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开始感到不安了，有些思绪来得十分模糊且难以捉摸，那情形有点儿类似看书看得昏昏欲睡时，只会呆望着书本，连书页都忘记翻动。

他得努力集中心绪，把握住这些一闪即逝的念头。

除了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外，他心中还有另外一股隐忧。

那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

他觉得就要出事了，而且他应该不计代价去阻止，问题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更不知该如何防范。

马丁·贝克以前只要闲久了，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他的同事对他这种情形往往一笑置之，称之为“直觉”。

警务工作是建立在现实情况、例行调查、耐性毅力和组织分析上，许多难办的案子虽因机缘巧合而破案，但机缘巧合并不等于运气或意外。犯罪调查讲求的是把种种巧合编织成一张细密贯串的网络，经验法则和孜孜不倦的态度在侦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灵感、直觉重要，绝佳的记忆和丰富的常识，也比聪明才智更具价值。

直觉在实际的警务工作里，根本无足轻重。

直觉连基本条件都称不上，就像星象学和相面术一样，不能算是科学。

尽管马丁·贝克非常不愿意承认，但他真的就是直觉很强，而且好几次都是直觉将他引到正确的办案方向。

而且有些简单、实际、偶发的事物，也会影响他的心情。

像勒恩就是一例。

马丁·贝克对跟他工作的人要求很高，这都得怪科尔贝里。

马丁·贝克最早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刑警，后来转到瓦斯贝加的警政署刑事局工作，多年来科尔贝里一路相随，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科尔贝里向来与马丁·贝克配合得天衣无缝，他能提出最棒的推断，问出最关键的问题，并提供适当的线索。

可是科尔贝里此刻不当班，他应该在家里睡觉吧，马丁·贝克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把他吵醒，这样是违反规定的，对勒恩更是一种侮辱。

马丁·贝克期望勒恩能做得更多，或至少说句他也感觉到危险之类的话，提出一些推论或臆测，让马丁·贝克可以去反驳或追查。

可是勒恩什么也没讲。

他只是冷静、有效率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目前调查工作归他做，人家很尽责地把每件该做的事都做好了。

窗外园区用许多绳索和拒马围了起来，几辆巡逻车开过来，车前灯打在地上，斑斑点点的白光从警用手电筒中射出，凌乱地晃过地面，像惊惶逃避入侵者的沙蟹在沙滩上四下逃逸。

勒恩已经一一查过床头柜及里面的东西了，除了一般个人用品和几封健康人士写给重病患者那种搔不到痒处的问候信外，什么也没找到。第五分局的人员搜过旁边几个房间和病房，也没发现什么。

马丁·贝克若想知道一些特别的事，他就必须问，而且还得用明确易懂的方式去问，勒恩才不至于误解。

总之，事实摆明了他们两个合作不来，这点他们很多年前就发现了，因此通常会避开单独合作的机会。

勒恩很清楚马丁·贝克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因此老觉得自卑。马丁·贝克则知道自己跟对方话不投机，所以也就分外沉默。

勒恩拿出他的宝贝办案工具箱，采到几枚指纹，并将房里的几件证物及外边的地面部盖上塑料布，以防重要细节遭到自然力或人为的粗心破坏。他采到的物证大半都是脚印。

马丁·贝克每年此时都会感冒，鼻塞、流鼻涕、咳嗽样样不缺，而勒恩对此竟然毫无反应。事实上他连一句“你还好吧”

都不懂得问，显然他娘从小没把他教好，连句问候语都不会。就算他想到了，也是闷在肚子里。

两个人一点儿默契都没有，马丁·贝克觉得自己应该打破沉默。

“你不觉得整间病房看起来有点儿老气吗？”他问。

“是啊。”勒恩说，“本来明天这里就要清空整修或改装成别的用途，病人会迁到中央大楼的新病房去。”

马丁·贝克一听，立刻有了新的想法。

“我正在纳闷凶手到底用什么凶器，”过了一会，他又喃喃自语说：“也许是弯刀或武士刀吧。”

“都不是，”刚走进房里的勒恩说，“我们找到凶器了，就在窗外十二英尺远的地方。”

两人一起到外边查看。

在冰冷的白色光圈下，赫然躺着一把尖利的刺刀。

“是刺刀。”马丁·贝克说。

“嗯，没错，卡宾枪用的。”

点四五口径的卡宾枪是常见的军甩枪，大部分由炮兵和骑兵使用。马丁·贝克在服兵役时就有一把，现在军队里大概已经不用这种武器了。

刺刀上沾满了血块。

“有办法从槽沟上取到指纹吗？”

勒恩耸耸肩。

这人真是三拳打不出个闷屁来，每句话都得逼着才会说。

“你打算让刀留在那儿等血干吗？”

“是啊，”勒恩说，“这样好像也不错。”

“我想尽快跟尼曼的家人谈谈，你觉得这么晚去打扰他妻子好吗？”

“应该没关系吧。”勒恩不甚确定地说。

“我们总得着手做点儿什么，你要一起去吗？”

勒恩喃喃说了句话。

“你说什么？”马丁·贝克问，一边擤鼻涕。

“得找个摄影师过来，”勒恩说，“是的，没错。”

可是他的语气似平一点儿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