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梅兰德双手扣在颈背后望着天花板；马丁·贝克靠在窗台，若有所思地看着梅兰德；勒恩只是呆呆坐着。

最后是马丁·贝克打破沉寂。

“妻子死后，埃里克松怎么样了？我是说，不是表面的，而是他的心理状态？”

“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也没看到专家的意见，就我所知，埃里克松在六一年九月返回工作岗位后，从来没去看过医生。也许他当时该去看看医生的。”

“可是事发后他整个人就变了，是吗？”

“是的。”梅兰德说，“显然他的心性有了变化。”

他把手放在斯滕伦格伦从各档案中搜集来的一大沓文件上。

“这些你看过没？”他问。

勒恩摇摇头。

“只看了一部分，”马丁·贝克说，“那个不急，我想如果你能为我们做简报，我们就可以很快有个清楚的概念了。”

马丁·贝克想称赞梅兰德一两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梅兰德不吃这套。

梅兰德点点头，将烟斗放回嘴里。

“好吧，”他说，“埃里克松回来上班后，变得沉默寡言，什么事都往心里搁。其他同事鼓励支持他也没用，他们一开始对他很有耐心，知道他遭遇不幸，为他感到难过。可是他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说一两句话，加上又不听别人说话，搞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前埃里克松人缘很好，大家大概希望等到最惨的时期熬过去后，他能恢复常态，可是埃里克松却每况愈下，越来越易怒、阴沉而刚愎自用。他开始寄出充满抱怨、威胁和指控的信件，一寄就是好几年。我想我们大概都收到过一两封吧。”

“我可没有。”勒恩说。

“也许不是寄给你个人，不过你看过他寄到制暴组的信吧。”

“看过了。”勒恩说。

“他先是向风纪处报告尼曼和胡尔特失职，他寄了很多次的控诉信，后来开始指责所有人失职，连其他地方的长官都被他参了一本。他打过我的小报告，还有你，马丁，对不对？”

“哦，是啊。”马丁·贝克说，“说我不肯重新调查他妻子的命案，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我都忘了这号人物了。”

“大约在他妻子死后一年，埃里克松变本加厉到连分局主管都要求将他调离。”

“用什么样的理由？”

“那位组长是个好人，一直很包容埃里克松的作为，可是最后埃里克松实在太不像话了，组长总得顾及别人吧。他说，埃里克松无法与人相处合作，若将他调至更适合的分局，也许对他比较好。那位组长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埃里克松在六二年夏天被调到新辖区，他在那边人缘也不怎么样，而且新上司不像旧上司那么支持他，其他巡警对他也颇有微词，加上他又染上了一些恶习。”

“什么恶习？”马丁·贝克问，“变得很暴力吗？”

“没有，埃里克松不是粗暴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有点儿好好先生，他对每个人都很规矩。问题是，他太唧歪了，十五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他能磨上好几小时，老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打转。有时他会全然忽略上头的指示，去做些自认为重要却毫不相干的事。他会越权插手别人的工作，他批评同事，也批评长官，事实上他的那些报告和控诉信都是在写这些——说局里的人从下至上，小至警校生，大至分局局长，无一不失职。我想他八成也把内政部长骂进去了，因为当年内政部长是警方最高的长官。”

“他觉得自己很完美吗？”勒恩问，“或许他自视高人一等。”

“我说过我不是心理学家，”梅兰德说，“不过看起来他妻子的死，令他对整个警界心生怨恨，而不仅是对尼曼及尼曼的手下而已。”

马丁·贝克走回门边，一只手撑在档案柜上，摆出他的标准姿势。

“你是说，他拒绝接受警界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地方？”他说。

梅兰德点点头，抽着已灭的烟斗。

“是的，至少我想他是那么认为的。”

“知道他这段期间的私生活吗？”马丁·贝克问。

“所知不多，他独来独往，在局里没有任何朋友。他结婚后就放弃警官培训了。他常去练射击，但除此之外，就没参加任何警方的运动项目。”

“他的人际关系呢？他有个女儿，现在几岁了？”

“十一岁。”勒恩说。

“是的，”梅兰德说，“他独自将女儿带大，两人住在他和妻子刚结婚时住的房子里。”

梅兰德没有孩子，但勒恩和马丁·贝克忍不住想，单亲的警察爸爸带孩子真的很辛苦。

“他有没有找人帮忙带孩子啊？”勒恩不可置信地问，“我是说，他去上班时怎么办？”

勒恩的儿子刚满七岁，过去七年里，尤其在放假及周末期间，他常讶异地发现，单单一个小孩子，有时竞能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占据两个大人所有的时间与精力。

“直到一九六四年，他都把女儿放在托儿所。由于父母都健在，埃里克松值夜班时，他们也会帮忙照顾。”

“然后呢？”勒恩问，“一九六四年之后呢？”

“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马丁·贝克说，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梅兰德。

“是的，”梅兰德说，“他在当年八月被炒开除。没有人会想念他，任何跟他有牵扯的人都因为种种理由只想尽快将此人忘掉。”

“我们连后来他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吗？”马丁·贝克问。

“他在同年十月申请一份夜间守卫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那份工作，后来他就消失了。”

“他被解雇这件事，”勒恩说，“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是因为有太多毛病，还是因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才被解雇？”

“其实骆驼本来就快垮了，可是导火线是因为他破坏规矩。八月七日星期五，埃里克松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外值勤，那是一九六四年反越战大游行举行之前。你们大概也记得，当时只留一个人固定在美国大使馆前监视，那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因为只是无聊地在外头走来走去而已。”

“不过当年咱们还是可以挥挥警棍的。”马丁·贝克说。

“我记得有个家伙很厉害，”勒恩说，“谁要是警棍能耍得像他那么好，保证可以进马戏班了。”

梅兰德懒洋洋地瞥了勒恩一眼，然后看看表。

“我答应萨加回家吃中饭，”他说，“能不能让我继续——”

“抱歉，我只是刚好想起那家伙罢了。”勒恩闷闷地咕哝道，“请说吧。”

“我刚才说过，埃里克松应该去监视大使馆的，可是他就是不。他找人到大使馆跟他换班，然后就逃班去。埃里克松在一个星期或更早之前，被派到费吉修夫街的某大楼去，那里有位门房死在地下室。那位门房把绳子套到锅炉房的管子上吊自尽，绝无他杀可能。警方在地下室一间上锁的房间里找到一堆赃物——相机、收音机、电视、家具、地毯、图画及各种当年偷来的东西。门房是负责把风的，几天后他们抓到把赃货藏到地窖里的那批人。其实埃里克松只用叫人来，也就是叫分局的人来，合力把那地区封锁起来，再把情况报告上去就行了。可是埃里克松觉得事情还没完，我记得他好像觉得门房是被谋杀的，还有他希望能抓到更多同伙。结果他没回大使馆，而是溜到费吉修夫街向居民四处打听，他真不该逃班。要是平时，也许不会有人注意到，偏偏算他倒霉，当天下午大型示威活动就在大使馆前展开了。那天的两天前，也就是八月五日，美国对北越实施攻击，在沿海地区投弹，因此大使馆前聚集了好几百人，抗议美国的侵袭。由于示威来得突然，大使馆自己的安全人员措手不及，而咱们这位埃里克松又不知去向，所以警方过了好久才赶到。示威的过程很平和，人们高喊口号，举牌站在四周，他们的代表走进大使馆，将写好的抗议声明书递交给大使。可是你们也知道，一般警察并不习惯处理示威活动，他们把它当暴乱来处理，结果搞得鸡飞狗跳。一大群人被拖进警局，有些被整得很惨，他们把这一一切全怪罪到埃里克松头上，由于他严重失职，因此立刻被解雇，几天后便正式离职，下台一鞠躬了。”

梅兰德站起来。

“我梅兰德也要下台一鞠躬了，”他说，“我可不想错过午饭，希望各位今天不要再来找我，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各位知道我会在哪儿吧。”

他把烟草袋和烟斗收起来，穿上外套，马丁·贝克走过去在他的椅子上坐下。

“你们真的认为尼曼是埃里克松杀的吗？”梅兰德站在门口问。

勒恩耸耸肩，马丁·贝克没搭腔。

“我觉得不太可能。”梅兰德说，“他要杀尼曼的话，早该在他老婆死时就下手了。十年了，恨意和报复之心应该会渐渐淡化的。你们查错方向了，不过祝各位好运，再见。”

他离开了。

勒恩看看马丁·贝克。

“也许他说得没错。”

马丁·贝克默默坐着，不经意地看着桌上的文件。

“我在想梅兰德的话。有关埃里克松的父母，也许他们功在还住在十年前的地方。”

他开始用心去看那堆文件。勒恩什么都没说，冷眼看着他。

马丁·贝克终于找到他要的资料了。

“这是住址，在西洁特的葛拉索德拉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