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说，”雷·加林德斯说：“这太简单了。你清清楚楚记得这个家伙的长相，要把他从你脑袋里挖出来画在纸上，得花多少时间？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差不多吧。”

“比起那些不知道运用自己眼睛、又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的目击证人，这个简直太容易了。一星期前我碰到过一个证人，一遍又一遍说我眼睛画得不对。哪里不对呢？太大？太小？两个眼睛分得太开还是靠得太近？是斜的吗？是杏仁形状的吗？眼皮是下垂的吗？告诉我些东西吧，因为光说我画错是没用的。我试了这个，又试了那个，这里改变一点，那里保留一点，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说我把眼睛画得不对。你猜结果是什么？”

“什么？”

“她从没看过那对操他妈的眼睛。那个家伙戴着一副镜面太阳眼镜。她花了快一个小时才想起来，而这个家伙曾经就站在地面前，拿枪指着叫她把手举起来。‘眼睛不对，’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对眼睛。’是啊，只不过她根本从没看过，哪有什么好忘记的？”

“至少她还知道要找你，”我说，“我坐在一个有你画的画像的房间，一直在遗憾没有他的照片，却没想到可以来找你。”

“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的事物就是会很盲目。”

“我想是吧。”

画完我要付钱给他，他不肯收。“我想我欠你一份情，”他说，“埃莱娜所为我做的一切。我曾带我妈妈去埃莱娜的店里，现在她嘴巴里口口声声说‘我儿子是艺术家’。可是当初我找到这份警察局的工作时，她并没有特别高兴。说到工作，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是说警察局的状况？”

“哦，警察局的状况是不一样了，不过我指的是我的工作细节。他们要我改用电脑画图。”

“你是说像监视工具软件？”

“不，不是那个，”他说，“比监视工具软件更灵巧，你可以稍微改变嘴的形状，把头拉长，让眼窝更深陷，凡是能用纸笔画出来的都做得到。”他解释那种电脑软件的功能和用途。“可是那不是画图，”他说，“不是艺术。”

他笑了，我问他笑什么。

“听听我刚刚用的字眼，”他说，“每次埃莱娜说我的工作是艺术，我总是纠正她。现在我开始觉得她是对的。跟你说，我帮那位欧洲老太太画的人像，跟我以前的工作都不同。你知道她吗？是个埃莱娜的顾客，她的家人都死在集中营了。”

“埃莱娜跟我提过。我不知道你已经开始替那个老太太画了。”

“到目前为止见过两次面，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工作了。她不记得任何一个人的长相。”

“那你怎么可能画得出来？”

“哦，记忆就在那里，但如何探索和挖掘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她父亲开始。他长得什么样子？问不出什么来，因为她也没有答案。她最多只想得起他很高。好吧，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和善，她说。好，于是我开始画。他的声音很低沉，她记得。我又多画了一些。有时候他会发脾气。好，现在我就画了一个有低沉嗓音正在发脾气的高个子和善男子。到了夜里，他会坐在厨房餐桌边记账。好，太棒了。就画下这个情景吧。然后我们继续，偶尔我们得停下来，因为她哭了，或者她看不见纸上的图像，或者就是累了。相信我，等到画出来，我们两个都累垮了。”

“于是最后你画出了一张脸？”

“最后我画出一张脸来，”他说，“可那是谁的脸？看起来像那个被送进煤气室的男人吗？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这幅画出自她的回忆，而她得到了一张对她有意义的图画，所以又有什么差别呢？那幅画看起来跟照片一样好吗？这个嘛，说不定更好。那是艺术吗？”他耸耸肩，“我得说，我认为是。”

“那这个呢？”

“你说这家伙？”他往前倾，吹掉画像上的一些橡皮擦屑，“这个不必是艺术，他长得也不艺术。”

我去复印店把那幅画像复印了两打。我觉得画得很像。底稿我交给埃莱娜，不过告诉她不必挂起来。我交给TJ一份副本，他拾抬眉毛，宣布说肖特是个难看的痞子。

接下来几天里，我拜访了大部分俱乐部会员，有的去过格鲁利奥家，有的没有。没有人同意TJ的意见，但也没有人认出肖特是个失散多年的表亲之类的。

“他长得实在很平常。”鲍伯·伯克说，“不是那种在人群中会特别起眼的脸。”

他们有几个人说他看起来好像很面熟。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告诉我，他以前可能见过肖特，不过也很难说。“这个城市每天会见到的人太多了，”他说，“只要在曼哈顿中城走几找街，你眼前经过的人会比一些小城居民一整年看到的还要多。高峰时间走过大中央车站，你会看见几千个人，可是却没有真正看到任何一个。我们会真正看见几个人？无论有没有意识，我们会看见的有几个人？”

在硬汉雷蒙德·格鲁利奥商业街住宅的起居室里，他斜乜了一眼那张画像，然后摇摇头。“他看起来有点眼熟，”他说，“可是印象很模糊。”

“我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

“很疯狂，是吧？他恨我们恨得愿意付出一生来杀掉我们。因为他不是那种某天早晨醒来觉得不痛快就拿一把枪冲进邮局的人。这是一种花上一辈子的工作。”

“没错。”

“而我们看着他，”他说，“唯一能说的只是他看起来有点眼熟。他会是谁？怎么会认识我们？”

“你可能会从什么地方想起他？”

“不知道，我们唯一会聚在一起是每年一度的晚餐。或许他曾是坎宁安餐厅的侍者，我们说过那时他该是几岁？十六岁吗？那他不可能是侍者。说不定只是打杂的小工。”

“说不定你们克扣了他的小费。”

“不，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我们这些人很慷慨的。”

纽约当地的“美国一百家餐厅和饭店工作者联盟”的办公室是在第八大道，离餐厅街只有两个街区。我跟那里一个名叫格斯·布朗的男子谈，他听到我想寻找一个二十年前就歇业的餐厅里的职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餐厅工作今非昔比了，”他说，“尤其是侍者工作。以前的侍者都是做一辈子的，他们知道顾客的名字，也知道该如何服务。现在的侍者是哪来的？都是演员。‘我名叫司各特，与您共享美妙的用餐经验。’猜猜看有多少比例的从业人员在‘演员平等权力协会’也有档案资料？”

“我没概念。”

“比例高得很，”他说，“记住我的话，你出去想吃一顿饭，可是却碰到一场试演会。”

“那种老式牛排屋的员工流动比率，应该没那么高吧？”

“嗯，你说对了，可是这种餐厅还剩下多少？还剩下加乐凡，老家园，还有金氏小馆，路格餐厅，史密斯餐厅，还有华西斯、沃伦斯基，还有——”

我说：“一般侍者倾向于会待在相同类型的餐厅，对不对？”

“我刚才告诉过你，他们根本还不见得会留在这一行呢。”

“但是老式的侍者，比如一个人在坎宁安餐厅做过，餐厅歇业后，他可能就会去你提过的那类地方找工作，你不觉得吗？”

“除非他向往去三十一种冰淇淋店给顾客挖巧克力加棉花糖的口味冰淇淋。不过没错，通常你会倾向于待在对你而言性质熟悉的餐厅。”

“所以如果想找某个曾在坎宁安餐厅工作的人，就该先去找找你刚刚提过的那些地方。”

“应该是。”

“但我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说，“我得花好几天跑遍全市，设法去说服人们给我一点时间。反过来说，一个像你这样人面熟的人，可能只要打几个电话就可以搞定。”

“嘿，”他说，“我有活儿要干，你懂我意思吧？”

“懂。”

“我不能坐在那儿打电话，旁敲侧击，询问他们二三十年在哪儿工作过。”

“你可以替节省我很多时间，”我说，“时间就是金钱。我并不打算白要你这些消息。”

“哦，”他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是吗？”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格鲁利奥，告诉他我找到两个一辈子都在给顾客端牛排大餐的人。“他们都在坎宁安餐厅工作到那儿关门为止，”我说，“其中一个是四十几年前在那儿从打杂小工干起的。”

“那我们第一次聚会时他一定也在，”他说，“基督啊，他一定也参加过上一章的几次聚会。”

“不过他没认出那张画像。另一个人也没认出。另外那个其实年纪还要更大一点，但他是一九六七年才开始在坎宁安餐厅工作的。后来换到老家园餐厅，做到三年前的九月退休为止。他们两个的说法都一样。”

“说了些什么？”

“说他看起来很眼熟。”

“哦，耶稣啊，”格鲁利奥说，“你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怎么着？他有一张大众脸。没有人认得出他来，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以前一定在哪里见过他。你知道，马修，我说他可能在坎宁安工作过，那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我知道。”

“可是你就追了下去。”

“值得一查。”

“你到底从哪儿找到这两个家伙的？”

“我没找到他们，”我说，“而是找到一个可以替我找到他们的人。你知道，如果我把这张画像交给警方，他们可以找出十二个那段时间曾在坎宁安工作的人，而其中之一可能知道这张画像里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跟几个会员谈过这件事。”他说。

“结果呢？”

“大家都觉得尽量谨慎点比较好。我们都希望能找出画像里的那个人，但没有必要的话，我们宁可不要把整件事情公开。”

“如果再有人被杀害——”

“你说过他接下来六个月可能会躲起来。”

“我是说过，”我同意，“可是我知道个屁！我无法擅自预测一个疯子接下来会做些什么。而且到目前为止，看不出他会打电话告诉我。”

我和格鲁利奥是在星期三下午通的电话，晚上我去参加这个星期头一次的戒酒聚会，之后我去火焰餐厅喝了杯咖啡。同桌有个新人，其他人都很热心地想帮他，回答他的问题，一再跟他保证戒酒后才是真正的人生。那个新人三十出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詹姆斯·肖特，但他的态度很像肖特以前装出来的样子，融合了谨慎的希望和愤世的怀疑。和他同坐一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没做错什么，而且我知道他没在装，但我忍不住就觉得好像自己又要受一次骗。

我回家后告诉埃莱娜这件事。她说：“你想杀掉他，对不对？”

“今天晚上那个新人？哦不，你是指肖特。”

“当然。”

“我想我是恼火了，”我说，“我没真正感觉到，但一定是有一股怒气存在。我曾试着想帮助他，那个臭娘娘腔，而他就像对待一条上钩的鱼那样玩弄我。那个狗娘养的。”

“是的，”她说，“我想你可能有点怒气。”她开始想说些别的，但电话铃声响起，她接听了。“是的，”她说，“请稍等，我去叫他。”

她掩住话筒。“是他。”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