沙滩上点缀着一个个褐色的身体。海面非常平静——没有一丝浪花，只有微微的波纹。我看到一只海鸥俯冲下来抓鱼，看到一个小孩沿着岸边追逐另一个小孩，看着两个大学生型的男孩把另一个大学生型的女孩埋在沙里。迈阿密海滩。

那天下午的海滩非常宜人，阳光温暖，海水清凉。我在外头一直待到晚餐时间。随着白昼逐渐消失，海滩上的人群也逐渐散去。一个个来自纽约、在身上涂了厚厚防晒霜的肥胖中年男子换上了鲜艳的休闲服，到露台上玩金拉米扑克牌戏。母亲们带着小孩回房间。太阳下山了。

晚餐之后，我去看饭店里夜总会的表演。主秀艺人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女歌手，唱片里的歌喉本来就不怎么样，唱现场更糟糕。但搞笑艺人的表演很逗，乐队也还过得去。饮料很贵。我不担心。等结帐时间到了，莫娜会有一大笔钱等着。这部分不必担心。

那是星期六。星期天也差不多，星期一和星期二也大概类似。我身上的古铜色愈来愈深，肌肉因为游泳而愈来愈轻松。星期一下午我花了点时间在健身房，稍微健身一下。然后我到蒸气室流了点汗。一个光头波兰巨汉替我按摩了五分钟，让我觉得有如获得新生。我的身体状况前所未有地好。

我睡前都喝酒，一直就是保持微醺状态，不会一口气喝太多。我不断拒绝跟别人家老婆睡觉的机会。对女人的需求好强烈，而且可以得手的女人多得惊人，但我有个绝招，总是屡试不爽。我会看着她们：心里跟莫娜比较。每个都差太远了。

星期三，我开始期盼她可能会到。我大半个下午都在大厅里，大概每十分钟就朝柜台看一眼。自从谋杀发生以来，已经整整一星期了，现在她随时可能出现。一点都不复杂的。那桩谋杀案在纽约的报纸上已经愈来愈不重要——偶尔在《纽约时报》后头的版面出现个几英寸报导罢了，不会更多了。我等着她。

到了星期四，她还没出现，我开始不耐烦了。毕竟，我告诉过她一个星期，顶多十天。既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应该不必浪费任何时间才对。一切都解决了。什么斗篷与匕首，什么鲍勃·米彻姆穿着军用雨衣都滚一边去吧。我要我的女人。

到了星期五，她还是没出现。

我星期五夜里喝太多了。我坐在吧台前，灌了太多纯波本威士忌下喉。这样可能会很危险，但幸运的是，我喝醉就很安静，不会闹事。一个跑腿服务生把我弄回房间丢上床，第二天清晨我带着严重宿醉醒来。感觉好像有根铁丝贯穿我的脑袋，从左耳到右耳。那根铁丝烧得烫红，还有人不断在拨动。我喝了杯血腥玛丽鸡尾酒，感觉好了一点，不过也只有一点而已。

星期六上午。到迈阿密海滩满一个星期，很多天了。还是没有莫娜。我在大厅等了一整天，她没出现。

我开始不安了，差点走到饭店柜台去问她是不是订了房，那还真是很有创意的蠢法。我按捺下冲动，到外头沿着科林斯大道往下走到第一家酒吧。里头有个公用电话，我拨到伊甸罗克饭店，请他们接到布拉萨德太太的房间。

“请稍等一下。”那个职员说。我等了不只一下，他才回来。

“很抱歉，”他说，“我们饭店里没有这位客人。”

“可不可以麻烦你查一下预订房间的名单？”

可以，他帮我查了。预订纪录中也没有布拉萨德太太的名字。

我走到吧台，喝了杯酒，然后又努力振作起来，回到公用电话前。或许她忘了要住哪个饭店，也或许伊甸罗克客满了，或者什么的。我打了六通电话，查了枫丹白露饭店、美洲饭店、雪莉方提纳饭店、马丁尼克饭店，还有其他两家我记不得是什么饭店了。每回都先说要找布拉萨德太太，然后问她有没有在那边预订房间。每回都是一无所获。

这事情总有个答案，一定有。但答案是什么，我却猜不出来。我努力寻思有哪里做错，或者碰巧可能出错，觉得自己像困在迷宫里的老鼠。有心理学实验室做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实验，他们会抓一只训练过可以走出迷宫的老鼠，然后把它改放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那只老鼠试过一切方法，却没有一个管用。然后无可避免地，那只老鼠困惑不已，最后坐在一个角落，开始啃掉自己的脚。

我没啃掉自己的脚。我回到伊甸罗克饭店，冲了个冷水澡，想着饭店随时都可能来找我结帐，不晓得自己的钱够不够付。然后又好奇她到底要拖多久才会出现。唯一的答案就是她根本懒得预订。或许她得留在纽约，等到房地产的事情解决。这种事情也常听说，法律问题会绑住你一阵子。都是些小事。

我不断重复把这个说法告诉自己，说到自己都相信了。然后夜晚来了又去，次日上午我来到沙滩，让太阳把我身上的苦闷和焦虑多晒掉一点。我游泳、睡觉、吃饭、喝酒，星期天就这么过去了。

星期一上午我起得很晚。我下楼去吃早餐，伊甸罗克的早餐供应到下午三点，吃完我走向电梯。

那个职员动作太快了。

“马林先生——”

我可以假装没听到。但我早晚会拿到帐单，多躲过一、两天也没有意义。反正我大概还是会付。所以我走到柜台，他朝我微笑。

“您的帐单。”他说，递给我一张摺起来的黄色厚纸。我跟他同样有礼地收下，看都没看就放进口袋里。

“还有一封信。”他又说，把信交给我。我一定是出于反射作用接过来，因为我同样看都没看就放进口袋里，这可并不容易。

“谢谢。”我说。

“马林先生，你知道还要住几天吗？”

我摇摇头。“很难说。”我说。“这里真不错，我住得非常愉快。”

他满面笑容。

“再住几天吧，”我说，“或许一星期。说不定两星期。不过呢，如果临时有人通知我有事，我可能也得马上走。很难说。”

那个笑还在他脸上，笑到一半我就这么走掉，好像太没礼貌了。但他笑得那么坚定，害我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让他继续笑，自己转身穿过大厅，搭电梯上楼。

首先是帐单，乖乖，吓坏我了。总计是四百四十三元两毛五。比我预料的多。我住太多天，吃了太多好菜，又喝了太多酒。我没那么多钱啊。

我把那张黄纸摺回原状，放进我的皮夹里。然后我拿出信封，在手上翻来翻去看，像个小孩想猜出里面放了什么生日礼物。那个信封厚厚的，没有寄信人地址。

我打开了。

是一张白纸，包装用的，里头包着钱。

钱。

百元大钞。

我数了，想着那张饭店帐单忽然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总共有三十张，每张都又脆又鲜又新，每张都是百元大钞。三十张百元大钞。三千元。三千元啊。

好多钱。

我心中所有的忧虑都消退殆尽，因为我知道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莫娜没忘记我还活着。她的房地产没碍事——因为她还能寄三千元现金给我。

没有问题的。

我掂掂那些钱的重量。那不只是现金，而是一种象征。它非常确定地意味着现在一切都没事了，不必担心，不必紧张。上帝安然待在他的天国里，天下依然太平。这是她以自己的方式在跟我说话——为她的延迟道歉，而且保证她就快到了。一想到她，我觉得身上涌起一股暖意。她就快来了，我心想。很快很快，非常快。

她有事情被绊住了。哎，这种状况难免会发生。她又不敢冒险写信或打电话或打电报。她相信我会等她，现在她更要确保我知道一切安好。我忽然生出罪恶感，觉得自己之前干吗在担心，真是太卑劣了。

但我会弥补她。

她现在还在纽约。但很快地，她随时就会赶到迈阿密来。

随时。

首先解决眼前的当务之急。我穿上运动短裤，肩上搭了条毛巾，从那叠钞票里拿了六张，剩下的放回皮夹里，再把皮夹扔进梳妆台抽屉。我四处看了一圈想找垃圾桶，然后改变主意，把信封也扔进抽屉里。

在迈阿密海滩，你可以穿着泳装搭电梯到大厅。在这里，唯一谨守常规的就只有财务部分，而我现在正要去处理。

那名职员脸上依然挂着同样的笑容。

“顺便把这个解决掉。”我告诉他，把五百元放在柜台上。

“先别找我钱，”我说，觉得自己比上帝还富有，“剩下的留在我帐上。我这短裤只有一个口袋，又小得要命，什么都装不下。”

我穿过大厅，到通往海滩的入口，觉得自己仿佛七尺高、八尺宽。外头又是个艳阳天，完全符合我的心情。我找了一个地方扔下毛巾，然后直冲进海里。今天的海浪比较高，我潜入浪中，感觉好极了。

一名男子正在教他年幼的女儿游泳，他长着一张滑稽脸，全身晒得黑黑的，还有个大肚腩。他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轻撑着他女儿的腹部，而她则舞动双臂拚命划水，同时两只粉红色的小脚不断猛踢着水。我朝他们父女咧嘴笑了，觉得好开心。

我又四处游了一阵子，然后到露台喝了杯伏特加柯林斯鸡尾酒。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毛巾上，让阳光再度把我体内的伏特加蒸发掉。

还好我已经晒得很黑，因为我就在大太阳底下睡着了。这样入睡的方式真好。天气暖洋洋的，我脑中回旋着有关莫娜的回忆和莫娜的思绪和类似的美好事物。海上吹来凉凉的微风，四周飘来孩童悦人的牙牙学语声，海洋上方的天空偶尔有一线飞机拖着长长的白尾飞过。

于是我睡着了。

醒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热气也随之消失，沙滩变得好冷，寒飕飕的。我包着毛巾走回房间。

好玩的是，许多幸福美好的事情，都是伴着太阳出现的。而现在，很奇怪，太阳下山后，就好像有什么事情出了错，真荒谬。我愤怒地摇摇头，这回一点也不觉得好玩了。要命——我恍惚间沉入睡乡，做了一堆快乐的梦，结果醒来时，却觉得麻烦再度上身了。

到底是什么？那张脸和那记枪响和那五颗子弹吗？我还是会想到这三件事，偶尔，酒喝太多的时候。

但不是这个。

而是其他的。

我进了房间，新拆了一包香烟，点了一根抽起来。烟在嘴里的味道不妙，但我还是抽了下去，很紧张不安，然后才抽了一半就拧熄。到底是什么出了错？

我走到梳妆台前，打开抽屉。我拿出皮夹，看看里头那些漂亮的绿色纸钞，是大老远从纽约寄来的。我望着原先装着纸钞的那个素白信封。

或许我之前就看到了。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明明看到了某些事物，却视而不见。它们会黏着你，深深钻进你心底，不断来烦你。

也或许我是灵媒。

又或许就是有什么感觉上不对劲。或许不论我把整件事想得有多美，有个什么就是不搭调。或许我原先合理化的事情，在大太阳底下晒了几小时，其中的不对劲就逐渐显露了。

我又看着那个从纽约寄来的素白信封，死盯着看，然后我瞪大了眼睛。

上头盖的邮戳，是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