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一九三五年夏末，北山镇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谋杀案，”山姆·霍桑医生一边倒酒，一边开始今天的故事，“你们瞧，这些年我也讲了不少骇人的谋杀，但这次的案子尤其让我觉得怪异。谋杀发生在一间铜墙铁壁般的农舍里——简直就是个堡垒。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谋杀背后的动机要比其手法更令人诧异。”

我每周会去一些镇郊的病人家巡诊，这其中就包括克洛雷的家。每年的这个时候，年轻的比尔·克洛雷就患上严重的枯草热，对此我能做的不多，只好给他开一剂刚刚上市的新型抗组胺剂。我之所以如此热衷地给他治疗，主要是因为他正为来年夏天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训练。他是北山镇首位获此殊荣的居民，我们都为他加油鼓劲。

比尔是个精干结实的小伙子，今年十九岁，他刚刚完成了在波士顿大学的一年级课程。开学后，他就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自认对他的事业规划很感兴趣，因为他提到他打算念一些医学预科课程。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十分努力。那个夏天没有训练安排的时候，他就在卡斯帕的养狗厂打工，负责清洁工作。比尔是他父母艾米和查理斯的骄傲，就像他姐姐一样，她即将迎来在斯基德莫尔学院的最后一年。

“感觉如何？”我冲车外喊道。房子隔壁有块场地，比尔在那里建了条沙道，用来练习跳高。

“好极了，医生，”比尔拍着身上的沙子朝我走过来，“我就要达成设定的目标了。”

我下车迎上去握手，“田径队什么时候集训？”

“最早也得明年春天了，不过那对我刚好合适，”他笑道，“我爸爸妈妈正在努力存钱呢。”

“柏林离这儿可远着哪，比尔。有人说希特勒可能会发动战争。”

“别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行，他不会那么干的。我读过报纸。他巴不得德国人把金牌拿光，好证明他们日耳曼是优等种族。”

“白日做梦。”

“我不知道，医生。镇上也有人说希特勒才是德国人的未来，比如法兰克福老头。我听他说希特勒唤醒了战败后人民心中消逝的自尊。”

“扯淡。”我告诉他。我对鲁道夫·法兰克福没有好感，那是个神经质的小老头，他住在一道通电篱笆和紧锁的门扉背后，还有一只看门狗，他坚信美国的反纳粹分子想要他的命。我决定把这不愉快的话题赶走，于是问道：“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他们很好。爸爸去镇上买木头了。”

查理斯·克洛雷是个木匠，受大萧条的影响，北山镇的户主们常常东修西补的，木匠的身份使他很抢手。尽管这份工作为家里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但是否足够送儿子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个问题。

“帮我向他们问好。”我说。上车前，我问他：“枯草热还是很严重吗？”

“今天还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

“不错——也许你就要痊愈了。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病人，所以没问题的。”我开车离开的时候，看到他走回沙道继续训练。

回镇的路上，我得经过法兰克福的农舍堡垒，这是蓝思警长给起的绰号。这地方以前是老穆勒家，田地荒了二十年，不过人们仍然觉得这是个农场，因为法兰克福任其闲置，大家都很反感。小老头似乎没干什么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对此作出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有人说他是个间谍或者德美联盟的成员，被希特勒安插在这里，待到美国和德国再次爆发战争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稽之谈。鲁迪·法兰克福又不是我朋友，不过他偶尔会找我看病，而且他总是表现得很有教养。那些篱笆和狗，还有上锁的门让他看上去更像个受害者，而非敌人，所以没有人为此感到害怕。

那天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在上锁的大门前减速，我注意到马路对面的树丛后停了一辆车，车上有人。这看上去有点古怪，但我并未多想。法兰克福的信箱上的旗子软软地垂着，因为被那辆车挡在背后，所以几乎看不见。看来今天没有信，要不就是已经被拿走了。我盼着在院子里看到法兰克福的身影，哪怕只是远远地瞥一眼，好确认他的身体状况。他家里没有电话，找我不方便，不过以他五十一岁的年纪来看，这老头的身子骨算是相当好了。我在信箱旁停车，下来往回走了几步，发现门确实锁着。我看了一眼几百英尺外的房子，窗帘全都拉得紧紧的，然后我回到车上。

我背后有人按喇叭，原来是保罗·诺兰开着那辆斯皮金斯杂货店的运货卡车经过此地。我们彼此挥手致意，他继续开着车从我身边过去，干燥的路基上顿时扬起一道尘土。我笑着摇摇头，想起蓝思警长对保罗这个年轻人的抱怨，他说他在小路上开车太快了。看到他，我想起自己也得去一趟杂货店。我答应我的护士玛丽·贝斯特帮她捎一些橘子和鸡蛋，这样她回家的时候就不用耽搁了。老式的百货商店已经从北山镇的版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专门的杂货店、五金铺和饲料店，大麦克·斯皮金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个机遇。大萧条对他完全没影响，再怎么样人都得吃东西。

我把车开进店铺隔壁的停车场，保罗的运货卡车已经在那里了。他的车上覆了一层薄土，我一边走向店门，一边用手指在上面划出一条线。入口处摆着麦克为顾客准备的藤条篮子，我拿了一个走进去。我帮玛丽拣了些橘子和鸡蛋，又为自己买了面包和牛奶，然后朝收银台走去。

麦克·斯皮金斯正在读一个便条，这时他抬起头，“这事儿你怎么看，医生？鲁迪·法兰克福的信里面夹了这个。他想要买些东西，送货上门，他连前门的钥匙都寄过来了。”

“我刚刚经过他家，家里好像没人。”说完，我接过那个便条，米色的纸上手写了十几样物品的采购清单，便条顶部印着法兰克福的名字和地址。清单底部用打字机打出如下字样：

车辆保修。请送货上门。钥匙开前门。当心狗。

“他以前也给我留过采购清单，随后亲自来镇上提货，”斯皮金斯面露忧色，“但这次不同，他连钥匙都寄过来了。说不定他生病了。难道他有什么理南无法开门迎客吗？”

“好问题。”我回想起那辆停在农舍马路对面的奇怪轿车。

保罗·诺兰搬了一个纸箱从储藏室里走出来。这个年轻人有点儿笨手笨脚，他和比尔·克洛雷毕业于同一所高中。他父母没钱供他念大学，所以他在杂货店谋了个差事。“鸡汤放哪里，斯皮金斯先生？”他喊道。

“放在那边的角落，过会儿我来上架。我们收到一份随信寄来的订单，客人是鲁迪·法兰克福。你今天晚些时候有空跑一次吗？”

“没问题，斯皮金斯先生。”

“大概几点钟？”我问，“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保罗，看看他是不是病了。”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四点左右？”

“没问题，到时见。”我告诉他。

整件事让我暗自觉得古怪，尤其是那个在车上监视法兰克福农舍的男人，此时更让我在意。法兰克福的车真的出故障了吗？抑或他只是害怕出门？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走到了门口，将信投进信箱，以供邮差投递。

路过葛瑞森之家时，我决定停车，这是镇上唯一的修车厂。“法兰克福的车最近有什么问题吗？”

机械师正在一辆别克轿车下忙活，此时他从底盘下滑了出来。他名叫泰勒，胳膊上黑毛浓密。

“他的车啊——都修好了。不过他还没来取车。”

“是什么故障？”

“变速器坏了。”

“他是什么时候把车送来修理的？”

“两天前。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左右。”

如果法兰克福的车已经修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亲自来提车，然后去杂货店买东西。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没安电话，所以不知道车已经修好了。我一边思考，一边驱车返回办公室。新英格兰的夏末，午后的阳光不冷不热的，感觉舒服极了。

玛丽看到我的车驶入停车场，便迎了出来。她和往日一样迷人、干练，不过她脸颊上的轻微红晕让我有种不安的预感。“你可算回来了，山姆。有个病人等着见你。”

“谁啊？”

“葛瑞钦·普拉特，比尔·克洛雷的女朋友。”

镇上年轻人之间的情事我基本不感兴趣，不过普拉特我知道。她和比尔·克洛雷毕业于同一所高中，经常去他家做客，他则在一边为了奥运会苦练。很显然在他离开去念大学的目子里，他们的友谊并未褪色。“她哪儿不舒服？”我问。

“她觉得自己可能怀孕了。她担心坏了。”

玛丽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一看到那姑娘泪迹斑斑的脸就明白她的心情有多糟。“你好，葛瑞钦，”我拍拍她的肩膀，“跟我说说情况。”

在她哭哭啼啼的叙述中，我总算弄明白了一切——她说到对比尔深深的爱，说到自己月经没来，说到这件事可能会对他参加奥运会造成的坏影响。

“比尔知道了吗？”我问她。

“还没告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好吧，我们先做些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没准儿你只是杞人忧天呢。”

她高中的时候是拉拉队队长，金发碧眼，长得可美了。和很多同学一样，她没办法继续去大学深造，而是找了份工作。她在本地的保险代理那里工作，据我所知工资一般。在北山镇这种地方，她唯一的指望就是嫁给一个当地男孩了。换了别的女孩，早就利用这个机会缠住比尔·克洛雷不放了。但她不是那种人。她心里只有比尔，担心这个新生命会影响他的前途。我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打胎，不过我装作没听到。

“我们明天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在试管上贴了标签。

“要等那么久？”

“得花点时间。我们要将你的尿液样本注入兔子体内。如果兔子的卵巢出现受孕症状，实验结果就是阳性。幸运的是，这间医院的实验室养了进行A-Z测试的兔子。否则我们还得把你的尿样送往别处。”

“为什么叫A-Z测试？因为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生命没有结束啊，葛瑞钦，”我告诉她，“测试是以一对德国医生命名的——阿希海姆和仓德克，他们发明了这种方法。”

她站起来，“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吗？”

“玛丽或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脸上的戚容令人心碎。我很想立即进行检测，让她重回天真无邪的时代，可那并不是我说了算的。

“你打算怎么办？”玛丽问我。

“你的意见呢？你没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吗？把这个拿到医院实验室去，做A-Z测试。我要去一趟鲁迪·法兰克福家。”

“他？他能生什么病？”

对她的语气，我置之一笑。

“我希望他没事。”我说道。

我把车停在斯皮金斯杂货店后面，保罗·诺兰正冲一只绕着卡车打转的流浪狗扔石头。法兰克福要的货品都被装在一个硬纸箱里。他把纸箱放在卡车后面，旁边是一卷帆布和一套高尔夫球具。

“你还要去乡村俱乐部打几洞？”我问他。

“镇上的练习场更合我胃口，”他说，“我就怕这只狗，没准儿哪天就叼走一支球杆呢。它总是在这附近讨吃的。斯皮金斯先生已经打电话给卡斯帕养狗厂了，但是他们还没处理。”那个养狗厂俨然成了镇上的流浪狗收容所，同时也提供一些经过训练的看门狗，比如鲁迪·法兰克福家的德国牧羊犬。

“你现在去送货吗？”

“是啊，一起去不？”

“我开自己的车，跟在你后面。”

“总有一天，我也要开这样的车。”他朝我的红色梅塞德斯努努嘴。

“去念医学院吧。”我建议道。作为一个单身汉，我也没有太多的奢侈品了。

我远远地跟着他朝法兰克福家开去，否则准得被他车后面漫天的尘土吞没。他在门口下车，掏出钥匙。用钥匙开门前，他抓着金属栅栏轻轻地摇晃，确认门上了锁。我偶然间又瞥了一眼马路对面的树丛，那里又停着一辆车，但和上次的蓝色道奇不同，这次的监视者乘坐的是黄褐色雪佛兰。

我熄了火，下车后径直朝那辆雪佛兰走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车里面的男人，他靠在椅子上，一顶软帽盖在前额，好像在睡觉。我一把拉开副驾驶的门，门没锁。“你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你。”我告诉他。

他从帽檐下瞟我一眼，然后弹开一个小皮夹，里头是一枚小小的金质徽章和一张身份证件。我才刚看到联邦调查局几个字，他就说：“伙计，出去。开你的车。”

“我是个医生，”我告诉他，“我要进去。”

“那人生病了？”

“还不清楚。我正准备去看看。”

保罗·诺兰掩上门，开着运货卡车继续前进。那只德国牧羊犬立即跟了上来，一个劲儿地咆哮并撕扯着轮胎。联邦探员笑道：“咱们还是去救救那小子吧。”

我快步来到门口，把门敞开，好让我的轿车开进去。就在我穿门而入时，那只狗显得有点儿发愣，新目标的出现让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它很快把目标转移到我身上，朝我跑过来，想要挡住我的去路。运货卡车总算自由了，我看着它消失在车库的转角。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吸引那只狗的注意，保罗拿着杂货朝房子深处走去，可没过几分钟，他又从车库一角朝我走来。“我按了门铃，没人答应，医生。”

“大概他不在家。”我说。我一下车，那条德国牧羊犬就奔了过来。我脱下外套，把手臂裹起来作为保护。保罗捧着满满两手干燥狗粮，跑过来救我。

“没准儿它只是饿了，”他将狗粮扔在地上，“法兰克福订了两大袋狗粮。”

他的话看来说中了。德国牧羊犬停止了攻击，埋头吃了起来。我安心地长出一口气，跟保罗回到房子的侧门。

“门锁了，没人应门。”他告诉我。

我朝窗户里张望，一阵熟悉的战栗传遍背脊。

“后退——我要打碎窗户。”

“地上有个人。”

接下来的几小时，我们弄明白了鲁迪·法兰克福的死因，他是头部遭到斧柄多次重击后死亡的，作为凶器的斧头就在尸体不远处。他已经死了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即周三夜里或周四早上。当蓝思警长里里外外检查完后，给我带来了门窗全部紧锁的消息，对此我并没感到太大意外。

“篱笆呢？”我问他。

“也运转着，医生。篱笆顶上的电线里电流开到最大，没人能越过去。”

“一扇锁着的大门，一道七英尺高的篱笆，一只看门狗，还有一栋门窗统统上锁的房子。这不可能。”

蓝思警长松了松肚子上的皮带，“以前你也碰到不少这种事了，医生。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沉吟片刻，说：“法兰克福星期三下午还活着，当时他开车去了修车厂。所以他不是步行回来就是有人开车送他回来。我们去找修车厂的伙计聊聊。”

我想起一件事，又补充道：“还有给他送信的邮递员。”

“什么？”

“他给麦克·斯皮金斯写了个便条，连大门钥匙一块儿寄了过去，好让对方送货上门。也许邮递员记得当时在门口收信的情况。”

“那你打算干吗？”

我忽然又想到一个证人，大概没有比他更棒的目击者了，“跟我来，警长，就几分钟。”

结果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就遇到了那名联邦探员，我打开房门发现他站在外头，一身行头和在车上一样。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他再次亮出身份证件。

蓝思警长斜睨着上面的名字，“特别探员施蒂文·贝迪斯。您有何贵干，先生？”

“你是这儿的警长？”

“对。”

“我们已经监视这栋房子两天了，这是国家安全事务。”

“我觉得您最好说具体一点。”

探员看着警长，有点儿被激怒的样子。“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又问了一遍。

“名叫鲁迪·法兰克福的男子被谋杀，死亡时间为几天前。”

我插了一个问题：“你们有两人轮流监视吧？我前几天看到另一辆车。”

贝迪斯转过脸：“你是什么人？”

“山姆·霍桑医生。是我发现尸体的。”

他点点头：“你就是刚才到我车上的那个人啊。”

“我发现树丛里停过两辆不同的车。看上去很可疑。”

“我们怀疑鲁道夫·法兰克福可能与德美联盟有牵连。他们这周末要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地方举行会议，我和我的搭档被指派到这个区域。其他的人负责不同的地方。”他回答了蓝思警长的问题，却无视我的存在。

“我们镇从没牵扯上这种事，”警长挠挠头说道，“关于法兰克福一直都有很多传言，但都没这么严重。”

“你在房间里找到什么武器吗？”

“只有一把猎枪。我们还发现很多食物，甚至还有车库里的三袋狗粮，但是没有枪支，没有电话，也没有机械化制品。”

“我认为这个案子最好由我们接手。我要打个电话给他，他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过来。”

“这地方没电话。”蓝思警长又提醒了一遍。

“什么？”

“法兰克福从来不用电话。他就像个隐士。不到万不得已，他从不进城。他常年生活在这道电篱笆和看门狗的保护下。”

我打算再碰碰运气，于是又插嘴道：“要是你和你的搭档两天都在这里守着，应该看到凶手了。”

他再次看着我，“我们是从星期三下午五点开始执勤的。那之后就没有人出入过这个地方。”

蓝思警长叹气道：“现在有什么结论吗，医生？”

“还不确定，”我说，“为什么不去和邮递员谈谈呢？我打算再去一次修车厂。”

这时我们往两侧让道，工作人员抬着鲁迪·法兰克福的尸体离开了房间。

星期六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打电话通知葛瑞钦·普拉特：“A-Z实验结果呈阳性，葛瑞钦。”

电话线那头传来一声尖锐的吸气声，但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却控制得很好。“我早就料到了。”她说。

“比尔知道了吗？”

“我昨晚和他说了。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是怀孕了。”

“他什么反应？”

“难说。他没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们俩今天下午能来一下诊所吗？在你们通知父母以前，我的意见也许会有帮助。”

“要是比尔不愿意来呢？”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让他从训练里抽一小时。”

“好的，医生。”

我挂了电话，玛丽正站在门口。

“星期六还来这么早。”

“我拿到检测结果了，所以想早点通知葛瑞钦·普拉特。”

“阳性？”

我点点头。“她情绪平稳。我让她今天下午和克洛雷一起过来，”我摇了摇头，“他们还太年轻了，当不了父母啊，玛丽。”

“十九岁。我妹妹就是十九岁结婚的。他们过得挺好。”

“他下周就要上大学二年级了，而且还得为明年夏天的奥运会进行训练。”

她在病人席坐下，“我想知道的是有关谋杀的事。鲁迪·法兰克福是被斧柄连击致死的吗？”

“目前看来是。我还没来得及查看验尸报告呢。”

“那地方简直是个堡垒。凶手是怎么进去的？”

我抓过黄色便笺本，开始做笔记，只有理清思路才能回答她的问题。

“除凶手外，最后一个见到鲁迪活着的人是修车厂工人——那个叫泰勒的家伙。据他说法兰克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把车送来修理的，然后就一个人走回农场了。那段路大约要走三十分钟。他得买些杂货，狗粮什么的，不过他显然不愿意拿着一大堆东西回家。他到家后，写了一张清单，把大门钥匙放在信封里扔进了门口的信箱。从那天下午五点开始，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开始监视那扇门，其间没有人进出。”

“那他就是五点钟以后遇害的？”

“不知道。有一到两种可能。他回家后正赶上凶手在家里打算偷东西。但这说不通，他要怎样越过篱笆和狗的防御进入房间呢？”

“是哪种狗？”

“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两个月前从卡斯帕养狗厂买的。蓝思警长找到了买狗的发票。更何况若他刚一回家就遭杀害，哪来的时间写采购清单？他出门之前肯定还没写，不然回家路上就交给杂货店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

“凶手在房子外面等他，法兰克福回家后请他进屋。看门狗没有袭击凶手，因为法兰克福和他在一起。但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是什么时候写下那张采购清单的？”

“你确定那是他的笔迹吗？”

“是的。蓝思警长认得出来，送货员保罗也是。如果考虑到写清单、走到门口以及返回屋里被害的时间，凶手几乎不可能赶在五点钟联邦探员开始实施监视之前逃离。”

“但凶手办到了。”

“除非验尸报告显示他确实是星期三下午遇害的。”

我舒展了一下筋骨：“沃尔夫医生应该已经有验尸结果了。我去找他。”

沃尔夫医生留着白色长发，看谁都不顺眼，尤其是我。我们那年夏天有点过节，当时医学会威胁吊销我的行医执照，所以我俩现在的关系还是有点冷。他也是圣徒纪念医院的职员，我的诊所办公地就在医院翼楼，因此我们经常打照面。

“嘿，霍桑医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他从书桌上抬起头。

“不知您是否已经完成了法兰克福的验尸报告？”我问他。

“又要当侦探啦？”

“死者是我的一名病人，所以我对他的死感兴趣。”我硬邦邦地回答。

他叹着气，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你想知道什么？”

“死亡时间，死亡原因。”

“死因是头部连续受到重击导致大量脑出血。他有可能是当即失去意识，稍后才被宣告死亡的。死亡时间我认为是星期三半夜，正负四小时。”

“那么晚？他有没有可能是星期三下午五点以前死亡的？”

“不可能，老兄。你也知道判断死亡时间的标准吧。胃里的食物，尸体僵直的程度。我想这些东西你在医学院肯定学过，影响尸体僵直有很多因素，包括周围环境的温度。僵直出现后不久会自行消失。法兰克福就是周三半夜时分遇害的。”

“好吧。”我只能接受他的结论。

“顺带一提，你和蓝思警长到达现场后有没有翻动过尸体？”

“当然没有。警长有可能轻轻地抬起尸体查看下面有没有东西，然后就回复原位了。为什么问这个？”

“可能是我多虑了，”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死者仰面朝天，但是尸体正面有些挫伤，好像是死后才出现的淤血。我认为他有可能被翻动过。”

“这我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是凶手去而复返。”

没错，我心想，那人两次闯入了那个堡垒。

我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蓝思警长。我已经从修车厂的机械师和沃尔夫医生那里拿到了情报，接下来就是邮递员了。“他还记得从法兰克福的信箱取信的情况吗？”

“他百分之百确定星期四有一封信。他记得信箱里有重物，但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打开了信箱。”

“会不会是他自己拿着那把钥匙闯进去杀了法兰克福？”

警长嗤之以鼻：“你说普尔蒂？那家伙怕狗，医生。他以前被咬过，可以理解。他送信的时候并不下车，只要把手伸出车窗就可以够得着沿路的信箱了。只要有那只德国牧羊犬，他就别想进门！而且他从来不在半夜送信。”

“嗯，我想也是。谢谢，警长。”

到了下午，我又有新的课题了。比尔·克洛雷和葛瑞钦两点钟左右结伴而来，他们沉着脸，而且局促不安的样子。

“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俩？”我问他们。

“我们打算结婚。”比尔立即说。

“那就结吧。”

“我们的父母——”葛瑞钦开口了。

“你们没多少时间酝酿合适的开口机会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去和他们谈谈。还是你们想拜托牧师？”我们讨论了几套方案，花了半小时，但在那个年代，在北山镇这样的小镇，你没有太多选择。要么结婚，要么葛瑞钦去别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然后送给别人领养。

他俩都不同意后者。“要生孩子，就得对他负责，”葛瑞钦坚定地说，“比尔是唯一的问题。他下周就要开学了。”

“波士顿并不远。我每周末都可以回来的，而且我还可以打工——”

“在大萧条时期？”她问道，“你的奥运会怎么办？”

“柏林奥运会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说真的，要是那些德国佬都像鲁迪·法兰克福那样，我想我还是别去了。”

“他被杀了，你知道的吧。”我告诉他。

“我听说了。有一天他在杂货店遇到我，跟我大谈特谈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性。我差点没赏他几记老拳。他要是再年轻十岁，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用手按摩了一下疲劳的眼睛，“星期三半夜你在哪里，比尔？”

“半夜的话，我肯定在家里睡觉。”

“你还在卡斯帕养狗厂工作吗？”

“昨天结束了。周一就得开学了嘛。”

我起身在办公室走了一圈，然后望着天空。有些时候，我希望自己身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而不是北山镇，比如现在。“你现在可以跳多高了，比尔？我猜七英尺肯定没问题。”

“嗯，那是——”

“你瞧，我敢打赌你是这个镇上唯一可能杀害鲁迪·法兰克福的人。”

葛瑞钦倒吸一口冷气，比尔立马站了起来。

“您说什么呢？我从没杀过人！”

我强迫自己再次坐下。

“面对现实吧，比尔。法兰克福根本就是住在一个堡垒里。他房子四周围了一圈七英尺高的篱笆，顶上有一圈通电的金属丝。院子里有一条德国牧羊犬在巡逻，看到生人便咬。而且房子还上了锁。开门的钥匙在一封信里，但是两天来，两名联邦探员轮流对那地方进行监视。没有人进去。无论如何，凶手还是越过了篱笆和狗的屏障。你有条件完成这一切。你可以跃过七英尺高的篱笆，通电的金属丝伤不到你。你可以从牧羊犬身边经过，因为它认识你。那是法兰克福两个月前才从卡斯帕养狗厂买的，当时你还在那儿上班呢。”

比尔转过头看着葛瑞钦：“你相信他说的吗？”

“当然不信！你连苍蝇都舍不得下手！山姆医生，他都没打过猎！”

“但是你刚才承认想要教训他，比尔。你翻过篱笆，友好地拍着狗的脑袋从它身旁扬长而过。你到了门外，法兰克福认出了你，然后打开门，只是想看看你有何贵干。你离开的时候，门是自动上锁的，你和来时一样，无视狗和篱笆，离开了现场。”

“不是他干的。”葛瑞钦坚定不移地说。

“除非你打算相信超自然，否则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我告诉她。

“你要把这一套告诉蓝思警长吗？”比尔问，他脸上终于露出惧怕。

“我别无选择，因为我认为这就是真相。”我告诉他。

我把他们打发走以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思索，但没过多久玛丽就闯了进来。“那些孩子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你还要给他们一个假想的罪名？”她说。

“那可不只是我的假想。”我辩称。

“哦？真的吗？”她不服气地说，“我现在一拍脑袋就可以给你个别的解释。法兰克福回家路上被车撞了。司机没有停车，法兰克福勉强回到家，然后就死了，他死前写下了那张采购清单。”

“得了，玛丽——他是被斧柄打死的，不是汽车。”这时我倒是想起了沃尔夫医生的话，他提到死者死亡后，血液的转移现象。我忽略了一些东西，一些本来显而易见的东西。

“你别把证据都拴在那只狗身上，”玛丽说，“过了两个月，它还能记得比尔·克洛雷吗？”

“狗的记性——”我正要开口，忽然明白了一切，“那只狗！我一直没想到那只狗！”

“它怎么了，山姆？你说过它看上去气势汹汹的。”

“不是那只狗，玛丽——是另一只狗！”

我钻进保罗·诺兰的运货卡车副驾驶座，他正准备发车，这是周六的最后一次送货了。

“您想在哪儿下车，山姆医生？”他惊讶地问。

“我只是想兜兜风，保罗。”

他换挡倒车，离开了斯皮金斯的停车场，沿着主街朝镇广场驶去。“法兰克福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问，“这可是您擅长的不可能犯罪，对吧？”

“我协助蓝思警长破过一些类似的案子，”我回答，“但有些时候就算绞尽脑汁，总有一些不明之处，比如这次的案子。”

“您是说凶手进入农舍的手法吗？”

“我知道凶手是怎么进去的，保罗。我想知道他的动机。为什么你要杀害鲁迪·法兰克福？”

他猛地松了一下方向盘，我们差点开上人行道。他及时矫正了方向，牢牢地把住方向盘。

“您说什么呢，医生？”

“你用斧柄杀死了鲁迪，保罗。我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细节。”

“太扯了。”

“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左右，鲁迪·法兰克福把车送到修车厂，他的变速器出了问题。他从修车厂步行回家——大约半小时的路程——刚好碰上你开着卡车经过，你主动提出送他一程。他接受了，车到半路你就停了下来，命令他下车，然后用斧柄将他打昏。你以为他死了，但他过了几小时才真正死亡。你用卡车后车厢的帆布包起尸体，打算把尸体运回他的农舍，你可以用他的钥匙开门。如果被狗挡了道，你就把尸体一扔了事。”

“尸体是我们俩一起在房间里发现的！我俩一起！”他提醒我。

“因为你发现有人在树丛里监视大门。也许当天夜里你又回去好几次，想把尸体弄进去。你发现那些监视者——不管他们是谁——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于是你想了个办法。你找来一张法兰克福以前在杂货店写的采购清单，然后用打字机把那些要求加在清单底部。然后你从死者口袋里的钥匙圈上取下大门钥匙，和采购清单一起装进信封。在黑暗中，你接近了信箱，车上的人没看见你，因为他的视线并不是十分明朗。”

“我怎么知道哪把钥匙是开大门的？”

“这并不是主要问题。你很清楚自己会被派去送货，要是你猜错了，只要用他口袋里的其他钥匙开门就是了。结果你没想到我要和你一起去。这可说是有利有弊。一方面，我有可能证明你的清白，另一方面，我也有可能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很幸运，当你为大门钥匙焦头烂额时，我正向监视人员问话。当我被狗缠住的时候，你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离开我的视线——足够你开门，弃尸，关门，然后门就自动上锁了。你没时间把钥匙放回去了，但那也没关系。在自己房间里的人不一定要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那这段时间我要把尸体藏在哪里呢？”

“不知道你藏在哪里，总之到了星期五下午，你把帆布包裹的尸体放回卡车。我记得你把杂货搬上车之前，那只流浪狗一直围着你的车打转。它能闻到死人的味道，对吧？”

保罗把车在路边停靠，一瞬间我还以为他打算对我动手。“这些理论都建立在一只狗身上，医生？”

“其实是两只狗。法兰克福家的狗攻击我的时候，你拿着狗粮跑出来。你说它饿了，你说得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法兰克福没有喂狗？还有，他的车库里有很多狗粮，为什么还要再买？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那张采购清单上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多余的。我猜那张清单底部的字都出自杂货店的打字机。法兰克福家有很多狗粮，但是没有一台打字机。”

“我干吗杀他？”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除了杀人动机之外，我还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尸体运回那个堡垒般的农舍去。你完全可以在树林里把他埋了。这么做简直就像——”

说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你跟比尔·克洛雷和葛瑞钦是同一所高中的，没错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陷害比尔。你听到了他和法兰克福在杂货店的争执，你也知道比尔是镇上唯一可以跳过七英尺高度的人。那只看门狗也为你的计划增色不少。”

他看着快要崩溃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他干的！”他大叫，“管你怎么说，就是他干的！”

他期待着我找到的证据全部指向比尔·克洛雷，而我也的确中计了。他想让比尔背负杀人犯的罪名。“你想得到葛瑞钦。”我温和地说。

“上帝，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她。我本想直接把他干掉，但她肯定怀疑我。我觉得没有人会在乎那个德国佬。就算比尔没有被定罪，流言飞语也够他受的。他就没办法参加奥运会了。”

“太迟了，保罗。他们这个月就要结婚了。”

他语焉不详地怒吼着，开始用拳头捶我。我跳下卡车，生怕送了命。但他并没有追下来，而是一个人开着车离开了。卡车消失在漆黑的乡村公路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漫漫长路的尽头在哪里。

“邻州的警察第二天抓到了他，”山姆医生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他被指控谋杀，考虑到他的年纪，法院允许他主动认罪。最后他被判了二十年监禁。”联邦探员回到华盛顿，比尔·克洛雷则继续念大学。他和葛瑞钦在十月份结婚。第二年夏天，他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已经是个骄傲的父亲了。他没能拿到奖牌，但在单项比赛中夺得第四，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成绩了。

“下次我给你们讲个温和点的故事，一个看似不涉及犯罪的谜团。”

（吴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