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让自己轻松一下，去二十三街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往北走到格林尼治村。中途经过了以前曾是坎宁安餐厅的那幢公寓大楼，还有一个街区外那幢卡尔·乌尔遭到杀害的褐石公寓。最后抵达佩里街，赶上四点的戒酒聚会，带着一杯从街角点心店买来的咖啡站在会场后面。

发言人谈到酒曾经如何给他安慰，曾如何使他兴奋。“到最后，”他说，“就是再也不管用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没有什么能让我放松，就算醉得人事不省也一样。”

我在哈德孙街上等公车的时候，一个卖花的摊子吸引了我的视线。我买了一打荷兰鸢尾花，乘车到五十四街，去埃莱娜的店里。

“真漂亮，”她说，“怎么会想到买花给我？”

“本来应该买钻石的，”我说，“可是客户给的奖金太小气了。”

“什么奖金？”

“就是我们在撞墙酒吧拍那张照片的奖金。”

“哦，天哪，”她说，“那天晚上可真疯狂。我很好奇城里有多少家那样的酒吧，一堆成年男女把自己贴在墙上。”

“我知道华盛顿街有一家，”我告诉她，“那里的客人把彼此钉在墙上，不过不是用维可牢。”

“那用什么？速干胶？”

“手铐，脚镣。”

“哦，我想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家。可是他们不是被勒令停业了吗？”

“换了店名重新开张了。”

“现在只准男人去吗？还是跟以前一样，男女都可以进去？”

“男女都可以。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知道，”她说，“如果单独一个人去，他们不会强迫要你参加那些游戏，是吗？”

“一个人就根本不必踏进店门了。”

“我是说，可以仅仅是看，对吧？”

“问这干吗，要做什么？”

“不知道，也许我有兴趣。”

“哦？”

“你想我们在皇后区看过的那个维可牢比赛多好玩，去看一些性变态也许更刺激。”

“或许吧。”

“这样我就有机会穿那套没事乱买来的皮衣了。”

“哦，原来你想去是因为这个理由。”我说。

“跟性爱无关，而是为了去展示流行服装。不过你说得没错，穿那套皮衣正好是完美的女性施虐角色形象。可是我该穿什么？”

“我太了解你了，你大概会穿那套灰色细格子的西装。不过说真的，你穿黑色T恤和牛仔装看起来一定很风骚。”

“我没有黑色T恤。”

“我去买一件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去给你买件黑色的无袖紧身上衣，不过你肯穿吗？”

“不要。”

“我就是这么想。我去把花插好，然后该收拾打烊了，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家。或者你想把花带回家？”

“不用了，花放在这里看起来很合适。”

“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大小正好的空花瓶。你看，很漂亮不是吗？我们去韩国人开的超级市场买点菜，我回家做意大利面和沙拉，在厨房的餐桌上吃。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样很好。

晚餐后我打开带在身上一整天的那个信封，拿出TRW消费征信情报公司由电脑印出的报告，还有那封由沃利口述给客户的感谢信。埃莱娜到另一个房间看智力问答节目，而我则翻阅那些谁花了多少钱的记录，找出三十一俱乐部里十四个在世会员的财务状况和付款习惯。

看完大半沓报告的时候，埃莱娜端着一杯咖啡进来给我，同时告诉我三个参赛者都不知道本杰明·哈里森是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孙子。

“我也不知道，”我承认，“这些姓哈里森的是些什么人？”

“都当过总统啊。”

“哦，威廉·亨利·哈里森。蒂珀卡努？”她点点头。

“还有泰勒总统也参加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死了吧？”

“别胡扯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在一八四○年当选总统，你希望他还活着吗？这是什么？”她拿起我那封顾客感谢信看一看。“这封信写得太棒了，”她说，“沃利口述的？”

“他是这么说的。”

“简直是完美，你不觉得吗？你应该下定决心，以后只要你有客户告诉你，说你为他们做了一件多么棒的工作时，你就跟他们要封感谢信。”

“也许吧。”

“你的热情很有感染力。”

“我想我应该把这信裱起来，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我说，“如果我有个真正的办公室的话。而且我可以复印一张放在我的公事包里面，给未来的客户看。”

“如果你真有个公事包的话。”

“答对了。”

“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

咖啡太烫了没法入口，我吹了吹想让它凉一点。我说：“是该滚蛋退休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我辞掉警察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当时你是跟着酒精一起陷入低潮，”她说，“记得吗？”

“记忆犹新。”

“然后你就开始戒酒。”

“现在我戒了那么久，想酒快要想疯了，就像我听说过的情形一样。我这一生到底做过些什么？”我拍拍那沓信用报告。“这里有一群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我说，“他们有家庭，有事业，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大部分人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退休。为什么我要反抗这一切？”

“因为你跟他们有一点不同，”她说，“你活着，而他们一半以上已经死了。”

“我说的是活着的那些人。反正没人想杀我。”

“哦？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他有一阵子真的考虑要杀掉你。如果你忘了他的长相，不妨瞧瞧镜子。”

“我懂你的意思。”

“还有，”她说，“对自己有点信心，好吗？从你不当警察那天开始，你就一直靠自己工作过日子。”

“勉强过日子。”

“你领过救济金吗？你饿过肚子或睡在公园过吗？你曾打破人家车窗玻璃偷收音机吗？我不记得曾看过你拿纸杯站在马路上跟人讨零钱。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吗？”

“我只是活得马马虎虎。”

“你活得很好，”她说，“做你最拿手的工作，而且那些工作也不是求来的，而是你有办法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

“禅宗侦探。”

“现在你五十五岁了，”她说，“你觉得你应该有更多实质的东西。你这二十年都没有私家侦探执照，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张了。你不在旅馆，出外办案的时候，你的顾客无论如何总有办法找到你，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办公室。好吧，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那好极了。你可以在一幢很不错的大楼租一个办公室，弄一些文具和印好的宣传小册子，去接律师事务所和一些大公司的案子。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全力支持你。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替你张罗办公室。”

“你有个店要经营。”

“我可以雇一个助理，天天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帮忙，其中有些比我还有能力去经营那个店。最多我可以关门大吉。”

“别胡闹了。”

“胡闹什么？开那个店是出于兴趣，只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免得我发疯罢了。”

“今天下午我过去的时候，”我说，“我站在橱窗前，心存敬畏的看着你所做的一切。”

“别这么说。”

“我是认真的。你让一些事物有了意义。你找了一个空店面，拿出多年来收集的艺术品，是你懂得把这些东西的美展现出来，这样其他人才开始懂得去欣赏。”

“我那些旧货店的杰作。”

“天哪，还有雷的事情。本来他只是一个警察，有点用得上的小才能。但你让他明白他是个艺术家。”

“他本来就是个艺术家。”

“而你把这一切联系，”我说，“你让它们鲜活起来。我不明白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哦，我也觉得做这些事很开心，”她承认，“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幸运的是，赚不了钱也没关系。”

“因为你是个富婆。”

她在皇后区有一套出租公寓，有一家经理公司替她管理。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一张支票。

她说：“这也是原因之一，是吗？”

“什么原因之一？”

“我有点存款，”她说，“而你没有。”

“你说的这两件事都没错。”

“而且我们住的这套公寓是我付的钱。”

“也没错。”

“这表示你应该赚更多的钱，这样我们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

“你认为就是这样吗？”

“不知道，是这样吗？”

我想了想。“这或许是一个因素，”我说，“不过这个因素只是让我仔细看看自己，我看到一个没什么成就的家伙。”

“你知道，很多你以前的客户不会同意你这个说法。他们或许没办法给你一封用漂亮的公司信纸所写的感谢信，但要比去帮一个品行很差的家具商逃避官司有意义得多。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可是我却没替自己做多少，其实我该多想想自己的。”我挥了挥那沓信用报告。“我刚刚正在看这个，”我说，“在想TRW那些人会怎么记录我。”

“你的账单都付清了。”

“对，可是——”

“你想要执照、办公室和其他这一切吗？全在于你，亲爱的，真的全在于你的意思。”

“哦，没有执照真是太荒谬了，”我说，“好多次都害我接不到生意。”

“还有体面的办公室，还有你手下的一大群职员和保安？”

“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你想要这些，”她说，“我认为你是觉得自己应该想要，可是你不想，让你难过的是这个。可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又回到那一沓信用报告上。进度很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只希望自己能看出些什么来。

道格拉斯·波默罗伊。鲍伯·里普利。威廉·鲁盖特。洛厄尔·亨特。埃弗里·戴维斯。布莱恩·奥哈拉。格里·比林斯。鲍伯·伯克。肯德尔·麦加里。约翰·扬德尔。理查德·巴泽里安。戈登·沃尔泽。雷蒙德·格鲁利奥。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我知道其中几个人的长相。我在电视上看过格里·比林斯，谈论冷锋和降雨的概率。我在图书馆研究的时候，曾看过戈登·沃尔泽的照片（和两位合伙人庆祝他们自己的广告公司成立），以及理查·巴泽里安的照片（和两个他的唱片公司刚签下的羞涩的摇滚歌星合影）。当然还有多年来我常在报上看到埃弗里·戴维斯的照片。

这些年我也曾和雷蒙德·格鲁利奥同在一个房间里，虽然没有正式认识过。另外我认识我的客户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

但我好像可以很快想象出他们的样子，包括那些我完全不知道长相的人。当我看着他们的名字、审视着他们的信用纪录，一个个影像便浮上心头。我看见他们在郊区的自家草坪上推着电动割草机，我看见他们穿着西装，我看见他们弯腰抱起一个孩子往上举。我还把他们放在高尔夫球场上，然后看着他们淋浴换衣服之后在乡村俱乐部里面喝东西，比方说，威士忌，或者结满冰珠高玻璃杯里面的汽水。

我可以看见他们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黎明时分离开他们的花园洋房，黄昏才返家。我可以看见他们站在月台上看报纸，等着回长岛的火车或者往北的都会北线。我可以看见他们在中城人行道上行走，手上提着黄铜镶边的公事包，正要去赴约。

我可以看见他们去看歌剧或芭蕾，他们的妻子盛装打扮而且戴着珠宝，同时他们自己也略带自豪的穿上耀眼的晚礼服。我可以想象他们坐在游艇上，在国家公园里，在自家后院烧烤。

真蠢，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可是我却看得到他们。

“我再等个一两天，”我告诉埃莱娜，“然后我就要打电话给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特例。他那个俱乐部虽然死亡率高，而且凶杀事件出奇的多，但这并不表示有人一个个把他们干掉。”

“你就从那沓信用报告得到这个结论？”

“我得到的是一幅景象，”我说，“里头是十四个井然有序的生活。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黑暗面。奇怪的地方只不过是其中有两个人酗酒，或者豪赌，或者做一些他们不会希望邻居知道的事情。或许这个人打老婆，或许那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裤带。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根本不符合连续杀人狂的条件。”

“如果他能持续杀人杀了这么多年，”她说，“那他一定执行得非常严格。”

“而且很有耐心，很有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可以维持生活表面的平静，但一定会有些混乱，不可能完全没有起伏。也许会常常换工作、经常搬家。比如说，很难相信凶手可以把婚姻维持那么长一段时间。”

“那这十四个人都做到了吗？”

“不，很多都离了婚。不过凡是离婚的，工作上都显示出一种持续的稳定模式。这群人没有一个像是那种失控的炮弹，但凶手却几乎必然是这样，才能造成这些毁灭。”

“所以凶手不会是会员之一了。”

“那又怎么可能是外面的人呢？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告诉过你，我去看过弗雷德·卡普的遗孀，她嫁给他大概二十五年左右，她知道他每年都要跟一些老朋友吃一次晚饭，但她以为是他布鲁克林学院兄弟会的聚会，而且她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她也告诉你她不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嘛，活着的人对于自杀的人总是有这类说法。如果你爬上高塔射杀了二十个人，你的邻居会告诉记者你是个安静的好男孩。如果你自杀，他们会说你活得很，完全没有理由自杀。”

“那你认为他的确是自杀的？”

“我觉得应该开始这么想了。”

“大部分的自杀可能都是假的，”我说，“不过也有例外，比方那个实况转播自己自杀镜头的可怜虫。”

“我很高兴我没看到。”

“但即使大部分的自杀都可能是假的，”我继续说，“也不表示这几个人的自杀也是假的。大部分的自杀看起来都像是真的，大部分的意外死亡也都像是真的。”

“你认为沃伦委员会查明真相了吗？”

“天哪，怎么会冒出这个？”

“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不好奇吗？”

“我想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比奥利弗·斯通的要接近事实得多。你为什么这样问？你觉得我太快就相信我想要相信的东西了？”

“我没这么说。”

“哦，是有可能，不管你说了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曾一直努力想证明某个人真的杀了他们，所以现在很不愿意下结论，说这件案子中唯一的坏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巧合先生’。但或许我一直想下这个结论，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她说，“你给信用良好这件事赋予太大的意义了。”

“我不单是因为他们用万事达卡就屈服，认为他们没问题，而是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整个——”

“我知道，你看着那份TRW报告，所看到的只是一大张诺曼·罗克韦尔的图画。他们实现了美国梦，不是吗？”

“我想是的。”

“而你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因为你没办法过那种生活。更让你觉得孤立的是，你根本不想要那种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马修，对吗？”

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铃声救了你，”她笑着说，伸手接了电话。“喂？请问您是哪一位？请稍等，我看他能不能接听。”她用手捂着话筒，“雷蒙德·格鲁利奥。”她说。

“哦？”

我从她手里接过电话，跟对方打招呼。他说：“斯卡德先生，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我们应该见个面，你觉得呢？”

没错，是他的声音，宏亮而急促，是他的致命武器。我曾在电视新闻里听过，他对一群记者发表看法，谈到深入制度层面的种族歧视对他的当事人沃伦·麦迪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我没记错，麦迪逊深受种族歧视之害，以至于贩毒、抢劫、杀害其他毒贩，还枪杀了六个去他母亲家想逮捕他的警察。

“或许我们应该见面。”我说。

“我明天早上得出庭，下午晚一点怎么样？四点可以吗？”

“很好。”

“你愿意来我家吗？我住在商业街，你听说过这条街吧？”

“我知道在哪里。”

“哦，当然。你曾在第六分局待过对吧？我是住在四十九号，就在樱桃巷戏院的对面。”

“我能找到，”我说，“四点吗？那到时候见了。”

“期待你的光临。”他说。

“明天下午四点，”我告诉埃莱娜，“而且他期待我的光临。搞不懂有什么好期待的。”

“或许跟你在进行的案子无关。或许他想找你当他的调查员。”

“哦，当然啰，”我说，“他听说了我办的把那件维可牢跳高选手的案子，所以想找我去替他工作。”

“说不定他想向你自首。”

“就是这样，”我说，“在商业街有幢洋房，每场演讲费要两万美元的硬汉雷蒙德·格鲁利奥，过去二十年来杀了一堆他的老友，现在他希望我帮助他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