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告诉他三十一俱乐部的故事。讲了很久，听完之后，米克开始没说什么。他给杯子重新添了酒，然后举起来迎着灯光。

“我还记得坎宁安餐厅，”他说，“他们的牛排很好，而且吧台给的酒分量也足。每次我回想起那些已经消失的店，那些已经消失的人，我就不明白时光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

“嗯。”

“沙子穿过沙漏，你手上会暂时抓住一些东西——任何东西——可是又消失了。”他叹了口气。“他们第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三十年前？”

“三十二年前。”

“那时我二十五岁，还是个蠢货。他们绝对不会邀我加入俱乐部，任何像样的组织都不会邀请我。但是如果他们开口，我会加入这种俱乐部的。”

“我也会。”

“而且聚会绝不缺席，”他说，“站在一起，耐心见证，等着那个带大斧头的人到来。”

“带着什么的人？”

“那是我想象中的死神，”他说，“一个上身赤裸，脸上戴黑面罩，手提大斧头的男人。”

“埃莱娜会说，你上辈子就是死神，而你刚刚描述的，是个刽子手。”

“谁能说她不对呢？”他摇摇那颗大脑袋，“沙子穿过沙漏。埃蒙·多尔蒂，操他妈斯基伯里镇之祸，现在坐在吧台高脚凳上，看着时光从眼前流逝而去。他就戴着他那顶小帽子，喝着他的两品脱啤酒，比高尔韦·罗斯那个凶残的小混蛋活得久，也会此我们所有人活得久。”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一长串的死者。”

“那是什么？”

“哦，那是一个故事。你知道巴尼·奥戴吗？他去过莫里西酒吧。”

“我没在那儿碰到过他，”我说，“不过我以前在第六大道时认识他，他在西三十街一家酒吧当经理，有现场演奏，偶尔他会上台唱首歌。”

“他的歌喉好吗？”

“我觉得不比任何花钱请来的歌手差，我也常在狮头酒吧碰到他，他怎么了？”

“这是一个家伙清醒的时候告诉我的故事，”他说，“好像是巴尼的老母亲住院，他去陪她，老妈妈就告诉巴尼，她已经准备好要死了。她说，我这一生很美好，享尽了人间欢乐，我不希望以后靠仪器维持我的生命，让针管插进我体内。所以亲我一下，巴尼，我的乖儿子，她说，你一直是一个母亲所能梦想最棒的儿子，请大夫拔掉电源，让我走吧。

“所以我们的男主角就亲了她一下，然后去找大夫，坦白把母亲的要求告诉他。那个大夫刚工作没多久，非常年轻，巴尼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他想的是延长生命，而非缩短。他很困扰，巴尼人很好，但他尽可能用威胁的口气，好让那个大夫不要再犹豫。

“‘大夫，’他说，‘别紧张，你要做的事情没那么可怕。大夫，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奥戴家族的人就是来自一长串的死者。’”

外头风很大，雨扑在窗上。我看看外头，有车子经过，灯光映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很棒的故事。”我说。

“自从我听过这个故事，”他说，“这句话就一直忘不掉，我们不都全是来自一长串的死者吗？”

“是啊。”

“你那个俱乐部的故事让我想起这句话。三十一个人，一个接一个走向自己的坟墓，剩下的最后一个就再重新开始一个俱乐部。这一长串的死者，可以上溯到好几世纪。”

“据说可以上溯到巴比伦时代。”

“再上溯到亚当时代，”他说，“上溯到第一条长出双手挣扎上岸的鱼。是哪个混蛋杀了那些俱乐部的人吗？”

“看起来是这样。”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我说，“我查不出来。有可能是他们其中之一，也可能不是，反正我也无从知晓。一开始他们有个人给了我一笔钱，我很努力地去查，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情。现在他们一起出资给了我更多钱，我收下了，可是还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赚这笔钱。”

“你会找到他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找。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一点头绪也没有。”

“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等待？”

“还剩几个人？十四个？”

“十四个。”

“慢慢等吧，”他说，“到最后只剩一个人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华盛顿特区有个纪念碑，是一面墙，上面有所有越战阵亡将士的名字，你看过吗？”

“只看过照片。”

“我曾想，可他妈的我干吗跑去那儿看？我知道那个纪念碑什么样子，也知道丹尼斯的名字。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把丹尼斯的名字刻出来，挂在我自己的墙上。但是有个我无法解释的原因，促使我去看那个纪念碑。

“我乘火车去，下车后从火车站叫了出租车，跟司机说我想去看越战纪念碑。离车站很近。那只是一面墙，你知道，形状很简单。不过你说你看过照片，所以你已经知道它的样子了。

“我看着那面墙，开始看上面的名字。‘一长串的死者’，那真的是一长串的死者。几千个名字没有特别的顺序，其中只有一个名字对你有意义而已，所以我干吗看其他人的名字？又何必想在那么多名字里面找到丹尼斯的呢？

“我不小心听到有个人告诉另外一个人怎么查一个特定名字的位置，所以我就停止看那些名字，去查指南，看他的名字在哪里。我很怕他们会漏掉，但没有，查到了，完全没问题。我在墙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只有名字而已，丹尼斯·巴卢。

“我看着那个名字，”他说，“喉头开始哽咽，觉得胸口发胀，好像挨了一拳似的。他名字的字母在我眼前模糊了，我得眨眨眼才能看清楚，我想我大概掉眼泪了。打从懂事以后，我就没哭过。我教自己挨我爸揍的时候不能哭，这一课我学得很好。我很高兴那天掉了几滴泪，但是从此再也没哭过了，我心底已经没有泪，早都流干化为尘土了。

“但是我没法离开那面操他妈的大纪念碑，我一次又一次看着他的名字，然后又看看排在他前面和后面的名字，然后我一路走下去，看了更多名字。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看了几个名字？没法告诉你。而且好几次，我又回去找他的名字，再看一遍。

“我本来打算在华盛顿特区过夜的，好好观光一下。我在白宫对面的一个饭店预订了房间，可是最后却在纪念碑那儿待到太阳下山。然后我走到一家酒吧，进去喝杯酒。接着又去另一家酒吧，再喝一杯，最后我买了一瓶酒，叫出租车回联合车站。

“我乘最近的一班车离开，直到特拉华州的威明顿站，才把那瓶酒打开。我喝了一口，到了纽约时，瓶子已经空了。另外我大概也喝了不少水。在宾州车站，我就叫了出租车直接来店里，安迪·巴克利正在等我，说有个朋友从布朗克斯打电话来，叫我们得去找一个人，曾有人看见他走进岗山路附近的一幢房子里。

“于是安迪开车和我一块儿到岗山路，找到那个家伙，我就空着两手把他揍得半死。”

“告诉我，”他说，“你父亲是什么样子？”

“我不能肯定自己了解他。我还没成年他就过世了。”

“他以前也是警察吗？”

“哦，老天，不是。”

“我还以为你们有家族传统。”

“一点也没有，他做别的行业。”

“他喝酒吗？”

“喝酒是他做过的很多事情之一，”我说，“大部分时间他都替人工作，但有几次他也自己做生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开过一家鞋店，就在布朗克斯，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鞋店楼上。”

“他在楼下卖鞋子。”

“大部分是儿童鞋。还有工作鞋，那种工地穿的鞋尖镶铁的靴子。那是个小鞋店，人们会一年带小孩来鞋店买一次新鞋，店里有个X光机器，站在上面，就可以测出你的脚骨大小，看你是不是该换新鞋了。”

“难道不能捏捏鞋尖，看脚趾是不是抵得太靠前吗？”

“我想是可以，而且我猜这就是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那种机器的原因。不知道那些X光对脚会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没人会担心这个，不过当时也没人担心石棉会致癌。”

“如果你活得够长，”他说，“你就会发现地球上每样东西都对你没有好处。那个店后来怎么样了？”

“我猜是倒闭了，或者是他卖给别人了。有一天我们得搬家，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店。几年后我回去找，整条街都不见了。要拓宽布朗克斯快速干道的时候，房子都拆掉铺成道路了。”

“你从小在布朗克斯长大的？”

“我们常常搬家，”我说，“布朗克斯，上曼哈顿，皇后区。我外祖父母住在布鲁克林区，有几次我父母亲分居，我们就跟外祖父母住。等我爸妈复合，我们就又搬进随便哪里的公寓，重新开始。”

“他死的时候你几岁？”

“十四岁。”之前我已经不喝咖啡改喝毕雷矿泉水了，我拿起玻璃杯，仔细看着里面的小气泡。“当时他在地铁车上，”我说，“第十四街线，LL号车。现在只说L号了，拿掉了一个字母。我想这是个经济的措施。

“他站在两个车厢之间，原先是想去那儿抽烟，结果掉了下去，车轮从他身上碾过。”

“啊，耶稣啊。”

“事情一定发生得很快，”我说，“而且他一定是醉了，你不觉得吗？除了醉鬼，谁会想到要像他那样站在两个车厢之间？”

“他喝什么酒？”

“我父亲？威士忌。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喝杯啤酒，可是真要喝，他就喝威士忌，威士忌加苏打水。都是杂粮威士忌，三羽牌，四支玫瑰牌，卡斯泰牌。我连现在有没有这些牌子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喝这些牌子的。”

“我父亲喝葡萄酒。”

“小时候我从没在家里看过葡萄酒。据我所知，我老爸这辈子没喝过葡萄酒。”

“我爸都是一加仑一加仑地买回来。他从一个酿酒商那里买来，也是法国人。他也喝marc，你喝过吗？”

“听都没听过，是一种白兰地？”

他点点头。“酿完葡萄酒后，就可以把残渣拿来酿一种白兰地。意大利人也有这种酒，不过称之为grappa。不管什么名字，那都是全世界最难喝的酒。我在法国我父亲出生的那个小镇喝过，一入口只能赶快吞下去。无论如何这是跟着他一起移民来的一点小嗜好。你知道，这附近有很多法国人，很多都在饭店或餐厅工作，有些则像我爸一样，在肉类市场讨生活。”他喝了口酒。“他打过你吗，你爸爸？喝多了之后？”

“耶稣啊，不。他是有史以来最温和的人了。”

“生前是。”

“他很安静，”我说，“而且很忧郁。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个绝望的人。喝酒时才会开心，他会唱歌，还有，嗯，就是做些傻事。然后他继续喝，喝到最后比他刚开始喝的时候还要忧郁。但我没看过他发脾气，也绝对没听说他打过任何人。”

“我父亲也很安静。那个混蛋从没说过话。”他又加满杯子，“他的英文不好，而且口音很重，很难听懂。但是他很少开口，所以也无所谓。不过他的手很巧。”

“他会揍你？”

“揍所有的人，不过不揍我妈妈，我想他怕她，就像大象怕老鼠一样，他是个粗壮的大块头巨人，而她则是个小巧的女人。可是她用舌头所能毁灭的，远甚于他的拳头。”

他头往后仰，看着用锡片补过的天花板。“我遗传了他的块头，”他说，“而且从小块头就大。他会闷不吭声的揍我，然后我也闷不吭声的让他揍。到了我快满十六岁时，有一天，我觉得受够了，他打我耳光时，我没躲，只是站起来用拳头捶过去，正中他的嘴巴。他眼睛瞪得很大，吃惊地看着我。我一拳又一拳地打，把他打倒了，然后我拿起一张木头椅子高高举过头，打算往他身上扔。那样可能会打死他。因为那把椅子他妈的很重，只是我气坏了，根本不觉得重而已。

“然后他忽然笑了起来。他躺在地上四肢大开，血从他嘴里不断流出来，而我正要拿一把椅子砸在他头上，他就笑了起来。之前我从没看他笑过，而且后来也没再看他笑，可是那天他笑了。这救了他的狗命，也挽救我不至于犯下滔天大罪。我放下椅子，抓住他的手，让他站起来，他拍拍我的背，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从此再也没打过我。

“一年以后，我搬出去住，在河边替几个意大利人收保护费，偷偷东西什么的。又过了一年，他就死了。”

“怎么死的？”

“脑中风，很突然，毫无征兆。他比我妈大将近二十岁。过世的时候比我现在还老。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他总共活了多久？六十二岁？他是在工作时过去的，早上还去望了弥撒，所以我想他是在很优雅的状态下死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有差别，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手上还拿着屠刀，穿着一件沾了血迹的围裙。这两样我都还留着，你知道的，他的屠刀和围裙。我去望弥撒的时候就穿那件围裙，而且他的屠刀偶尔也派得上用场。”

“我知道。”

“你的确知道。他每天早上都去望弥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也不知道他认为望弥撒对他有什么好处。同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又认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你的母亲也不在世了，对不对？”

“嗯，几年前她过世了。”

“我母亲也是。她是死于癌症，但我总觉得是丹尼斯的死引起的。自从她接到电报后，整个人就变了。”他盯着我，“我们是孤儿，我们两个都是，”他说，然后伸出一只手在急雨扑打的窗前摇晃着。“暴风雨中的孤儿。”他说，然后又喝了一口酒。

“前几天，”我说，“有个我认识的律师告诉我，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亡的动物，也是唯一喝酒的动物。”

“律师会这么说，真不寻常。”

“他是个不寻常的律师。可是你觉得有关联吗？”

“我知道有。”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谈起女人的。他说，他现在好像不怎么需要女人了，也不知道是年纪还是喝酒造成的影响。

“我已经戒酒了。”我提醒他。

“天哪，你戒酒了。现在从内林区到炮台公园的女人都不安全了。”

“哦，她们很安全。”我说。

“你还在见别的女人？”

“偶尔。”

“埃莱娜知道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虽然前几天她让我吓了一跳。那时我正想去找一个女人，她丈夫二月初在福瑞斯特山被刺死。我跟埃莱娜提起，我打算去福瑞斯特山找那个女人，后来她就要我好好享受跟那个寡妇共度的时光。她没有什么意思，我却以为她话中有话。我想当时我的表情一定很吃惊，不过还是掩饰过去了。”

他因此想起了一个故事，便讲给我听，我们的对话如同古老的河流一般蜿蜒缓慢的流着。稍后他说：“住在福瑞斯特山那个寡妇，你为什么要去见她？”

“去看看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她会知道任何事情吗？”

“她可能看到过什么，她丈夫也可能跟她说过些什么。”我把自己打算问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我想解决的疑点告诉他。

“你就是这样调查的吗？”

“有时候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行你的工作的。”

“大部分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啊，可是你当然知道。你试探各种不同的方向，直到有某些结果出现。我没有设计这类东西的想象力，也没有耐心去一个个试。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找出解答的方法只有一个。”

“是什么？”

“我去找知道答案的那个人，”他说，“我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让他告诉我。但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那我就彻底迷失了。”

如果雨停的话，我大概会早点回家。到了早上四点半还是五点的时候，我开始体力不支了。有一度我们两人都没话说，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可是雨还是很大，于是我没法向疲倦投降、走出门去，便把矿泉水推开，又从保温壶里倒了一杯咖啡。稍后我又恢复了点精神，撑到天亮，然后到圣伯纳德教堂去参加屠夫弥撒。

在侧廊的小礼拜堂里有十多个人，包括七八个来自肉类市场的人，跟米克一样穿着白围裙，有些围裙上头跟他一样还有血渍。还有几个修女，两个家庭主妇，几个上班族的男人。另外有几个老先生老太太，其中有个看起来非常像那个杀人犯埃蒙·多尔蒂，一样都戴着布帽子。

弥撒结束后，我们走出教堂，没有领圣餐。天空依然阴沉，可是雨停了。米克的凯迪拉克还是停在老地方——特沃米殡葬社的门前空地。特沃米看到我们，走出来挥挥手，米克向他点头微笑。

“近来特沃米日子过得很不错，”他说，“他的生意比以前好两倍，很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种邪风，呃？”

“的确。”

“再告诉你一句，”他说，“每种风都是邪风。”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我上楼，尽可能不出任何声响地把门打开，怕吵醒可能还在睡觉的埃莱娜。

开了门，她站在那儿，穿了一件我给她买的睡袍。一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还没开口问，她就说：“你还不知道，对不对？你还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她伸出一只手，抓住我。“格里·比林斯昨天晚上被杀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