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午后，使那树林看起来少了些不吉利的兆头。然而当马里诺和我越来越靠近那方小空地，一种模模糊糊、忽隐忽现、难闻的人体血肉腐烂气味，像个隐伏的恶毒提醒者，在我们周围跳动着。松枝落叶因铲子的刮削，筛子的过滤而被搬移到一旁，堆成小山。这场谋杀事件残存的实物见证要从这块地方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和很多的雨水来帮忙。

马里诺带来了一个金属探测器，而我拖着个铁耙。他拿出他的香烟，开始四处搜寻。

“在这儿进行扫描没什么用处，”他说，“这块地方一定已经搜查过不下6次。”

“我猜步道部分也彻底搜索过了。”我说，回头看着圆木铺就的小径。

“不一定，因为去年秋天那对情侣被带来这里时，那条小径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了解他的话。那重新散有落叶的小径，有着经践踏过后变硬的地面，这是因为警察和其他人等进出现场时所踏出来的。

他估量着树林说道：“事实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停的车，医生。就假设是在我们停车地方附近，然后依照我们走过的途径来到这里。可是那更得假设那名杀手的确是蓄意往这里走来的。”

“我觉得那杀手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回答，“没有道理去假设他是随意打圆木铺就的道路那边往这儿走来，然后很偶然地在黑夜中停在这里。”

马里诺耸耸肩，拧开金属探测器。“试试无妨。”

我们从现场周围开始扫描，横过小径两旁有几码宽的灌木矮树丛和树枝，慢慢地顺着往圆木铺就的道路方向走。将近两小时，我们探查所有树林灌木间有可能是人走出的步道，而探测器第一次响起那高频率的声音，却只是为我们的努力奖赏一个空啤酒罐，第二次则是一个生锈的开瓶器。一直等到我们来到树林的边缘，可以看到我们的汽车时，第三次的响声才响起，这回我们发现一个散弹猎枪的弹壳，红色塑料上的颜色因暴露在外多年而褪色。

我靠着铁耙，沉闷地盯着小径，思索着。我仔细地回想希尔达说的，有关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是那杀手把德博拉带去的地方，我想像着那块空地和尸体。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德博拉曾短暂地从杀手手中逃脱，那有可能发生在黑夜中，她和弗雷德从圆木步道上听令穿过树林到那块空地的时候。但当我往树林子看去时，这个理论似乎不能自圆其说。

“让我们先假设我们面对的只有一名凶手。”我对马里诺说。

“好吧，我在听。”他用外套袖子擦擦额头。

“如果你是那个绑架了两个人的凶手，然后强迫他们，也许用枪，来到这里，你会先杀谁？”

“那男的会是个较大的麻烦，”他毫不犹豫地接腔。“我呢，会先对付他，把那小女孩留到最后。”

那仍然不容易去想像。当我试着去设想一个人强迫两个人质在黑夜中穿过这片树林，我一直碰到个疑点。这凶手有手电筒吗？他这么熟悉这个区域，甚至闭着眼都可以找到那块空地？我把这些疑问告诉马里诺。

“我也试着在想像同样的疑点，”他说，“我有两个解释。一是，他也许绑住了他们，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二是，假如是我，我会抓住女孩，把抢抵住她的肋骨，然后往树林走去。这会使那个男朋友像绵羊般乖乖听话。一个不小心，他的女朋友就可能被射杀。至于手电筒呢？他必须有些什么让他可以清楚地在这儿看到东西。”

“你如何能够握一支枪，一个手电筒，还同时挟持那女孩呢？”我问。

“很简单。要我做给你看吗？”

“不特别想要。”他向我走来，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那铁耙。老天，医生。不要那么胆小。”

他把金属探测器递给我，我把铁耙交给他。

“假装这铁耙是德博拉，好吗？我用右手圈住她的脖子，左手拿着手电筒，像这样。”他表演着。“我右手握着枪，枪口直指她的肋骨。没问题。弗雷德会在我们前方一两尺远，循着手电筒的光线走，而我在他后面像只秃鹰似地看着他。”停顿一下，马里诺凝视着小径。“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

“特别是当他们赤着脚走时。”我指出。

“是的，我想他们真的赤脚走。他不能把他们的脚绑起来，因为他要他们走到这里。但是如果他要他们脱下鞋子，那么就可以使他们放慢速度，不容易逃跑。也许在他击倒他们之后，他把鞋子留下当纪念。”

“也许。”我又想到德博拉的钱包。

我说：“如果德博拉的手是被绑在身后，那她的钱包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那钱包没有带子，没有办法把它圈在她手臂或肩上。它也不是套在皮带上，事实上她并没有系皮带。如果有人甩枪强迫你走到树林子里，你为什么会带着你的钱包？”

“不知道，那从一开始就困扰我。”

“让我们试最后一次吧。”我说。

“喔，该死。”

我们回到那块空地时，云层盖住了太阳，也开始刮起风来，气温似乎一下子就降低了10度。我外套底下因费力活动流汗变得有些湿黏，让我开始冷了起来，手臂肌肉也因不停使用铁耙而颤抖着。我移动到在这范围内离小径最远的一边，研究着一片后面有延伸岩层，看来相当不可亲近的一个区域，我怀疑即使是猎人也可能没有走过。警察也许往这个方向挖掘筛滤了10英尺，就在爬满葛类蔓藤植物的地方前停下。群树被爬藤层层盖住，远远看来就像是个史前恐龙用后脚直立在一片坚实的绿色海洋中，所有的灌木、松树和植物都慢慢地被缠绞住，及至窒息死亡。

“老天爷，”马里诺在我挣扎着挥动手上的铁耙时说，“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们不会走太远的。”我答应着。

其实我们不必走太远。

金属探测器几乎立刻就有反应。当马里诺把探铡器定在距离尸体被发现不到15英尺处布满葛类藤蔓的地方时，高频率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高。我发觉用铁耙耙弄藤蔓要比用梳子梳顺纠缠混乱的头发还要困难，于是我干脆屈膝跪下，把叶子拨开，用戴着手术用手套的手指在地上摸索。最后，终于摸到一个冷冷硬硬的东西，却不是我希望找到的。

“留着缴给收费亭吧。”我沮丧地说，把找到的一枚脏兮兮的25分硬币丢给马里诺。

又向前移动儿英尺之后，金属探测器又发出讯号，而这回我跪在地上用手指摸索的努力得到了久违的代价。当我确定摸到一个硬邦邦圆筒状的东西时，我轻轻地把覆盖在上面的藤蔓拨开，直到看见不锈钢金属反射出的光芒——一颗弹壳，仍然闪耀得有如刚擦亮的银器。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起来，尽量不去触碰太多表面。马里诺弯下腰来把一个装证物的塑料袋打开。

“9厘米，联邦用，”他说，透过塑料袋读着弹壳头的标识。“老天爷。”

“当他向她射击时，就站在这里，”我低语着，想到希尔达提到德博拉身处一个“拥挤的”场所，有东西“拉扯”着她，突然一种异样的感觉流遍我的全身——藤蔓。

“如果她是在近距离遭到射击，”马里诺说，“那么她在离这里不远处倒下。”

他拿着探测器随我又走远一些，我说：“他到底怎么看到她来射击的呢，马里诺？你能想像这个地方晚上的样子吗？”

“有月亮的。”

“但不是满月。”我说。

“够亮到可以让这里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

当时天气状况早在数月前就查过了。8月31号星期五晚上，也就是这对情侣失踪时，气温是华氏60多度，月亮超过半圆，天空晴朗，没有云朵。即使凶手手握武器外加一把强力手电筒，我仍然无法了解他如何能在晚上强迫两个人质来到这里，而没有像他们俩人一样失去方向又感觉无助。我所能想像出的情景是一路上充斥着迷惘，以及行进间的歪歪斜斜。

为什么他不在圆木步道上杀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树林子里几码深处，再开车离去？为什么他要把他们带来这里？

而这个与发生的其他情侣案件的形式相同，他们的尸体也都在像这种人迹罕至的树林子里被人发现。马里诺环顾这片藤蔓，脸上出现了不舒服的神情。他说：“幸好现在不是蛇类出没的季节。”

“那真是个可爱的想法。”我说，有些吓坏了。

“你要继续往前走吗？”他问话的语气告诉我，他可没有兴致在这个冷飕飕的荒地再往前走一步。

“我想我们今天真做够了。”我尽快地从藤蔓包围中抽身出来，觉得全身发痒。提到蛇的话题让我全身不舒服，几乎濒临因焦虑而爆炸的边缘。

现在已经快5点了，当我们往停放车辆的方向走去时，林子里因为重重树影而有些昏暗。每一次马里诺踏到一根枯枝，我的心就往上提一提。松鼠在树上急急地跑来跑去，鸟儿从树梢飞走的声响搅动着这开始叫人毛骨悚然的静默。

“我一早就会把这东西交给实验室。”他说，“然后我得到法院去。真是个消磨一天的好方法。”

“什么案件？”

“一个叫布巴的人被他朋友布巴枪伤的案件，惟一的人证是另一个叫布巴的闲汉。”

“你在说笑话吧？”

“嘿，”他说，打开车门，“我就跟一杆猎枪一样认真。”发动引擎，他咕哝道，“我开始讨厌这个工作了，医生。我发誓，我是认真的。”

“这时候你讨厌全世界，马里诺。”

“不，我没有，”他说，然后他笑了。“我还蛮喜欢你的。”

1月的最后一天，晨间邮件带来了帕特·哈威的官方通知，由此揭开了一天工作的序幕。通知简短而直指重点，说明如果她不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收到她女儿的解剖及毒品分析报告副本，她将申请法院拘票。那封信的副件寄给我直接上司，健康与人类委员会委员长，他的秘书在一个小时内电话传唤我到他办公室。

虽说楼下有等着我做的解剖，我仍然只能离开大楼往位于中央街上的办公大楼走去。那栋建筑物在政府买下之前已空置了好几年，然后由一个购物商场业主接手，开张后不久，再转到政府手中。我沿着富兰克林路走捷径。从一方面来看，那座具历史性、有着钟楼和红瓦铺顶的红色建筑物又变成了火车站，成为一些本来在麦迪逊大楼上班的政府官员来来往往的暂时停留地。原来的办公大楼因要剥除旧石棉重新装修而暂时关闭。州长在两年前指定保罗·塞森博士为委员长。虽然我跟我新上司面对面会谈的机会不多，但前几次的经验都相当愉快轻松，今天我却觉得情况可能跟往常不太一样。他秘书在电话中的语气听来充满歉意，好像她知道我是被传召来听训的。

委员长的办公室在二楼的套房里，要走上一个大理石阶梯，那个阶梯经过多年来许多游客旅人的踩踏，变得光滑平顺。委员长占据的空间以前曾是体育用品店和专售五颜六色风筝和风向袋的小店。墙已经被打掉，砖块取代了厚玻璃窗，他的办公室铺着地毯，墙上有木条装潢，还放有漂亮的家具。塞森博士对政府工程进度的缓慢最熟悉不过，他已经把这个临时总部当成永久处所而悠然办公了。

他的秘书用微带歉意的微笑迎接我，那只使我感到更紧张。她从键盘上转到电话前。

她通知我的到来，对着她桌子的一扇坚实橡木门立刻打了开来，出现的塞森博士邀请我入内。

那是一个神采奕奕的男人，有着稀疏的棕色头发，一副大框架眼镜几乎吞噬了他狭窄的脸庞。他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马拉松长跑绝不是应该设计给人类的运动。他胸部有结核，身体脂肪少到他几乎从不脱下他的西装外套，即使在夏天也常常穿长袖，因为他时时觉得冷。几个月前，左手臂断折的地方仍旧套着个夹板，那是发生在一个西海岸举行的赛跑上，他被一个他前面的选手成功躲避掉的衣架缠绕着，跌倒在街上，造成骨折。他也许是惟一一个没有跑完全程，却也上报的参赛者。

他坐在办公桌后，帕特·哈威的信躺在记事簿的中央，他的脸色不寻常的严厉。

“我想你已经看到这个了，”他用食指敲了敲那封信。

“是的，”我说，“可以理解，帕特·哈威很想知道她女儿的检查结果。”

“德博拉·哈威的尸体在11天前发现。我是要下结论说，你还不知道她或弗雷德·柴尼的死因吗？”

“我知道她怎么死的，而他的死因仍不确定。”

他看来有些困惑。“斯卡佩塔医生，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份资料还没有向哈威家以及弗雷德·柴尼的父亲发布？”

“我的解释很简单，”我说，“他们的案件还在等着进一步的特别检验结果，而联邦调查局要求我拒绝向任何人发布任何消息。”

“是这样啊？”他凝视着墙面，似乎那儿有窗户可以看出去。

“如果你向我下达指令要我公布我的报告，我会很乐意去做，塞森博士。事实上，如果你命令我遵照帕特·哈威的要求，我会感到比较轻松。”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答案，但他要听听我想说什么。

“因为哈威太太和她的丈夫有权知道发生在他们女儿身上的事，”我说，“布鲁斯·柴尼有权了解我们对他儿子的事知道了些什么或不知道什么。这样的拖延对他们造成痛苦。”

“你跟哈威太太说过话吗？”

“最近没有。”

“在她女儿尸体找到之后，你同她谈过吗，斯卡佩塔医生？”他烦躁不安地把弄着他的吊带。

“当尸体确认后我打电话告诉她，但那之后就没有了。”

“她试着与你联络过吗？”

“是的。”

“而你拒绝跟她谈？”

“我已经解释过我为什么不能跟她谈的原因，”我说。“而我相信，拿起电话告诉她联邦调查局不要我把资料送交给她不是件有礼貌的举动。”

“你没有向任何人提到有关联邦调查局的这项指示，是吧？”

“我只在此刻向你提起。”

他交叠着腿。“我很感激，但是把这件事向任何人提起会很不明智，尤其是记者。”

“我已经尽力躲避记者了。”

“《华盛顿邮报》今早打电话给我。”

“是谁？”

他开始搜寻留言条，而我在一旁等得有些不安，我不愿相信艾比会在我背后搞鬼还爬上我的头。

“一个叫柯利弗德·林的人。”他抬眼看我。“事实上，那不是他第一次打来，我也不是他试着压榨消息的惟一一个。他也骚扰我的秘书和其他职员，包括我的副主任和人力资源部长。我想他也打给你过，那就是为什么他最后找上行政人员，因为他说，‘法医不肯跟我说话。’”

“很多记者打电话来。我大多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那林先生似乎认为有些什么事在暗中进行着，像阴谋什么的，而且根据他问话的方向，他似乎有支持这想法的资料。”

这很奇怪，我想着。听起来不像是邮报对调查这些案件没有兴趣呀，可是艾比却又曾那样强调。

“他得到个印象，”主任委员继续说，“你的办公室阻挠延宕调查的继续，这也是所谓的同谋。”

“我想我们的确是如此。”我很努力地不在我的语气中显露困惑懊恼。“那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不是藐视帕特·哈威或司法部，老实说，如果容我选择，我宁愿跟哈威太太配合。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最终一定得回答她，她是德博拉的母亲。而我本来就不必向联邦调查局负责的。”

“我对与司法部为敌没有兴趣。”塞森博士说。

他不必说明为什么。委员会的部门预算有很大一笔来自联邦调查员的支持，其中一部分流到我办公室，用以补助各种伤害预防和交通安全顾问等资料的收集上。司法部知道怎么来玩硬的。如果激怒联邦调查员，即使他们没有抽干所需甚殷的财源，最起码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相当凄惨。主任委员最不想做的就是必须算计用补助金购买每一支铅笔和文具的用量。我知道事情会怎么进行，我们全体都必须锱铢必较，预备就死。

主任委员伸出他完好的手拿起那封信，研究了一会儿。

他说：“老实说，惟一的解决方法是让哈威太太去进行她的威胁。”

“如果她取得法院拘票，那么我会没有选择余地，必须得把她要的东西给她。”

“我了解。但对我们有益处的地方是，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就不能归罪于我们。而不利的地方，很显然的，会是负面的媒体报导，”他一面想一面说。“当然，对健康和人类委员会来说，如果公众知道我们是被法院强迫才递交帕特·哈威依法有权得到的资料的话，会相当难堪。我猜那会使我们的朋友林先生更加确定他的猜疑。”

一般平民大众甚至可能不知道法医办公室是隶属于健康与人类委员会的，我会是那个背负难听名声的人。主任委员，以一种官场时尚，简简单单地让我去碰一鼻子灰，因为他一点也没有要激怒司法部的意图。

“当然，”他考虑着说，“帕特·哈威可能是个拙劣的暴君，耍弄着她办公室的权力，她有可能是虚张声势。”

“我怀疑。”我简洁地说。

“看看吧。”他从桌后站起来，领着我到门口。“我会写信给哈威太太，说你和我谈过。”

我就赌你会这样做，我心里想着。

“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让我知道。”他微笑着，避开我的视线。

我才刚让他知道我需要帮忙。他另一只手如果也断掉的话对他的工作一点也不会有影响，他怎样都不会帮忙的，即使是举起一只手指也不会。

我一回到办公室，就问前台的办公职员和罗丝是不是曾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打电话来过。一阵回想和翻阅旧留言簿之后，大家回说没有人听过柯利弗德·林这个名字。如果他根本没有试过跟我联络，实在不能控诉我阻挠延宕，我试着自我解释。然而，没什么用的，到头来我仍然是被为难的那一个。

“附带一提，”当我要往大厅走下去时，罗丝说，“琳达在找你，说她必须立刻见你。”

琳达是枪械检验师。马里诺应该已经把弹壳送过来了，我想。很好。

工具和枪械实验室在三楼，已经够资格成为一间二手枪专卖店，左轮手枪、来福枪、散弹猎枪，各式枪械等几乎塞满了柜台所有的空间，用棕色纸张包起来当证物用的物件，从地面上一直堆到成人的胸部。正当我以为每个人都外出午餐时，一扇关着的门后传来低沉的枪声。那是个用来试射武器到一缸充满电解溶液的不锈钢槽的小房间，紧临着实验室。

试射两圈之后，琳达出现了，特别口径点三八手枪握在一只手上，用过的子弹和弹壳在另一只手里。她修长苗条而且温柔，长着一头棕色长发，骨架匀称，有一对分得开开的淡褐色眼睛。一件实验室白袍罩着一件线条流畅的黑裙，上身是鹅黄色丝质衬衫，颈间别着一枚圆形金徽章。如果我只是碰巧在一架飞机上坐在她旁边，我会猜她的职业是教授诗词的老师，或管理一间画廊。

“坏消息，凯。”她说，把左轮枪和用过的弹药放在桌上。

“我希望那跟马里诺带进来的弹壳无关。”我说。

“恐怕就是。我正打算把我的名字缩写和实验室号码镌刻在上面时发现了个小小的惊奇。”她走到一个比对用的显微镜前。“这里。”她拉张椅子给我。“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我坐下，从接目镜看去，我左眼视线中看到那个不锈钢弹壳。

“我不懂。”我呢喃着，调整焦距。

弹壳开口内面刻有缩写“JM”。

“我以为这是马里诺交给你的。”我抬头看她。

“是他没错。一小时前拿来的。”琳达说，“我问是不是他刻下这些英文字母缩写的，他说不是。我也不真的认为是他。马里诺的英文缩写是PM，不是JM，而且他干这行已经够久，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虽然有些警探习惯在弹壳上刻下个人名字缩写，就像有些法医会在尸体中找到的子弹上刻名字缩写一样，枪械检查员并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用一个尖笔类东西在金属上刻画，会有毁损证物的可能，有时会刮伤了膛栓、射击准针、排弹器，或其他像凹槽等特征。马里诺的确很了解这种状况。跟我一样，他总是取出塑料袋，以尽量不碰触证物的方法把证物放进袋子里。

“我是不是可以猜想当马里诺把弹壳带来时，这些缩写就在上面了？”我问。

“很显然是这样。”

JM，杰·摩瑞，我想，甚为困惑迷惘。为什么在现场找到的弹壳上有他的缩写呢？

琳达建议，“我在想，是不是当时有个在现场的警察不知什么原因把这个放在他的口袋里，然后不小心遗失。比如说他袋子有个破洞？”

“我觉得那很难相信。”我说。

“那么，我有另一个解释理论。但是你不会喜欢听的，我也不。这弹壳有可能曾被再次使用过。”

“为什么它会有一个调查人员的缩写？谁会把一个当作证物的弹壳重新装填弹药呢？”

“那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凯，你不要宣扬是从我这里听到的，好吗？”

我静静听着。

“警察收集而来，再呈缴法庭的武器和弹药弹壳数目是天文数字，而且很值钱。人们变得贪心，甚至法官们。他们把东西留下来，或转卖给枪枝贩子，或其他有收藏癖好的人。我猜，有可能这个弹壳曾经被一个警察找到，并呈缴法庭当证物用，最后流落到某人手上再次装填使用。有可能不管是谁使用过它，该使用者并不知道里面刻有别人名字的缩写。”

“我们不能证明这个弹壳属于那颗我在德博拉·哈威下腹脊椎找到的子弹的，除非我们找到那支手枪，”我提醒她。“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是来自九头蛇——沙克弹夹。我们只知道这是9厘米，属于联邦产物。”

“没错。但是联邦握有九头蛇——沙克弹药的专利权，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都是，以及所有的周边利益。”

“联邦曾卖出九头蛇——沙克子弹提供重新填装用吗？”我问。

“这就是个问题。没有，只有弹夹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但这并不表示人们无法用其他方式取得子弹。从工厂偷取，或跟工厂偷取的人有联系。像我就有办法得到，我可以谎称在研究一个特别方案。谁知道呢？”她从桌上拿起一罐健怡可乐，又说，“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惊讶了。”

“马里诺知道你的发现了吗？”

“我打过电话了。”

“谢谢你，琳达。”我说，站起身来，我在组织着自己的理论，跟她的很不一样，而且很不幸，可能更接近真实。仅想到这里，就够让我狂怒了。在我的办公室，我抓起电话，拨着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他几乎是立刻回我电话。

“那个该死的混账。”他一开口就说。

“谁？琳达吗？”我问，吓了一跳。

“摩瑞，就是他。那个婊子养的骗子。我才刚跟他通电话，他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直到我指控他偷证物——也问他是不是有偷枪枝跟弹药，说我会让内务警察调查他，他才吐实。”

“他在那个弹壳上刻名字，然后故意把它留在现场，对不对，马里诺？”

“唉，没错。他们上星期就找到那个该死的弹壳了，真正的那个。然后那混蛋留下这个该死的圈套，开始哭诉他只是照着联邦调查局要他做的事干的。”

“真的弹壳在哪里？”我追问，感觉脉搏在两旁太阳穴鼓动。

“在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你和你忠实的朋友在树林里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医生？在那该死的下午，我们都被全程监视着，从头到尾。那个地方受到严密的监视。幸好我们没有人到树丛后小便，对不对？”

“你跟彭顿谈过了吗？”

“哼，没有。对我来说，他应该去死。”马里诺摔了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