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乘A线地铁，在哥伦布圆环分手。TJ要去店里让埃莱娜看看他穿上有为青年制服的样子。我则走到中城北区分局找德金。他正在座位上吃着三明治，喝一瓶冰红茶。

“汤姆·克卢南，”我说，“剧作家，兼职开出租车，四年前在奥德邦大道和第一七四街交会处被射杀，被逮到的嫌犯从没上过法庭。”

“上帝，”他说，“我成了什么，啰里啰唆的老奶奶吗？你以为我连这一点点短期的东西都记不得吗？”

“我只是想勾起你的回忆而已。”

“根本不需要提醒，我们前几天才谈过那个狗娘养的。”

“克卢南怎么会成了狗娘养的？”

“天哪，不是克卢南。是那个凶手，”他专心地眯起眼睛，“姓米姆斯，”他说，“就一件我没必要费心的案子而言，这样的记忆力不错吧？”

“要不要再猜猜他的名字？”

“奥巴达。”

“埃尔多尼亚。”

“哦，见鬼，很接近了。他怎么了？”

“射杀克卢南的是个白人。”

我把自己知道的资料告诉他，那不是他主办的案子——拖到现在也没有人主办了——可是他的警察本能太强了，不免会产生兴趣、过滤资料、提出并放弃各种理论。

“前座的乘客，”他说，“谁会坐在前座？”

“在澳洲，”我说，“乘出租车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去坐前座司机旁边的位置。”

“因为后门打不开？”

“因为大家不分阶级，每个人都是伙伴。坐在后面就太势利眼了。”

“是吗？射杀出租车司机又抢走他东西的是澳洲人，这概率有多少？”

“嗯，从挪威人变成澳洲人，整件事就全变了。”

“先不管这些，这表示凶手是司机的朋友，对吧？”

“总之司机一定认识他。”

“前座乘客，计价表没开，工作日志上没登记。他在中城路边搭载了一个客人，大老远开到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凶手怎么会知道他在那儿？”

“‘汤姆，下回你载客人到附近的话，顺便来绿宝石小馆，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谈谈。’”

他想了想。“不知道，这跟那个鳄鱼先生的理论一样难以接受。”

“说不定是克卢南自己的主意，他刚好来到附近，所以决定去看看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就把握机会杀了他。”他喝了一大口冰红茶。“覆盆子口味的，”他说，“忽然之间就出现了，不知道，十二种，或十五种各种不同口味的冰红茶。我以前会想，我们干吗弄出这么多不同的选择？如果他妈的苏联正在造坦克和登陆月球的时候，我们却把精力花在调红茶口味上，那我们怎么赶得上？结果他们整个系统垮了，我们又安然地多发明了十几种口味。这表示我懂什么。”他又喝了一口，“你的目击者可信度有多高？”

“如果满分是十分，”我说，“她介于零和一之间。”

“我是这么想的，凶手从克卢南脑袋后面两枪，如果坐在他旁边的话，怎样才能从他背后开枪呢？”

“‘嘿，汤姆，窗户外面那是什么？’”

“他转头去看，砰砰。是啊，我想是这样。我得去看验尸报告。不过，凶手干吗要这样呢？只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像是从后座开枪的？”

“或者只是为了让克卢南没法提防。”

“很合理。那你听听这个推测：凶手坐在后座，出租车停在路边，凶手开了两枪。然后他下车，接着又上车，这回是从前门上的，然后抓走皮夹和零钱。接着，他再度下车，这回就被目击者看到了。”

“有可能。”

“还有个推测。开始是一样的，从后座开两枪，然后从靠街那边车门溜下车，所以站在糖果店前面聊天的人不会注意到他。或许他跟那个奥巴达是来自挪威的同一个城市，抱歉，是埃尔多尼亚，也或许他就跟那个西班牙语地区一样，是西裔的，不管哪种，他都走到街角消失了。”

“然后呢？”

“然后你听说的这个白人走到街上，想要乘出租车，白人在那种西语区，难怪他会想坐出租车。”

“那个区不算太坏。”

“一个白人在那里就是宁愿乘出租车，我们先接受这个假设行不行？他看到这辆出租车，有个人在驾驶座后面，他打开前门，想问司机是不是在等预约的客人。”

“结果看到司机已经死了。”

“说对了。于是他就像大部分人碰到这种情况的反应一样，尤其那个区他不熟，就是拼命地尽快逃离现场，因为他才不想当目击证人，也或许他是跑去华盛顿高地买毒品或找乐子，他干吗要卷入这件事情？”

“那他上车时证人都没看到，只看到他下车？”

“为什么要看到他上车？”

“我不能肯定，”我说，“她既没看到凶手下车，也没看到那个白人上车，却看到那白人下车。”

“她为什么要看到？她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啊。”

“我猜是这样吧。”

“基本上，”他说，“你没有任何收获，对吧？”

“对。”

“我的意思是，任何有形的证据。”

“半点都没有。”

“但如果你想让一个凶手杀掉四个人的案子成立——”

“五个人，连同希普顿的太太。”

“——那么这点挫折也不会打击你。不过我也没法建议你可以去三十四分局找谁。他们破不了的案子太多了，不需要卷入这种已经结掉的案子里瞎忙。”

“我了解。”

“除非你想正式报案，申请重新调查所有的旧案子。看你的客户愿不愿意。”

“我的客户和几个朋友过两天会碰面，讨论一下该采取什么行动。”

“什么？二十六个人全员到齐？”

“哪来的二十六个人？”

“三十个人，其中四个被杀死。这样就剩下二十六个了，对吧？”他笑了，“这个老奶奶短期的记忆力可不会出错。”

“算错了。”

他看看我。“三十减四等于——”

“十四。”

“嗯？”

“有四宗谋杀，”我说，“还有其他十二个人死了。”

“怎么死的？”

“几个是自杀，几个是意外。还有几个是病死的。”

“天哪，马修！”

“不完全都是假的，”我说，“要把谋杀布置成前列腺癌或战死越南不太容易。可是自杀有可能是假的，还有几宗意外事件也是。”

“你的猜想是什么？”

“包括那四宗登记为凶杀案的吗？有人会说他们全都是被谋杀的，不过我猜有十二个。”

“天哪。前后历时几年？”

“很难说。俱乐部成立是三十二年前，不过刚开始那年没人死去。当时大家都很真诚，大概都是二十或二十五岁的年纪吧。”

他忽然把椅子往后一推。“我实在不能忍受了。”

“忍受什么？”

“你敢发誓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搞同性恋的？”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可以把手按在上面发誓。”

“你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我想我该给你做笔录。”

“好啊。只要写‘不予置评’就行了，我可以签名。”

“你不肯让警方介入？”

“我的顾客是这样要求的。”

“我不明白。”他说，“你的顾客难道不怕自己也被干掉？”

“他更怕媒体马戏团。”

“你凭什么认为媒体会对这件事有兴趣？”

“开什么玩笑？一个小丑对准一群男人，花了三十年一个个把他们干掉。如果这不会让记者疯狂追踪的话——”

“哦，你是对的。而且博伊德·希普顿也是被害者之一。”

“在世的还有三个人名气不会比他小。”

“真的吗？这个俱乐部真是了不得。里面还有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农产品批发商，还有那个同性恋是做什么的？室内设计师？”

“卡尔·乌尔？我想他是一家外汇公司的合伙人。”

“差不多。有三个人跟希普顿一样有名？”

“家喻户晓。”

“天哪。”

“我不会坐视不管，乔，但同时——”

“哦，当然。你刚才说他们十四个人要聚会？”

“至少有一部分会出席。”

“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五。从现在到星期二，你打算做些什么？”

“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我刚刚想到福瑞斯特山。”

“那个被刺死的家伙，农产品批发商，沃特森。”

“对。我很好奇那个保镖可能看到了些什么。”

“他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跑过去看，然后报警。如果他还看到什么，一定会在他的笔录里。相信我，他们一定会问他的。”

“他们会问他早些时候有看见过什么吗？”

“早些时候？”

“如果有人在等沃特森，计划要伏击他——”

“嗯，我懂你的意思了。或许会问吧，一开始他们以为凶手可能是对他怀恨在心的客户时就会问。不过再去问问他也无伤。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还有他在哪里工作。”他拿起电话，然后转过头来盯着我，“你看过那些AT＆T关于资讯高速公路的广告吧？他们却完全没提到那是条单行道。”

“我知道，乔。”

“我说了你才知道。”他说，然后拨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