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是一种智力的象征。福尔摩斯的办案方式甚至比当时的苏格兰场更为科学和先进。到了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成为了智力游戏的最佳载体。人们抛弃了纵横字谜，转而投向侦探的怀抱，以至于它一度成为受教育人群的专享读物。学者型侦探也随之变得相当流行起来。大部分学者侦探受过高等教育，主业是学院中的教授，出于某种机缘巧合或者个人兴趣便当上侦探的角色。破案的时候，教授侦探就会使用其敏锐的分析技能，而这种技能正是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培养起来的。不用担心，学术和推理的关系并不那么疏远，就像历史学家兼侦探小说迷罗宾·温克斯指出的，学术研究中的推理过程很接近侦探使用的推理。

很多教授侦探是研究英语文学出身，不过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代表人物，从深奥的梵文学者（安东尼·布切笔下的约翰·阿瑟温教授）到农学家（夏洛特·麦克劳德笔下的彼得·桑迪），应有尽有。不管他是什么学科的专家，这位满腹经纶的侦探都会做大量关于本学科的讨论以活跃场面、引导调查甚至迷惑疑犯。例如，那些专长文学的教授往往会使用他们深奥的理论——类似文学中的隐喻——解释那些警察不会察觉的线索。

第一位广受欢迎的教授侦探是奥古斯都·S·F·X·凡杜森教授。别看他的名字长，头衔更长：哲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牙科硕士……这些加在一起把字母表上的二十六个字母都用完了。凡杜森在新英格兰地区一所虚构的大学——哈尔大学任教。这位教授神探有着独特的外表——个头矮小，身材瘦弱，蓬乱的黄发，标志之一是脑袋上的八号的帽子，个性十足——曾花费三十五年时间研究“二加二等于四”的命题，是侦探小说中少有的风趣角色。他讨厌非科学的东西，崇尚逻辑，口头禅是“二加二总是等于四，不是有时候等于而是永远都等于四”。他不懂国际象棋，却凭借逻辑力量战胜了一位终身致力于此道的象棋冠军。报纸也因此赠予他一顶“思考机器”的桂冠。

克雷格·肯尼迪称得上是凡杜森最出名的继任者。他是纽约一所著名大学的化学教授（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或许是警察局常常拜托他做与案件有关的化验、分析工作，他对犯罪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也精通逻辑推理，但是肯尼迪更偏重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罪犯现出原形，因此被誉为“科学侦探”。说起这位科学侦探的诞生，是作者阿瑟·B·里夫受美国作家埃德温·巴尔默和威廉·麦克哈格塑造的“科学盗贼”启发。既然盗贼都开始科学化，侦探就更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

在肯尼迪教授看来，侦探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和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要寻找错综复杂的线索，从中发现罪犯，除了要依靠高效率的警察组织来调查取证以外，还要对各种调查结果进行科学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来分析定论。因此他常常使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信息，并且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运用到探案上，如血液分析、窃听器、测谎仪等等。他的作品还具有科幻色彩。短篇《恐怖的天空》发表时飞机才发明不久，直升机还没有问世，他就提出飞机在空中停留的设想。更神奇的是，罪犯利用电磁波摧毁飞机这种电磁脉冲武器的设想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研制。

在所有的教授侦探中，兰斯洛特·普利斯特莱博士侦办的案件算是最多的，从1925年的《帕丁顿谜案》到1961年的《消失的日记》，有七十件以上。博士曾经是英国一所名校的应用数学教授，因为和大学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被迫辞去了职务。此后他便花费精力著书立说，但苏格兰场的警官不时找上门来向他咨询。在首部作品中，普利斯特莱帮一位年轻人哈洛德·马利菲尔德清洗谋杀嫌疑，后来这个小伙子娶了博士的女儿爱普瑞为妻，也当上老丈人的私人秘书。这位教授不太喜欢离开家去做调查，而是利用逻辑推理做安乐椅神探。于是，马利菲尔德还分担跑腿收集案情的工作。作者约翰·罗德对密室杀人情有独钟，因此在这个系列中也出现了多部密室小说，比如《毒杀》（1934）是密室中的毒杀，《隐形的凶器》（1938）讲述的是在被监视房间内发生的谋杀。

今天，这类教授侦探仍然存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笔下的汤川学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他是帝都大学理工学院物理学系第十三研究室的助教。这位物理学神探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绰号：侦探伽利略。汤川侦办的案件大都是看上去有悖科学常规的案件。比如《自燃》讲述的是神秘的人体自燃案件，《预知梦》说到罪犯十七年前梦到和一位少女结婚，十七年后果然遭遇了这位少女。表象虽然不可思议至极，但是汤川学却能看破背后的真相，一一做出科学的解释。长篇作品《嫌疑犯X的献身》（2005）更为精彩，不仅有学者神探出场，还有学者罪犯出场，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智力较量。2007年，侦探伽利略系列被搬上荧屏，由福山雅治主演。

另一位日本作家森博嗣笔下的犀川创平要比他的前辈们显得低调得多。犀川是N大工程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已故N大校长西之园恭辅的得意门生。他性格内敛，做人严谨、诚实，不苟言笑，散发出一股书呆子气。他曾经面对友方大学聘其担任教授，因不愿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放弃。这位低调的副教授自然不会主动出面调查犯罪，但是身边的学生西之园萌绘（已故校长的女儿）却对调查案件相当感兴趣，硬将老师拉进来。或许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理科学者，所以这系列作品也就呈现出浓厚的理科背景，被称为理系推理小说。比如《全部成为F》（1996）中具有科幻色彩的实验基地，《冰冻密室与博士们》（1996）中的极地科研实验，《不会笑的数学家》（1996）中数学和天文知识。当然不用担心，小说中的理科知识并不会成为阅读的拦路虎，相反可以作为提升色香味的调料。

在将教授侦探神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类型的教授侦探，塑造这类人物的目的在于讽刺现实生活中的教授。最受欢迎的便是英国作家埃德蒙·克里斯宾笔下的乔维思·芬恩教授。这位牛津圣克里斯托弗学院（虚构的学校）英语和文学教授是个相当特立独行的人。他身材很瘦，大约四十岁，灰头土脸，有辆红色跑车，不过驾车技术不行，常常横冲直撞，目中无人。他幽默、聪明、果断，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常常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桥段或台词。他好像不知危险为何物，越危险越困难就越激起他的斗志。以至于在看芬恩系列探案时，真正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并不是案情的发展，而是那几个学院人物疯疯癫癫的行径，以及他们摇头晃脑引书掉文、博学却可笑的面貌。

说到掉书袋则不能不提到迈克尔·英尼斯笔下的约翰·艾伯比系列。英尼斯本人是地道的牛津出身，这位神探倒并非学院人物，而是一位警方侦探，可他却是史上公认最博学的侦探。从第一部作品《校长宿舍谋杀案》开始，艾伯比就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尽情发挥他惊人的文学素养，是一位没有头衔的学者侦探。若艾伯比一人在书中掉书袋岂不是怪物一个，作者便把他放置在一个充满学术气氛的环境中。比如第一次出场是虚构的圣安东尼学院，晚上校园对外的门口是关闭的，外人不得进入。在这样的环境下，校长在宿舍里遭人谋杀，拥有钥匙能进出命案现场的，只有十位拥有崇高地位的学者。从这个系列也诞生了以学院学术圈为背景的新形态侦探小说。

近年来教授侦探变得多样化起来，不同种族和性别的学者都加入侦探行列。这些人物更趋向平民化，甚至是有同情心的人。阿曼达·克洛斯笔下的凯特·范斯勒是一位很有典型性的女性学者侦探，登场案件是《最后的分析》（1964）。她很认真，是个专业化的学者，常常玩些教学上的手法。她用一位女性的经验引导读者进入学术的世界，告诉读者那是一个有歧视的世界，很多人眼光狭小、充满野心。约翰·史密斯的洛蕾塔·劳森更为女性主义，案件也不局限在学园里。她和一位教授同事一起工作，在《不要抛弃我》（1990）中调查一位好友的生活，那人来向她求助后来却被杀害了。亲密的友谊、仁慈的态度以及改变女性生活的决心，让她和早期教授侦探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

Ell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