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政厅隔壁那个街区一家名叫“坏玛丽”的酒吧和雷蒙德·格鲁利奥碰面，那儿有简便的午餐，进出的都是律师和政府官员，店里的招牌菜是牧羊人派，上头撒了英式奶酪，下头烤得焦黄。不过现在吃午餐还太早，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吧台坐了几个疲倦的人，可能是前一夜喝酒喝到现在的。

硬汉雷蒙德看起来也好像是前一夜没睡的样子。他一脸皱纹，眼睛下头有黑圈。我到的时候，他正坐在高脚凳上喝咖啡，我告诉侍者我要一杯眼他一样的。

“不，不一样。”格鲁利奥说，“他要的是普通咖啡，不要奶精和糖，对吧？”

“黑咖啡。”我附和道。

“我这杯也是个硬汉。”他说。侍者走了之后，他解释说他那杯是掺了酒的，我告诉他我猜得到。

“嗯，你脑袋转得很快。”他说，“我很少早上就喝酒，不过昨天一整夜可真难熬。总之，我好久没睡觉了，九点开庭后，还得过街去。我申请延期了，不过得出席去正式提出要求。”他啜了口那杯加料的咖啡。“我喜欢直接喝到酒，”他说。“让你感觉一下禁酒时代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也喜欢在咖啡里掺一份酒，免得咖啡因弄得你很焦虑。”

“完全正确。”

“你以前这样喝过吗？”

“嗯，偶尔，”我说着，拿出那张画像的复印件递给他。他打开来，看了一眼，摇摇头，然后又折起来。我伸出一只手阻止他。

“天哪，”他说，“这张丑脸我看过太多次了，现在连做梦都会梦到。而且我发现我到处在找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早上来这里的出租车上，我一直偷看司机，想看看会不会是他。刚刚我还又好好看了侍者一眼。”

“请再看一眼那张画像，一眼就行。”我建议。

“我能看出什么之前没看到的吗？”

“你以前认识这个人，”我说。

“我告诉过你他看起来很面熟，可是——”

“你三十年没见过他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

他计算着，皱起眉头。“他现在不是四十八岁吗？三十年前他应该是——”

“他谎报年龄，可能是为了与假身份证相符，不然就是因为怕去应征保安人员年纪太大。他一定少报了八九岁。反正他撒过更大的谎。”

“老天，我认识他，”他说，“我想起他的脸，想起他讲话的样子，几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提醒我一下好吗？”

“你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你们的会员之一。”

“我们的——”

“多年来，”我说，“你们全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他说，“是他，对不对？”

“你告诉我吧，雷蒙德。”

“那是，”他说，“是塞佛伦斯。”

“来这儿之前，我还进行了一些事情。”我告诉他，“我到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公寓，趁他离家去上班前跟他碰面，也去过埃弗里·戴维斯的办公室跟他谈过。他们都认出画像里面的人就是詹姆斯·塞佛伦斯。事实上戴维斯说，他想过凶手跟塞佛伦斯长得很像，本来想说些什么的，可是他知道塞佛伦斯已经死了。每个人都知道他死了，你更不例外，几年来你都在聚会上朗读过他的名字。”

“他没死？”

“我昨天去了一趟华盛顿，”我说，“去查他的名字，看有没有刻在越战纪念碑上。”

“结果没有？”

“对。”

“我不知道这是否证明了什么，马修。那个纪念碑上的名字不是很准确。有些人的名字被遗漏了，还有人没死，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说不定塞佛伦斯是被列为战地失踪人员，他被遗漏有太多可能的原因了。”

“他没当过兵。”我说。

“他没去过越南？”

“他没当过兵，就是这样。我去过后备军人行政处，找到一个认识五角大厦里头的人。他们彻底查过兵役记录。结果塞佛伦斯从来没在任何一个单位服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征召过，或他有没有去报到。这些记录更难查，而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死在越南，好像也没死在别的地方。因为他还活着。”

“有可能。”

“埃弗里·戴维斯说，这就好像活到三十岁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似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跟塞佛伦斯一点也不熟，他很少开口。我一年见到他一次，几年后，他因为服役而没法出席年度晚餐。第二年还第三年，霍默就念了他的名字，从此我每年都会听到他的名字一次。”

“他是怎么进入俱乐部的？”

“不知道，要不是某人的朋友，就是霍默自己找上他的。路易斯或埃弗里——”

我摇摇头。“他们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坎宁安餐厅，他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挑上的。我不懂他如何假造自己的死亡，你们是怎么知道他的死讯的？”

“我想想，”他喝了一杯他的硬汉咖啡，“老天，那是很久以前了。我仿佛记得，霍默读了一封他写的信，解释说虽然身体穿上军服，但他的心与我们同在。还有，他希望能很快再见到我们，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他已经安排好尽快通知我们。”

“他骗了你们。”

“我想是。应该是一年之后，霍默就念了他和菲利普·卡利什的名字，解释说他几个月前收到一封电报。”

“谁发的？”

“我不认为他提过。当时我大概以为是陆军总部或者塞佛伦斯的亲戚发的。显然都不是，不管署名的是谁，那封电报根本就是塞佛伦斯自己发的。”

“没错。”

“当时他已经计划要杀掉我们了吗？”

“很难说。”

“为什么呢？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对他做过些什么？”

“我不清楚，”我说，“你知道的，我见过他几次，我曾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

“你提到过。”

“我也见过在世的会员，大部分都见过。总之，很难想象他和你们其他人坐在一起吃晚餐。我想正当你们都在努力工作、开创成功人生的同时，他却住在便宜的旅社、去小餐馆吃饭，而且做的工作都只能糊口而已。过去三十年你们走过截然不同的路，也造成了某些差异。可是我想，他一开始就跟你们很不一样。”

“嗯，要命，”他说，“有件事我很不愿意说，因为我曾认为他是我们之中光荣死亡的一位，但我现在可以说了，对不对？结果他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

“他是个无名小卒，一个没用的人，那种不会奋力求成功的人。你说得没错，他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他不是属于那种跟我们同聚一堂的人。”

“或许他自己也明白了，”我说，“或许这激怒了他。”

他想推测塞佛伦斯的动机，以及他心里可能有的想法。他说，早些时候，他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凶手因何行凶之时，曾突发奇想，认为整个事情可能是某个色情狂的某种收集形式，因此被攻击的对象会固定集中于某类人，通常都是名人。“比方说那个一直闯到大卫·雷特曼家里的女人，”他说，“或者那个杀了约翰·列侬的神经病。”

“以后，”我说，“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去弄清他的动机。”

“以后？”

“他被抓到以后，”我说，“我想现在越早确定这件事越好。雷蒙德，恐怕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了。现在我准备把这个案子交给专业人士去办。”

“我从没把你当作业余人士。”

“如果要全面追捕逃犯，那我就是业余人士了。而只有全面通缉，才能尽快抓到他。警察追捕、小报炒作，再加上通缉令，他无路可逃。”

他盯着我。“那我们呢？”

“俱乐部的故事会曝光，”我说，“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是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避免的方法。”

他双手托着下巴。“假设他在纽约的话，”他说，“你有办法找到他吗？”

“不惊动警方？”

“不惊动警方和新闻媒体。”

“我没有他们的资源。”

“对，可是你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源。我们愿意给你一大笔可以动用的预算，你还可以提供赏金。”

“不是不可能。”我说，“但你们只是在拖延，不去面对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上了法庭，俱乐部的事情照样会曝光，而且会生动得活像一出连续剧。”

“那要等到上了法庭。”

“没错。”

“你认为审判期间和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会发生什么？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想他的谋杀会被定罪，”我说，“除非硬汉雷蒙德当他的律师。”

他笑了。“不，恐怕他得自求多福，得不到我的服务。不过你那么确定他会被判有罪吗？你认为他会因为哪一桩谋杀案被起诉？”

“最近的一桩是比林斯。”

“证据是什么？你能证明他在场吗？你能把他跟那辆赃车联系在一起吗？你能找出他的凶器吗？更别说要证明他用过了。”

“只要警方认真去查——”

“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两个目击证人，能从一排嫌犯中指认出他来，”他说，“但是我不会寄希望，而且也用不着我告诉你，法庭上目击证人的证词有多么没价值。他还杀过哪些人？沃特森的遗孀？沃特森本人？你能证明任何一桩吗？你知道他在现场，他发现了沃特森的尸体，可是有什么证据？”

“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是，对于既定的结论来说，定罪与否根本没意义。你可以提出所有早期的案子，他杀了博伊德·希普顿夫妇，他跑去亚特兰大射杀了内德里奇·贝利斯，他用哈尔·加布里尔的皮带吊死了他，天知道他还杀了哪些人。但是你可以全部忘掉，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证明是他干的。而且我也很怀疑你能说服陪审团相信他杀了任何人。”

我想起乔·德金说过一句话。“没有人会因为罪有应得去坐牢的。”我说。

“我没听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想这个系统一般来说相当好，很善于把人关进牢里，有时候好得过头了。但这不表示你就有办法将任何一起明确立案起诉塞佛伦斯，把他关进牢里。要命，就算你有足够的证据，他或许还可以用精神错乱抗辩成功。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进行一串愚蠢的系统性连续谋杀，你能说服陪审团说他是个神智健全的楷模吗？”

“我连自己都没法说服。”

“我也不能。我觉得这混蛋疯了，同时也觉得他这辈子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得够多了。”

我隐隐感觉到这个讨论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不想走向那个方向。我叫了侍者，要他替我的咖啡续杯。

格鲁利奥说：“就算我错了。他被起诉，被判有罪，然后去坐牢。”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显然，这会让俱乐部和所有会员受到不情愿的公开关注，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不是吗？也许我们这个团体还能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想象每年五月的聚会从此结束。我实在不愿去想新闻界的注意会把整件事改变成什么样。”

“那是很不幸的，可是——”

“但现在谈的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相比较起来，我们不愿成为新闻焦点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这一点我没话说。但我们再多追究一点好了，塞佛伦斯会怎么样？”

“他的余生会待在上纽约某个戒备森严的监狱里。”

“你这样认为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假设他会被判有罪，我不认为法庭只会打他两下手心，让他免除牢狱之灾，只判个五年缓刑。”

“假设他被判终身监禁好了。这样会让他坐几年牢？”

“看情况。”

“七年？”

“可能会久得多。”

“你不认为他在牢里会表现良好吗？你不认为他能说服假释委员会他已经改邪归正了吗？马修，这家伙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畜生，他花了三十年杀害我们，现在只干掉一半多一点而已。你以为他不会继续等待时机吗？监狱会安排他去镀车牌，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卑微的工作，就跟在科罗纳保安公司工作没两样。他会被关在一个小牢房里，而那也只是另外一个附家具的小屋子罢了。他已经耐心等了三十年，早晚他会被放出来。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神奇地重新做人。”

我盯着他看。

“怎么样，你想过没？”

“没有，当然没想过。”

“他会回到老路上。等到他出狱，天生的本能会召唤他。我们又有一些会员会死掉，可是有一些会活下来。你想打赌看他会怎么对付我们吗？你想打赌看他会不会一个个干掉我们吗？”

我张开嘴巴，然后半句话都没说，又闭上了。

“你知道我说对了。”他说。

“我知道你一向反对死刑。”

“当然，”他说，“绝不让步。”

“可是你今天早上说的话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像塞佛伦斯这种人，能被释放实在太遗憾了，但这不表示我认为州政府应该进行官方谋杀。”

“我不认为你谈的是州政府。”

“哦？”

“你想逮捕他，但是不想动用警方或媒体。我有个感觉，你非常希望看到他被判刑，而且被确实执行。”

“所以呢？”

“你希望我替你找到他，而且替你毙了他。”我说，“我不想这么做。”

“我又没要求你做。”

“我也不想替你找到他，好让你自己毙了他。你会怎么做？抽签决定谁该下手？还是大家一起拉绳子吊死他？”

“你会怎么做？”

“我？”

“站在我的立场。”

“我曾经站在你的立场，”我说，“有个人名叫……哦，别管他叫什么名字了。重点是他曾经发誓要杀了我，他已经杀了其他很多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逮到他，把他关进牢里，可是我知道反正他不可能坐牢坐一辈子。早晚监狱得放他出来。”

“那你做了些什么？”

“做我该做的事情。”

“杀了他？”

“做我该做的事情。”

“你后悔吗？”

“不。”

“你有罪恶感吗？”

“不。”

“重来一次你还会这么做吗？”

“我想我会，”我说，“如果必要的话。”

“我也是，”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但我心里想的不是这个，我不相信死刑，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行刑。”

“这我就我不明白了，”我说，“你得解释一下。”

“我的打算是，”他喝了口咖啡，“我想了很久，”他说，“而且也跟其他几个会员商量过。你觉得怎么样？”

我听他讲完，提了很多问题，也有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不过他准备得很充足。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的判决。

“听起来很疯狂，”最后我说，“而且成本——”

“那不是问题。”

“哦，道德上我完全不反对，”我说，“而且可能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