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过十分，米兰德准时来敲门了。他等了五秒钟才在门缝里露出那张瘦长的脸说：

“我想我要走了，可以吗？”

其实没有规定要这么做，但他每天行礼如仪。不过他早上上班时，倒不会来这么一套。

“当然啰。”贝克说，“再见。”顿一下，他又加一句：“今天辛苦了。”

马丁·贝克留在办公室里，倾听这繁忙的一天逐渐沉寂下来。先是电话铃声不再响起，接着打字机停了，然后是嘈杂的谈话声消失了，最后连走廊里的脚步声也不复可闻。

五点三十分他才打电话回家。

“要等你吃晚饭吗？”

“不了，你们先吃。”

“你会很晚吗？”

“不知道，有可能。”

“你已经好几天没看看你的孩子了。”

毫无疑问，他九个小时前才刚见过孩子们，而她也知道这一点。

“马丁？”

“嗯”

“你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没什么，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这样吗？”

“是啊！”

她马上又回到老样子，关怀的时刻已逝，她那些老掉牙的话又出笼了，而且没有贝克插嘴的份。他保持耐性地听着，直到听见她“喀”的一声挂了电话。顿时他觉得如释重负，仿佛她已离他数千里之遥。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真正的交谈，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他皱起眉头叹口气，望着桌上的文件。那些东西每一份都与罗丝安娜有关，至少有关她最后几天的行踪记录，他很确定这一点，但那也不过是些废话。

把这些东西再读一遍似乎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得这么做，而且愈快愈好。

他伸手去拿烟，但烟盒已空，只好把它丢入字纸篓中，再从外套口袋里另拿一包。过去几周来他的吸烟量暴增两倍，他也察觉了，是他的皮夹和他的喉咙告诉他的。这回好像他的储备粮也用完了，因为他只从口袋中找到一件难以辨认的东西。

原来是张明信片，在莫塔拉的小店里买的，是一张从伯伦夏特上空俯望运河闸门的照片。照片中的背景是湖及防波堤，前景有两个人正打开水闸让一艘客轮通过。这明显是一张旧照片，因为那艘客轮已经不存在了，船名叫“阿司翠雅号”，早已被解体多年。

但是，这照片是夏天照的，使贝克忽然忆起野外新鲜的花草香。

马丁·贝克打开抽屉拿出放大镜。这东西像个大瓢子，手把上还装了个电池，当他按下按钮时，就会有个小灯泡照明目标物。这张照片很清晰，所以贝克能看到船长站在船桥上，以及几个乘客倚靠在栏杆旁。前甲板上堆放着货物，而这又证明了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

当柯柏用拳头猛敲门板，并随即走进来后，贝克才把目光稍稍移向左边。

“哈啰，吓到你了吗？”

“是啊，吓死了。”

贝克回答时，觉得心脏似乎少跳了一下。

“你还没回过家吗？”

“有啊，我正在三楼坐着啃鸡块呢！”

“对了，什么时候发薪水？”

“大概明天吧，我希望。”

柯柏整个人垮在椅子上。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柯柏开口了：

“又是败兴而返？那家伙嘴很硬，你也拿他没办法？”

“不是他干的。”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没有。”

“你的‘直觉’吗？”

“没错！”

“对我而言那就够了。仔细想想就可发觉，毕竟，诱拐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和杀死一个成熟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如此。”

“而且她绝不会找个小痞子上床，至少卡夫卡寄来的证词强调这一点。”

“是的。”马丁·贝克颔首同意，“她没那么饥不择食。”

“莫塔拉那家伙怎么说？很失望吧？”

“艾柏格吗？多少有一点吧！但他很固执，还是认定是那小子干的。对了，米兰德怎么说？”

“没说什么。这小子我打受训时就认识了，惟一能令他沮丧的事，就是香烟配给的问题。”

柯柏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着。

“你不在时，我把每件相关事项又查了一遍，并且做出一份摘要。”

“所以？”

“比方说，我问了自己一个哈玛明天会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对这案子了解多少了？”

“你怎么回答呢？”

“等一等，还是你来回答好了。先问，我们有多了解罗丝安娜·麦格罗？”

“一点点，这还得谢谢卡夫卡。”

“没错，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和她有关的每一件大事，我们都已知道。再问，我们对这件谋杀案本身了解多少？”

“除了人之外，背景已掌握。我们已概略知道谋杀如何发生及何时发生。”

“我们确知在哪儿发生的吗？”

贝克用手指敲着桌面，敲了好一会儿之后说：

“知道，在‘黛安娜号’上的A7号舱房。”

“根据遗留血迹的血型判断，很有可能，但是没有人证。”

“是没有，但是我们确定。”马丁·贝克很快地回答。

“好吧，我们可以假设有人证。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七月四日晚上，天黑之后。一定是在八点结束的晚餐之后，想必是在九点到午夜之间吧！”

“怎么说呢？是的，因为我们有验尸报告。我们还可以假设，是她自愿宽衣解带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生命威胁，不过这不像她的为人。”

“是不像。”

“所以最后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个罪犯我们了解多少？”

二十秒钟后，柯柏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嫌疑犯是个虐待狂兼性变态。”

“嫌犯是个男人。”马丁·贝克加了一句。

“是，应该是，而且很强壮。罗丝安娜·麦格罗显然不是摔下船淹死的。”

“我们知道他是‘黛安娜号’上的一员。”

“嗯，如果我们先前的推论都正确的话。”

“而他如果不是乘客，就是船员。”

“我们真的能确定吗？”

室内一片静寂，只见贝克用指尖轻轻拨着头发。最后他说：

“应该是。”

“一定是吗？”

“确定！”

“好吧，就算是。但是，我们既不知道嫌犯的长相，也不知道他的国籍；我们没有指纹，或任何他与此案有关的线索；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早就认识罗丝安娜·麦格罗，更别提他从哪儿上船，哪儿上岸，或是现在到哪儿找他了。”

现在柯柏一脸严肃。

“我们他妈的知道这么少。马丁，”他说，“我们真的那么确定罗丝安娜·麦格罗小姐没有在哥市堡安全上岸？那么确定她不是上岸后才遭人杀害的？搞不好真有人知道她这一路的行程，杀了她后再运回莫塔拉弃尸呢？”

“我考虑过这些情况，但都不合理，事情应该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们等这么多天，都还没收到‘黛安娜号’船员的名单，所以我说的情况是可能的，即使是稍微富想像力了点，即使我们真的费尽力气证明了她从未到达哥审堡，这里也还有一个可能：当船停在伯伦夏特的闸门时，她就上岸去找个在附近闲荡的小伙子，进草丛里做爱去了。”

“若真是如此，我们应该有些风声。”

“没错，但是，‘应该有’不代表什么。这个案子里的确有些怪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旅途一半就莫名其妙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包括房间和餐厅的服务生，发现这事呢？”

“凶手必然停留在船上，他把房间弄得好像有人在使用，这毕竟只需要伪装一个晚上。”

“那些床单和毛毯呢？应该有血迹留在上面。他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进洗衣间灭迹吧？而如果他把证据都丢进水里，他又从哪儿找来一套新的替换呢？”

“血迹应该不多，至少验尸报告没说血很多。而凶手如果很熟悉这艘船，他可以在日常用品柜中轻易找到替换的床具。”

“旅客有可能这么熟悉这艘船吗？而且没有别人会注意吗？”

“这并不难。你可曾在邮轮上过夜？”

“没有。”

“大家都入睡后，船上各处通常寂静又空无一人，而且几乎所有的衣橱、碗橱都是没锁的。船通过维特恩湖时正在值夜班而可以确定是清醒的人，只有三个，两个在船桥上，一个在引擎室里。”

“难道没有人注意到，她没在哥市堡上岸吗？”

“船到哥审堡时，并没有固定形式的上岸手续。船在利拉伯门系缆后，乘客一定都抓起行李，冲过跳板上岸。这趟旅程特别，因为船期耽误了，很多人都赶着上岸；此外，到达时天色未明，这也和平时不同。”

贝克突然住口不说，瞪着墙壁有好一会儿。

“最气人的是，隔壁舱的旅客居然没听到半点声响。”他说。

“我可以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才查到，一对七十多岁的荷兰夫妇住在A3舱房，他们几乎全聋了。”

柯柏翻了翻这些记录，又抓抓头。

“我们刚刚所推论的时间、地点和手法，是基于最大可能性原理、逻辑化的假设和心理学理论的应用，证据可说非常薄弱。虽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得遵循这些假设和原理，因为这是我们目前仅有的依据，但是我们也该将统计方法纳入，不是吗？”

“说下去。”贝克说。

“在船上的八十六个人，姓名我们都知道。这是由六十八名乘客和十八名船员所组成。到目前为止，除了十一个人，其他人我们都已经接触过，或至少知道他们现居何处。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国籍、性别及八十三个人的年龄。现在让我们用排除法看看。首先我们排除罗丝安娜·麦格罗，剩下八十五人。接着排除所有的女人，有八位女船员和三十七位女乘客，剩下四十人。这之中有四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和七位年逾七十的老人扣掉后剩下二十九人。接着扣掉船长和舵手，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轮班，彼此可做对方的不在场证明，他俩不太可能有时间去杀人。引擎室里的人就比较难说了。现在总数剩下二十七个人了，这些人年纪由十四岁到六十八岁都有，我们也掌握了他们的姓名。有十二个瑞典人，其中七个是船员；另有五个美国人，三个德国人，丹麦人、南非人、英国人、法国人、苏格兰人、土耳其人和荷兰人各一个，老天，这样的地理分布还真辽阔。有个美国人住德州，另一个来自奥勒冈州。那个英国人住在巴哈马的拿索，南非人住德班，土耳其人则住在安卡拉。打算一个一个审间这些嫌疑犯的话，这旅程可不得了。而且，其中还有四个人我们找不到地址的：一个丹麦人和三个瑞典人。尽管米兰德把过去二十五年的旅客名单全挖了出来，也找不出这些旅客中，有人先前搭过运河观光船的。所以我的理论是，没有一个乘客是嫌疑犯。他们之中只有四个人是住单人房，其他人不是跟配偶住，就是有室友。而因为他们都是头一次搭这船，应该没有人对船只的结构及作息熟到敢于作案。这一来只剩八个船员有嫌疑，一个舵手、两个火夫，一个厨师及三个服务生，我们已经剔除总工程师，因为他年纪太大了。我的理论是，没有船员能犯下这个案子。首先他们的作息根本就有互相监视的效果；其次他们跟旅客发展亲密关系的机会太小了，所以我的理论告诉我：没有人谋杀罗丝安娜·麦格罗。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我的理论永远是错的，天啊，思考是多危险的事啊！”

静默了三十秒后，柯柏又说：

“而如果不是艾里克森那头禽兽干的……妈的，不过能逮住他也算运气不错了……对了，你有在听吗？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当然有，”贝克心神恍惚地说，“我在听。”

没错，贝克都听进去了，但在最后几分钟，柯柏的声音似乎愈来愈遥远。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突然盘踞了他的脑海，其中一个与他听某人说过的某事有关，这点很快穿透他那被遗忘的记忆深处；另一个则是确实可行的攻击计划。

“她必定在船上遇到了谁。”他自言自语着。

“不然她就是自杀。”柯柏有点尖酸地说。

“某个不打算杀她的人，至少一开始是如此，所以这个人没有道理事先隐匿身份……”

“当然，我们是这么想的，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贝克眼前清楚浮现七月他在莫塔拉看到的景象，也就是那丑不拉叽的小船“乌诺号”绕过挖泥船笔直开进港里船坞的模样。他坐直了，拿出那张旧明信片注视着。

“雷那，”他对柯柏说，“观光季里有多少台照相机被拿出来用？至少二十五台，也许三十、甚至四十台。每到一个闸门，人们都会上岸，为这艘船或彼此拍个照。应该有二三十个家庭的相簿，多了这次旅游的照片，什么形式的照片都有。最早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最后则是在哥审堡拍的。即使这三天里只有二十个人，每个人拍了三十张相片来算好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大约拍一卷，有些也许拍更多。雷那，那表示至少有六百张照片……你知道吗……六百张照片，搞不好一千张！”

“是啊。”柯柏慢慢地回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