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在短暂的时间里，似乎即将流逝。

凉风带来了秋天的气息。

正是在这个季节里，土井策太郎路上了离别两年之久的北京的土地。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清朝年号是光绪二十九年。达一年是旧历闰年，有两个五月。虽然已经过了九月中旬，皇历上却依然写着七月。

土井策太郎遵照上级的命令，到北京内城金鱼胡同的那须启吾家中去拜访。

那须启吾的住宅纯粹是中国风格的。室内地板一角高出的地方，是冬天取暖的热炕，炕上横铺着业已磨损了的地毯。中间接着的一张细竹帘子将房屋隔成两半。穿帘子的线已经脱落，作为“墙壁”的竹帘便显得歪歪斜斜的。夏天实际上已经过去了，竹帘不久也就该换上布帘了。

房子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看起来像紫檀木做的，实际上却是极其廉价的木制品，只不过是涂上一层黑漆罢了。为什么说它不值钱呢？在桌子斑剥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质，这便说明真相了。

塘上的挂轴是赝品，花瓶的质量也比较低劣。其实这家主人并非贫穷，只不过是对装饰房屋并无多大兴趣，漠不关心而已。

当土井策太郎（以下均简称策太郎）坐下时，这张“紫檀木”椅便吱吱作响，似乎要散架似的。

那须启吾拿起蒙上一层灰尘的素陶茶壶，往那不曾认真洗过的茶杯里斟上一杯茶。

“啊！你喝吧。”

那须一边得意地摸着胡须一边说。这间房子虽然简陋，可是他那向上翅的八字胡须，却修剪得极其讲究。

浓茶的表面好像浮上—层油，策太郎装出毫不介意地勉强喝了下去，而且说了声：

“多谢！”

“关于目前的局势，有没有听到些什么？”那须问道。

“是的。一点也……”

策太郎含糊地回答着。

“多少总有个大略的估计吧？”

“啊！目前的局势，我总感觉到……”

达时，日俄两国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三年前，俄国趁清政府忙于应付义和团之乱而出兵满洲，并与清政府约定，待中国秩序恢复后即撤兵。虽有约在先，但俄国故意拖延时问，企图利用与清政府所订的密约使占领满洲一事合法化。

第一次中俄密约的要点是将满洲的军政大权置于俄国控制之下。当时，清政府的奉天将军在俄国关东总督阿历克谢耶夫的要挟下，不得已只好应允了。但是清政府未予批准。

在磋商第二次密约的过程中，俄国仍企图从中国获得管辖满洲的军事、行政以及其它权益，由于受到日、英、美、德等国的警告才未得逞。

去年四月，俄国和清政府缔结了从满洲撤兵的协定，计划分三期撤退。第一期撤兵业已实行；第二期撤兵计划规定应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将军队撤出盛京和吉林两地区，然而俄国政府却一再拖延，迟迟未能付诸实现。

另一方面，日本与英国结盟后，开始对俄国实行强硬外交。东京帝国大学七名博士联名向日本首相桂提交意见书。他们认为俄国人的目的是先占领满洲再进军朝鲜，然后，将矛头指向日本，故而提出主战论。同时，日本国内亦认为对俄作战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外务省工作的策太郎父亲的同乡好友，前来找策太郎商量工作：

“现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北京。你的意见如何？”

策太郎家世代经营书画古董。他在父亲的好友，同行鹿原氏经营的鹿原商会里从事这一行当的见习工作，曾被派往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值义和团事件发生不久。

实际上他是非常愿意去北京的，因为从自己的家庭事业来看，可以大开眼界，增长见识；此外，当然还有他个人的憧憬和希望。

“你在鹿原商会学习的事，大概已经结束了吧？我见到了你的父亲，他很健壮……看来，在一定的时期内，似乎不需要你为他操心。为此，我们和你父亲商量过，打算委托你做些工作，你父亲很愉快地同意了……”

可是，策太郎却回答道：

“我父亲虽然同意了，可我是我啊！”

“哎！别这么讲。现在咱们要服从国家需要嘛！”

“服从国家需要”这句话，对明治年代的人说来，是具有重要影响的。策太郎不满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由于祖辈和父亲都是商人，别人瞧不起，为此他才对自己施加压力。至于到北京去，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目前策太郎所担心的是，外务省的工作到底属什么性质，自己是弄不清的。据说日本已连续派密探到中国去。一旦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则中国领土满洲，就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了；所以目前对清政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吧。

“可是除了书画古董以外，我什么也不会啊……”

策太郎刚说完，他的前辈便紧接着说道：

“不！你可以胜任的。除你以外，别人还不行呢。所以才特地拜托你哪。”

“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总之，你先到北京，见了那须启吾再说。他知道该怎么做。”

两天后，策太郎就离开东京到北京来了。

那须启吾摸着自己的八字胡须，望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土井策太郎向他述说前来北京接受工作任务的经过。

听完策太郎的话以后，那须摇晃着肥大的身躯，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哈。那小子真会故弄玄虚。其实你的工作也并非那样神秘嘛。”

对那须的这副神态，策太郎感到有些恼火，不禁问道：

“听您这么说，那……”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跟你这么交代也是合乎情理的。”那须抱着胳膊说，“说实在的，是我希望能派你来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指名要的啊！”

那须边讲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抄在身后，挺着胸脯。

“您干嘛要这样做？我可以问问吗？”

策太郎有些焦急不安了。

“你别那么紧张嘛！哈哈哈哈……”

那须得意地笑着说。

“你的工作并不难，你是学过做买卖类的。干脆说吧，我只希望你拉拢文保泰。”

“文保泰？……不就是那个搞字画拓本的名家吗？”

“是啊！”

那须凝视着策太郎，然后又嗤嗤地笑了起来。

文保泰是中国人。他搞字画拓本的高超本领，就是在北京也是享有盛名的。然而他既非商人，亦非工匠手艺人，而是富有的世袭财主。他对拓本领感兴趣，专爱收集名贵的字画拓本，还掌握了一手好技术，不知不觉地成了这方面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和知名人士了。

两年前，策太郎来北京时，经琉璃厂某书画商的介绍，和文保泰见过面。

当时，凡从事古玩字画交易的人，都要拜访这一行业的权威人士文保泰，策太郎亦不例外。

在日本外语学校学过中文的策太郎，在北京逗留期间，曾经特别注意提高会话能力。

当时的策太郎尚不谙人情世故，喜欢向文保泰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策太郎提出拓本的工具，长期以来墨守陈规，可否下功夫钻研新技术，例如能否使用西洋制造的一些新材料等等。

文保泰对策太郎的设想频频点头，大加赞赏，并且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嗯！你的建议很好，确实值得考虑。”

文保泰看中了策太郎。

“我一向不收门徒，可是愿意教你。即或你将新的取拓本技艺传到日本去，我也愿意收你这个门徒。”

真是出乎意外，策太郎居然被这位知名人士赏识而予以特别关照。

自此以后，策太郎经常出入于文保泰家中，并掌握了取拓本的技巧。回国后，策太郎曾在父亲面前表演了取拓本的技术。

他父亲看后，兴致勃勃地夸奖他说：

“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去北京。”

言归正传。当那须和策太郎谈及文保泰时，策太郎侧首沉思道：

“文保泰不是全然和政治无关的吗？”

“谁说没有关系？他是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人哪！你当然不了解了。”

于是，那须启吾将文保泰与清朝政界人物的关系向策太郎详加说明。

据说，文保泰是一个深知中国政界动向的重要人物，他被人们称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廷腐败无能，贿赂成风，已属公开的秘密。行贿之后，就更加便于了解其政治的变化。

虽说人们在明日张胆地进行收买行贿，可是那些高级官吏及一流政客毕竟尚不敢公开露骨地受贿，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设置一种类似代办受贿行贿的机构。

例如甲有求于袁世凯，乙有求于荣禄，行贿前，他们各自与该机构商谈，该机构则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质，分别指出大概应当拿出多少钱，然后行贿者便按其意图进行交易。

“唉！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策太郎听了那须启吾的说明后，叹了口气说道。

至于文保泰呢？表面看来，他只是热心书画古董面且有高超的取拓本技术；除此之外，他似乎对什么也不关心。

“人类社会都有其内在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国，从表面看，是难以捉摸其真相的。”

那须启吾摆出老前辈的架子说。对策太郎说来，那须确实是前辈，他就读外国语学校，要比策太郎早一些。

“照这么说……”

策太郎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这时，他想起了两年前回国时的事：当时文保泰买下了自家邻近的土地，打算建立新居。文保泰乃素封之家，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大概不少吧，他就用那笔款子买土地建房屋，这是不足为奇的。

那须启吾听到策太郎嘟嘟囔囔，于是问道：

“怎么啦？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只不过是我想起了前年从北京回国时，文保泰正在盖房子的事。当然，估计现在已经盖好了吧。”

“咽。是美好了。还取了个装饰门面的名字，叫作‘悠悠馆’。”

“悠悠馆？”

“之所以取名悠悠馆，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啊！是这样！这么说，那座房子是他的工作场所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国前，到文家去辞行的情景：当时，这座房子才刚刚着手打地基。文保泰在工地现场兴高采烈地指手画脚，谈论着他的计划：

“还要在后院另建一栋房子，我把它作为工作场所……”

他所说的工作场所，当然是取拓本的地方了。

文保泰并非以取拓本为生，将那栋房子取名为悠悠馆也确实恰如其分。

“文保泰与政界要人来往频繁，简直成了头面人物。据我了解，他与庆亲王特别亲近。说不定可以从他那儿得到重要的情报。过去你在北京和他相处时，他很喜欢你。希望你能担当起和文保泰联系的角色……暂时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你去做。首先，你必须进一步设法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

那须启吾说。

策太郎从那须的住宅出来，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

当他下决心到北京来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便不时地出现一位年青美貌的女性的倩影。

这就是名叫王丽英的中国女郎。她热心妇女教育，尤其喜爱美术，曾到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策太郎回日本后，曾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过汉语讲习会的讲师。在汉语讲习会会场经王丽英的介绍，他还结识了一个名叫李涛的清朝留日的男青年。那时，李涛在该讲习会担任会话教师。

在日本时，策太郎和王丽英曾有过多次相会，王丽英旅居日本期间总是穿和服，并且外罩一件带折子的宽大的和服裙。

“为什么您不穿本国服装呢？我觉得中国服装是很有魅力的。”

有时，策太郎这么问她。每当此时，她的表情总有些不大自然：

“您说的是旗袍吧。那种衣服是满族服装，原非汉族的传统服装，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日本的服装源于中国，我喜欢穿日本服装。”

王丽英就这么简单地答复了他。

不久，王丽英回到中国，住在北京。这是李涛告诉策太郎的。王丽英回中国不久李涛也跟着回国了。

李涛回国后，策太郎通过友人了解到李涛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胡同，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他想，要想知道王丽英的住所，间间李涛就行了。估计李涛和王丽英彼此之间肯定会有联系。

一九○三年前后的日本，成了中国革命的温床。中国惠州地区反清起义失败以后，许多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纷纷逃往日本。他们经台湾来到横滨。这些留学生大都聚集在孙文的周围。孙文时年三十八岁，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体制。此外，稳健的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政变失败后，也亡命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都在争取留学生。

平素不大关心政治的策太郎，此刻也察觉到李涛和王丽英很可能是上述某个政治集团中的成员。

一九○三年，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尚未建立什么明显的组织机构。当时，那些热血沸腾的中国爱国青年，奔走各地。祖籍江苏的王丽英去北京，也可能和反对清政府的政治运动有关。像她那样美貌的女性，确实不适合出入于残酷斗争的政治场所。

也算是多管闲事吧，策太郎在内心中暗自为她祈祷，希望她不要冒什么危险去从事这类活动。

他想，如果王丽英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她很可能倒竖柳眉，或是哈哈大笑，也未可知。

“还是到李涛那儿去看看吧。”

策太郎自言自语地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了笔记本。虽然他曾多次翻阅记着李涛地址的笔记本，也记得很清楚，可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打开来仔细核对一下。

他并非思念李涛，只不过是想通过李涛打听王丽英的消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