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喧嚣纷乱（山姆·霍桑医生喝着小酒，对他的客人讲述），战云密布，报纸的头版头条天天都是欧洲的军队动向和战事准备。不过，在北山这么个新英格兰小镇，生活大体上还是照旧。当然了，镇上的汽车比我二二年搬来的时候多了许多，想当年我这个新拿到牌照的医生，开的还是父母送给我的礼物：黄色响箭敞篷跑车。那辆车比我本人更受众人瞩目。

三十年代末，汽车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了，它拓展了我们的地平线。古老的达菲农场卖给了一位曾在二十年代获得普利策奖的剧作家，这件事情没能让任何人特别吃惊。他名叫戈登·科尔，大多数时间留在农场写作，只在需要同经纪人和制作人商议事情时才驱车前往曼哈顿。真正让大家惊讶的是，科尔和妻子玛吉真的在耕种那片土地；要知道，他们的农场面积超过一百英亩的土地，即便有帮工协助，也是相当累人的活计。

我在年初替玛吉·科尔看过几次小毛小病，但还不怎么认识她的丈夫。八月末的一个星期二早晨，玛吉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戈登出了些事情；我告诉她，我马上就到。

“怎么了？”看见我拿起黑包，走向门口，玛丽·贝斯特护士问道。

“玛吉·科尔的丈夫，我们那位著名的剧作家。玛吉发现他躺在田地里，她都快急疯了。菲利普斯夫人约了十一点。告诉她，我出急诊去了，把她的预约改在本周晚些时候。”

我开车出镇，来到达菲农场——尽管已经易手，但本地人仍旧冠之以这个名号——看见玛吉在煤渣车道上等我。我从病历上得知她今年四十有七，但看起来要年轻不少。她的丈夫五十岁。

几年前，他刚搬到北山镇的时候，本地报纸写了专题文章；报纸的专栏作家波利·凯楚最近还采访过他。

“他在外面田地里，”玛吉说着坐进我的车，“那段路可以开车过去。”

“他有意识吗？”

“我觉得他死了，”她呜咽道，“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玛吉留着一头金色长发，只有几缕白发初现端倪，蓝眼睛此刻又红又肿。她穿旧宽松裤和男式格子衬衫，这些显然是她干农活的行头。玛吉个子不高，还没到我的肩膀。

“他早上几点出去的？”沿着印满车辙的车道，我驾着车子驶向谷仓和屋后的其他建筑物。

“我不是很清楚。他在后面有一间写作用的工作室。有时候，他要是一门心思扑在新剧本上了，就在工作室里过夜。昨天晚餐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我们把车留在谷仓背后，回头在田地里走了一百码左右。这片地只长着草，玛吉解释说他们实践的是轮作法。明年他们打算在这儿种植玉米。

还没走到尸体前，我就晓得戈登·科尔已经丧命。上午的阳光中，苍蝇受人类觉察不到的细微气味吸引而来，绕着他嗡嗡乱飞。我弯下腰，发现尸体嘴角和下巴上有一条干涸的血迹，表示死者有内出血。尽管科尔在世时我没给他做过体检，但此刻看来他的胸口凹陷了下去。我伸手放上他的胸腔，摸到了断开的骨头。

“这是什么？”我指的是插在他衬衫上的两根油腻腻的羽毛。

“不清楚，像是鸟的羽毛。我发现他时就在那儿了。他——”

“很抱歉，科尔夫人。看起来他死于内脏受损，但具体情况要等尸检后才能确定。”

“可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拖拉机事故偶有发生——”

她摇摇头：“拖拉机在谷仓旁边的棚子里。早餐后我去看过，因为他打算今天上午犁一块地的。我发现拖拉机还在棚子里，就往他的工作室走，看他是不是睡过了头。他有时候会这样，写剧本一直写到后半夜。”

我直起腰：“得通知蓝思警长。”

“当然。”

“这儿还有别人和你在一起吗？”

“我们有个静庀管农场的，加德·达菲。”

“我认识加德。”

“他父母去世后，我们从他手上买了这片地。我们需要有人管理农场，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这儿。我们雇季节工播种和收割。”

“加德在吗？”

我们朝屋子走去，她摇着头答道：“周二早晨他总要外出采购物资，到中午前后回来。”

我给蓝思警长打了电话，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医生，照你看，是谋杀吗？”他问。

我瞥了一眼正在收拾早餐盘子的玛吉·科尔：“难说，你最好过来看看。”

夏末，医院里患者不多。人们都在度假，天气很好，学校因为新一轮儿科疾病的流行而推迟开学。下午快结束的时候，玛丽·贝斯特给我拿来了尸检报告，我马上拨通蓝思警长的号码。

“警长，正如我所预料的，戈登·科尔的胸腔被压塌了。他在几分钟内就死于严重内出血。在医院主持尸检的是米勒医生，他在业余时间喜欢观察鸟类。在科尔衬衫上找到的鸟羽属于一只大雕鹗。”

我听见警长在电话那头长叹一声。

“医生啊，你难道要告诉我，一只猫头鹰弄死了戈登·科尔？这要是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倒是很够看的！”

“要造成如此严重的损伤，那只猫头鹰一定大得可怕。不过，他肯定死于外力。我建议，咱们明天早晨跑一趟，和科尔夫人再聊聊，勘察一下现场。”

挂断电话的时候，玛丽一脸促狭的笑容：“巨型猫头鹰？山姆，你莫不是又要出马侦破你那些疯狂的谋杀案了？猫头鹰是在黑暗中和他撞了个满怀，还是用爪子擒住他，把他从半空中扔了下来？”

“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玛丽，但就此刻而言，他不太可能死于自然原因。”

第二天早晨，警长和我开车来到农场。他驾着警车绕过一群被领向牧场的母牛，非常难得地陷入了敛心沉思的境界。“医生，知道吗？那些战争新闻让我妻子心烦意乱。她害怕政府会大规模征兵参战。”

这个想法让我笑了起来：“警长，咱们年纪太大，不在其列。我很快就要四十三岁了。”

“欧洲要是开战的话，很多事情会因此改变。”

这一点无可争辩。玛丽和我在办公室也常常谈起这些话题。

玛吉·科尔和加德·达菲在农场的屋子里等待我们。“我得拿着戈登的衣服去殡仪馆，”玛吉冷漠地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加德都能回答。”

加德年纪不大，肌肉发达，黑发，左面颊上有块深紫色的胎记。也许正是因为这块胎记，他成年后变得腼腆而内向。父母过世后，他本可以继承农场，但他对其中牵涉的种种责任缺乏兴趣。

他似乎颇为安于替科尔夫妇管理农场。科尔夫人出发去了殡仪馆，他扭头将视线投向我们：“想知道什么？”

“这个嘛，我们想知道戈登·科尔死前几小时的动向，”警长说，“我们清楚他当晚在工作室过夜，能让我们看看那地方吗？”

“我去拿钥匙。”

“他总是给工作室上锁？”我问。

“那是当然。他的手稿都在工作室里，包括正在写的这一部。”

他在厨房的钉板上取了钥匙，我们跟着他走出后门。“这是备用钥匙，”他解释道，“他身边带着自己的那一把。”

开车去谷仓没多大意思，于是我们把警长的车留在原处，步行走了这段路。“科尔夫人提到过，她的丈夫打算昨天早晨犁地，”我问，“这是为什么？”

“他们最近从隔壁农场的皮特·安特卫普手上买了块五英亩的土地。那块地被溪流和安特卫普家的其他土地隔开，所以他想卖掉了事。戈登·科尔觉得再添上一小块土地也没啥不好。他本来计划昨天早上开着拖拉机过去，耙松土地。”

“这难道不是你的分内事吗？”蓝思警长问。

“他经常喜欢放下笔，四处弄弄农活，算是放松心情吧。昨天上午我要外出采购物资，他觉得正好可以让他随便犁地。”

玛吉发现丈夫尸体的地方在开阔的田地里，位于谷仓和工作室的当中。看清楚达菲领着我们走向什么地方，我马上说了出来：

“那不是旧糖厂吗？”

“是啊，”他点头道，“我小时候经常和家人在那儿造枫糖浆。我哥哥和我把小树拖过来，帮忙锯断木头当柴烧。科尔买下农场以后，他把糖厂改建为写作用的工作室。需要建新屋顶，地板也得重新铺过，但他不在乎。我总觉得那地方仍旧一股枫糖浆的味道。”

他打开房门，我们走进室内。假如我盼着找到打斗痕迹的话，那可就大失所望了。科尔的大型安德伍德打字机上还卷着一张纸，小床没有铺过。除此之外，这地方倒是既整齐又干净。“他从不在这儿吃东西，”加德·达菲解释道，“总是回去吃正餐。”

“早餐呢？”

“要是有农活要做的话，他一般先干活，再吃东西。”

“这么说，他一直在这儿写剧本，睡到早上，然后去谷仓边的棚子取拖拉机。穿过田地的路上，有什么东西杀死了他。”

达菲看着我，耸耸肩：“我想也是这样。”

我们说话的时候，蓝思警长在检查科尔的工作室，他开口说道：“附近有猫头鹰吗？”

“也许有几只仓鹗吧。”

“大雕鹗呢？特别大的那种。”

“偶尔也能见到。”

“听说过大雕鹗袭击人类吗？”

他摇摇头：“如果你夜里出去，穿过灌木丛，也许会惊起一只，他有可能朝你撞过来，但不是真心想袭击你。”他的眼神转开了。我又有了一个念头：“这儿有什么机械装置能杀死他的吗？他的胸部都快被撞瘪了。”

“到了晚上，机器都要被收起来，昨天早晨我不在，也就没人把它们拿出来。科尔夫人从不碰这些东西，要是她的先生取了拖拉机或卡车出来，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尸体旁呢？再者说，今年八月雨水很多，地面偏软。重型机械肯定会留下痕迹。”

“拖拉机？”

“重两吨半，留下的痕迹显眼得很。”

“咱们还是去看一眼吧。”我提议道。工作室没有什么值得多看的了。正要出门的时候，我走到打字机前，读着那页纸上的字句。不是自杀遗言，而是一部写几个渔夫的剧本的第四页。

到了玛吉·科尔发现丈夫尸体的地点，警长和我仔细查看附近的地面，转着圈子越兜越远。除了被踩踏过的牧草外，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我们继续走向停放拖拉机的宽敞棚子，这里或许正是戈登·科尔的目的地。加德·达菲打开没有上锁的双开门，我们走进室内。棚子没有窗户，阳光只从房门和天花板附近的通风口照进来，室内很昏暗。“好机器。”警长拍着大号轮胎说。犁已经装在了拖拉机背后。

“能启动一下让我们看看吗？”我问达菲。

“没问题。”他爬到方向盘背后，打开引擎开关，又爬了下来，取出曲柄，插进护栅底部的洞眼。他在拖拉机和棚子后墙间的狭窄空间里转动曲柄，终于把引擎发动了起来，然后爬回驾驶座上，把挡位从空挡换到了倒车。他没费多少工夫就将拖拉机倒出棚子，然后放下犁耙。很显然，这件事情他早已驾轻就熟。

“没别的意思，只是想重演科尔的预定路线，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他该怎么去打算犁的那块土地？不需要非得开拖拉机。我们可以走过去。”

“挺远的。”

我倒无所谓，但蓝思警长决定留下，再看看棚子和别的附属建筑。穿过田地时，到了与通往工作室那条路垂直的地方，加德·达菲说：“警长该减点儿体重了。他走路走多了就有些喘。”

“我劝了他好几年。”我抬手遮住眼睛，抵挡阳光，“我们要去那儿吗？那棵大橡树旁边？”

“没错！那是一棵标记树，是两家农场的分界线。但溪流越来越宽，安特卫普很难耕种这块土地。他要绕好大一个圈子，还得清科尔家允许他通过。卖掉这五英亩土地对他而言更轻松。”

“那不是皮特·安特卫普吗？”

他随着我的视线望过去，看见一个须发花白的瘦长男人蹬过溪流的较浅处，朝我们迎了上来。他穿工装靴和工装裤，只露出一小块汗衫。“霍桑医生，是你吗？”走到近处，他大喊道。

“正是。皮特，最近不怎么见到你嘛。”

“最近身体不错。不需要见到医生大人。”他瞥了一眼加德，“达菲，你好。”

加德咕哝了一句什么，别过身去，只留下半张侧脸。“你肯定听说戈登·科尔的事情了吧？”我问。

安特卫普点点头：“怎么回事？心脏病？”

“他的胸腔被撞塌了。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他皱起眉头，凑到近处：“意思是说，他可能是被谋杀的？难道是被外力撞死的？”

“除了知道他的胸部受到大力冲击之外，警方还没有其他证据。你知道他有什么敌人吗？”

“天底下谁没有敌人啊？”

“他购买了你的土地，这里头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我很高兴能除掉这片土地。他的价钱也很不错。”

我们谈话的当口，加德·达菲慢慢走开了。安特卫普最后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不得不小跑几步，这才追上加德：“你跟他不怎么对路，是吧？”

“我小时候他经常嘲笑我脸上的胎记。”

我们在这块五英亩的土地上走动，我注意到地面坑洼不平，缺少照看。今年春天犁过，但既没有播种，也没有耕作。处处野草丛生。看得出科尔为何想要平整这片土地，可惜他最终还是没能实现想法。有某样东西，猫头鹰或人类，在路上等待着他。

那天下午，路过殡仪馆的时候我进去了一趟。戈登·科尔周六上午落葬，他的遗体将接受三天的瞻仰和吊唁，今天是第一天。科尔夫妇没有孩子，有位姨妈正从波士顿赶来，另有几位至亲也打算前来参加葬礼。你希望玛吉有多镇定，她就有多镇定。我四点左右回到办公室，玛丽·贝斯特说皮特·安特卫普打过电话，希望我能回电。

“皮特，我是霍桑医生。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今天早上我不想在加德·达菲面前提起，但你知道吗？科尔在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什么意思？”

“他不只在工作室里写作。有好几次，我深夜出去遛狗，见到过一辆车停在我家的路上，靠近穿过田地通往工作室的那条小径旁边。”

“什么样的车子？”

“蓝色敞篷跑车。”

“知道车主人是谁吗？”

他犹豫了：“我还是不说为妙。我告诉你的已经够多了。”

“安特卫普先生，我们在调查的是一起谋杀案。”我提醒他。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考虑要不要打电话给警长，但转念一想，觉得我们搜查工作室时过于草率，也许遗漏了什么线索。我知道玛吉从七点到九点会在殡仪馆，于是决定开车去科尔家再看看。

到科尔家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谷仓旁边，在车里坐了一阵子，确定附近还有没有人。我估计加德·达菲也去了殡仪馆，事实证明多半如此。我一直等到七点钟，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笼罩了乡野农田。光线昏暗，我不太看得清方向，于是带上了手电筒引路。

经过拖拉机棚子的时候，心血来潮之下，我拉开房门，向内窥探。拖拉机停在原处，室内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迈步走了进去，忽然听见翅膀扑腾的声音。有个很大的什么东西径直朝我的头部飞来。我连忙蹲下，一开始以为肯定是蝙蝠，但随即意识过来，那是一只大雕鹗。鸟儿飞出房门，融入夜空之中。它大概是从靠近天花板的气窗飞进屋的。

我绕过棚子，沿着白天跟达菲走过一次的路线前进。走到一半，快到发现尸体的那个位置，这时候，我忽然看见左手边皮特·安特卫普的车道上亮起了车头灯。那辆车慢慢停下，灯光旋即熄灭：那里离安特卫普的住处太远，不可能是访客。也许我运气不错，恰好撞见了他跟我描述过的蓝色敞篷跑车。

我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天几乎彻底黑了，但我的位置与工作室成一条直线，还能勉强借助西方的天空分辨出工作室的形状。走到近处，我看见一枚小手电的亮光从那条旁路的方向渐渐靠近。估计那辆车的主人需要步行的距离与我相仿，只是此人的速度较快。这个人对地形颇为熟谙；看见亮光在旧糖厂里重新出现，我隔了半秒钟意识过来：那人有工作室的钥匙。也好，省了我破门而入的麻烦。

我尽量不出声地转动门把手，然后钻进室内。那位侵入者站在小床旁，用手电筒照着地板。“是谁？”我忽然叫道，同时点亮了手电筒。

那个人影猛然转身，手电筒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立刻认出了波利·凯楚的面容。这位女士美得惊人，负责本地周报的书评和艺术栏目。

“天哪——你是谁？”她惊叫道，灯光照得她睁不开眼。

“波利，是我，山姆·霍桑。你来这儿干什么？”

她重重地在小床上坐下，像是被吓掉了魂似的。我找到先前留意过的煤油灯点亮。“我都干了什么呀？”她说，但并没有期待我的回答。

“波利，你在找东西。是你上次来的时候落下的吗？”

“耳环。这可真是最糟糕的俗套了，山姆医生，不是吗？要是在我写书评的书里读到，我一定会大声从鼻孔里出气的。”

我在科尔的工作台上坐下，她坐进桌边的椅子里。灯光闪动，照得她的满头黄发闪闪发亮，让她显得像个偷饼干被捉住的懵懂少年人。“跟我说说吧。”我用和善的语气说。

波利深吸一口气：“六个月前，我为报纸采访了他，然后就开始了呗。”

“可他都有五十岁了呀。”

“下个月过五十一岁生日。我不在乎年纪，我想我爱上他了。”

“两天前的夜里，你和他一起在这儿？”

“是的。”

“他是怎么死的？”

台灯的光线下，她的面容忽然僵硬了：“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在黎明前出了屋子。我快步走向自己的车子，希望在皮特·安特卫普起床活动前离开。最后一次看见戈登，他正开始穿过田地，去棚子里取拖拉机。”

“他没能走到棚子，”我说，“有什么东西在半路上杀死了他，他的胸膛像蛋壳似的被压塌了。”

她猛然一缩身子，像是我要打她似的：“你不会认为我与此有关吧？”

“十分钟前的确不会这么认为。”

她搜肠刮肚地寻找回答，最后却只是问道：“能帮我找耳环吗？我不想让别人在这里发现我的耳环。”

“是星期一夜里丢的？”

她摇摇头：“也许是上周的某天夜里。我原本想星期一来找，但聊得太起劲，忘记找了。戈登这人可真是健谈。”

“的确。”我把台灯放在地板上，和她一起寻找耳环，但却未能如愿。她沿着床铺摸了一遍，但也徒劳无功。十分钟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

“我就是放不下心。”她带着几分抱歉说。

我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灰尘：“波利，有没有在附近见过猫头鹰？”

“从没见过。有次夜里听见响声，戈登说那是猫头鹰。怎么了？”

“他的衬衫上有猫头鹰的羽毛。”我没有费神重复关于巨型猫头鹰的奇思怪想。

“我的耳环——”她开口说道，但立刻又停下了。

“怎么？”

“我必须走了，”她下了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地问道，“你不会告诉别人——”

“什么？你来过这儿？当然不会，除非对案情调查至关重要。”

我们一同走出工作室，锁好门，她把钥匙交给我：“我不会再来这里了。钥匙还是交给你吧。”

“好的。”

说完，她转身钻进黑暗，沿着那条了然于心的小径离开。我不担心她，波利是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姑娘。

坐到车里，时间还没到九点，我在玛吉·科尔返回孤零零的农舍前上了路。

到了星期四下午，蓝思警长就快承认束手无策了。“要是能知道杀死他的凶器，大概就知道凶手是谁了。”他这样推测道。

“还没找到一两只巨型猫头鹰？”我问。

“我说啊，医生，这个问题也许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出格。我的脑海里分明记得一只巨型猫头鹰，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参加了去年在格兰治厅举办的万圣节晚会吗？”

我摇摇头：“我像躲瘟疫一般躲化装晚会。”

“也许是前年，”他沉思道，“我得问问薇拉。”警长中年结婚，到现在尚不足十年，妻子薇拉年纪较轻，有个出了名的长处：她记得所有事情的时间和地点。

我回忆着与波利·凯楚的对话和各种言外之意，不过就此刻而言，我还在保守诺言，不向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我又想到了一个疑点，当天晚些时候我找到机会在办公室给波利打了电话。

“我是山姆·霍桑。你好吗？”

“挺好。”她机警地回答道。

“有个关于你丢失的耳环的小问题。”

“耳环找到了？”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耳环是什么样子，以免错过。你昨天夜里想说什么来着是吧？后来却又没说。”

“坠子是个金质小猫头鹰。我去年在波士顿买的。你提到了猫头鹰的羽毛，我吓得打了个哆嗦。”

星期五，醒来时天在下雨，天气凉了很多。我没有理由抱怨。

今年的夏天很舒服，而今天毕竟已经是九月一号了。波利为之二作的北山镇报纸一周一期，不报道国际大事，因此许多镇民都订阅了临近地区的周报。我捡起门廊上的报纸打开，看见的头版头条消息将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德国入侵波兰，这个举动代表欧洲将烽火四起。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蓝思警长。“打仗了。”我说。

“刚从收音机里听见。据说英军已经开始调动，同时疏散城区的妇女和儿童。”

“上帝保佑我们。”

“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薇拉翻了一遍她在格兰治万圣节晚会上拍的照片。我想她找到了我们要的那只猫头鹰。”

“我去办公室的路上过来一趟。”

我知道玛丽·贝斯特要到八点才进办公室，便给她家打电话。

“据说要打仗了，山姆，美国会参战吗？”

“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有这种可能。希特勒很疯狂，什么事情都干得出。玛丽，我还在帮警长处理戈登的案子。今天早晨有急事吗？”

“只需要去医院查房。施奈德太太昨天夜里生了孩子，大小都平安。菲茨派屈克医生替她接生的。”

“那就好。我上午晚些时候再去看她。”越来越多病人在找专科医生看病，电话里提到的菲茨派屈克医生是最近在北山镇开业的产科大夫。我看得出医学正在面临的变化，除了感激病人能获得更好的治疗之外，我对此并没有其他念头。话虽如此，少许的羡慕情绪还是少不了的，据说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比我多出一倍。

一小时以后，我来到警长家，开门的是薇拉·蓝思：“警长记得有只猫头鹰，我也记得。快进来，我给你看照片。”

薇拉总是端着她那只柯达盒式照相机东拍西拍，有时候甚至在室内聚会上开了闪光灯照相。我跟着她走进客厅，蓝思警长正在翻弄许多叠黑白快照。我随便看了几张，见到一位超重的牛仔——那是警长，还看见了打扮成后宫女郎的玛丽·贝斯特。她可没提起过她参加了格兰治厅的哪个万圣节晚会。

“这是谁？”我拿起一张照片问道，照片中的人打扮成一只体形美好的黑猫，时间标为一九三八年。

“报社的波利·凯楚。”薇拉答道。

“戈登·科尔来了吗？”

薇拉回忆片刻，答道：“我想没来，除非打扮得让我认不出。”

警长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我要你看的是这一张。”照片中的人穿一件镶羽毛的长斗篷，头戴猫头鹰面具，面具的边框上也嵌着许多羽毛，“医生，这就是你的巨型猫头鹰。”

“是谁？”

薇拉答道：“那只猫头鹰？加德·达菲。”

我们在雨中驱车赶到达菲的住处，我和警长一起走进房间。

他瞪着我们，像是知道我们要打断他的日常劳作。“我在科尔家还有事情要做，”他说，“我得走了。”

“达菲，坐下，”警长命令道，“我想跟你说说你是怎么杀死戈登·科尔的。”

“杀死他！我没有——”

“星期一你开动了拖拉机。你很清楚，科尔星期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犁那块从安特卫普手上买来的地。你也知道停拖拉机的棚子里非常暗。把拖拉机停回原处，关闭发动机以后，你没有将挡位留在空挡上，而是打到了高速挡。戈登·科尔第二天早晨走进棚子，天才蒙蒙亮，他看不清挡位，假定它打在平时的空挡上。他开了引擎，下去摇动曲柄。引擎发动起来，拖拉机猛向前冲，推着科尔撞上了棚子的后墙。”

警长描述得自然很准确，但我还是要问下去：“尸体是怎么到田地里的呢？”

“要是被发现死在棚子里，加德就得为之负责，因为是他把拖拉机打在开车挡上的。他可以辩解说这是一场事故，但还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法：星期二早上过来，确定科尔已经死了，然后将尸体运往别处。也许他本来就打算弃尸田地中央，也许他是在走向其他地方的路上因为尸体太重而扔下的。”警长扭头问那位瘦长的年轻人，“加德，这个问题就要你回答了。”

他开始坦白，像早些时候那样侧过了半张脸：“警长，关于拖拉机你说得对，但那的确是事故，不是谋杀。我这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真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给拖拉机换火花塞，于是在去辛恩隅的约翰迪尔店家前去了一趟农场。我不到七点就到了，棚子的门关着。拉开插销，打开门，我往里面张望，原以为科尔先生已经下了地。但我很惊讶地发现拖拉机还在，紧接着看见了科尔先生，他被顶在墙上，拖拉机的头盖抵着他的胸部。我以为他也许还活着，连忙倒车，却发现他已经没救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为啥那么做，肯定是以为自己要为此负责了，我想把尸体搬出棚二严，搬离拖拉机；所以我把他扛到田地中央，搁在了地上。”

蓝思警长狠狠地盯着他：“加德，要真是这样，搬动尸体的时候你为啥要戴猫头鹰面具？”

“我没——”

“他衬衫上有猫头鹰羽毛。”他站起来，“你有雨衣吗？我得把你带到警察局去接受进一步质询：需要的话，可以有律师在场。”

加德·达菲转过脸来，他看起来生不出半分抵抗的意愿。“我去拿雨衣。”他说。

回来的时候，他身穿雨衣，头戴照片中的猫头鹰面具。警长的手落在了左轮手枪上，我连忙伸手按住他：“别，警长，”我轻声说，“没关系。”

“估计你们也想要这个，”达菲说，“可以对比羽毛。星期二我没有戴这东西。”

蓝思警长放开手枪。“走吧。”他说。

我对结果并不满足，蓝思警长恐怕也一样。星期五晚些时候，他告诉我，达菲还是没有承认谋杀戈登·科尔。他只承认自己搬动过尸体。

“我开始觉得这的确是一场事故了，”警长说，“至少从陪审团的角度思考，这个想法挺合理，他很容易就能获得无罪判决。”

“羽毛呢？”

“他说得对。面具上的羽毛用防腐剂处理过，而戈登·戈尔衬衫上的则才从猫头鹰身上掉下来。”

“我也这么想。周三夜里有只猫头鹰在棚子里险些撞上我。”

“我说医生，你星期三夜里去那儿干什么？”

“随便看看。拖拉机的头盖肯定是带着那两根羽毛撞进科尔胸口的。羽毛上沾了足够的油脂，使得它们能粘在科尔的衬衫上。”

“这么说，我不该把达菲当做凶手了？原来我还没有解决这个案子啊。”

“警长，你在‘如何’方面做得很好，弄清了一具死于胸腔塌陷的尸体为何会躺在田地中央。你没想清楚的是‘谁’。仔细思考加德·达菲今天早晨说的话，我才想通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么说，不是意外事故喽？”

“不是。”

“他是自杀的？”

我忍不住笑了：“这个自杀手法倒够古怪的。等明天葬礼结束，听我解释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

“凶手不会逃跑吧？”

“不可能。”

雨下下停停，到周六上午结束，戈登·科尔的遗体入土为安的时候，天上甚至出了太阳。我们中的几个人在葬礼后回到玛吉的住处。邻居在葬礼期间送来了许多食物，我知道不少人还出席了仪式。加德·达菲仍在警局接受讯问，波利·凯楚不见人影，隔壁农场的皮特·安特卫普过来待了几分钟。谁也没有留到午饭后，最后几位悼念者也纷纷告别，来宾只剩下了我和蓝思警长。

“带些吃的走，”玛吉建议道，“剩下的太多了。”

“不用了，”我说，“我们必须和你谈谈加德·达菲的事情。”

“我没法相信他和我丈夫的死有关系。加德连只苍蝇也不肯伤害。请你们务必记住。胎记把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他承认搬动过尸体。”警长告诉她。

“从哪儿？”

“戈登是被自己的拖拉机撞死的，事情发生在棚子里。达菲搬动了尸体，把尸体放在田地中央。他害怕会因为前一天夜里把拖拉机留在驾驶挡上受到责罚。”

“他真这么做了？”玛吉问。

我摇摇头：“你要明白，即便我们弄清楚了他的死因，但依然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场事故还是谋杀——又或是自杀，尽管听起来和实际上都不太可能。加德澄清了事实，我们认为他说的话颇为可信。他告诉我们，他在周二早晨七点前来到棚子那里，发现门关着。我们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在这点上撒谎得不到任何好处。”

“门关着？”玛吉重复道。

我点点头：“如果戈登打算把拖拉机倒出车棚的话，他会关上门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还有这种可能性，但达菲接下来告诉我们的就让这种可能性彻底消失了。他说他拉开了插销！戈登没法在棚子里插上插销，这意味着有人在他死后关上门并插了插销。有某个人看见了尸体，然后习惯性地关上门，插上了插销。要是这个某人看见了尸体，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警察，寻求帮助呢？原因只有一个。插上插销的人预备好了看见尸体。插上插销的人希望能看见尸体，因为这就是那个人前一天夜里把挡位放在高速挡上的原因，这个人为戈登·科尔挖好了死亡陷阱。这个人之所以要在周二清晨造访车棚，就只是为了确认戈登已经被杀。”

玛吉用舌头舔湿嘴唇：“接着说。”

“只有与戈登最亲近的寥寥几人知道他打算在周二早晨开拖拉机出去。无论这个人是谁，都肯定知道安特卫普那块地的事情，知道戈登的习惯，知道加德·达菲会在周二早晨外出采购。这就把嫌疑范同缩小到了加德、安特卫普、你和另外一个与戈登亲近的人身上。在这些人之中，只有你和加德有正当理由在周二早晨去那个棚子。加德在这儿工作，而你住在这里。按照他的供述，他到车棚的时候，门关着，插销插着。玛吉，那就只可能是你在发现戈登的尸体后，无意识地插上了捅销。只可能是你给戈登设下了那个死亡陷阱。”

“为什么？”蓝思警长问，“你为什么要杀他？”

玛吉的手猛然伸进丧服的衣袋，有一瞬间，我很害怕警长会拔枪相向。但玛吉·科尔掏出来的不是武器，而是一枚镶着金质小猫头鹰的耳环。在玛吉的生命中，这只猫头鹰巨大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