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的是，敲奏编钟要从不规则振荡开始。”

——特洛伊特《敲奏编钟》

亲爱的彼得勋爵（教区长写道）：

自从您一月路经本教区后，我常常深感不安。当初我们接待您时并不知道您是一位优秀的福尔摩斯式的人物，不知道您对我们的款待是否满意？我们生活的地区很闭塞，只有《时报》和《观察家》可读，这恐怕很容易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直到我妻子在写给她表姐史密斯太太（您可能认识她，她就住在肯辛顿）的信中提到您时，我们才从她的回信中得知，原来我们的客人有这么了不起。

我冒昧给您写了这封信，一方面想请您原谅我们可悲的无知，另一方面因为仰慕您的传奇经历，想就下面这件事请您提供一些宝贵建议：今天下午，一个耸人听闻的神秘事件突然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就在教堂司事挖开已故的索普太太的坟墓，准备把他们夫妻二人合葬的时候——您一定在《每日新闻》的讣闻一栏里看到过这位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惊恐地发现墓穴里居然有一个陌生男人的尸体。看起来像是被暴力谋杀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更可怕是尸体的一双手齐腕而断！

当然本地警方已介入此事。但是这件不幸的事始终令我难以释怀（因为牵涉到了教区教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我妻子很有主见，她建议向您寻求帮助和建议。刚刚和我谈过话的利姆霍特的布伦德尔警长也已经爽快地答应说，如果您愿意亲自来调查此案，他将全力配合您的调查。我本不愿麻烦您这样的大忙人亲自来现场调查，可是如果您愿意来，我们将热诚欢迎。

如果这封信写得不着边际令人费解，请原谅，因为写信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再多说一句，敲钟人们每次提起您和我们一起鸣奏优美钟乐的事，都觉得很开心，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在此代大家向您问好。

我们夫妻二人祝您一切安好。您的朋友西奥多·维纳伯斯

附：我妻子提醒我转告您，审讯定于星期六下午两点。

这封信是在星期五早上寄出的，夹在星期六上午的第一批邮件里送到了彼得勋爵手上。看了信后，他满心欢喜地取消了一大堆社交活动，同时发电报回复说他将立即动身去圣保罗教区。到下午两点钟时，他已经和许多本地居民一道坐在了教区办公室里。这次聚集的居民人数是自从修道院被克伦威尔抢占以来聚得最多的一次。

验尸官是一位面色红润的乡下律师，似乎与在场所有人都很熟悉，开始忙碌工作起来，对他而言每分每秒都很宝贵。

“好了，先生们，请不要站在那里说话了……所有陪审团的人请到这边来……斯巴克斯，把这些圣约书发给陪审团……请选出一位陪审团主席……哦，选了道宁顿先生……很好，过来吧，阿尔夫……右手拿圣约书……慎重审讯……至高无上的主……不认识的人……尸体……查看……技能和知识……愿主保佑你……吻一下圣约书……请坐下……那边的桌子……好了，下一位……右手拿圣约书……右手，普拉特先生……难道你分不清左右手吗，沃利？……请别笑，我们没时间浪费了……像陪审团主席那样宣誓……你们各自……愿主保佑你……吻一下圣约书……坐到阿尔夫·道宁顿旁边的凳上……现在，你们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调查这个男人的死因……证人辨认……明白了，没有证人辨认……什么事，警察长？……哦，知道了……你刚刚怎么不说？好吧……请到这边来……你说什么，先生？……彼得勋爵……你能再说一遍吗？……哦，姓温西……职业？……什么？……好吧，就说绅士……那么，勋爵阁下，你说你能提供关于身份的证词？”

“不完全是，但是我认为……”

“请稍等……右手拿圣约书……证词……调查……真相……全部真相……吻一下圣约书……是的……姓名，地址，职业，都了解了……如果你不能让小孩儿安静下来，利奇太太，那就把他带出去……好吗？”

“我已经看过了尸体，我想我可能在一月一号见过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如果死者真是他的话，他曾经在离桥半里远的水闸处拦下了我的车，问到圣保罗教区怎么走。在这之前和之后我都没见过他。”

“你为什么会认为死者是他呢？”

“他皮肤很黑，蓄着胡子。死者身穿一套深蓝色衣服裤子，我看见的那人好像也穿着类似的衣服。我之所以说‘好像’，是因为他当时套了一件大衣，所以我只看见了他的裤腿。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声音低沉，说话带着伦敦腔，谈吐不错。他说自己是个发动机技师，正在找工作。但在我看来……”

“等一下，你说你认出了胡子和衣服。你能发誓……”

“我不能发誓说我确定认出了胡须和衣服，我是说二人有些相似之处。”

“你不能辨认他的特征？”

“不能，尸体毁坏太严重了。”

“很好，谢谢。还有没有证人要出来辨认的？”

铁匠怯懦地站了起来。

“请到桌子这边来，手拿圣约书……说出真相……姓名是埃兹拉·韦德斯宾。埃兹拉，你有什么要说的？”

“哦，先生，如果我说我认出了死者，那我就是在撒谎。但是他确实像刚才勋爵阁下说的那个人。去年新年元旦时他来我这里找工作，说自己是个失业的发动机技师。我的确需要一个懂发动机的人，所以我就让他试试。他干得相当不错，在我这里住了三天，突然有天半夜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

“他是哪天晚上走的？”

“就是索普太太入土那天，是……”

这时其他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一月四号，埃兹拉，就是那天。”

“对，是个星期六，一月四号，确实是。”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叫斯蒂芬·瑞莱弗。他不怎么说话，只说过他为了找工作已经四处漂泊了很久，还说他以前当过兵，后来就经常处于失业状态。”

“他有提过介绍人之类的吗？”

“啊，是的，先生，他说过。让我想想……他说过伦敦一家车厂的名字，他说他在那儿工作过，但是那里已经破产倒闭了。他说如果我写信给那个老板，老板会向我推荐他的。”

“他给你的名字和地址，你还有吗？”

“有，先生，我想我妻子把它存在茶壶肚里了。”

“你有没有同介绍人核实一下？”

“没有，先生。我曾经想过，不过我不擅长书写，所以就想等到星期天再说。结果还没等到星期天，他就走了，后来我就没想过这事儿了。他走的时候只留下个旧牙刷。当初他来的时候，我们还借给他一件衬衫呢。”

“你最好找一找介绍人的地址。”

“行，先生。丽兹！”他扯开嗓子大喊，“快回家去找找当初瑞莱弗给我的纸条。”

从房间后部传来一个声音回应道：“就在我这儿，埃兹拉。”人群一阵骚动，铁匠的胖妻子挤开人群走到前面来。

“谢谢你，丽兹，”验尸官说，“塔斯克先生，地址是伦敦西区小圣詹姆斯街一百零三号。警长，这交给你负责了。埃兹拉，关于这个叫瑞莱弗的人，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韦德斯宾先生用粗粗的食指抓了抓自己的短发。

“没有了，先生。”

“埃兹拉！埃兹拉！难道你忘了他问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了？”

“对了！”铁匠说，“正像我妻子说的，他还问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真是怪。他说他以前从没有来过这个村子，但是他的一个朋友来过，这个朋友还托他问候托马斯先生。‘托马斯先生？’我说，‘这儿没有叫托马斯的先生，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那就怪了，’他说，‘不过他或许还有其他名字。据我所知，’他说，‘这位托马斯先生脑筋有点不太清楚，用我朋友的话说是有点傻里傻气。’‘啊？’我说，‘你说的不是傻子皮克吧？可他的教名是欧瑞斯啊。’‘不，’他说，‘我要找的是托马斯，巴蒂·托马斯，就是这个名儿！我朋友还跟我说了一个叫保罗的人——好像是个裁缝之类，就住在托马斯隔壁。’‘哈，’我说，‘你朋友是逗你玩儿呢！这不是什么人名，而是钟的名字。’‘钟？’他问。‘是的，’我说，‘是教堂的钟，就是钟。巴蒂·托马斯钟和次中音钟泰勒·保罗，人们是这么叫的。’然后他问了一大堆关于钟的问题。我说：‘如果你想知道关于钟的事情，最好去问教区长。他对这些钟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去找过教区长。后来有一天他回来——那天是星期五——说他去过教堂，看见在老巴蒂·托马斯的墓碑上雕刻了一口钟之类的云云。然后又问我上面写的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去问教区长。最后他问：‘所有的钟上都刻了字吗？’我说：‘大部分有。’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些事。”

听了韦德斯宾先生的话，大家都有点云里雾里。于是又把教区长叫过来问话。他说他记得在一次去铁匠铺送教区杂志时见过一个叫斯蒂芬·瑞莱弗的人，不过当时那个斯蒂芬没有问过钟的事情，其他时间更是没有。然后教区长又从他自己的角度证实了发现尸体派人报案的经过，之后就退了下去。接下来是教堂司事接受审讯。

哥特贝德先生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把之前对警察说过的那段他和迪克之间的对话又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其间还不忘加上很多罗里罗嗦的细节。完了他又补充说索普太太的墓是在一月三号挖好的，一月四号葬礼结束后这位太太就立即下葬了。

“你的工具放在哪里，哈里？”

“在煤炭室。”

“煤炭室在哪儿？”

“哦，先生，在教堂底下——教区长说那里是老地窖。把煤放在那里可真是麻烦，要把煤运上运下，要穿过圣坛，完了还要清扫干净，一大堆工作要做。煤桶里的煤不可能一点儿都漏不出来，随你怎么想。”

“门平时是锁着的吗？”

“哦，是的，先生，一直都锁着。那是在管风琴下面的一扇小门，先生。没有西门和这扇门的钥匙的人是进不去的，哦，我的意思是，就算没有西门的钥匙也要有教堂的其他门钥匙才行。我有西门的钥匙，西门离我家较近，对我很方便，但别人没有。”

“你把钥匙放在哪里？”

“挂在我家厨房里，先生。”

“其他人有没有煤炭室的钥匙？”

“有的，先生。教区长有所有门的钥匙。”

“再没有别的人了？”

“据我所知没有，先生。戈德弗雷先生有除了地窖钥匙以外的全部钥匙。”

“明白了。钥匙放在你家厨房里的时候，你的家人都可以拿到钥匙，对吧？”

“呃，先生，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希望你现在不是要质疑我和我妻子，更不要质疑迪克。不要把孩子卷进来。我接替赫兹卡亚做教堂司事已经二十年了，还从来没有人因为什么陌生人被毁容埋葬之类的事情怀疑过我们。你想想，这个叫瑞莱弗的家伙在某天上午来我这里找工作，我怎么知道他干过些什么？而且，如果是他拿走了钥匙，我肯定会察觉的。再说了……”

“行了，行了，哈里，不要讲废话！难道你要说这个可怜人自己挖坟墓再把自己埋了？别浪费时间。”

（底下响起一阵笑声，有人喊：“哈里，想法不错，哈哈！”）“安静，请安静！没有人指控你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丢过钥匙？”

“没有，先生。”（不高兴地说）

“或者有没有人动过工具？”

“没有，先生。”

“在弄好索普太太的坟墓后，你把工具洗干净了吗？”

“我当然洗干净了。我总是把工具洗得干干净净的再放好。”

“在那之后你又在何时用过工具？”

这下把哥特贝德问住了。过了一会儿，迪克提醒道：“梅西的孩子。”

（“请不要给证人提示！”）

“对，”哥特贝德赞同地说，“梅西的孩子，你可以查查登记簿，那大概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差不多就那个时候。”

“你在拿工具去给梅西太太的孩子挖墓地时，工具是干净的吗？是放在原来的位置吗？”

“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在那之后都没有吗？”

“没有，先生。”

“很好，这样就行了。下一个是治安官普利司特。”

治安官简单几句发完誓，然后就开始向法庭陈述自己如何被叫到现场，如何联系布伦德尔警长，如何帮助转移尸体以及如何检查死者衣物的经过。然后他走到警长面前，警长确认了他的证词，还列出了一个简短的死者个人物品清单，其中包括：一套劣质的海军蓝斜纹咔叽布料衣服，因为埋在土里而腐坏了，但明显可以看出是最近从一家著名廉价服饰店买的，破旧的内衣物，上面居然有一家法国生产商的名字（太出乎意料了）；一件卡其衬衫（英国军服式）；一双近乎全新的工人靴；一条廉价的斑点领带。此外还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一条白色棉手绢、一包忍冬香烟、二十五先令八便士的现金、一把随身梳子、十生丁的法国硬币、一小截硬钢丝，钢丝一头被弯成钩形。尸体没有穿大衣。

似乎只能从法国硬币、法式内衣和钢丝上看出点端倪来。于是又传埃兹拉·韦德斯宾来问话。但是，除了想起瑞莱弗说自己曾参加过一战外，埃兹拉就再也想不起瑞莱弗是否提到过法国。当警察长问这根钢丝是不是用来开锁时，他摇摇头，说他认为完全不像。

下一个证人是贝恩斯医生，他的证词是当天唯一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

“我检查了尸体并做了解剖。据我判断，死者是个年龄介于四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看起来他在生前营养不错，身体很健康。考虑到土质会延缓尸体腐烂，加上发现尸体的位置低于教堂墓地地面两英尺，低于实际的坟堆表面三至四英尺，尸体已经在墓穴里放了三至四个月。掩埋的尸体比露天放置的尸体腐烂得慢一些，或者这样说，穿了衣服的尸体比裸体的尸体要腐烂得慢。在这种情况下，尸体的内脏和软组织都还保存得不错，能够辨识。我做了详细检查，发现除了头部、胳膊、手腕和脚踝以外，尸身其他部位都没有外伤痕迹。面部显然被某种钝器猛击过，致使头颅前部完全碎裂。我无法断定头颅被击打的确切次数，但是肯定被打了很多下，而且力道很大。打开腹腔后——”

“稍等，医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死者死于头部重击？”

“不，我认为头部重击不是死因。”

这时大厅里的人们兴奋地小声议论起来，彼得·温西勋爵则带着满足的笑容摩挲着手指。

“为什么，贝恩斯医生？”

“因为，据我判断，死者是在死后受到重击，手也是在死后切掉的，显然是用短刀切的，比如大折刀。”

人群又是一阵骚动。彼得·温西勋爵说了一句：“精彩！”

贝恩斯医生为自己的观点补充了大量技术论据，主要内容是关于没有大量出血以及皮肤总体外观。然后他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提供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

“可是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具尸体呢？”

“这个——”医生冷冰冰地说，“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我并非研究精神失常或神经症的专家。”

“确实如此。很好，那么你认为死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打开死者腹腔后，我发现胃、肠、肝和脾严重腐烂，但肾、胰腺和食管保存较好……”（这时医生开始跑题了，大谈特谈医学细节）“……我看不出来，”他又回到主题上说，“表现上没发现有疾病的外部症状，或者中毒引发的伤害。不过我取了某些器官（他一一列举），把它们密封在广口瓶里（他又讲了一些技术细节）。我建议今天就送去请专家詹姆斯·拉伯克爵士做检查，这样预计两周后就能收到他的检查报告——也许用不了这么久。”

验尸官很满意这项建议，又问：“你提到胳膊和脚踝上的伤，医生，这些是什么样的伤？”

“脚踝上的皮肤被严重摩擦——似乎被绳子紧绑过，袜子都勒破了。胳膊肘以上的部位也有绳子的勒痕。毫无疑问，这些伤是在死前造成的。”

“你是说有人用绳子把死者绑起来，然后用其他方式杀死了他？”

“死者肯定被绑过——不管是被其他人还是他自己绑的。曾经有个案例，可能你还记得——某所大学里死了一个年轻人，调查显示正是他绑住了自己的胳膊和手腕。”

“那个案子里的年轻人是窒息而死吧？”

“我想是的。但这个案子不一样，我没找到类似迹象。”

“我想你不会说是死者自己把自己给埋了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验尸官嘲讽地说，“照你这么说，如果有人不小心或故意把自己绑起来杀死自己，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把自己绑起来之后，单单把胳膊和脚踝绑起来并不致死。”

“把自己绑起来——为什么这个时候另一个人会过来打烂他的脸然后偷偷把他埋在这儿？”

“我可以提出各种猜测，但是我认为那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你说得对极了，医生。”

贝恩斯医生鞠了鞠躬。

“我猜，如果他把自己绑起来又无法解开的话，可能是饿死的。”

“很可能，不过詹姆斯·拉伯克爵士的报告会告诉我们的。”

“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还有一点：为了有助于确认死者身份，鉴于死者下颌被大面积破坏，我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记录，记录了死者牙齿的数量和状况，以及各种牙齿修补的痕迹。我已经把这个记录交给了布伦德尔警长，方便他调查。”

“谢谢你，医生，这无疑相当有用。”

验尸官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他的记录，然后就交给了警长。

“警长，我认为最好把审讯延期到你完成调查后再进行。两个星期后的今天怎么样？如果你认为可能要指控某人与本案有关，或者叫事故，我们可以按你的意见继续延期。”

“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卡普兰先生。”

“很好，先生们，审讯延期到两周后的今天。”

陪审团成员们有点困惑，同时也因为没有被征求意见而略感失望。他们从就座的高桌子后面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去——这个桌子平时主要是人们在举办庆典时来教堂喝茶用的。

“一个完美的案子，”彼得勋爵兴高采烈地对维纳伯斯说，“相当有趣，非常感谢你让我参与其中。我无论如何都不愿错过它。我很欣赏你们那位医生。”

“我们都觉得他很有才华。”

“请一定介绍我们认识，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不过看得出验尸官不喜欢他，无疑是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对立情绪。啊，我的老朋友赫兹卡亚来了。你好吗，拉文德先生？保罗钟怎么样？”

两人彼此地问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急匆匆地走过他们身边，教区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忙，威廉，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下彼得·温西勋爵。彼得勋爵，这是威廉·索迪，上次你敲的就是他负责的钟。”

两个人握了握手。

“很遗憾我没能参加那次鸣奏，”索迪说，“但当时我病得不轻，是吧，教区长？”

“确实很严重，你现在看起来都还没好利索呢。”

“我没事，先生，只是稍微有点咳嗽。不过春天来了就会好的。”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玛丽怎么样？”

“很好，先生，谢谢你。她本来是想来看审讯的，不过我说这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幸亏我没让她来。”

“是啊，医生的证词太让人毛骨悚然了。孩子们好不好？那就好。转告你妻子，我太太这一两天就会去看她……是的，她很好，谢谢，只是情绪有点低落，不过也很正常，都因为这件烦心事。啊哈，贝恩斯医生过来了。医生！彼得·温西勋爵非常想认识你，到我家去一起喝杯茶吧。再见，威廉，再见！……我不喜欢那家伙的样子，”在转向教区长家走去时，教区长又问道，“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医生？”

“他今天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紧张。上星期我还以为他病情大好了，但看样子还有一阵才行。而且他确实很紧张。农场工人没什么胆量的，对不对，彼得勋爵？不过他们也是人，像我们一样。”

“索迪很优秀，”教区长说，好像“优秀”二字就意味着可以紧张，“在发生那些不幸事件之前，他种的是自己的地。现在他为亨利爵士工作——也就是说，他现在没工作了。现在红房子里只留下了那个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我猜受托人会把那个地方租出去，或者找个管家过来替她打理。不过恐怕这些日子没什么收益。”

这时一辆车在超过他们一小段距离后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了布伦德尔警长和他的助手。教区长先是煞有介事地为教堂里发生的凶案表示了歉意，然后就介绍警长和勋爵认识。

“非常高兴认识你，勋爵阁下。我听我的老朋友萨格巡官提起过你。他现在退休了——你知道吗？——他住在利姆霍特的另一边，有一套很漂亮的小房子。他时常提起你，说你曾经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唉，警察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勋爵阁下，就我们俩——刚刚治安官打断你的时候，你是想说什么？你是想说那个叫瑞莱弗的家伙并非发动机技师？”

“我刚是想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普林斯顿（英国一所监狱的名字）之类的地方做苦力。”

“啊，”警察长若有所思地说，“何以见得？”

“眼神、声音、仪态——都是特征，不是吗？”

“啊，”警察长又说，“你有没有听过威尔伯拉罕宝石项链的事，勋爵阁下？”

“听过。”

“那你知不知道诺比·克兰顿又出狱了？他最近好像也没有去警局报到。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六个月前在伦敦，警方一直在找他。不管怎么说，如果很快又听到宝石项链的消息，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啊哈！”温西说，“我就喜欢寻宝。当然，这是保密的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勋爵阁下。你看，如果有人甘愿为了这条项链把克兰顿杀死、毁容、砍掉双手——为了保留指纹——然后掩埋掉，那么村里肯定有人知道点什么。他们越是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说话做事就越是肆无忌惮。这就是为什么，勋爵阁下，当教区长提议请你来这里时我特别高兴。他们跟你说话时会比跟我谈话要更放松一点，明白吧？”

“太棒了！我最擅长的就是到处瞎逛问东问西。我也能随时找个好理由跟人喝上很多啤酒。”

警察长咧嘴笑了，恳求温西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然后就钻进车里开走了。

对任何侦探调查而言，最大的一个难点都是从何入手。经过思考后，彼得勋爵列出了下面这些问题：

如此种种，勋爵的脑海里有一大堆问题等待解答，其中一些必须要等到专家和警察的报告。当然，现在可以立刻调查关于钟上铭文的事情。他找到教区长，问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是否可以看一下他曾经提过由乌尔科特写的《圣保罗教区钟史》。教区长认为没问题。但他找遍了自己书房里的所有书架，甚至维纳伯斯太太和埃米莉也来帮忙寻找，结果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在那间给服装俱乐部举行活动用的小房间里找到了。（教区长说：“怎么会在那儿？真想不通！”）温西从这本书里找出下列事实，对此考古学家会感兴趣，但对寻找关于尸体或宝石项链的线索而言却没什么直接联系：

巴蒂·托马斯（七号钟；重量为三十英担；钟音为D）：就样式而言，她是这组编钟中最古老的；从其原有金属来看，亦是最古老的。最早是于一三三八年由林恩的托马斯·贝尔耶特尔铸造而成，于一三八零年由本教区的阿伯特·托马斯（生于一三五六年，卒于一三九二年）第二次铸造，添加了一些金属。（修建钟塔和现存教堂中殿的大部分的正是此阿伯特·托马斯，后来一四二三年阿伯特·马丁将侧廊窗户扩建成垂直式窗户。）

铭文：

钟肩：不要怀疑，要忠诚；钟腰：圣托马斯；钟肚：阿伯特·托马斯要我在此，无论我的歌声如何，都受到喜爱和欢呼——一三八零年。

没有关于这个时期其他任何钟的记录，但可能至少还有另外一个。然而我们知道，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有一组编钟，由五口钟组成，钟音是D。

约翰（三号钟；重量为八英担；钟音为A）：是原先的高音钟，上面刻着铸造人的名字“约翰·柯尔”。约翰·柯尔是当时的一名创始人。

铭文：

钟肚：约翰·柯尔铸造我；约翰牧师买下我；约翰福音传道者帮助我。

杰瑞科（四号钟；重量为八英担；钟音为G）：过去曾是二号钟，看起来她的铸造人相当欣赏她。

铭文：

钟肩：杰瑞科致约翰·阿格罗特，我的声音最美。一五五九。

关于原先的四号钟，我们一无所知。原先的三号钟（Ffl）很糟糕，音质单调微弱。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这口钟的内表面被进一步磨薄以使钟声更接近FQ音，同时加入了次中音钟，六口钟一起构成一组钟音为C的编钟。

泰勒·保罗（八号钟；重量为四十一英担；钟音为C）：一口优秀的钟，音质音准都非常好，在教堂旁边的“钟田”铸成（见教区记事簿）。

铭文：

钟肩：保罗是我的名字，荣誉也是我的名字；钟肚：九曲丧钟，皈依基督——一六一四。

上述钟在大叛乱中得以保存下来。在那个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当变调鸣奏开始流行时，又加入了一个新的高音钟和一个第二高音钟，终于有了八口钟。

高德（高音；重量为七英担；钟音为C）：是来自高迪家的礼物，钟上刻的座右铭是“貌似虔诚”。

铭文：

钟肚：高德、高迪、赞美主。

在这个时期，二号钟叫做卡罗乐丝，是为庆祝国王复位而造。然而，由于在某些仪式中扯动最小的两口钟的钟舌鸣奏，这口钟在十八世纪时破裂了，因此这组钟又减少为六口钟，其中的五号钟（Ftj）总是不令人满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衰弱的时期），虫子钻进了钟箱的木头里，结果六号钟（伊丽莎白四号）倒下来摔坏了。在这之后一直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一位热心的高教会派教区长出来呼吁公众重视这组钟的糟糕状况。人们开始募捐，修缮钟箱的框架，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其中三口钟被重铸过：

萨巴思（二号钟；重量为十四英担；钟音为B）：是来自教区长的礼物。

铭文：

钟肩：圣钟；圣钟；圣钟；主；上帝；萨巴思。

钟肚：于一八八七年由拉夫伯勒的约翰·泰勒重新铸造。

迪米蒂（六号钟；重量为十四英担；钟音为E）：为纪念卒于一八八三年的理查德·索普爵士而造。

铭文：

钟肩：于一八八七年由拉夫伯勒的约翰·泰勒重新铸造；

钟肚：虔诚纪念理查德·索普+佩徽章资格+主啊释放仆人+平静安详。

朱比利（五号钟；重量为九英担；钟音为F）：

这口钟是用公众为纪念女王五十周年大庆所募得资金铸造的。

铭文：

钟肩：周年大庆；托天之福；无所不知者；大地；

钟腰：由教区执事约翰·泰勒、可伊·辛金斯和比·道宁顿在女王五十周年大庆当年重新铸造。

温西苦苦思索这些内容，想了很久还是一无所获。这些日期、重量和座右铭——是不是有什么能和被藏起来的珠宝联系起来呢？那个人特别提到过巴蒂·托马斯和泰勒·保罗，可是不管他怎么做，钟也不能开口讲人话啊。过了一会儿，他放弃了苦想。可能钟上有些什么东西在乌尔科特先生的书里并没有记载，或许在木头上写有或者刻有什么内容。他得找个时间上去看看。

这是星期天的清晨，当他结束思索抬起头来时，听见了晨祷钟声。他匆忙走到客厅，看见主人正在给落地式大摆钟上发条。

“我总是在星期天的清晨钟响时给它上发条，”维纳伯斯先生说，“否则我可能会忘记。我恐怕是个没什么条理的人。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是客人就勉强自己去教堂，我总是对来访的客人们说他们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现在几点了？十点三十七分——我把它拨到十点四十五分。它每个星期总要慢上十五分钟，每次上发条的时候拨快点，就恰到好处了。不过如果你能记得住它是在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走得快，在星期三走得准，在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走得慢的话，你会觉得它还是挺可靠的。”

温西说他毫不怀疑。他转过身，站在身边的邦特一只手递过他帽子，另一只手上托着盛有两本皮革装订书的小托盘。

“瞧，教区长，我们本就打算去教堂，事实上我们是有备而来：两本赞美诗集，A卷和M卷，没错吧？”

“我事先就去问过了，爵爷。”

“你当然会，邦特，这是你的一贯作风。怎么了，教区长？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我——真奇怪——我刚刚明明就放在这儿。艾格尼丝，艾格尼丝！亲爱的，你看见那些结婚公告了吗？”

“什么东西，西奥多？”

“结婚公告，亲爱的，小弗拉维尔的结婚公告。我清楚记得带在身边，总是写在纸条上的。你看，彼得勋爵，带登记簿到诵经台去很不方便。究竟放在——”

“是不是在大摆钟顶上，西奥多？”

“噢，真是——不过，上帝保佑，你说对了。真奇怪，怎么回事？我肯定是在拿钥匙的时候无意中放上去了。真是奇怪！现在没问题了，多亏了我妻子，她总是知道我把东西放在哪里了，我相信她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的思维。好了，我现在必须去教堂了，得早一点，唱诗班的男孩子们已经到了。我妻子会带你过去并安排你在长椅那边就坐。”

他所说的长椅对着中殿北面的后部，是个适合观察的位置。在这里，维纳伯斯太太可以清楚地望见南门廊——教民们由此进来，也可以注意占据北侧廊的学生们，对那些转过头来盯着看或者做鬼脸的调皮蛋们予以制止。

彼得勋爵面对前方那些仰慕者好奇打量的目光，神色自若地看着南门廊。有一张脸他特别想看，现在他看见了——威廉·索迪走了进来，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一个衣着朴素的瘦女人，带着两个小女孩。这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与一般乡下妇女一样，前面的牙齿几乎掉光了——这使她更加显老，不过依稀能看出十六年前那位聪明漂亮的客厅女仆的影子。这是一张，他想，诚实的脸，可是表情却焦虑不已——这个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内心对未来紧张不安，不知道命运又会为自己安排什么新的打击。也许，温西又想，她是在担心自己的丈夫。她丈夫看上去不太好，也是一副紧绷防备的模样。他双眼不安地在教堂里扫来扫去，然后又投回到妻子身上，一副小心呵护的恩爱模样。

他们在教区长正对面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恰好可以让角落里的温西毫不费力地仔细观察他们。然而，他却感觉到索迪似乎注意到了他审视的目光，而且非常不高兴。于是温西移开目光，转而欣赏饰有天使雕塑的华丽屋顶。

初春和煦的阳光透过纵向天窗上鲜艳的红色和蓝色玻璃照射到雕塑上，使其更添一分壮丽。原本应该是索普一家坐的一排长椅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中年绅士笔直地坐着。维纳伯斯太太指了指那个人，小声告诉勋爵那是希拉里小姐从伦敦来的叔叔。女管家盖茨太太和红房子的仆人们都坐在南侧廊里。在温西前面一排坐着一个身材结实的小个子男人，穿着整洁的黑套装；维纳伯斯太太说这是玛丽·索迪的表哥拉塞尔先生，他是村里的殡仪员。邮局女局长威斯特太太带着女儿来了，向温西点头致意打招呼，她还记得上次温西到访的事。这时其他钟声都停了，只有五分钟的单音钟声还在响，敲钟人从钟塔下来一一对号入座。学校校长史努特小姐开始即兴演奏，唱诗班的成员们穿着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噔噔地从圣具室里走了出来。教区长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整个礼拜活动很顺利，波澜不惊，只是维纳伯斯先生又忘记自己把结婚公告放在哪里了，最后是由男高音歌手把它从在唱诗班北边的圣具室拿了过来。教区长在布道中郑重暗示了一下明天将为那个不幸的陌生人举行葬礼。对此，拉塞尔先生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教区长走去布道台时，好像走在沙地上，脚下传来很响的嘎吱声。这惹恼了维纳伯斯太太，她咕哝着：“又是煤渣——哥特贝德总是这么粗心大意。”仪式结束时，温西和维纳伯斯太太一起站在门廊里，从这里走过的人们一一同他握手问候。

拉塞尔先生和哥特贝德先生一起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话。前者被引见给彼得勋爵。

“准备把他葬在哪儿，哈里？”拉塞尔先生迫不及待地把话题从仪式转到了工作上。

“北边，就在苏珊·爱德华旁边，”教堂司事说，“我们昨晚挖好了墓穴，大小适中。勋爵阁下，你想去看看吗？”

温西表示愿意一看，于是他们绕到了教堂的另一边。

“我们准备给他用很好的榆木，”当大家对墓地准备得如此得体表示称赞时，拉塞尔满意地说，“他死了！这件事理应由教区负责处理，你知道，这是件大事。但是教区长跟我说：‘可怜的家伙，我们好好地安葬他吧，弄得像样点儿，钱由我来出。’我把木板都调正调紧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铅棺就很适合他，不过我通常没这么做，我觉得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及时弄好。事实上应该早早入土为安。而且，铅棺对抬棺人来说太沉重了。我们准备了六个抬棺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们对死者不够尊重，不管他来自何处。所以我对教区长说：‘不，先生，不用那辆旧手推车。我们应该给他与教区居民相同的待遇，找六个人抬棺。’教区长也相当认同我的话。啊，我敢说附近肯定有很多人会跑过来看，我可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们太小家子气或者敷衍了事。”

“没错，”哥特贝德先生说，“我听说从圣斯蒂芬来了一群人，在杰克·布朗罗家，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件大八卦。”

“教区长准备了一个花圈。”拉塞尔先生接着说道，“索普小姐也准备了一个，学生们将会送上美丽的鲜花，妇女协会也会送一个花圈。从知道要安葬他开始，我老婆就一直在忙着收集募捐的零钱。”

“啊，她做事既麻利又稳当。”教堂司事称赞道。

“嗯，维纳伯斯太太也在帮忙，她用这些钱买了很多花。我喜欢看到葬礼上有很多花，那样感觉更有气氛。”

“到时候会有唱诗班吗？”

“哦，不是通常所说的正式的唱诗班，只是在墓边唱唱赞美诗。教区长说：‘不要关于朋友道别的那种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朋友都是谁，所以不合适。’我说：‘唱《主之神秘》这首歌怎么样？这首曲子肃穆悲伤，而且大家都会唱。如果要说有什么神秘能跟这首歌对应上的话，自然是他的死亡。’事情就这么定了。”

“啊，”拉文德先生的声音出现了，“你说得没错，鲍勃·拉塞尔。在我年轻那会儿可没有过这样的怪事，一切都直截了当。可是自从这里开始提倡教育，事情反而变得复杂。在领到像乔治勋爵那么多的养老金之前，必须得填无数的表格啦、医院诊单啦、证书啦什么的。”

“也许吧，赫兹卡亚，”教堂司事回答说，“不过我倒觉得一切都是从杰夫·迪肯在红房子里出了那档子事后才开始的。他把陌生人带过去，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一战，打这以后我们的生活都乱了套。”

“说到打仗，”拉塞尔先生说，“我敢说，不管有没有杰夫·迪肯，这场仗都会打的。但是总的来说你是对的，杰夫是个混球。但即便到如今，可怜的玛丽也不愿意听人说他的坏话。”

“女人们就是这样，”拉文德先生酸溜溜地说，“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要我说，迪肯嘴巴很甜，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不信任伦敦人，哦，请恕我直言，先生。”

“没关系。”温西说。

“哈，赫兹卡亚，”拉塞尔先生反驳说，“你曾经夸过杰夫·迪肯一次，说他是你见过的所有人当中学肯特高音轻敲法学得最快的。”

“那是另一码事，”老先生立即予以反驳，“他确实学得快，这点毫无疑问，不用否认，而且鸣奏得很好。不过反应快不代表心眼好。很多人像猴子一样精，却心肠歹毒。爵士不是说过吗？这一代孩子比上一代孩子聪明。毫无疑问他推荐了不诚实的管家，但是他同样也解雇了他，这没什么好说的。”

“啊，行了，”教堂司事说，“杰夫·迪肯被埋在他该埋的地方，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是如此，无论他是谁。我们不能干预什么，尽职做好份内事就行了。圣经里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好好地把他安葬了，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们自己了。”

“的确是这样，哈里，的确是！说不定哪天，你或者我的脑袋也会挨上这么几下——不过谁会对我做这样的事呢。喂，傻子，你来这儿干吗呢？”

“没什么事，鲍勃，只是来看看那个死人会被埋在哪儿。啊！他被打得真惨，对吧？被痛打一顿，呃？砰——嘭嘭，我就喜欢看这个，我喜欢。”

“走开，”殡仪员说，“你真让人讨厌，傻子，讨厌死了！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去告诉教区长，他就再也不会让你碰管风琴了。懂了吗？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鲍勃，没有！”

“那就好。”

拉塞尔先生看着这个傻子拖着脚走了，他摇晃着大大的脑袋，双手在身体两侧胡乱摆来摆去。

“这傻子怎么越来越怪，”他说，“希望他不会出什么事，我觉得应该把他关起来。”

“不，不会，”教堂司事说，“傻子很安全，我不赞同那些收容所的行事作风。”

这时维纳伯斯太太走过来招呼她的客人。

“希拉里·索普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在教堂，”她说，“多乖的孩子啊！我本想带你去看看她，但是盖茨太太告诉我她很沮丧，可怜的孩子。你知道，如果谁出了点什么事，村民们就爱盯着人家看，他们喜欢评论几句再安慰几句。他们本意是好的，但这让别人很痛苦。找一天我带你去红房子看看。行了，走吧——午餐时间到，你肯定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