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科勒医生没精打彩地缩在他那辆开了十五年的BMW汽车里，疲惫地打了个哈欠，举起咖啡杯。他把车停在马斯丹州立精神病院设备处的员工停车场里。汽车半隐在树影里，车头指向医院主楼附近的一座小平房。

他抬头朝精神病院哥德式大楼的正面望去，有几处亮着灯。他猜想其中一处是阿达拉大夫的办公室。

医院的雇员们私下里说，阿达拉和科勒是死对头。不过，科勒对那位院长倒有几分同情。阿达拉在马斯丹任院长的五年中，医院在政治上和经费上都困难重重，他一直在为医院的生存而奋斗。大多数州立精神病院都关门了，代之以社区范围的小型治疗中心。但总得有收留这些犯罪型精神病人，还有那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

马斯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阿达拉利用州政府提供的一点点经费努力使他管辖下的可怜病人们得到人道治疗，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科勒本人早知如此也许就会放弃行医的行业。

但科勒对他的同情仅止于此。他知道阿达拉每年收入十二万二千美元，其中包括州政府的津贴，而他每周最多只工作四十个小时。阿达拉不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不进修业务，很少和病人谈话，最多只是像当权的政治家那样假惺惺地跟病人打打招呼。

科勒最不满意的是阿达拉没有把马斯丹医院当作治病的场所，而是当作监牢与看管所的混合体。他的目标是管制病人，而不是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阿达拉为自己辩护说，州立医院的职责不是治好病人，而只是看管他们，让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科勒反问：“那么治好病人是谁的职责呢，医生？”

阿达拉又会反驳：“你给我钱，先生，我就给他们治病。”

科勒初到马斯丹医院来时就与阿达拉很不融洽。科勒在马斯丹设立了“社交治疗项目”，让非犯罪型病人——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学习与其他人一道工作、交往，目的是在病情逐步好转后升入斯汀森附近的恢复治疗中心，最后使他们能在自己的公寓里独立生活或是回到家中。

阿达拉机警地意识到，他在马斯丹的肥缺一旦失去，在别处绝对再找不到，所以他绝不愿意让这个夸夸其谈的纽约大夫用那些新式疗法来哗众取宠。弄得不好会把马斯丹这艘破船折腾翻了。最近他曾想把科勒调走，理由是这年轻医生到马斯丹来没有通过本州申请职务的正当手续，但这个藉口站不住脚，因为科勒不从这里领取工资，算作外来约聘医生。另外，病人们听说他们的迪克医生要走，就吵嚷得不可开交。阿达拉不得不让步。科勒继续巩固他在医院的地位，竭力讨好医院的正式职工们，与实际的权力中心人物——护士、秘书、护理员——交朋友。科勒和阿达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马斯丹的许多医生都觉得奇怪的是，科勒如果自己开业可以有很丰厚的收入，何必到这儿来拿这份低工资，受这份罪。然而迪克·科勒是个不断对自己提出挑战的人。他本是艺术史系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却突然在二十三岁时改行学医，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克服官僚制度设置的重重障碍，获得了在马斯丹、福拉明顿等州立精神病院作访问医生的资格，他在这些地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个小时。

压力是精神病人最可怕的敌人，但压力却激励科勒大夫上进。

今夜他坐在那辆旧车里，打开检查病人用的笔型小手电，阅读一份文件。是关于迈克·胡鲁贝克个人情况的极简单记载。因为他是个穷病人，关于他的入院和过去接受治疗的记录的材料极少。这倒不能怨阿达拉院长。胡鲁贝克常在街头流浪，住过那么多医院，用过不同的名字，从没有过连续完整的病历。他患的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病，使他对过去充满混乱的印象。妄想型精神病人讲出的话是谎话、真话、忏悔、希望、梦呓和幻想的混合。

然而科勒这样有经验的医生却能从他现有的材料中推断出胡鲁贝克某一段经历的一些细节。这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四个月前胡鲁贝克开始接受他的治疗时他得到了这份文件，但没怎么细看。现在科勒真希望当初能充分重视这份内容。他也希望现在能有更多时间研究。但看完一遍，他注意到停车场里的另一辆车开走了，便将那份卷宗放在车内的地板上。

他发动汽车，驶上潮湿的柏油路面，向他观察了半个小时的那幢平房开去。他把车开到平房背后，找到后门——在一个破垃圾箱旁边。他停下车来，寻思一会，先系上安全带，再将车朝门开过去，前挡板的右端撞进了门里。他自己觉得车速并不快，但这一冲击撞脱了两扇门，门板倒进黑漆漆的屋里。

他把车停在二三六号公路边上。那辆破旧的卡车斜向左边，一个空饮料罐滚到车门旁。川顿·海克推门下车。

“下来，”他对爱米尔说。那狗正滑向倾斜的座位低处，便一个劲干脆滑出门来，跳到地上。它伸了伸腰，被警车的闪光信号灯光晃得眨了眨眼。公路对面停着州警察的巡逻车。

亮着信号灯的巡逻车旁是另一辆黑白警车，再旁边是殡葬工的那辆深棕色运尸车。海克横过宽阔的柏油马路时，对面有四个人望着他。海克将爱米尔领到离汽车较远的位置——每到一个搜索场所，他总尽量让爱米尔避开汽车引擎，因为引擎发出的废气会妨碍追踪犬的嗅觉。

“坐下，”海克对爱米尔说。他把狗领到上风的位置。“坐下。”爱米尔听话地蹲下来，尽管它兴奋地注意到附近有好几位四条腿的小姐。

“嘿，川顿，”一个人跟他打招呼。那人是个大个子，不仅是肚子大，全身都粗大。肚子是被食物而不是啤酒撑圆的。他的身体把那身灰色警服的扣子和口袋都撑得紧绷绷的。他用力扯着两只年轻的拉布拉多母猎犬。两只狗满地嗅着气味。

“你好，查理。”

“嗬，追踪犬之王来了。”说这话的是站在路边的两个年轻警察之一。海克把他叫做“小孩”，自然当面不会这么叫。他是个尖脸青年，比海克小六岁，可看起来却像比他小十五岁。警察局因为经费紧张而裁员时，海克以为会裁掉这个小伙子，留下他来。而局里只肯发给他四分之三的工资，事先又没征求海克的意见，于是“小孩”仍然留在警察的位置，而海克上个月只好去替人搬运垃圾，上个月总共挣得八十七块钱。

“你好，爱米尔，”“小孩”说。

海克朝他点点头，朝另一个警察挥挥手。那警察也跟他打招呼。

查理·费纳和海克一道朝深棕色灵柩车走去，车旁站着一个穿淡绿色工装的年轻人。

“派来的人并不多呀，”海克对费纳说。

费纳回答说，能派来这几个人已经不错了。“市里有个音乐会，夜里十二点散场。你听说了吗？”

“是摇滚乐吧，”海克说。

“嗯。道恩派了一些人去维持秩序。上次开音乐会有个孩子被人开枪打死了。”

“他们怎么不派保安警卫队去执行这种任务呢？”

“开枪打死人的正是一个保安警卫。”

“就这么花纳税人的钱！”

费纳又说，警长还往公路上派了好多人。“他说，风暴要来了，得加强公路巡逻。听说抓到那个疯子有一笔赏钱。”

海克眼望草地，不知说什么好。

“哎，”费纳轻声说，“我知道你的情况，川顿。我希望你能挣到那笔赏钱。我帮忙你。”

“谢谢，查理。”

海克和查理·费纳有一种特殊关系。在海克右腿上留下星形亮疤的那颗子弹首先射穿了费纳弟弟的胸膛。费纳的弟弟伏在警车旁，当场就被打死了。海克认为那颗子弹使他和费纳有了某种“血缘”关系。

海克和费纳走到灵柩车旁。海克抬起头来吸了口气，秋夜潮湿的空气中，防腐剂的气味很浓。他又嗅了一下空气，费纳好奇地望着他。

“没有柴烟味，”海克说。

“好像没有。”

“所以，胡鲁贝克的目标不是冒烟的人家。”

“你是从爱米尔那里学到这一套的吗？”

海克问运尸工：“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侧脸望着费纳，意思是征求意见看可不可以把情况告诉给这个并非警察的生人。得到许可后，他讲了胡鲁贝克逃的经过，又补充说：“我们追了一阵。”

“好了，咱们开始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尼龙颈圈和四分之一英寸粗的尼龙牵索。爱米尔立刻紧张起来，虽然它仍保持着蹲坐的姿势。海克给狗套上颈圈，将尼龙牵索的另一端绕在自己左手腕上，而不是像平常那样绕在右手。那身躯庞大的家伙也许被镇静剂麻醉得昏昏沉沉，但海克记得海弗山警长的劝告，所以先把开枪的右手空出来。他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口袋，打开口袋，扒开塑胶袋，露出一条棉布短裤。

“上帝呀，”小孩皱起眉头说，“脏裤头？”

“气味最浓，”海克说。他把短裤递给小孩，小孩连蹦带跳地逃开。

“川顿，别！裤头上有疯子的精液！快拿走！”

查理·费纳哈哈大笑起来。海克忍住笑，对爱米尔说：“OK，”意思是让它站起来。

他们让爱米尔和那些雌犬互相嗅头嗅尾，以犬类的复杂方式互相打招呼。随后海克把裤衩拿低一点让狗们闻，留意不让裤衩触碰到狗的鼻子。对人来说，这种气味转眼就会消失，即便能嗅到，也根本记不住。

“找！”海克喊。“爱米尔，去找！”

三条狗抖着，跳跃着，来回奔跑着，鼻子凑在地上嗅，吸进灰尘和汽油烟气时喷着鼻息。就这样它们能从千万个人的体气中辨别出某一个人的气味散漫在空气中的蛛丝马迹。

“找，找！”

爱米尔在前，拉紧牵索，拽扯着海克往前走。另儿只狗跟在后面。费纳个头高大，但也被两只体重六十多磅的拉布拉多猎犬拖拽得踉踉跄跄，跟海克并排往前赶。没多久，两人都气喘嘘嘘的了。

雌犬们的鼻子不断有规律地点到二三六号公路的柏油地面上，它们是地面寻踪犬，胡鲁贝克的脚踏过的每一处地方它们都要嗅一下。爱米尔寻踪的方式就不同了。它先嗅上几秒钟，然后略微抬起头，鼻子离地再嗅。这叫做“线索追踪”，有经验的追踪犬才使用这种技巧。如果连续在地面一步一嗅，最多坚持一两个钟头就会筋疲力竭。

爱米尔忽然离开公路，转向南面，钻进一片满是树丛和杂草的野地，草长得很高，像胡鲁贝克那样高的人都可以藏得住。

“哦，天，”海克打量着追踪犬跳进的那片黑沉沉的草丛。“改道朝荒野里跑了。跟上。”

费纳招呼小孩和另一个警察：“你们继续在公路上搜索。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对讲机呼叫的。听到呼叫，就带上机枪过来。”

“他是条大汉，”运尸工说。“我说的可是真话。”

科勒驾着他的BMW汽车离开马斯丹州立医院停车场，向二三六号公路开去。他友善地朝警卫人员摆摆手。警卫正匆忙朝报警铃响起的方向走去，没顾上回礼。

尽管科勒是有处方权的内科医生，但阿达拉作了一条规定：凡在一次剂量以上的控制药物——麻醉剂、镇静剂、止痛剂——必须经过他或格里姆批准方可取药。这是由于马斯丹有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向当地中学生出售麻醉品时被抓获。科勒需要某种药品，但他发现，写申请报告远不如另一个办法有效：用BMW汽车前部的钢挡板把库房门撞开。

快上高速公路时他停下车来查看窃取的成果。那个大注射器不是一般医院见得到的，直径足有一英寸，长度为五英寸，厚玻璃针管外包着不锈钢套。针头长两英寸，特别粗。虽然人们(尤其是制造商)不承认，但这确实是给牲畜用的注射器。广告上却把它说成是一种“强固型注射器，适用于处在过度亢奋状态下的病人”。

注射器旁边立着两大瓶“因诺瓦”。科勒选择了这种麻醉剂，因为只须注射到肌肉组织中就能见效，不必像大多数麻醉剂那样非得注射到血液中。科勒熟悉的是精神病科使用的麻醉剂，对于因诺瓦，他只知道患者体重与药剂量的比例以及哪些病症忌用，其他便一无所知。他还知道，他手里的麻醉药剂量足够杀死好几个人。

另一件事他没有把握却可以猜到，那就是窃盗二类管制药物是犯了一项重罪。他将药瓶和注射器装进了一个锈棕色背包。

科勒把车开上二三六号公路，望着黑暗的窗外，心里感到沮丧。他想，尽管他和阿达拉关系不和，但他是否应当用开诚布公的方法争取与阿达拉合作？不管怎么说，作为院长，阿达拉也生怕把胡鲁贝克逃跑的事声张出去，急于把他悄悄找回来。这两个医生头一次有了共同目标——尽管动机截然不同。然而科勒最后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也许会吃大亏，破坏自己在马斯丹医院的地位，甚至毁掉自己的整个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