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德金说：“问你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你的犹太牧师？”

“大概是因为你去上过犹太法典的课，”我说，“而且学了很久，很用功。”

“你知道，”他说，“我应该去当那种犹太牧师的。戴着无沿小圆帽，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就捻捻胡子。不知道现在改行会不会太晚。”

“我想必须是犹太人才有资格。”

“应该有别的门路吧，我才不相信有那么严格。”他往后靠在椅子上，双手叠在颈后。“不过说真的，”他说，“为什么选我当你高层的朋友？当你的绦虫，深入纽约市警局官僚体系的内脏？”

“绦虫，”我说，“老天爷！”

他笑了。“你喜欢这个说法吗？我猜你会喜欢。我本来想说我是你的猫爪子，替你火中取栗子，不过我更喜欢绦虫。”

我们在中城北区分局的小组办公室里，乔旁边的桌子是空的。隔了两张桌子，矮胖的黑人警探贝拉米正在讯问一个瘦小的少年，那孩子是西班牙裔的，尖尖的下巴上挂着一把山羊胡，他正在抽烟，贝拉米则不停的煽着，想把烟雾从眼前赶走。

“四起凶杀案，”德金说，“最早的一起是十二年前，最近的是在二月。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不同手法杀害，分布在全市不同的区域。我问自己，这些案子可能有什么共同点吗？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想法？”

“所有的被害者都死了，没有人复活，就跟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一样。你记得电视节目《周末夜现场》播过吗？”

“有点印象。”

“从马德里现场转播——佛朗哥将军已死，没有复活。”他翻翻桌上的文件，“有了。卡尔·乌尔，在他西二十二街的公寓被情人杀害，被害人是同性恋，公寓现场显示出性施虐和受虐的生活方式，死者被手铐和皮带绑住。有多处伤口，生殖器和胸腔器官都被切掉了。这些资料你全要吗？”

“不，”我说，“大部分我都知道了，只是细节不太清楚而已，但我稍后可以看纪录。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知道结案了没有，是吧？答案是没有。第十分局的人查过几个乌尔的熟人，不过那些家伙都被排除了涉案的可能性。他们偶尔也会逮到一个搞这套同性恋把戏玩得过火、把人家给整死的混混。然后他们就翻出所有没结案的档案，找出类似的受害者，想往那些嫌犯头上套。但到目前为止，卡尔·乌尔还是跟谁都不吻合。为什么？谁知道第十分局那些家伙为什么破不了案？”

“别管这些了。”我说，“凶手是这样找上乌尔的吗？就在西街的那些酒吧钓他？”

“不知道。也许凶手是背着魔术袋爬下烟囱的，我们不会想知道他是谁，除非他又再犯一次。可是他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不定他死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怎么会这样想？因为十二年前他就从事高风险的性行为，当时艾滋病毒在浴室和密室酒吧里到处传播，可是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更别说要提防了。那个杀了乌尔的人说不定早就感染了病毒，就像他用小刀杀害人一样的死过五十次了，等他感染并且到处散播时，他自己也因此而死了。”

“他有精液留下吗？”

“没有，他打包回家喂狗了。”他拿起报告扫视一眼，“据说被害者的腹部有精液，可能是乌尔的，反正和他的血型符合。但当时没有DNA测试，这些年办案科学已经进步得多了，老兄。”

“是的。”

“这也是谋杀案再也不能逃过法网的原因。你刚刚问什么，问凶手有没有留下精液是吧？你有什么线索吗？”

“什么也没有，”我说，“只是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过性关系。”

“哦，他们谈起这些话题可不像在聊天气。这些玩性施虐和受虐游戏的家伙，他们所说的性可能跟你我的概念不同。我碰过一个案子，两个男孩儿有关系，他们的做法是，其中一个会到另外一个的公寓，听话地脱光衣服清洗马桶。不是用舌头或什么的，就是用清洁剂和一卷纸巾清马桶而已。而另外一个坐在客厅看欧普拉谈话秀节目。之后他会检查马桶，骂那个清马桶的几句难听话，然后把他赶走。这就像你我请清洁工来，等她做完不给钱，还骂她是个蠢货，叫她赶快滚。”

“我可不敢，”我说，“上回我请她擦窗子，她做得够糟了，我都没敢这么对她。”

“至于乌尔的情况嘛，”他说，“的确有过性交，因为乌尔肚子上的精液可不是自己长在那的。要不就是乌尔自己的精液，因为他的朋友掏出刀子来之前，他的确很过瘾，否则就是凶手的血型跟乌尔一样。这有什么差别吗？”

“对我来说没差别。”我表示同意。

“那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吗？六年后的一九八七年，博伊德·希普顿和妻子黛安娜在他们市中心休伯特街的楼里被谋杀。这个案子可以有两个推断，一个是他们进屋时，小偷正在偷里面东西。”

“我看报纸的印象也是如此。”

“嗯，还有一些事情没报道出来。这个罪案的凶残手法，显示很可能是出于私人动机。”

“他是被殴打致死的，她则是被强奸后勒死的。”

“他被殴打，可是不是打死就算了。连脑浆都出来了，头盖骨破碎得无法复原，脸也完全无法辨认。”

“可那一定是他。”

“是啊，他们用指纹确认身份。可是碰到这种情况，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是有人告诉我死者的脸完全无法辨认，我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无疑的就是他。然后他太太被电线勒死，脸部发紫，肿得像个排球。至于强奸，呃，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强奸，不过那肯定是一种暴力行为，她被壁炉的拨火棒从阴道直插到腹部。”

“天哪。”

“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当时她已经快死了。不让媒体知道拨火棒的原因很明显，不过当时就算他们知道也不敢提。要是换成今天，我就不敢保证了。”

“今天他们什么都敢登。”

“新闻有没有提到一些绘画被蓄意破坏？不过他们没说的是，那些画上都被涂了撒旦的符号，某些专家认为——”他转转眼珠，“——这不是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所为。我想，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会对希普顿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反之，这些假邪教徒只是开些无聊的玩笑而已。”

“凶手有几个人？”

“最可能是两个或三个。”

“一个人可不可能独立犯下这个案子？”

“你可以自己分析，”他说：“东汉普顿警方找到过一个嫌疑犯，是当地的一个建筑承包商，跟希普顿太太有染，或者是反过来，博伊德搞过那家伙的老婆。这案子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先溜进去，等他们夫妻进门，先敲昏博伊德的脑袋，然后拿起电线，缠住博伊德太太的脖子勒死她，再回过头把博伊德的脑袋打出脑浆，最后用那个壁炉的拨火棒玩他那个愚蠢的小花招。”

“警察还在怀疑那个建筑商吗？”

“不，他的不在场证明无可挑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太多可能性了，希普顿是个著名艺术家，他太太曾是芭蕾舞演员，他们非常富有，在市中心有一楼层，东汉普顿还有个海滩别墅，明摆着有钱又有才。这让你想到什么？”

“我不知道。可卡因吗？”

“媒体大都这么猜测，也派了很多警察去调查，在市中心和汉普顿都有，我也被派去查了。可卡因？我想他们偶尔来一点，不过我没听说毒品是主要的行凶原因，我昨天谈过的那个家伙也没提到。怎么了？”

“没什么。我知道没有逮捕任何人，但是警方认为是他们的熟人干的吗？”

他摇摇头。“看不出来，”他说，“呃，线索太多了，但是每条线索都没有下文。怎么？你的线民说了些什么？”

“什么线民？”

“你的线民啊。谁让你这样对着四棵不同的树狂吠？他跟希普顿夫妇有什么恩仇吗？”

“乔，我没有线民。”

他看着我。两张桌子外，贝拉米把烟灰缸里面一个正在燃烧的烟蒂挑起来拧熄。“嘿，”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男孩说，“那不是我，老兄。”贝拉米告诉那人，他该庆幸不必用前额去拧熄香烟。

德金说：“好吧，暂且放下这桩不提。下一桩案子是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汤姆·克卢南，正派的爱尔兰人，开出租车度日。没有人绑住他，没有人强奸他，也没有人朝他屁股插拨火棒。跟你说，我很惊讶你这样种人会对他有任何兴趣。”

根据汤姆·克卢南的工作日志，他是在星期二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搭载最后一趟客人。把客人到雪莉-尼德兰饭店后，往市中心开了几个街区想接生意，过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往北转，日志上写的目的地是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华盛顿高地。

他是否到达了目的地已无从得知。十二点十五分左右，勤务中心接到匿名电话，三十四分局派巡逻车过去，在一七四街附近的奥德邦大道上，发现克卢南的出租车停在防火栓旁边。五十四岁的克卢南倒在方向盘后面，头部和颈部都有枪伤。急救人员赶来时宣布他已经死亡。

“近距离发射两发子弹，凶器是点九○口径手枪，即使当场没有死亡，也差不多了。皮夹不见了，零钱不见了。现场没有凶器——不意外——唯一的问题是，凶手是一路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开车跟着他过来，还是克卢南放弃大老远开车去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案发现场想搭载他永远载不到的客人？答案已没人在乎，因为案子已经结了，而凶手正在阿提加监狱服至少二十年的徒刑。”

我脸上一定显得很惊讶，因为我还没开口，他就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不是因为克卢南的案子，”他说：“事情是，九○年和九一年有一股风潮，有些无执照的出租车司机在哈林区或布朗克斯区那种纽约的第三世界被射杀。结果布朗克斯和上曼哈顿的五个分局就组成了一支警力，进行了几次诱捕行动，最后逮到了这个埃尔多尼亚·米姆斯，显然是个挪威人。”

“是啊，永远都有会惹麻烦的民族。”

“我知道，那些挪威佬还有操他妈的爱沙尼亚人。他们认为米姆斯干了六起杀人案，然后用证据最充分的一件起诉他，那件案子有实质性证据，还有证人。控方给他的条件是，他用二级谋杀的罪名认下这六件案子，服刑可以六合一同时执行。”

“很慷慨嘛。”

“但他拒绝了，用来起诉他的案子是曼哈顿的谋杀案，所以不会让那些积聚了三百年种族压迫感的布朗克斯居民组成陪审团。法官和陪审团都做对了，埃尔多尼亚想假释的话，至少得在牢里住上二十年，如果他侥幸获得无罪判决的话，还可以用其他被杀害的出租车司机命案来起诉他，这个狗娘养的。”

“他们用克卢南的案子起诉了吗？”

“他排在名单的后头呢。你知道，既然逮到一个嫌犯，你就会想尽量把案子都给结了。”

“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兄，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华盛顿高地和操他妈的布朗克斯区，所以我能知道个什么呢？我听说的是，作案手法不太一样，没有人能确定是米姆斯杀了克卢南，不过让他认下这个案子，让警方好过一点，又有什么损伤呢？”

“你提到无执照的出租车，”我说，“如果克卢南是在第五大道载客，他开的不是有牌照的出租车吗？”

他点点头。“他开的是有牌照的黄牌出租车，其他被害人开的是无牌出租车。而且他是被点九○口径手枪射杀的，其他的则是点二二。不全是同一种枪，有很多种，但口径是一样的。”

“听起来他们好像硬把这个件案子安在米姆斯头上。”

“哦，我不知道，”他说，“总之，这些案子很相似。都是出租车司机，而且都死了。”

“米姆斯当然会说他没干这件。”

“米姆斯说他什么都没干。如果让米姆斯去忏悔，他唯一会说的就是他只是思想有罪，然后一直喊着天主。马修，像抢劫和窃盗这类常见轻罪，你要真正逮到一个人的机会大概只有五十分之一，于是你就把五十个案子全结了，都算在他头上。这是平均数，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破案率看起来就会像一团狗屎。”

“我懂那回事。”

“你当然懂。”

“我只是觉得凶杀案不同。”

“是不同，”他说，“也没人把命案当成入室盗窃或集团扒手那样随意侦办。这个案子里，埃尔多尼亚肯定杀掉了六个之中的五个出租车司机，毫无疑问，无可置疑。他可能没杀克卢南，如果有其他人对这个案子提出更好的看法，那么全上城区都的人都不会反对重新侦办这个案子。”他拿起一支铅笔，用橡皮那端在桌上敲了三下，又放了下来。“所以你如果有什么证据，我会很乐意替你转达。”

“我怎么会有证据？”

“哦，你没有车，所以我想你常常乘出租车。或许你听了某个司机说了些什么。”

“比如呢？”

“比如说，‘嘿，先生，你看起来好像当过警察。汤姆·克卢南可不真是太倒霉了吗？’”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没有，嗯？”

“没有，”我说，“其实，我很少乘出租车。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我就坐地铁。”

“那公共汽车呢？”

“有时候会乘，”我说，“有时候我就待在家里不出门。我们扯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该谈什么？”

“艾伦·沃特森应该坐过出租车，他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通常搭乘E线的地铁回福瑞斯特山的家，可是如果加班到很晚，他就会乘特快巴士，因为这么晚他不想走路回家或者在地铁月台等车。所以他就搭乘有冷气的巴士，在奥斯丁街买了块比萨，到了离他家一个街区的比其诺时，有人往他身上捅了一刀。”

“他做了什么？反抗抢劫？”

“听起来很像，不是吗？但跟我谈的那个警察说，事情来看应该不是如此。顺便说一下，他给我的疑问比答案还多。沃特森是个富有的农产品批发商，两个孩子都在念大学了，家庭美满，居住环境也很好。警方想破案，而且这个案子刚发生了四个月，所以他们还不准备放弃。他就问我为什么对这案子有兴趣，我还有些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情报？”

“你怎么跟他们说？”

“不记得了，大概是告诉他，我们有个案子的被害人这件案子很像。据他所说，现场证据显示凶手是从背后突袭沃特森，然后用胳膊肘抵住他脖子。”

“典型的抢劫。”

“然后他忽然刺向这个可怜的人，刀子长度大概是四英寸半，也许这是他伤口的尺寸吧。刺了他一刀，一下就刺中了心脏，肯定是当场死亡或拖了没多久。沃特森的皮夹不见了，所以要么就是抢劫，或者是故意布置成这样的。”

“我想没有目击者吧。”

他摇摇头。“不过他倒下没多久，在附近巡逻的保安人员就发现他了，于是立刻报警。”

“如果你已经架着他的脖子制服他，为什么还要剌他一刀？”

“福瑞斯特山的警察也这样问自己。所以跟我谈的那个家伙一听我有类似的被害人，就很有兴趣，我还得让他别那么兴奋，说我们的嫌疑犯是用刀砍人，不是刺人，也没有架住被害人的脖子，诸如此类的。对了，为什么偶尔有警察在出庭时说谎，大家会那么吃惊？我们整天都在说谎，那是这个操他妈的工作的例行公事之一。你不撒谎，就别想解决任何事情。”

“我知道。当私家侦探也一样，其实还更糟。你没有权力去恐吓或威胁，因为你已经没有合法的权力。所以凡事都得骗。”

“一切都以真理和正义之名。”

“而且要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别忘了。”

“绝对不会。”

“他们觉得怎么样，乔？是普通的街头犯罪？”

“也只能这么猜测，”他说，“不过他们还没死心。很难找出任何人有理由想杀害沃特森。他跟老婆结婚二十五年，如果两人有什么不对劲，也没人看得出来。他们俩的人缘都很好，也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大约一年前，他接到一个客户的恐吓电话，怪沃特森害他破产了。那是财务上的竞争，不是两个混混在后巷把你拦下来，后头还有人冲上来捅你。”

“那个顾客排除涉案可能了吗？”

“那个顾客搬到他妈的丹佛去了。管他呢，总之，出于怨恨的杀人案会是什么样？痛快地一刀刺中心脏然后布置成像抢劫一样，这能解心头之恨吗？你会想要报一箭之仇，要么就是掏出一把枪制造一点小噪音，要么就是用根棒球棍击倒他，敲断他的骨头，把他的脑子给敲出来。有什么不对吗？”

“提醒我千万别惹你生气。”

“为什么，我听起来像是真会这么做的人吗？”他笑了，“我已经十天没抽烟了。”

“我注意到烟灰缸不见了。”

“那个贝拉米逮到的小子，我真想叫他把烟往我这边吹。不过还是算了，我不打算偷偷抽别人的二手烟，或者去找烟灰缸看有没有抽剩的烟屁股够长可以再抽一次。这次我要熬过去。”

“恭喜你了。”

“可是有时候我真想杀了全世界。”

“那我还是只接触你善良的一面吧。”我说着从后裤口袋掏出一个没封口的信封，连同他桌上的几张纸一起推过去。他看看四周，手伸过来，不动声色的检查信封里面的钞票。

里面有两张百元大钞。

“两套衣服了。”他说。

“如果太少的话——”

“不，这样很好，”他说，“我做了些什么？在办公时间打电话？我很乐意，不过这还不够，马修。”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在寻找跨越十二年之久的四桩谋杀案的资料，每一桩案子都没破。”

“克卢南的案子破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打听了不少消息，”他说，“而且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这两套衣服，可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破这些案子，不能抓着不放。”

“我什么都没有，乔。”

“你在进行的是什么案子？你的顾客是谁？”

“你知道的，”我说，“顾客之所以来找我这种人，原因之一就是想保密。”

“我猜，”他说，仔细地看着我，“是匿名戒酒协会。”

“啊？”

“你跟这个顾客该不会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的吧，你戒了酒就必须去做这种事情，对吧？”

“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不喝酒。”

“是啊，不过不是有整套的课程吗？几乎就像去忏悔似的，不过你们不喊圣母玛利亚，而是要恢复正常，回到正轨。”

“清除旧日的残骸，”我在引用那些不朽的文学名句，“喂，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哪天有空我带你去参加聚会。”

“去你的。”

“嘿，我只是想，也许你想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我重复一遍，去你的。而且不要转移话题。”

“是你提起匿名戒酒协会的，我从不认为你有喝酒的问题，不过——”

“天哪，我为什么要容忍你？我刚刚说的是，我猜你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得什么人，他对某些罪行觉得有愧于心，其中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四桩凶杀案。我想你不会坐着眼睁睁看凶手逍遥法外的。不管谁杀了那个同性恋乌尔，现在可能都死了。克卢南的案子也结了。不过第十分局的人会很高兴有机会破希普顿这个案子。还有沃特森，耶稣啊，他的尸骨未寒，案子还在积极侦办中。如果你知道什么，就该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可能是解救你顾客的一个方法，至少还不会太晚。”

“这个我明白。”

他盯着我。“这四个不全是你的顾客杀的，对吧？”

“不是。”

“你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很快。”

“这个嘛，我早知道你接下来要问什么，要回答不需要从头想起。”

“我想不是。马修——”

我得给他一点什么消息才行。情急之下，我说：“他们彼此认识。”

“他们？你指的是你的顾客和谁？等一等，被害人彼此认识？”

“没错。”

“他们这些人做过什么？一起屠杀过某个越南村庄，然后有幸存者想报仇？”

“他们是一个团体的成员。”

“一个团体？什么样的团体？”

“类似兄弟会之类，”我说，“他们偶尔会聚在一起吃晚餐，交流意见。”

“我敢说我的情报比你的情报丰富。我看看，一个农产品货物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同性恋。这是什么见鬼的兄弟会。等等，这是同性恋的小圈子吗？”

“不是。”

“你确定吗？希普顿和他太太混的圈子里都是些怪物。说他搞双性恋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说任何人是双性恋我都不会意外，”我说，“不过这个团体和性无关。没有得到顾客允许的情况下，我不能告诉你细节。可是这个团体没有什么违背常理的事情，唯一奇怪的就是其中有四个人被谋杀了。”

“这个团体有多少人？”

“三十个左右。”

“三十个人里头有四个被谋杀，耶稣啊，即使在纽约也很多了。”他眯起眼睛，“凶手是同一个人吗？”

“没有理由这样猜测。”

“是啊，可是你自己这么想，对吧？你问过杀希普顿的凶手会不会是独自行凶。”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对不对？”

“记住了就不会忘。你有嫌疑犯了吗？动机？任何线索？”

“什么都没有。”

“我不要求你什么都告诉我，马修，不过别伸手把月亮星星都遮住了不让我看，行吗？”

“我没有隐瞒任何具体的事情。”

“是啊，你这话这是什么意思？那‘不具体’的又是什么？”

“沥青，”我提议，“石膏。”

“乌尔和沃特森的命案相隔十二年，”他说，“你的意思是这个凶手很有耐性。至于其他二十六个人，等到他抓住机会，他们都老得不用他动手了。你知道这家伙像什么吗？前列腺癌，等到他要杀你的时候，你早就因为其他原因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