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霍恩·基德先生是名年轻的绅士，却长了一张极为老成的脸。这张脸被框定在深蓝色的头发与黑色的领结间，有种过分燃烧热情之后的干瘪状。他是美国知名的《西阳》日报社驻英国记者，这家报社同时也被风趣地称为“升起的夕阳”。这是在暗指当时一篇关于新闻业的伟大宣言（基德先生的手笔）称，“他认为如果美国人民只要再勤奋些，太阳就能从西方升起。”然而，那些自诩拥有更醇厚的历史传统而嘲笑美国新闻业的人可能忘了一点，美国新闻界存在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恰好弥补了这种缺陷。因为虽说美国新闻业中的粗俗远超英国报业，但它对那些纯精神性的话题同样兴致盎然，而英国报纸却对此一窍不通，或者说，缺乏这种能力。《西阳》的报道中就充斥着以极其荒唐的方式探讨的严肃议题。在他们那里，威廉·詹姆斯同时会被称为“疲倦的威利”，美国报业的形象不断在高雅与通俗之间转换。

因此，以下所发生的事便也不足为奇了。牛津市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约翰·布尔努瓦在艰涩的评论杂志《自然哲学季刊》上发表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缺陷的一系列文章，他认为，宇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不时会经历一些大动荡引发的巨变；虽然该理论在牛津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引来颇多的追随者，并被命名为“灾变论”，英国报业却对此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多家美国报社却将此番挑战视为一件大事；《西阳》的版面上到处可见有关布尔努瓦先生的报道。但是，正如此前所述，美国的报纸充斥着自相矛盾。一些充满智慧与热情的极具价值的文章却被冠以低劣的标题，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学无术的疯子写的。诸如“达尔文嘴啃泥；批评家布尔努瓦说他引发震荡”，或者“让灾难永存，思想家布尔努瓦如是说”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就这样，打着领结、一脸苦相的卡尔霍恩·基德先生奉命去牛津郊外的那幢小房子里采访思想家布尔努瓦先生。后者安静愉快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全不知道自己已被冠以思想家的头衔。

此前，这位信奉命定说的哲学家茫然地接受了采访的要求，并将时间定在当晚9点。夏日的最后一丝余晖徘徊在卡姆纳市和周围草木茂盛的丘陵上；这位浪漫的美国佬生怕走错了路，同时却又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好奇。他看到路边有一座货真价实的古英国乡村旅馆，名叫“冠军武器”，旅馆大门开着，他走进去想问一下路。

他走进旅馆大堂按了按铃，但等了一会儿才有人回应。当时唯一的另一名客人是个清瘦的男人，头发接近红色，穿着宽大的衣服。他正喝着极劣质的威士忌，同时却又抽着很好的雪茄。那威士忌显然是“冠军武器”里的招牌酒，而雪茄则极可能是他从伦敦带来的。他那玩世不恭的随意装扮与这位年轻的美国人朴实无华的整洁衣装实在是大相径庭，但他却带着铅笔，还有一本打开的笔记本；或许还因为他那双机警的蓝眼睛所流露的神情，基德猜想他应该是一位记者同行。事实证明，他猜对了。

“劳驾，”基德问，带着他的民族所特有的礼貌，“你能告诉我去格雷乡舍该怎么走吗？据我所知，布尔努瓦先生就住在那里。”

“沿着大路往前走几步就到，”红发的人撇开拿着雪茄的手，“我待会儿也要经过那里，不过我是去彭德拉根庄园玩，去凑个热闹。”

“彭德拉根庄园是什么地方？”卡尔霍恩·基德问。

“克劳德·钱皮恩爵士的地盘，难道你也要去凑热闹？”另一位记者抬起头来问道，“你是个记者，对吧？”

“我是来找布尔努瓦先生的。”基德说。

“我是来找布尔努瓦夫人的，”另一人说，“不过我不能去她家找她。”他的笑声让人颇感不悦。

“你对灾变论感兴趣吗？”美国佬好奇地问。

“我对灾难感兴趣，而且应该马上就能看到一些了，”他的这位伙伴阴郁地说，“我专门宣扬别人的丑闻，我也从不否认。”

说完，他向地上啐了一口；不过，就从他那一刻啐口水的姿势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从小有着良好教养的绅士。

这位美国记者开始用心打量起他来。他脸色苍白，看着像是放荡不羁的那种人，神情中蕴含着伺机待发的激情；但那还是一张机智而敏锐的脸；他穿着随意，服装很粗糙，但瘦长的手指上却戴着一枚贵重的印章戒指。谈话中，他知道了他叫詹姆斯·达尔罗伊，是一位破产的爱尔兰地主的儿子，目前就职于一家专挖桃色新闻的报社，叫做《精明社会》。他打心底里鄙视这家报社，却仍在其中担任着记者一职，更令人痛苦的是，他的工作几乎与做间谍无异。

布尔努瓦有关达尔文的理论是个好题材，能让《西阳》充分发挥它雅俗并举的特点，因而《西阳》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令人遗憾的是，《精明社会》对此却毫无兴趣。达尔罗伊来这里似乎是因为嗅到了一丝丑闻的气息，这桩丑闻很可能最终要闹到离婚法庭上，但眼下它还只是飘荡在格雷乡舍和彭德拉根庄园之间。

《西阳》的读者都知道克劳德·钱皮恩爵士和布尔努瓦先生，如同他们熟知教宗和德比赛马冠军那样。但他俩竟然私交甚密，基德觉得，这简直就如教宗与赛马冠军一般不搭调。他听说过，也曾写过，或者说是假装知道克劳德·钱皮恩是“英格兰十大智者和富者之一”；他是个伟大的运动家，驾着游艇环游世界；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写了一系列关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书；他还是政治家，凭借令人惊异的保守党民主主义席卷了整个选区；此外，他还是文学艺术、音乐、特别是表演方面的业余爱好者，而且颇有建树。克劳德·钱皮恩爵士实在是一位超乎美国人想象的更加杰出的名人。这位新生的贵族有着无所不包的文化涵养，并热衷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他不仅伟大，而且激情四溢。我们用‘dilettante’一词来表示“业余爱好者”时，不免让人理解为浅薄或一知半解，但他却并非如此。

堪称完美的钱皮恩爵士，长着一副鹰隼般的身形，有双深紫色的意大利人特有的眼眸，不时出现在《精明社会》和《西阳》的版面上。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被雄心吞没的人，一如遭到烈火吞没，或疾病缠身那样。不过，虽然基德对钱皮恩爵士的情况了解颇多——事实上，比他自己知道得还多——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热爱炫耀的贵族竟会与那位新近才被发掘出来的灾变论的创始人有瓜葛；或者说，他根本不会猜到克劳德·钱皮恩爵士与约翰·布尔努瓦竟是亲密的好友。然而，按照达尔罗伊的说法，这确是事实。中学和大学时，他们曾形影不离。而且，虽然他们的社会命运大不相同，钱皮恩是个大地主，且差不多是个百万富翁，布尔努瓦却是个穷学者，而且此前一直默默无闻，但他们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布尔努瓦的小房子就在彭德拉根庄园的大门外。

但这两人的友谊还能保持多久呢？这恐怕是个暗藏玄机的问题。一两年前，布尔努瓦娶了一位漂亮且小有成就的女演员，他腼腆而笨拙地爱着她。但他们的住房靠近钱皮恩的居所，这便给了那位轻浮的名人放荡的机会，那样做除了能为她带来痛苦而低劣的刺激外什么好处都不会有。钱皮恩爵士真是将宣传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这样一场阴谋中招摇卖弄绝不会为他带来什么荣誉，他却似乎很是乐在其中。彭德拉根的仆人总是捧着花束登门献给布尔努瓦夫人；马车和汽车不断来到乡居门前邀布尔努瓦夫人出行；园子里永远都在举办正式舞会和化妆舞会，期间钱皮恩爵士就像带着‘爱与美之天后’巡游一样，领着布尔努瓦夫人在众人面前招摇。就在那个夜晚，基德先生要去探讨灾变论，而对克劳德·钱皮恩爵士来说，那是他露天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他将扮演罗密欧，至于朱丽叶的扮演者是谁，在此自然不必点明了。

“我猜这事肯定得出大乱子，”红头发的年轻人说道，同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老布尔努瓦可能被收买了，所以才不吱声——也可能他太老实，不明事理。但要是他太老实的话，那只能说他是笨得要死了，是榆木脑袋了。不过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他是个有着超凡智慧的人，”卡尔霍恩·基德低沉着嗓门说。

“是的，”达尔罗伊回答道，“但正因为智力超群，他才不甘心当愚蠢的缩头乌龟。你现在要走吗？我再待一会儿也过去。”

但卡尔霍恩·基德已经喝完了一杯牛奶和苏打水，潇洒地走上了通往格雷乡舍的小路，留下他那愤世嫉俗的线人独自品着威士忌和烟草。最后一抹日光已经褪去，天空变成了浓重的青灰色，好似一块石板，随意地镶嵌着几颗明亮的星星；月亮快要出来了，照得左边的天空格外明亮。

格雷乡舍四周围着僵直、高耸的荆棘树篱，紧挨在公园的松树和铁栅栏边，起初基德还以为这是公园的门房。不过他看到了狭窄的木门上写着布尔努瓦的名字。此时，手表指针正好走到了这位“思想家”约好的时间，他走进去叩响了前门。从院子里他可以看到，虽然这座房子仍然非常朴素，但比第一眼看到的显得大而豪华了些，显然并不是门房的样子。门外立着狗窝和蜂箱，似是象征着英格兰的乡间生活；园子里成排的梨树郁郁葱葱，皎洁的月亮从树后徐徐升起。那条狗钻出了狗窝，带着一副尊贵的神气，似乎很不情愿吠叫；而前来应门的这位朴素的老男仆言语简明，显得甚是高贵。

“先生，布尔努瓦先生非常抱歉，”他说，“他突然有事，不得不出去了。”

“可我是和他约好了的，”记者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先生，他去彭德拉根庄园了，”这位仆人颇为阴沉地说，伸手想要关门。

基德不由得心里一动。

“他是和夫人——是和大家一起去的吗？”他问得有些暧昧。

“不，先生，”男仆简洁地回答，“他留在家里，过后才单独出去的。”说完他便粗野地甩上了屋门，好像有什么事没做完似的。

这美国人举止冒失，却也很敏感，这时也有点火了。他真想逼他们去听一堂商业礼仪课；那条灰不溜秋的老狗，那个头发花白、面色阴沉，穿着老旧衬衫的老管家，还有那轮老态龙钟的月亮，特别是那个没头没脑、不守约定的老哲学家。

“如果他那样做事，那他活该被自己的妻子背叛，”卡尔霍恩·基德先生说，“不过他也可能是去砸场子呢，那样的话，作为《西阳》的记者，我一定得去看看。”

从敞着门的门房处转弯，他走上了一条大路，路两边排列着阴沉黑暗的松树。树丛看起来冷漠而突兀，直指彭德拉根庄园的内园。阴沉沉的树木排列整齐，就像灵车上的羽毛；天空中还零星地缀着几粒星星。基德先生对文字非常敏感，而对自然则少了些联想力；此时，他脑中反复冒出“乌鸦林”这个词。一则，这片松树林本身漆黑一片；再者，这里弥漫着无可名状的氛围，几乎就是司各特伟大的悲剧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周边充溢着18世纪的亡者的腐败气息；处处呈现着阴湿的庭园与破败的坟墓所特有的凄凉，让人明白曾犯过的错误不再能被修正；因为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可思议的虚幻，又让人生出一种无可治愈的哀伤。

他走在这条古怪、阴沉，充满了悲剧与诡谲的路上，不止一次以为前方有脚步声而被吓得却步不前。但前方只有两道松树构成的昏暗高墙，和上方那片楔形的星空，其它什么都看不到。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或者，那不过是他自己脚步的回音。但凭借他那仅存的理智，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前方确实有别人的脚步声。他隐隐想到了鬼魂，长着一副如小丑般惨白的面孔，却又点缀着黑斑。那片深蓝色的三角形天空的一角显得更亮，更蓝了，但他还没意识到，这是因为他正在接近亮着灯的花园和豪宅，他只感到气氛似乎愈发紧张起来，而那种悲伤的氛围此刻更多了几分暴力、神秘，还有——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灾变论。

越来越多的松树和道路从他身边退去，突然，他像被魔法砸中般定定地立在了原地。此时已不必提他恍如置身梦中，然而他确实以为自己是走进了小说的情节中，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人类习惯了那些不合常理的事，习惯了不协调的嘈杂声，我们能伴着那声音睡去。而一旦某件正常的事发生了，我们便会惊醒，好像完美的旋律会为我们带来痛苦似的。确实有事情发生了，一如所有被遗忘的故事又在这种地方重演。

从黑沉沉的松树林后飞来一把长剑，在月光映射下闪着寒光。那是把又细又长的剑，银光闪闪，令人不禁想到，在这古老的园中，它曾参加过多少次不公平的决斗。它当啷一声掉在他前方的小路上，就像一枚巨型钢针躺在地上，寒光闪烁。他像只野兔一样跑过去弯腰查看。离得近了，他发现这柄剑相当华丽：剑柄与护手上镶着巨大的红宝石，有些真假难辨。但剑刃上鲜红的液滴却无疑是真确的。

他疯了一般地望向这柄眩目的细剑飞来的方向，只见那边成排的松树间有个缺口，一条小路向右直直地切了进去。他走上那条小路，很快眼前便出现了一整排灯火通明的房屋，屋前有小湖和喷泉。然而，他的目光并不在那房子上，因为眼下有更引人注目的东西可看。

不远处，在梯台式花园那陡峻的绿坡上，他看到一个小山丘或者长满草的凸起，就像一个被田鼠拱起的巨大土丘，周围是三圈玫瑰花栏，中间的最高点上安放着日晷；这是古园艺中常见的精巧布局。基德看到日晷的指针指向黑魆魆的夜空，好似鲨鱼的背鳍，而惨白的月光则凝滞在废弃的晷面上。但他很快又发现上面还矗立着别的什么，他的心砰砰直跳——那是一个人。

虽然那人的穿着异常古怪，从头到脚都裹着深红色的紧身衣，装饰着金色的闪光带，基德也是刚看到他，但在月光下的匆匆一瞥，已足以让他认出这人是谁了。他苍白的面孔对着天空，胡子刮得很干净，显得异常年轻，就像长着鹰钩鼻的诗人拜伦，黑色的卷发却已经有些花白——他曾无数次见过钱皮恩爵士的公开画像。那个红色身躯翻滚着撞在日晷上，紧接着便已滚下陡峭的台阶，躺在了这个美国人的面前，无力地挥动着胳膊。胳膊上戴着华丽而造作的金色饰物，基德突然想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套深红色的紧身衣无疑就是戏服。但那人滚下来的台阶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印迹，这显然不是演戏。他真被刺伤了。

卡尔霍恩·基德先生惊叫了起来。他再次隐隐听到了那鬼魂般的脚步声，待他反应过来，身边已经多了个人。他认出了来人，却又一次被吓到了。那个自称达尔罗伊的浪荡公子似乎一直跟在他身边，无声得让人害怕。如果说布尔努瓦没能遵守约定的话，达尔罗伊则是近乎阴险地恪守着他们并未说好的约定。月光照得一切都失去了光彩，在他那头红发的映衬下，达尔罗伊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绿光。

他的样子显得如此病态，基德忍不住大喊起来，野蛮而全无理智：“你这个魔鬼，你杀了他？”

詹姆斯·达尔罗伊又露出了他那令人不快的笑容；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再次挥动了一下手臂，无力地指向长剑掉落的地方；一阵呻吟后，他竟说出话来了：

“布尔……布尔努瓦，我说……布尔努瓦干的……嫉妒我……他嫉妒，他，他……”

基德弯腰想听得清楚些，但只听清这么几个字：

“布尔努瓦……用我的剑……他扔了它……”

他更虚弱了，再次无力地朝长剑方向挥了一下手，然后砰的一声垂落在地上。基德心里生出了一丝辛辣的幽默，他的族群总要给严肃的事情掺些诙谐的成分。

“看这情况，”他大声喊道，“你得去找个医生来，这人要死了。”

“恐怕还得找个神父，”达尔罗伊面无表情地说。“钱皮恩家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美国人在那人身边跪下，探了探他的心跳，又托起他的头，企图尽最后的努力；但一切都太晚了，早在达尔罗伊带着医生和神父赶到之前，他已经确定没救了。

“你也来晚了吗？”医生问。他长着一副健硕的躯体，蓄着传统的髭须，那双眼睛却充满了活力，此时正怀疑地打量着基德。

“或许是吧，”这位《西阳》的代表慢慢地说。“要说救他的话我是来迟了，但我刚好听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死者生前指认了凶手。”

“谁是凶手？”医生问，皱起了眉头。

“布尔努瓦，”卡尔霍恩·基德说着，还轻吹了一声口哨。

医生阴郁地盯着他，脸涨得通红，但他并没有反驳。隐没在黑暗中的那个小个子神父这时温和地说：“据我所知，今晚布尔努瓦先生并没有来彭德拉根庄园。”

“又来了，”美国佬尖刻地说，“可能得由我来给你们这个古老的国家一些真相。先生，是的，约翰布尔努瓦本该晚上在家待着，他和我有约在先，却变卦了；大概1小时前，约翰布尔努瓦突然独自离家到这该死的公园来了。这是他的仆人告诉我的。我想我们掌握了一点无所不知的警察所称的线索——你们报警了吗？”

“是的，”医生说，“但我们还没通知其他任何人。”

“布尔努瓦夫人知道吗？”达尔罗伊问道。基德再次感到有种照着他的嘴巴打一拳的冲动。

“我还没告诉她，”医生粗声道，“不过警察就快来了。”

那小个子神父本已走到了大路上，这时又拿着那把剑回来了。他身材矮胖，又是个普通的教士，相形之下，那柄剑显得巨大而且醒目。“在警察来之前，”他抱歉地说，“你们谁有照明的东西？”

美国记者从口袋中掏出一支手电筒，神父将它凑近剑刃的中部，眨着眼仔细地查看了一番。随后，他也不看剑头和剑柄，便将这把长武器递给了医生。

“我想我待在这儿也没什么用了，”他轻叹了口气说，“先生们，晚安。”他倒背双手，低头沉思着踏上了那条通向排屋的黑魆魆的大路。

其他人匆忙向门房走去，那儿已经来了一位巡官和两名警察，正在向看门人了解情况。而小个子神父穿行在松树构成的昏暗回廊中，脚步越来越慢，最后终于在房前的台阶上站定了。有人安静地走了过来，神父也安静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来人脚步轻盈，活脱一个符合基德想象的鬼魂，却显得可爱而高贵。那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文艺复兴式样的银色锦缎长裙，金色的长发束成两条光亮的麻花辫，脸色惨白，如同一尊以象牙和黄金制成的古希腊雕像。不过，她的双眼异常闪亮，她的声音，尽管低沉却透着自信。

“布朗神父吗？”她问。

“布尔努瓦夫人？”他严肃地回道，然后看了她一眼，径直说道，“我想你已经知道钱皮恩爵士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了？”她沉着地问道。

他没有回答，只接着问：“你见到你丈夫了吗？”

“我丈夫在家，”她说。“他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还是没有回答。那女人凑近了他，脸上紧张的神情显得有些怪异。

“我能多说两句吗？”她说，笑容中透着担心。“我知道不是他干的，你也知道。”她注视着他，布朗神父严肃地看了她好久，终于点了点头，但神情却更加凝重了。

“布朗神父，”这位女士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但我想先请你帮个忙。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没像别人那样断定可怜的约翰有罪呢？你放心说吧，我，我知道那些流言，也知道大家是怎么看我的。”

布朗神父看起来窘迫极了，他尴尬地用手抚着额头。“两件很小的事，”他说。“至少，其中一点是微不足道的，另一点则很含糊。不过正因为它们存在，布尔努瓦先生才不可能是凶手。”

他转过那张圆脸，茫然地望着星空，心不在焉地继续说：“先说说模糊的那点吧。我很看重这些模糊的想法，那些不能作为‘证据’的东西却很能说服我。人的品性各不相同，有的人就是不可能做某些事。对我来说，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对你丈夫了解不多，但我觉得这桩普遍被认为是他犯下的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布尔努瓦不会这么邪恶，任何人都可能变得很邪恶，只要他愿意。我们能决定自己的道德取向，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品味以及做事的方式。布尔努瓦也可能犯下谋杀罪，但不会是这桩案子。他不可能从那样华丽的刀鞘中夺过罗密欧的长剑，像在某种祭坛上杀死祭品那样将他的敌人杀死在日晷上；他也不可能把尸体留在玫瑰丛中，然后将长剑扔到松树林里。如果说布尔努瓦会杀人，他一定会用一种既隐秘又古板的方式，像他做其他任何让人起疑的事那样——比如静静地喝第10杯波特酒或者读一首散漫的希腊诗歌。不，那种浪漫情景根本就不适合布尔努瓦，倒更符合钱皮恩的风格。”

“啊！”她那双如钻石般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

“小疑点是这样的，”布朗说。“剑身上有指纹；通常来说，像玻璃或者钢铁这样光滑的表面，只要有人用手指碰过就会留下指纹，过段时间仍能辨认。我说的指纹就在这光滑的表面，在剑刃的中间。我没法判断是谁的指纹，但你说什么人会抓在长剑的中间位置呢？那是把长剑，本来长度应该是一种优势，可以让他更容易刺到敌人，至少对于大部分敌人来说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例外。”

“只有一个例外，”她重复道。

“只有一个敌人，”布朗神父说，“一个人更容易用匕首杀死他，而不是长剑。”

“我知道了，”她说。“他自己。”

长久的沉默过后，神父突然轻声开口道：“那么，我说对了吗？钱皮恩爵士是自杀的吗？”

“是的，”她面无表情地说。“我看着他自杀的。”

“他，”布朗神父说，“是因为爱你而死的吗？”

她脸上闪过一丝怪异的神情，全不同于同情、羞涩、懊悔，或者任何他所期望的情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强而洪亮。“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他其实一点都不在乎我，他恨我的丈夫。”

“为什么？”神父问道，那张圆脸由天空转向了这位女士。

“他恨我的丈夫，因为……哎，这太奇怪了，我都不知该怎么说……因为……”

“嗯？”布朗耐心地问。

“因为我丈夫不愿恨他。”

布朗神父只点了点头，似乎仍在认真听着；他与现实和小说中的大部分侦探有一点点不同，就是绝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布尔努瓦夫人又走近了些，脸上放着光，因为确信而显得泰然自若。“我丈夫，”她说，“他是个伟大的人。但克劳德·钱皮恩爵士并不伟大，他不过是个有名的成功人士。我丈夫向来算不上成功或有名，但事实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他并不想凭借思想成名，正如他抽雪茄是为了自娱一样。从这点来说，他确实愚不可及，他一直没长大，还像学生时代那样喜欢着钱皮恩，他佩服他，就像赞叹宴会上的一场魔术表演那样。但他绝不会生出嫉妒钱皮恩的念头。而钱皮恩想让他嫉妒，他已经走火入魔了，为了这点甚至杀了自己。”

“是的，”布朗神父说，“我想我已经开始明白了。”

“哦，难道你没发现吗？”她喊了起来，“这全是他故意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他嫉妒而设计的。钱皮恩让约翰住在他家门口的小房子里，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想让约翰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约翰从没有这样想过，他根本不关心那种事情，就像，就像一头漫不经心的狮子。钱皮恩总是在约翰穿得最邋遢或者正吃着家常饭的时候闯进来，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或者炫耀他的壮举，又或者是他的某个探险故事，好像他是哈伦·阿尔拉施德来访似的。而约翰总是微眯着眼睛亲切地表示接受或者反驳，那样子就像一个懒洋洋的中学生对他的同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5年来，约翰从没有变过脸色；而克劳德·钱皮恩爵士，他就是个偏执狂。”

“哈曼将王抬举他的所有荣誉，”布朗神父说，“都说给他们听；他又说：‘只是我见犹太人莫德凯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

“当我说服约翰把他的几篇文章发给一家杂志的时候，”布尔努瓦夫人继续道，“危机就产生了。它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尤其在美国，还有一家报社想来采访他。钱皮恩几乎每天都有采访，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后一条控制着他的邪恶与憎恨的神经也终于断裂了，虽然约翰根本无心与他竞争，而这样一点点迟到的小成功也是他本应得的。钱皮恩开始疯狂地攻击我的爱情和荣誉，那已经成了全郡的谈资了。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恶言恶语存在，我只能告诉你，除非我能向我丈夫解释清楚整个情况，这些闲言碎语才可能避免，但有些事情凭一个人的意志是没法达成的，就像人不会飞一样。没人能向我丈夫解释清楚，至少现在没人能做到。如果你这样告诉他，‘钱皮恩在抢你的妻子，’他会觉得这玩笑有点粗俗了：是的，他会觉得那只是个玩笑，他那伟大的脑壳顽固得很，你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好吧，本来今晚约翰是要来看我们表演的，但就在我们快要开始的时候他说他不来了，因为他手头有一本有趣的书要看，还有雪茄。我把这事告诉了钱皮恩，这对他来说真是致命的打击。那个偏执狂突然绝望了。他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像个魔鬼一样喊着是布尔努瓦杀死了他；他想让人嫉妒，结果却被自己的嫉妒杀死在花园里，而约翰却坐在餐厅里看书。”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这位小个子的神父开口了：“布尔努瓦夫人，在你所有生动的描述中，只有一个漏洞。你丈夫并没有坐在餐厅里看书。那个美国来的记者说他去过你家，而你们的管家说布尔努瓦先生也来彭德拉根庄园了。”

她那明亮的眼眸瞪得溜圆，但那神情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慌张或者恐惧。“怎么可能，你是什么意思呢？”她喊道。“所有仆人都去看演出了啊，而且我们也没有管家，天啊！”

布朗神父心里一惊，并像个陀螺似地转了半圈，显得有些荒唐。“什么，什么？”他像是突然被刺激地清醒了过来似的。“嗨，我说，如果我去你家的话，我能和你丈夫说几句吗？”

“哦，现在仆人们应该都已经回去了，”她说，仍然显得迷惑不解。

“是的，是的！”神父又精力十足地回答道，然后便匆忙走上了那条通往公园大门的小路。很快他又回过头来说：“最好先稳住那个美国人，不然‘约翰·布尔努瓦的犯罪’这样的大标题就会传遍全美国了。”

“你不明白，”布尔努瓦夫人说。“他根本就不会介意。我想他都没有真的认为有美国这么个地方。”

当布朗神父来到那座有蜂箱和昏昏欲睡的老狗的房前时，一位矮小但整洁的女仆将他带进了餐室，布尔努瓦正在灯下读书，和他妻子的描述完全一样。他的肘边放着波特酒和酒杯；神父一进门就注意到他的雪茄上有段长长的烟灰。

“他在这儿至少已经待了半个小时了，”布朗神父心想。事实上，他坐在那儿的样子，仿佛吃完晚饭后就一直没再离开过。

“你不用起来，布尔努瓦先生，”神父愉快而平淡地说。“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我是不是打断你的研究了？”

“没事，”布尔努瓦说，“我正在看《滴血的拇指》。”他说话时既没有蹙眉也没有微笑，来者可以从他的神情中看到一种深切而刚健的淡然，这便是他妻子所说的伟大。他放下一本黄色封面的惊悚小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也没有假装幽默地评论几句。约翰·布尔努瓦是个长着一颗大脑袋、行动缓慢的大块头，他已经半秃了，只剩下斑斑的灰发，一副迟钝而粗鲁的形象。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老式晚礼服，露出一溜三角形的衬衣前胸：他这身装束本是要去看他妻子扮演朱丽叶的。

“我不会打扰你太久，你很快就可以继续看《滴血的拇指》或者其它灾难故事了，”布朗神父笑着说。“我过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今晚所犯的罪行。”

布尔努瓦平静地看着他，但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却开始出现了一道红晕，看上去像是刚刚了解什么叫做窘迫。

“我知道这罪行很奇怪，”布朗低声表示赞同。“对你来说可能比谋杀还要奇怪。坦白小罪可能比承认大罪还要难，但也正因为如此，承认它们才显得异常重要。你犯的罪，上流社会的任何一位主妇每星期都要犯6次，但对你来说，这件事还是像一桩无名的大罪般让你羞于启齿。”

“你这话让我觉得，”这位哲学家缓缓说道，“自己真是个大傻瓜。”

“我知道，”神父赞同道，“但人们常在感觉像个傻瓜和真正做个傻瓜间做出选择。”

“我并不很明白自己的心理，”布尔努瓦继续说，“但是当我在沙发上读着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开心得像个休了半天假的小男生。那种感觉很安全，好像处在永恒的时光里，我说不清楚……雪茄就在手边……火柴就在手边……‘滴血的拇指’还会出现4次……它不只是一份安宁，而是一种圆满。然后，门铃响了，我坐着想了很久，觉得我没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不管从字面意义还是从生理意义上来说，我都没法站起来。然后，因为我知道仆人们都出去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站了起来。我打开前门，看到一个张嘴想说话的小个子，手上拿着用来记录的笔记本。我这才想起了和那个美国佬约好的采访。他梳着中分头，我告诉你，那个罪犯——”

“我明白，”布朗神父说。“我见过他了。”

“我并没有杀人，”这位灾变论者温和地继续说道，“我只是做了伪证。我告诉他我去了彭德拉根庄园，将他拒之门外。这就是我犯的罪，布朗神父，我不知道为此你会让我接受什么惩罚。”

“我不会给你任何惩罚，”这位绅士的牧师说，带着一丝消遣的心态拿起了他那笨重的帽子和雨伞：“正好相反，因为你犯了这个小过错，而我是特意过来让你免遭一个小小的惩罚的。”

“那么，”布尔努瓦微笑着问，“我如此有幸得以豁免的小惩罚是什么呢？”

“被绞死，”布朗神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