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把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支票存进银行，然后走路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口的市立图书馆。一个带着吸过大麻后那种茫然兴奋的年轻女人领着我到一张桌子前，给我示范如何将微缩卷放进播放机。我试了两次才抓到窍门，但很快就全神投入，迷失在旧日新闻里。

等我回到现实，已经将近两点半了。我在路边摊子买了中东口袋饼和冰红茶，然后坐在图书馆后面布赖恩特公园的长凳上。有几年，这个小公园就像中城赌品交易中心似的盛极一时，结果除了毒品贩子和他们的顾客之外，没人敢踏进公园一步，而这里也沦落为一个肮脏而危险的城市烂疮。

就在一年前，政府花了几百万整建之后，公园又复活了。新设计的开阔视野带来了生命，现在这个公园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也是这附近真正的城市绿洲。毒虫走了，毒品贩子走了，草坪一片青翠，充满生机，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花圃让你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这个城市四分五裂了，自来水管线常常爆裂，地铁系统一团糟，马路坑坑洞洞，六十年前就排定日期该炸毁的破败建筑物包藏着大量的污染。战后出现的计划住宅区如今已摇摇欲坠，后来搭建的小屋则更不象样。住在这里，你很轻易就会发现自己目睹着城市衰败，有如踏上一条单行道、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城市每天都死去一点，那么也就每天都复活一点。这种迹象处处可见。百老汇大道和八十六街交会口有个地铁站，瓷砖墙面因为儿童的彩绘壁画而明亮起来。谢里丹广场出现了一个楔型花园，而且这样的小公园在市区各地随处可见。

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如果想站在树下，就只能去中央公园。现在半数的市内街道两侧都种树。有些是市政府种植的，其他则是产业主和街区委员会种植的。这里的树木活得并不轻松，就像在中世纪抚养孩子似的，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树木会死于缺水，或者被路过的卡车不小心齐根撞断，或者在污染的空气中枯死。不过并没有全部死光，某些还是存活了下来。

坐在这个袖珍公园的板凳上，想着或许我的城市毕竟没那么糟糕，真是一种福气。我一向不是喜欢看光明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腐化、衰败、还有城市的堕落。我猜想，这就是我的本性吧。某些人会认为玻璃杯里还有半杯水，我看到的则是有四分之三都空了，而且有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

午餐后我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数日一直到周末，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如此，不停地寻找旧报纸上的报道，中午到公园吃午餐、休息。一开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疑是被谋杀的会员身上，博伊德·希普顿，卡尔·乌尔，艾伦·沃特森，还有汤姆·克卢南。接下来我又寻找其他十三个死者的各种报道，然后再寻找在世会员的消息。

周末我休息，没去工作。星期六下午埃莱娜到切尔西的廉价商店和格林尼治大道一个学校操场的跳蚤市场去寻宝了，我则替她看店。我做了几笔小生意，中间雷·加林德斯带着两杯咖啡忽然跑来看我，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他是警方的画像专家，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描绘从没见过的人。埃莱娜有几幅他的作品，对于他光凭着一些口述便能具体呈现的绘画能力印象深刻。他和埃莱娜见面谈了几次后，完成了一幅埃莱娜父亲的画像，这相当了不起。那幅画是我有一年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现在没在画廊里，而是裱了金色框，挂在她家里梳妆台上方。

星期六晚上我们去四十二街的小剧场看了一场表演。星期天，同时看了三场棒球赛，像孩子玩电动玩具似的按着遥控器，在各频道间换来换去，而且目的大概跟孩子们也差不多。星期天晚上我照例和我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中国菜。餐后我们到圣克莱尔医院参加聚会。到了自由发言的时间，有个家伙说：“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做酒鬼。如果我进了一家酒吧，里头有海报写着，‘只要一元，无限畅饮’，那么我会说，‘好极了——给我值两元的东西吧。’”

星期一，我又回到图书馆。

星期一晚上，我顺路去我的旅馆，接到了可靠侦探社的沃利留下的口信。那家公司偶尔会给我一些工作。次日我回电，他们要我花几天时间去设法找出一桩消费诉讼案的证人，我接了。现在正在替希尔德布兰德进行的工作没那么急，中间我可以安排做其他工作。

这个消费诉讼案的原告认为，他的凉椅有一天忽然垮了，引起了伤害和可怕的长期后遗症。我们是替那家制造椅子的公司工作。“他们的椅子是很差，”沃利告诉我，“可是这不代表那家伙就可以得寸进尺。而且他找的这个律师安东尼·切鲁蒂是个卑鄙小人，他星期四就到处报道人行道损坏，不利于残障人士的消息，吸引全市的注意，好让他的委托人星期五在人行道上游街，而且弄出一个官司来。我们的客户想好好踢一下这个嚣张切鲁蒂的屁股，所以你小子就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意外发生之前，那个人原是UPS快递公司的货车司机，受伤后他就没法工作了。我发现他下午两点前从不离开家，于是依此安排自己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在图书馆花几个小时，然后乘F线地铁到帕森思大道。通常我都坐在麦安坡酒馆喝着可乐，看着我的目标停在门前，把两支拐杖都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拉开门，然后再两手各撑一根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进来。

“嘿，查理，”酒保每次看到他都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今天走得更好了。”我会溜出去一下，四处找人谈话，回家之前回麦安坡酒馆再喝一杯可乐。如此这般几天之后，我告诉沃利，我很确定查理没有工作，正式或非正式的都没有。

“妈的，”他说，“你觉得他真的残废了？”

“不，我觉得他的瘸腿是装出来的。让我再花一两天时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在中午时分来到位于熨斗大厦的侦探社办公室。“我总觉得不对劲，”我告诉沃利，“于是星期六晚上我带埃莱娜到杰克森住宅区吃咖喱饭，之后就去找查理。”

“你带她去麦安坡？这对她一定是个难得的经验。”

“查理不在那里，”我说，“不过酒保说他可能会在撞墙客酒吧。‘有几个人在那儿，’他说，‘玩维可牢那种狗屎玩意儿。’”

“什么是维可牢狗屎玩意儿？”

“贴一片在墙壁上，你自己手上也拿两片维可牢，然后跑几步朝墙上跳，把自己黏在墙上，通常是正面向下。”

“耶稣啊，”他说，“看在老天分上，有什么好玩的？”

“你不该问这种问题的。”

“不应该？”他想了一下，脸亮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面对着包装华丽的生日礼物。“哦，老天，”他说，“这个狗娘养的不撑两根拐杖根本没法走路对吧？他玩了没，马修？他最后拿着维可牢跳起来碰那个旋转圆盘了没？告诉我他做了。”

“接下来就该他上场了。”

“别吊我胃口了。”

“大家怂恿他去跳，”我说，“‘别害臊了，查理，试试看嘛！’”

“他一直很认真地告诉大家，他连路都没法走，怎么可能飞上墙壁。最后有人拿来一个杯子，里头大概有四五盎司透明的酒。我猜是伏特加，不然可能是北欧露酒。他们告诉他，那是直接从法国卢尔德运来的圣水。‘喝下去你就痊愈了，查理。奇迹就要发生了。’他说，嗯，或许吧，只要大家明白这只是暂时性的痊愈，只痊愈五分钟，就像灰姑娘，时间一到，金马车又变回南瓜了。”

“南瓜，天哪。”

“他高高瘦瘦的，”我说，“有个大啤酒肚。根据资料说，他三十八岁，可是看起来会让人以为是四十出头。游戏的玩法是助跑，跳起来，击那个目标，然后跑开。看他助跑时那两条长腿摆动的样子，大概高中时当过跳栏选手。他和冠军只差两三英寸，大家又想说服他玩下一盘，可是他再也不肯了。‘老兄，你开玩笑吗？我是个残废。现在，大家注意听着，没有人看过这件事，对吧？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

“啊，马修，你真是太酷了。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埃莱娜呢？她愿意写个口供，或者如果上了法院，她愿意出庭作证吗？”

我把一个信封扔在他桌上。

“这是什么鬼东西？”他打开，“我真不敢相信。”

“我早就来这附近了，”我说，“不过先去那家照片冲洗店。灯光不太好，而且来不及开闪光灯，所以不够资格当获奖作品。可是——”

“我看这就是获奖作品，”沃利说，“如果我是法官，我要把‘第一捣乱奖’颁给这张照片，而且你还可以再去试试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这就是他，天哪。跳上去碰一下，黏在墙上活像操他妈的被钉在上面似的。好了，这个官司赢了，真是个狗娘养的蠢货。”

“他以为他很安全。酒吧里每个人他都认识，除了我和埃莱娜，可是他之前常在麦安坡酒馆看到我。”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拍到了这张照片。我根本没想到你会带相机去，更别说有机会派上用场。”他把照片拿到灯光下。“拍得不错，”他说，“我替我孙子们拍照的时候，会把灯光弄得恰到好处，叫他们站好，可是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更好。那些小鬼老在我要按快门的时候动来动去。”

“你应该试试用维可牢把他们固定住。”

“你说得没错，现在我们可把那个小混蛋钉在墙上了。”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好了，这可将了那个骗子安东尼一军。他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委托人，叫他想办法看能不能再回UPS工作，因为他当职业残障人士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干得好，马修。”

“我觉得我应该拿笔奖金吧。”

他想了想。“你知道，”他说，“他妈的应该给你奖金的。这得看客户的，不过我一定会建议的。这不光是找到几个证人而已，比方那些记仇的邻居老太太，愿意发誓从没见过他不撑拐杖走到街角。有了这个，唯一该做的就是把照片给安东尼·切鲁蒂看，他就会像烫手山芋似的扔掉这个案子。”

“想象一下，切鲁蒂会出多少钱买这张照片。”

“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他说，“你自己觉得呢？”

“要看客户的，”我说，“我大概能猜到这张照片值多少。不过除了钱之外，我希望客户能给我一封信，表达他对我工作成就的感谢。”

他点点头，“嗯，没问题。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档案里有这封信很不错的，对吧？其实这比钱更重要。”

“或许吧，”我说，“但是这不表示我不想要钱。”

“当然了，你应该都要。推荐信、奖金，还有钉死那个混蛋的满足感。”

“他不是坏人。”

“谁？查理？”

“他坐的椅子垮掉时，可能真的受了伤。后来喝酒时跟哥儿们提起，大家都说他应该打官司，接着有人指点他去找切鲁蒂。切鲁蒂带他去找个蒙古大夫验伤，搞水疗法，而且教他没有撑架绝对不可以出门，至少要拄两根拐杖。当然他得放弃工作，不过如果能因此讨到一大笔赔偿，那就是个划算的投资。但是现在他两个月没工作，胆子也大了，因为他唯一的运动就是歪歪倒倒的走到麦安坡酒馆再走回来。结果，现在他一无所获，而且天知道他还能不能再回UPS工作？”

“你好像对他觉得抱歉。”

“这个嘛，我才刚在他屁股上踢一脚，”我说，“施舍一点点同情也无妨。”

我告诉沃利我还有别的要求，不是针对客户，而是他。我想找TRW消费信用公司替我查十四个人的信用状况。我说，我会付钱，可是希望算成本价。他保证没问题，然后我给他那十四个在世会员的名单。

他说：“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他的信用很好。还有埃弗里·戴维斯，如果是住在五十五街八八八号的那个埃弗里·戴维斯，他可以开张支票买下我们这幢楼。其实，我认为熨斗大厦曾经是他的，对吧？不，我想想，这幢楼曾经是两年前跳楼自杀那个家伙的。他叫什么来着？”

“哈蒙·鲁滕斯坦。”

“对，就是他，活得舒服如意，事事顺遂，可是很难讲，不是吗？”

“应该吧。”

三个，说不定有四个俱乐部会员是自杀的。内德里奇·贝利斯在出差到亚特兰大时开枪自杀。哈尔·加布里尔在西缘大道的自家公寓里上吊。弗雷德·卡普在办公室加班时跳楼。伊恩·赫勒是跳下、或掉下地铁月台。

很难弄清楚，不是吗？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那个曾把伊恩·赫勒的尸体从轮下拖出来的地铁警察。我告诉他想谈谈那桩发生在将近十五年前的死亡事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他说，“我的笔记本都没丢，大概可以找到，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指望我记得太多。我还记得第一次经手的死亡案，据说第一次肯定忘不掉。但是我工作快十九年了，在这个人死之前，我已经看过太多这类事情。所以呢，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跟他在欧文区的彼得酒馆碰面，他叫阿瑟·梅沙克。“你以前是纽约市警局的，”他说，“对吧？”

“没错。”

“服务满二十年就领退休金走人，嗯？”

“我没干那么久。”

“是啊，有几次我差点就不想干了，可是没辞职，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到九月就满十九年了，我发誓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最近两年我调到内勤，做行政工作，轻松多了，不过说真的，我很想念在地铁车站的日子。在地底下，每一分钟都上紧发条，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真忍不住好奇，如果在地上会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就属于纽约市警局而非交通警局。地下道里的生活没那么五光十色。要多久才能碰上一个像伯尼·戈茨那样的人，做些够轰动能登上报纸头条一两天的事情？几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他叹了口气。“这十九年来成天和疯狂艺术家、醉鬼、扒手打交道，还有一堆神经任务。对啊，还有一堆跳下月台或意外失足的。我告诉过你，我记得第一次碰到的情景。”

“嗯。”

“是个女的，年轻女郎，她一只腿从膝盖以下都锯掉了，另一只腿也受了伤。毫无疑问，是自杀，她自己承认的。我去医院看她，她盯着我眼睛说，下回她会成功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再试，有一阵子我每次碰到有人跳下或掉下月台，不论归不归我管，我都希望是她。有时候明明是个男的，六英尺四英寸高，三百磅，可是收尸时我还是一定要看看他的脸。不过就算她试过，那也一定是别人当班的时候。”

“你会惦记着她。”

“是啊，你说得没错。马修，我查过笔记了，我记得你要查的人。伊恩·赫勒，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往南的一号车，正要驶入百老汇大道和五十五街的IRT车站。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正好是我岳父的生日，只不过他已经去世十年，而且我也离婚六年了，所以我不记得也不为过，是吧？那天赫勒下班正要回家，他平常都搭那班车。他工作的地点离车站有两个街区，一向搭地铁到时代广场，再换快车回布鲁克林。重点是，他出现在那儿很正常，我猜你是想确定他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被谋杀，”我说。

他扬起头。“这个嘛，很难说得准，”他想了想，“那是高峰时间，月台上挤满了要回家的人，地铁进站时，他就站在月台边。或许他下班后路上喝了酒，或许他吃了抗过敏药影响了平衡感。或许有人不小心从后面撞了他一下。”

“也或许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对，谁会知道呢？有时候是事先计划的，有时候有人侥幸没死，你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想都没想过，只是一时冲动，就跳下月台了。说不定赫勒就是这样。也说不定有人站在他旁边，算准时间推他一把或撞他一下，让他掉下去。老话一句，有时是计划好的，有时不是。告诉你，我有一大堆这类他妈的故事可以讲。”

“很多人死掉吗？”

“这还用说吗。”他站起来，穿过酒吧里拥挤的人群，端回一杯金汤尼给自己，还有另外一杯可乐给我。我想付钱，他摇摇手挡掉了。“行了，”他说，“我在这里很愉快。你知道谁在这里喝过酒？欧亨利。你知道，那个作家。这个店很引以为荣，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忘记这件事，不过我得说，我喜欢在这种比上帝还老的地方喝酒。你知道东村的那家麦索利吗？他们的广告标语是：‘你出生前我们就在这里了’。现在他们的顾客全是大学生，耶稣基督，世界贸易中心在他们出生前就存在了。”

“现在也还在。”

“是啊，而且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差点把那儿给炸掉了。”我们谈着最近发生的那件爆炸案，然后他说，“至于被推下月台的事情，没错，我想很多是这样发生的。有时候是因为一时冲动，前面有人挡路，或者就是疯掉了，不必嗑药就能发疯。要干掉一个人而且可以脱身，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要杀死一个特定的人，就很难了，对吧？”

“你说是蓄意杀死一个人？”他想了想，“你可以跟踪他到地铁车站，可是他可能没站在月台边。车站很挤，你和他之间挤满了人，而且离月台很远。除非你们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伊恩？‘嘿，伊恩，看到你真好，近来如何啊老兄？’你伸出手揽着他，走过来走过去，等地铁进站时故意走到月台边。如果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就不会往后退，不会疑心，接下来他就成了轮下冤魂了。你想会是这么回事吗？”

“不知道。”

“十五年之后才开始有人怀疑？要是能查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好吗？”我说我会的，“我一直乘地铁。老实跟你说，我太爱地铁了，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最令人兴奋的都市铁路系统。可是在地铁站我很小心，要是看到不对劲的人，绝对不会跟他一道站在月台边。如果我得经过那个人面前，可是那个人就站在月台边，我会等到能绕到那个人后头再走过去。我宁可小心一点，去买点吃的，或者买张乐透彩券。我会去场外赌马下注店，花两块钱赌一次马，我喜欢地铁车站，不过我不会在那儿冒险。”他摇摇头，“我才不干。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