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恩看看表，打了个呵欠。

他瞥向活动病床和床上那个浑身都是绷带、根本看不出本来面貌的人。然后他打量各种复杂的仪器——伤者显然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活下去——以及前来检查仪器确保一切运作正常的傲慢中年护士。此刻她正灵活地更换其中一个悬吊的点滴瓶，动作快速准确，体现出多年的训练和令人佩服的简单迅速。

勒恩叹口气，在口罩后面又打了个呵欠。

护士立刻注意到了，不满地横了他一眼。

这个已消毒的隔离病房灯光冰冷，白墙光裸，他花了太多时间待在这里、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踱步。

更糟的是，大半时间还有一个叫做乌尔霍尔姆的家伙也在这里，此人他从未见过，但后来发现原来是便衣警探。

勒恩并不是当代智者，也从不假装自己知识渊博。一般来说，他对自己和生命都很满意，认为一切都不错。事实上，就是这些特质造就他成为一个有用而且能干的警员。他面对事情的态度单纯直接，没有惹麻烦或是凭空创造问题的天赋。

他喜欢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人也喜欢他。

然而，就算像勒恩这样看法单纯的人，也觉得乌尔霍尔姆是个罗唆沉闷、反动愚蠢的怪物。

乌尔霍尔姆对一切都不满意，从他的薪级(的确太低，这并不使人惊讶)到毫无魄力的警察局长。

孩子没在学校学好礼仪，警方纪律太过松散，这些现象都让他义愤填膺。

他对三种人特别充满敌意：外国人、青少年和社会主义者。

而这些人从来不曾让勒恩头痛或是担忧。

乌尔霍尔姆认为巡逻警员可以留胡子简直是种耻辱。

“顶多留留上唇的小胡子已经很够了，”他说，“但就算这样也值得商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认为自从三十年代起，瑞典社会就已经没有法治了。

他将犯罪和暴力的大幅增加，归咎于警方没有受过适当的军事训练，也不再配备军刀之故。

人车改靠右走也是一项骇人听闻的大失策，使得原本就已经毫无纪律、道德腐化的群众进一步往下沉沦。

“而且这鼓励杂交，”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呃。”勒恩说。

“杂交，在所有回转调头的地方和公路沿线的停车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部分事情他都知道，所有事情他都了解。只有一次他被迫需要跟勒恩寻求资讯。一开始他说：

“眼见到处都这么散漫，真让人想回归自然。要不是整个拉普兰。都是该死的拉普兰人的话，我会选择山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老婆是拉普兰人。”勒恩说。

乌尔霍尔姆以混杂着厌恶和好奇的表情望着他。他放低声音说：

“真有趣，太奇特了。拉普兰女人的那儿真是十字形的吗？”

“不是，”勒恩疲惫地说，“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

勒恩想知道这家伙为何没早八百年就被调到失物招领室去。

乌尔霍尔姆喋喋不休，每句话都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收尾。

勒恩只看出两点：

第一，他在调查总部呆呆地提出“谁在医院当班”这个问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尔贝里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说：

“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家伙。”

唯一知道这个名字的是贡瓦尔·拉尔森。他吼道：

“什么！谁？”

“乌尔霍尔姆。”科尔贝里重复。

“这样不行！我们得派人去盯着他，某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

结果这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就是勒恩。当时他毫不知情地问：

“我是去代他的班吗？”

“代他的班？不是，那不可能。他会以为人家看不起他，会写好几百封申诉信，会从国家警察总署一状告到民间人权团体，还会打电话给司法部长。”

勒恩要离开的时候，贡瓦尔·拉尔森下了最后的指令。

“埃纳尔！”

“怎么啦？”

“在你看见死亡证明书之前，绝对不要让他跟证人说上一个字。”

第二，他得设法阻止这家伙的口水继续泛滥下去。最后他找出一个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实际应用起来如下：

乌尔霍尔姆一段长篇大论的最后总结是：“毫无疑问，身为一个人和保守派人士，身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我绝对不会因为肤色、种族或意见不同而歧视别人。但你想象一下充满了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警界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于是勒恩在口罩后面微微清了清嗓子，说道：

“对。但事实上我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所以……”

“共产党？”

“对，共产党。”

乌尔霍尔姆陷入一片死寂，走到窗口去了。

至今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两小时，一脸阴沉地瞪着这个诡谲狡诈的世界。

什未林动了三次手术，体内两颗子弹已经取出，但医生们没人面有喜色，勒恩谨慎提出问题，获得的答案只有耸肩。

不过在大约十五分钟前，其中一个外科医生走进隔离病房说：

“如果他会醒来的话，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

“他能撑过来吗？”

医生长时间地看了勒恩一眼说：

“似乎不可能。当然他体格不错，目前情况也还算过得去。”

勒恩沮丧地低头望着什未林，想知道病人看起来得是什么样子，才会被医生认为情况不好或是很糟。

他已经仔细地想好了两个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他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

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开的枪？

第二个问题是：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同时他也做了一两项准备工作：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插好麦克风挂在椅背上。乌尔霍尔姆没有帮忙，只继续站在窗前，偶尔挑剔地瞅勒恩一眼。

时钟显示两点二十六分的时候，护士突然朝伤者俯身，很快且不耐烦地招手要两名警察过来，同时另一只手则按了铃。

勒恩很快过去拿起麦克风。

“我想他要醒了。”护士说。

伤者的脸似乎起了某种变化。他的眼睑和鼻孔都在抽动。

“就是现在。”护士说。

勒恩凑上麦克风：

“是谁开的枪？”

没有反应。

过了一会儿，勒恩重复问题：

“是谁开的枪？”

这回病人的唇动了一下，说了些什么。勒恩只等了两秒钟，就再问：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伤者再度有了反应，这次回答似乎清晰了一点。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

勒恩才要开口重复第二个问题，伤者的头就朝左边一扭，下颚松开，一丝掺杂着血的唾液从他嘴里流出来。

勒恩抬头望着医生，后者用仪器检查了一下，严肃地点点头。

乌尔霍尔姆走到勒恩旁边，勃然怒道：

“这就是你侦讯的全部内容吗？”然后他以宏亮威吓的声音说，“你给我听着，好兄弟，我是乌尔霍尔姆侦查员——”

“他死了。”勒恩静静地说。

乌尔霍尔姆瞪着他，吐出两个字：

“蠢货。”

勒恩拔掉麦克风，把录音机拿到窗边。他小心地用手指把录音带卷回去，然后按下播放键。

“是谁开的枪？”

“Dnrk。”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Koleson(库列松)。”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乌尔霍尔姆怒视着勒恩至少十秒钟，然后他说：

“觉得？我要检举你渎职。这没办法避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转身精力充沛地走出病房。勒恩悲哀地望着他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