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后，我来到曼哈顿大道和一一七街交会口的那家自助洗衣店。隔壁是一家海地教堂。我找来TJ，他穿了一件淡绿色马球衫和卡其裤，手上拿着他的写字板。洗衣店的经理是个矮墩墩的六十来岁老太太，一头杂色的黄发，讲话有浓重的欧洲口音。打电话给我的就是她，我好不容易才让她相信，只要我们逮到卡片上的那个人，她就真的可以拿到一万元，可是如果他溜掉就一切免谈了。她要我们给她一些实质承诺才肯透露情报，我先给两百元，而且要她写个收据给我。我想收据让她相信了，因为如果我打算拐她的话，干吗跟她要收据？她收下了四张五十元钞票，摺起来，塞进围裙的口袋，又用安全别针夹好袋口免得掉出来。然后地带我走到窗边，指着街道对角线的方向。

她指的那幢建筑是一幢七层楼公寓，大概是一次大战前盖的。建筑表面修葺得很好，有些窗户上还垂着植物。看起来不像我见过的那些单人房出租公寓。

可是她很确定他就住在那儿。他之前来过这里，然后她想起有人给过她那张卡片，从抽屉里头找了出来，非常确定那就是他。她差点打了上头的电话，可是她要说什么？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清楚他住哪里。而且她也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怕说出去的话，拿到赏金的就不是自己了。

所以她什么也没说，选择等待他回来。毕竟，洗衣服这种事情不是只洗一次的，早晚你还得再去洗。她每天盯着那张卡片上的画像看，好确定如果他再出现的话，她就能一眼认出。她开始想着或许那并不真是他，然后今天，他提着洗衣袋和一盒洗衣粉进来，没错，就是他，毫无疑问。他看起来就是画像上的那个样子。

他的衣服在机器里翻搅，一开始是洗衣机，然后是烘干机。这段时间里，她差点打了那个电话。可是她怎能确定自己会领到赏金？所以她就让他坐在那儿用报纸遮着脸，直到衣服洗好。他离开后，她溜出店门跟踪他，冒着洗衣店没人照顾会丢工作的危险。如果她出去的时候老板刚好来了怎么办？如果她不在的时候出了事怎么办？

可是她没出去太久。往城北跟踪了一个半街区，他走进对街熟食店买东西。一会儿他出来了，手上提着购物袋，还有那袋干净衣服，然后往回走。最后进入她那家自助洗衣店隔街对角线的公寓里。

她在公寓的门口看到他进了电梯，看到门在他身后关上。电梯上方有一排数字板，只有电梯运行时才会显示数字，她站在门口没法看到。可是电梯停了之后，她走进那个没人看守的门厅，按了电梯好确定停在哪一楼。结果灯号立刻亮出5。

“所以他住在五楼，”她说，“但我不知道是哪一户。”

而且她觉得他现在人就在里面。不敢绝对确定，因为她得一面工作，替人换零钱，替那些额外付费先把衣服丢给她稍后才会来取的顾客洗衣、烘干、折好。所以她没法时时刻刻盯着他那幢建筑的出口。可是她尽可能监视着，并没有看到他离开。

我不想冒着在门厅撞见他、或者让他从五楼窗户看到的危险，便自己待在那个洗衣店，让TJ去检查门铃和信箱。他拿着一份五楼的房客名单回来，总共有十二户，每个门铃和信箱口上方都有名牌。没有任何一个姓是S开头的。

我低着头溜出门，走到一一六街的街角，过街到塞佛伦斯出没的那幢公寓。我按了管理员的门铃，一个声音从对讲机里冒出来，夹着杂音。我说：“调查，想跟你谈几句话。”他叫我去地下室，同时按了遥控扭让我进门。

我乘电梯下楼，经过一个上面标示着“洗衣房”和另外一个标示着“储藏室”的挂锁门。走廊尽头是一道打开的门，里头有个白发老人喝着咖啡在看电视。他的手有关节炎，手背有一块块暗色的肝斑。我把画像拿给他看，一开始他没认出来。我说我相信这位先生住在五楼。“哦，”他说，然后拿出一副阅读用的眼镜再仔细看看。

“我一开始没看清，”他说，“是西尔弗曼。”

“西尔弗曼？”

“住在五楼K室。是蒂尔尼夫妇转租给他的。”

凯文·蒂尔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他太太在西八十几街的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两人去希腊和土耳其度暑假，临走前不久，他们介绍说乔尔·西尔弗曼是他们的朋友，将暂时住进他们公寓里。

“不过他不真是蒂尔尼夫妇的朋友，”他说，“那个月他们不断找人来，参观自己的房子。他们不想通知房东正式转租，所以只要租下那个地方的，就自动变成他们的朋友，你懂我意思吧。蒂尔尼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别多话，他们人真好，没问题。不过这样你就了解那个人是怎么出现的吧？”

“西尔弗曼是个怎么样的房客？”

“我没见过他。所以刚刚才没能马上把他认出来，你说五楼我才想起。他没来跟我抱怨过什么，也没人来跟我抱怨过他。如果所有的房客都像他就好了。”

如果我是警察，带着搜查令加上几个帮手，再穿件防弹背心，我就会马上去找他。我会派一个人守在防火逃生口，另外几个人守在几个出口，然后自己手上拿着枪闯进去。然而，我们只是守在对面的自助洗衣店。这儿的位置很好，TJ和我轮流监视对街的入口，同时也顺便盯着五楼K室的窗子。TJ一直出点子，想进那户公寓，他可以假装送外卖的小弟，或者是蒂尔尼教授的学生，或者干脆扮作喷杀虫剂的清洁公司人员。我告诉他，只管静心等着就是了。

天快黑的时候，塞佛伦斯的窗口亮起一盏灯。此时我正在打电话，TJ指给我看。现在我们知道他人在里面了，并未在我们来之前或趁我们不注意时溜掉。

TJ去街角带回来比萨和两瓶可乐。我又打了一个电话，对街的那盏灯熄了。

TJ说：“这什么意思？他要睡觉了吗？”

“太早了。”

五分钟之后，他站在公寓门口，穿了一件T恤和连身工作服。比起上次我见到他，他的头发剪短了，不过就是他，错不了。

“上。”我告诉TJ。

“呼叫器准备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设法一直盯着他，不过宁可跟丢了也不要让他发现。如果真的跟丢了，呼叫我让我知道，暗号你晓得。”

“都记住了。”

“呼叫我之后，回到这儿来盯着门口。等看到他回家，再呼叫我一次。跟丢了没什么大不了，别让他发现你就是了。”

他笑了，说：“嘿，别紧张，老兄，没人能看见幻影的。”

我早跟管理员要了一组钥匙，还用钞票好让他安心点。其中一把钥匙让我进入大楼，另外两把则用来打开五楼K室的门。我进入黑暗的公寓，关上门，重新上了锁。我没开灯，在公寓里转了转，熟悉一下。里面有个很大的起居室，一个小卧室，一个靠窗的厨房，还有一个原来大概是客房的书房。

我坐下来等。

如果能从蒂尔尼丰富的藏书中取一本来读，时间会过得快点，但是我不愿冒险让灯光透出窗外。我没打开电视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聊原是预料之中，但疲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的心思游荡，眼睛老要闭上。我走进厨房，寻找能让我清醒的东西，在冰箱里发现了半袋没磨的咖啡豆。我抓了一把放在口袋里，不时取出一颗放进嘴里嚼。我不知道到底是咖啡因还是还是苦味比较有效，但总之它们让我眼睛一直睁着。

我进门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TJ的呼叫器响了。我们讲好了一整套两位数字的暗号，不过他留下了一组七位数字的号码，我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一响他就接起，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在看电影，我跟着他穿过百老汇大道往下走。你知道那些怕被跟踪的人，都会扭头一直看着肩膀后面吗？他不来这一套。”

“这样或许是好事。”

“可是我觉得说不定他很精，或许他是故意跑进电影院，等会儿偷偷从侧门溜走把我甩掉。结果他买了一大包爆玉米花，我就知道我不必担心了。老兄，会这么做的人，是打算在电影院里头长期抗战的。”

“你现在在电影院里？”

“就在大厅里打电话。我跟进来，看到他坐在哪儿，等会儿挂了电话我就要回到能盯着他的地方去。跟你说，我不想分心看电影，你知道他挑的片子是什么？”

“什么？”

“《侏罗纪公园》。”

“你不是看过了吗？”

“看过两次了，老兄，我对恐龙烦死了。要是它们没绝种，我会亲自去把它们全宰光。”

电影预定放映到十点十五分，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暗号。十点二十分呼叫器响了，我看到上面显示了“516”的号码，表示他们已经离开戏院了。接下来一个小时，他呼叫了我三次，每次都显示出“214”，表示他还跟着塞佛伦斯。十一点五十分呼叫器又响了，显示“111”，表示塞佛伦斯已经进入这幢大楼。

我把呼叫器关掉，免得发出声响。然后移到门口左边一张椅子上。

我拿出枪，从下午接到第一个电话起，我就把枪带在身上。我把枪在手上转了转，让手熟悉握枪的感觉。

我把枪放在膝盖上，静静坐着等待。

我仔细听着，可是没听到脚步声。门廊铺了地毯，我猜想把脚步声都掩盖了，因为我首先警觉到他出现的声音，是他把钥匙插入锁孔。他打开锁，停了好久，久到我都疑心他是不是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看到门把旋转，接着往内打开。

他走进来，很自然的伸手去开灯，又习惯性地把身后的门再锁上。

我说：“塞佛伦斯！”

他转向我声音的方向，我举起枪，当他转过来面对我时，我瞄准他的肚子扣下扳机，发出小树枝断裂的声音。

他瞪着我，然后胸膛一垮。一枝三英寸长的镖挂在他的T恤上。他的手慢慢摸索着，可是手指根本碰不到那支镖。他试了，天知道那算不算试，可是他就是没摸到。

然后他眼睛一亮，倒了下去。

我从盒子里又拿出一支镖，安装在枪上，站起来看了他几秒钟，然后弯腰检查他的脉搏和呼吸。我带了两副手铐，两副都用上了，先把他的双手反扣铐上，然后把他的脚铐在一起，手铐上的链子绕住桌脚。

然后我走过去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