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早上，科里贝尔不到八点就开车去接马丁·贝克。马丁·贝克还没换衣服，他穿着睡袍，坐在厨房跟女儿英格丽说话。英格丽那天早上不用上学，难得有空在上学前好好吃顿早餐。马丁·贝克只喝茶，那女孩儿却精力旺盛，边聊着她昨晚参加的反越战会议，边将脆皮面包夹乳酪制成的三明治浸到可可里。听到门铃响起，马丁·贝克将衣带束紧些，放下手中的香烟——虽然他怀疑他一走到看不到英格丽的地方，她就会去偷吸一口——走去开门。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科里贝尔语带责难地问。

“我们不是说好八点的吗？”马丁·贝克回答。

他转头走进厨房。

“只差两分钟了，”科里贝尔说，“嗨，英格丽。”

“早安。”英格丽喃喃地回答，一边带着罪恶感挥赶还在头顶缭绕的烟。

科里贝尔在马丁·贝克的位子上坐下，审视早餐桌。虽然他才吃过很丰盛的早餐，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吃上一顿。马丁·贝克拿出另一个杯子，为他的访客倒了一杯茶，英格丽则将奶油碟子、乳酪和早餐都推到他这边来。

“我一会儿就好。”马丁·贝克说完，就走进他自己的房间。

他边穿衣服边听到半开的厨房房门里英格丽在问科里贝尔他七个月大的女儿波荻的事，还有科里贝尔以那隐藏不住的、身为人父的骄做，吹嘘女儿的种种优点。当马丁·贝克刮好胡子，换过衣服，回到饭厅时，科里贝尔说：

“我刚找到另一个看孩子的保姆。”

“对，我答应下次有需要时我会去帮忙照顾波荻。可以吗？可以吗？婴儿太好玩儿啦。”

“一年前你不是还在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令人恶心的东西吗？”马丁·贝克逗她。

“噢，那是以前的事了，我那时还很孩子气。”

马丁·贝克朝科里贝尔眨了眨眼，然后语气中带着尊敬地说：

“哦，对不起，你现在已经是个很成熟的女人了，是不是？”

“别傻了，”英格丽说，“我永远不会变成成熟的女人。我呢，只要成为可爱的女人，然后就直接变成老女人。”

她用手戳戳父亲的肚子，然后钻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当马丁·贝克和科里贝尔到门廊处穿大衣时，她关着的房门后面传来震耳的热门音乐声。

“是披头士，”马丁·贝克说，“她的耳朵没被震掉真是奇迹。”

“是滚石合唱团。”科里贝尔纠正他。马丁·贝克惊讶地看着他。

“你怎么能分辨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噢，他们很不一样。”科里贝尔边看着脚下的阶梯边回答。

早晨的这个时间，进城的路已经很拥挤了，但此时这个除了他自己之外大家一致公认开车紧张兼且技术不佳的科里贝尔，倒有一个长处：他对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非常熟稔，很会认路，他挑了一些马丁·贝克完全不知道的小路走，穿过住宅区、高大的办公大楼、商业区、公寓楼房等等，最后把车子停在渥斯塔山哲思街一栋相当新颖的建筑物外头。

“我敢打睹这里的租金一定很贵，”他们搭乘电梯上楼时科里贝尔说，“谁想得到贝蒂尔·奥洛夫松这种人居然会住得这等气派。”

马丁·贝克不到三十秒就把门打开了，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动作太慢——他用的是从房屋中介那儿拿到的钥匙。这所公寓有一房、一厅、厨房和浴室，根据放在入口脚垫上的诸多广告信、各种垃圾邮件以及混杂在一起的房租账单看来，过去三个月的租金是瑞典币一千二百九十六克朗五十一欧尔。除此之外，那一大堆从邮洞塞进来的、将近一个月未捡拾的广告单及各种免费样品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那一大堆东西的最底下，有一张附近超市的彩色印刷广告单。上头写着“特价”，接着是一串各式各样的美食清单，旁边分别列出原价和优惠价。譬如一罐波罗的海鲱鱼，就由原价二克朗六十三欧尔降到二克朗四十九欧尔。马丁·贝克把那张广告单折好，放入口袋。

卧室中放着一一张餐桌、三把椅子、一张床、床头柜、两张扶手椅、一张矮桌、一台电视，及一个衣柜。所有的家具看来都是最近才一起买入的。房间不怎么干净，没收拾的床上盖着一条皱巴巴的床单，桌上有个没洗干净的空烟灰缸。书柜里有一本显然没看过的平装书，是杰里·科顿写的《拉夫与丽菲》。

墙上没有挂任何画，只有一些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汽车图片或姿态各异的裸女照片，用胶带贴在墙上。

厨房水槽边的滤水板里扣着几个玻璃杯、盘子以及咖啡杯，滤水板上散印着久已干燥的斑斑水渍。冰箱的插头仍插着，里面有半磅人造奶油、两小罐啤酒、一颗干瘪的柠檬，及一块硬得跟石头一样的乳酪。碗橱里有几样家居用品、一盒饼干、一袋砂糖，及一只空的咖啡罐。清洁柜里则空空如也，但水槽下面有扫把、一个畚箕及一只装有垃圾的垃圾袋。有一个抽屉里装满了空火柴盒。

马丁·贝克到客厅去，打开通往浴室的门。马桶溢出令人恶心的味道，或许从未清洗过。澡盆及洗手台里布满一圈圈的污垢，显示也很少清理。浴室的柜子里有把用旧了的牙刷、一把刮胡刀、一管业已挤扁的牙膏、灰尘，及一簇簇的毛发。洗手台旁边挂钩上挂着的毛巾硬邦邦的，上面满是污垢。

马丁·贝克觉得很受不了，转而去检查衣橱。

衣橱地上有两双鞋，都没刷干净，里外都是厚厚一层灰。还有个帆布袋，里面是发臭的脏床单，以及一些铁丝衣架，上头吊着两件脏衬衫、三件更脏的毛衣、两条涤纶长裤、一件斜纹软呢夹克、一件浅灰色的夏天西装，以及一件深蓝色的毛葛大衣。

马丁·贝克正要伸手去搜它们的口袋时，听到科里贝尔在厨房里叫他。

科里贝尔把垃圾袋里的东西都倒在滤水板上了。此刻他手里正拿着一个薄薄的、皱皱的塑料袋。

“看看这个。”他说。

袋子的一角有几颗绿色的颗粒。科里贝尔拿了一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揉开。

“大麻。”他说。

马丁·贝克点头同意。

“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收集空火柴盒，”他说，“如果这个袋子是满的，至少可以装满三十个火柴盒。”

剩下的搜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了。几样纪念品显示出贝蒂尔·奥洛夫松曾到加纳利群岛及波兰度假。从他那件软呢斜纹夹克口袋搜出来了四张旧账单，日期是十二月，账单是一家“大使餐厅”开出来的。床边小桌的抽屉里放着两个保险套及一张女人的相片，她站在海边，穿着比基尼，深色皮肤，胖胖的。相片背后用圆珠笔写着“给心爱的贝拉，凯。”

除此之外，房子里再无其他私人物件，尤其是没有任何透露屋主现在身处何处的线索。

马丁·贝克去按隔壁邻居的门铃。有个女人来开门。他们问了些问题。

“呃，你也知道这种公寓是什么样的情形，”她说，“你不会去想其他住户是些什么人。我见过他几次，但我想他应该还没在这里住很久。”

“你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吗？”科里贝尔问。

那女人摇摇头。

“毫无印象，”她说，“已经很久了。圣诞节吧？还是那前后？不过，真的不记得了。”

同一层楼的另两家住户没人。至少，是没人来应门。这公寓好像也没有管理员，只有大门入口贴了一张通知，说住户若有东西要修理就与某个修理工联络，留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住址。

他们从大门出来后，马丁·贝克穿过马路到对面一家超市去，科里贝尔则坐在车里等他。马丁·贝克找到经理，给他看那张特价广告单。

“我无法告诉你那是什么时候派出去的，”他说，“我们通常在星期五派送这类的单子。嗯，等一等。”他消失在超市的尽头。过一会儿他回来了。

“二月九日，星期五。”他说道。

马丁·贝克点点头，回到科里贝尔那儿。

“他二月九日以后就不曾回来。”马丁·贝克告诉他。

科里贝尔没精打采地耸耸肩。

他们沿着索肯街和尼纳斯街，穿过哈马比工业区，然后进入瓦恩德路。到古斯塔夫堡后，他们就去了警察局，跟在奥洛夫松那栋别墅后院发现赃车的两位员警之一谈话。他告诉他们去那栋别墅的路怎么走。

他们开了十五分钟抵达那里。那栋别墅十分隐秘。通往那儿的道路崎岖不平，只能称得上是林中小径。木屋周围的土地曾经受到良好的照顾，种有草皮，辟有岩石花园，而且铺了砂石小径，但现在都只剩下依稀可见的残迹而已。房子左近，铺了碎石子的地方，雪已几乎全部融化，但那离房子很近的林子里，仍有灰蒙蒙的积雪。在花园最远端，就在树林边上，有一间新建的车库。车库是空的，从地上碎石残留的痕迹可以看出曾有三辆车并排停放在这里，那些车已经不在了。

“他们真笨，竟把车子移走了，”科里贝尔说，“要是他回来了，马上就会知道警察来过。”

马丁·贝克研究木屋的门，除了安全锁之外，还用一个大的铜锁。唯一能把钥匙给他们的只有奥洛夫松本人，所以看来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了。他们从车子的手套箱里取出螺丝起子及一些其他工具，搞了几分钟后，把门打开。

木屋里有个大房间，充满乡村风格的摆设，两张床是钉到墙壁上的，此外还有一间厨房以及浴室。屋里的空气阴冷潮湿，闻起来有霉味，并混有煤油昧。大房间里有个壁炉，厨房里则有个烧木材的炉子，除此之外，屋里主要的取暖设备全仰赖一个放在睡觉区的煤油炉。地板上覆盖着沙和泥土，大房间里的家具又脏又破。厨房里，从餐桌、板凳到架子，无不堆满了垃圾、空瓶、油腻的盘予、有咖啡渣的杯子以及脏玻璃杯。两张床中，有一张铺着脏床单及污秽破烂的拼布被子。

房子里没有一点儿人气。

小小的门廊处有一扇门，门后是一个储物柜，架子上摆满偷来的东西——或许都是赃车里头的东西。有晶体管收音机、照相机、望远镜、手电筒、工具、几根钓竿、一把猎枪，以及一台手提式打字机。马丁·贝克拿过一张凳子，站上去审视最上层的架子。那儿有一套旧的棒球球具、一面退色的瑞典国旗，以及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相片。他把相片拿到大房间里，给科里贝尔看。

里面是一位金发的年轻女人和一个穿着短袖衬衫和短裤的小男孩儿。那个女人很漂亮，她和小男孩儿两个都面对着相机笑得很开心。女人的衣着及发型显示当时是三十年代末期，相片的背景就是马丁·贝克和科里贝尔目前所在的别墅。

“我猜，这应该是他父亲去世前一两年照的，”马丁·贝克说，“这地方当时看来不太一样。”

“他母亲长得很漂亮，”科里贝尔说，“不知道勒恩进行得怎么样？”

埃纳尔·勒恩开着车在西洁特绕了许久，才找到贝蒂尔·奥洛夫松的母亲居住的地方。她现在姓伦德贝里，勒恩发现她丈夫是一家大商店的部门主管。

来开门的女人满头白发，但她的脸看起来不会超过五十五岁。她瘦削，皮肤晒成麦色，虽然春天才刚刚开始。当她疑惑地扬起双眉时，美丽的灰色眼睛周围可见些许的细纹，在阳光照耀下，尤其映衬着她麦色的皮肤，显得甚是惨白。

“你好，”她问道，“有什么事吗？”

勒恩将帽子换到另一只手，拿出证件。

“你是伦德贝里太太？”他说。

她点点头，等他继续往下说，同时眼中浮出一丝焦虑。

“是关于你儿子，”勒恩说，“贝蒂尔·奥洛夫松。可以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皱起眉头。

“他又做了什么事？”她说。

“我希望是没事，”勒恩回道，“我能进去一会儿吗？”

女人犹豫地把手从门把手上移开。

“好——的，”她缓缓地说，“请进。”

勒恩挂好大衣，帽子放在门廊桌上，然后跟她进入客厅。客厅布置得很舒服，家具都很有品位。女主人指着火炉旁的扶手椅示意他坐下，自己则坐在沙发上。

“好，”她简洁地说，“请直接说。贝蒂尔的事已经不太能打击我了，你不如直截了当告诉我实话吧。他干了什么？”

“我们在找他，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查清一个案子，”

勒恩说，“伦德贝里太太，我只是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不在家吗？”她问道，“渥斯塔那边？”

“没有，他似乎有好一阵子没回那里了。”

“那别墅呢？我们……他在瓦恩德有间别墅。那是贝蒂尔的父亲，我的第一任丈夫建造的，现在是贝蒂尔的。也许他会在那里？”

勒恩摇摇头。

“他有没有跟你提到他要去哪里？”

贝蒂尔·奥洛夫松的母亲双手一摊。

“没有。我们现在几乎很少说话了。我从不知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比如说吧，他已经超过一年没上这里来了，来的话也只是想借钱。”

“那他近来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没有。当然啦，我们才去西班牙度假三个星期，但即使没去，我也不认为他打过电话来找我。我们之间再没任何关系了。”她叹口气，说，“我丈夫和我很久以前就对他死心了。现在听起来，他一点儿也没变好。”

勒恩无语地坐了一会儿，审视着这个女人。她的嘴角浮现出苦涩的线条。

“你知道有谁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吗？”他问道，“固定的女友？明友？或别什么的人？”

她短促地笑了一下，声音冷峻而不带笑意，听起来很假。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他曾是很乖的孩子，但后来交了坏朋友，被人家牵着走，跟我、我丈夫和他弟弟对着干，呃，其实是跟所有的人对着干。然后他进了感化院，但是情况并未因此好转。在那里，他只学到更加憎恨这个社会，他还在那里学会成为专业罪犯以及如何吸毒。”

她生气地看着勒恩。

“不过我想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我们的少年感化院和类似的机关，已变成犯罪和吸毒的中介机构。你们所谓的行为矫正根本是一文不值。”

她说的，勒恩大致都同意，因此委实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呃，”最后他终于说，“也许看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打起精神说：“我无意引你不快。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

她点点头。

“你这两个儿子的感情怎样？他们见面或用任何方式保持联络吗？”

“不再有联络了，”她说，“杰特现在是合格的牙医，在哥德堡开业。不过，当他还在这里的牙医学院上学时，他曾说服贝蒂尔让他修补牙齿。杰特是很善良的好孩子。他们有一阵了感情很好。但后来出了事，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但他们从此不再往来。所以我想你问杰特也没用，因为他现在根本对贝蒂尔一无所知。这点我很确定。”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目？”勒恩问。

“不知道，”她边说，边把头转开。“一点儿都不知道。反正是出了什么事。贝蒂尔总是不断出事，对不对？”

她直视勒恩，勒恩不安地清清喉咙。

也许是该告辞的时候了？他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的帮忙，伦德贝里太太。”他说道。

她跟他握手，但没说话。他拿出名片，放在桌上。

“假如有他的消息，也许你愿意打电话来通知我一声？”

她仍旧保持缄默，只是陪他走出客厅，为他开门。

“那么，再见了。”勒恩说。

他走向前院大门，半路上回头，看到她纹丝不动地站在家门口，身体挺得笔直，看着他。她比他刚到时明显苍老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