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车开进家里的车道。柏莎那辆船一样的庞蒂克轿车还停在那里。我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找到钥匙，门就开了。

“天气怎么样？”我立刻问。

柏莎与我面对面站在宽敞的前厅。她明白我的意思。每当露西来这儿住，一到晚上我们必然有这番对话。

“糟得很，凯医生。那孩子整天都在你的房间里打电脑。我说给你听，我不过踏进一脚要给她个三明治，稍微问她一声，她就大喊大叫闹个不休。不过我知道，”她的眼睛柔和下来，“她只是气你得去工作。”

负疚感渗透了我麻木的心灵。

“我看了晚报，凯医生，天可怜见的。”她伸手套进雨衣，“我知道你为什么花了一整天时间忙这事儿。主啊，主啊！我希望警察会抓到他，好狠啊，真是凶残。”

柏莎知道我工作的性质，但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就算我办的案子牵涉到她的邻居，她也从不过问。

“晚报在那里。”她指指客厅，从门旁的桌上拿起皮包，“我藏在沙发的垫子底下，没让她看到。我不知道你准不准她看，凯医生。”她出门前拍拍我的肩。

我看着她走到车边，然后慢慢倒车离去。上帝保佑她！我不再替我的家人向她道歉。我的母亲、妹妹、外甥女不是面对面，就是在电话里侮辱过她，或是对她很不礼貌。但她明白，她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加以批评，不过我有时怀疑她替我感到难过，这只会让我更难受。我关起前门，走进厨房。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厨具不多，但很时尚。我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比如做面、擀面，所以厨房中央有一块松木板，高度正好适合五英尺三英寸的我。早餐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后院的林子和喂鸟的食盒。在全套淡原木色调的橱柜与流理台之间，疏落地插着从我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摘下的黄色和红色的玫瑰。

露西不在那里。她的晚餐盘搁在沥水架上。我想她又跑到我的书房了。

我打开冰箱，例了杯酒，靠着流理台，闭目浅酌。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露西。

从我离开戴德县的法医办公室，搬离那个我在那儿长大并在离婚后重返的城市以来，去年夏天露西第一次来我这里。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她是个天才儿童，十岁时就已会做高中程度的数学题，一个极难缠、有谜一样拉丁血统的小孩。她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除了她妈妈、我唯一的妹妹多萝茜，她无依无靠。多萝茜忙于撰写童书，忙到没时间去照顾她的亲生骨肉。露西对我的崇拜可以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精力来回报她的依恋。开车回来时，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更改她的机票回程日期，早点送她回迈阿密，但我狠不下心来。

她一定会很失望。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处处遭拒。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再次提醒她，她是多大的麻烦，没有人要她。整整一年，她都企盼着来这里，而我也有相同的期望。

我又啜了一口酒，等待着那种完全的静止来松弛我紧绷的神经，安抚我的焦虑。

我的房子在城市西边的一个新小区。一栋栋大房子坐落在花木扶疏、一英亩大小的土地上，街上往来的车子大多是大型旅行车或家用轿车。这里非常安静，破门抢劫或捣毁住家的案子极少，我甚至不记得上次警车巡逻的时间。这种宁静和安全感是不论花多少钱都值得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是必需品。清晨，当我临窗吃早餐时，我知道窗外唯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只松鼠与一只冠兰鸭争食。这样的环境安抚了我纷乱的心神。

我深吸一口气，再啜了口酒。我开始害怕上床，害怕入睡前在黑暗中的时刻——当我让自己静下心放松警戒时的那种感觉。洛丽·彼得森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动，就像水库闸门大开，想象力奔泻不尽，一幕幕景象越变越恐怖。

我看到他和她征卧室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脸，但上面并没有五官，只有一团像脸的肉一闪而过。她可能是因被冰冷的刀刃顶在脖子上而惊醒，也可能是听到了他那让人胆寒的声音。她先试着同他讲道理，想尽办法劝他不要动手。天知道她说了多久，但他割断了桌灯的电线，开始动手绑她。她是哈佛毕业生，一位外科医生，她会试着用心智去对付这种无可理喻的行动。

然后，我心里的景象变得狂乱，就像快放的影片。我看到她临死前的挣扎转为不可言喻的恐怖。我不能再看，再也忍受不了。我一定要控制思绪。

书房外面是后院的林子，我通常把百叶窗拉下来，因为一看到外面的景色，我就很难专心。我在门口停住，静静地转移注意力。露西背对着我，正用力敲打那具放在坚实橡木桌上的电脑键盘。我好几个星期没清理过这房间了，里面一塌糊涂，见不得人。书柜里的书东歪西倒，地上堆了很多《法律记者》杂志，其他的也都七零八落。我的毕业证书与执照靠墙堆着——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城大学等等，我原来打算把它们挂在城里的办公室，但总抽不出时间去做。深篮色的中国地毯一角，歪歪斜斜堆了一堆待整理的杂志。事业的成功让我再没有时间把房子理得清清爽爽，但看到这般杂乱，还是让我心神烦躁，不能忍受。

“你干吗在那里偷窥我？”露西没有转过身来，兀自嘟囔了一声。

“我没有偷窥你。”我微微一笑，亲亲她发亮的红发。

“哼！你有。”她的手不停地敲打键盘，“我看到了，我从屏幕上看到了你的影子。你站在门口看我。”

我伸出手臂围住她，将下巴搁在她头上，直视面前一排排黄绿色的电脑指令。以前我从不知道屏幕可以像一面镜子，难怪我的程序分析师玛格丽特就算背对着门，还是能一一叫出经过她办公室的人。在屏幕上，露西的脸显得模糊不清，我至多可以看到她那副大人气的玳瑁眼镜。她通常会像只小树蛙般的抱住我，但现在显然心情恶劣。

“很抱歉我们今天没法去蒙蒂塞洛，露西。”我试探着说。

她耸耸肩。

“我和你一样失望。”我说。

她再次耸肩。“反正我想玩电脑。”

她不是故意的，但说的话像针刺一般。

“我有一大堆见鬼的事要干，”她继续说，同时用力敲打键盘，“你的电脑数据库早该好好清理了。我敢打赌你有一年都没有初始化了。”她坐在我的皮椅上转来转去。我走到一边，两臀交叉站在那里。

“所以我就动手干了。”

“什么？你干了什么？”

不，露西不会这样做。初始化后硬盘上的数据就清除了。我的硬盘里存有大批统计图表，是我用来写期刊论文的，唯一的备份磁盘还是几个月前复制的。

露西的绿眼睛瞪着我，在厚重的镜片下看起来就像猫头鹰。她圆圆的像小精灵般的脸毫无表情。“我查书看该怎么做。你只需要打IORI就成了。等它初始化后，你再打入Addall及Catalog两个指令就好了。非常简单，任何蠢货都可以做。”

我没说什么。我没有为她说脏话而指责她。

我感到双膝发软。

记得几年前，多萝茜有一次打电话来，她当时完全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告诉我，她出门买东西时，露西到她的书房，一举抹掉了她所有的磁盘，清除了上面的全部资料。其中两张存着多萝茜正在写的书，她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或复制备份，这简直是谋杀。

“露西，你在开玩笑？”

“噢，别紧张。”她阴郁地说，“我已经先把你的资料全部备份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然后再输入命令。所有东西都在那里，只是清干净了，我的意思是就节省空间来说。”

我拉了把矮椅子在她旁边坐下。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在一大叠磁盘下放着今天的晚报。从报纸折叠的样子看来，已经有人看过了。我抽出报纸翻到头版，一眼望去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条新闻。

年轻外科医生惨遭谋杀

勒杀案凶手四度出击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科住院医生于凌晨时分在柏克莱大道自家住宅里惨遭谋杀。警方表示，这桩谋杀案与最近两个月在里士满发生的另三起女子在家被勒杀的案子有很大关联。

被害人名叫洛丽·彼得森，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外科实习。她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昨天午夜过后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教学医院急诊室。据分析，她从医院直接开车回家，大约在凌晨零点三十分到两点之间被杀。凶手割开一扇未上锁的浴室纱窗，潜入死者的住宅……

一行又一行的报道。上面有张黑白照片，医护人员抬着她的尸体走下门前台阶。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可以认出上面身着卡其色雨衣的人正是我。标题写着：“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到达谋杀现场……”

露西睁大眼睛瞪着我。柏莎把报纸藏起来是有道理的，但露西很机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而还附了张她姨妈的照片？

我从未对露西详细解释我的职业。我避免与她讨论我们生活的野蛮的世界。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为盲目和残酷的血水洗礼，失去了天真与理想，再也不存一丝信任。

“这跟《迈阿密先驱报》一样，”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先驱报》老是登些谋杀新闻。上星期他们在运河里找到了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定是个坏蛋，才会有人把他的脑袋割掉。”

“说不定，露西。但就算他是坏蛋，还是不该被砍下头，而且，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好人不会被谋杀。只有妓女、毒贩或者强盗才会。”

多萝茜的确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更糟的是露西真的相信她说的话。一股囤积已久的愤怒从我心底冒了上来。“但那个女子是破勒死的。”

露西的想法动摇了。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几乎可以把我吞下去。“她是个医生，姨妈，她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也是医生，她就像你一样。”

我忽然警觉到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关掉电脑，牵着露西的手走出书房，进入厨房。当我转头问她要不要在上床前吃点心时，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她正咬住下唇，眼里充满泪水。

“露西，怎么哭了呢？”

她拼命地抓住我抽泣，哭叫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露西！”我惊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发脾气、使性子我都不意外，但这是怎么了？我可以感到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衬衫，可以感到那紧贴住我的小身体发热、紧张。

“别怕，露西。”我想不出别的话，只有把她抱得更紧。

“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占据了整个报纸的上半页，每个字母足有一英寸高。边上有对洛丽·彼得森的专题报道，还有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从毕业纪念册上翻拍的相片。艾比·特恩布尔的手段虽然不是很过分，但也够紧迫逼人了。她试过采访洛丽·彼得森住在费城的家人。据她声称，他们悲痛过度，无法置评。

“这种报道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范德说。谁不知道呢？“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漏的口风，好将他们的手指吊起来。”

“那些警察从没学会沉默之道。”我告诉他，“如果他们学会闭嘴，他们就再也不能抱怨有人走漏了消息。”

“说不定确实是警察走漏了消息，但不管是谁，这种新闻快把我太太逼疯了。如果我们住在城里，她一定要我们今天就搬走。”

他走到桌前，上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数据、照片和电话留言，还有个一夸脱的啤酒瓶，以及一块沾有干血的地板瓷砖，两样都放在有“证物”标签的塑料袋里。约十小瓶福尔马林散布四处，每一瓶里都有一段从第二节关节处被剪下来的指尖，上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对未经指认但被严重烧伤，或已相当腐烂的尸体，用普通办法常常无法采到指纹。在这么一大堆悚厉的证物之中，一瓶凡士林强化保养乳液颇不协调地竖立在那里。

范德往手上抹了一些乳液，戴上一副白色棉布手套。丙酮、二甲苯和不断的洗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对皮肤的杀伤力很大。如果他没戴手套就使用了一种显现隐性指纹的化学药剂茚三酮，我一望便知，因为他整个星期都会甩着发紫的手指走来走去。他一完成这套清早必行的仪式，就伸手一指，要我跟他到四楼的走廊。

几个房间过后是电脑室，里面干干净净像消过毒似的，摆满了各式淡银色的盒状机器，看起来活像太空时代的洗衣房。那具光滑直立、外形类似一套洗衣机与烘干机的是比对指纹的机器。它的作用是将不知名的指纹与储存在指纹数据库里的几百万个指纹比较，看看有没有人中奖。它简称FMP，经过先进的平行处理，这家伙一秒钟能比对八百个指纹。范德不喜欢枯坐在那里等结果，通常会把指纹搁在那里过夜，这样第二天一早来上班时就有结果可看。

范德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中最费时的部分，就是把指纹准备好输入机器。他得先将隐性的指纹拍照，放大五倍，在每张相片上放一张描图纸，然后用细签字笔描出最显著的痕迹，再把画过的指纹图缩小，使它与实际采得的指纹大小完全一致。最后他把相片粘在输出隐性指纹的纸片上，输入电脑分析，现在就等结果出来了。

范德坐在那里，好像一个钢琴独奏家在等待演奏。我几乎期待着他掀起白袍的下摆，伸直手指作准备。他的施坦威钢琴是一部遥控输入器，有键盘、屏幕、图像扫描仪、指纹图像器和其他各类机器。图像扫描仪可以同时输入指纹卡和隐性的指纹，指纹影像处理器则可以自动检验指纹的特性。

我看着他输入若干指令，然后按打印机的按钮。一长串嫌疑人的名单快速显现在有绿色条纹的印表纸上。

范德撕下印表纸的同时，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根据不同的案子，他将资料分成十个部分。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编号8801651上。这个号码代表在洛丽·彼得森身上发现的隐性指纹。电脑比对的过程很像是参加选举。可能相符的指纹称作候选人，再根据它们的分数排名。分数越高，表示候选人与输入的无名指纹越相像。以8801651为例，有一个候选人的分数就比其他的都要高，而且高出一千点之多，这只有一个可能。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或像范德脱口而出的那样：“这玩意儿热得发烫。”

中奖的候选人依程序被编为NIC112。

我真的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么看来，在她身上留有指纹的人在数据库有档案？”我问。

“不错。”

“意思是他可能有前科？”

“很可能，但不绝对。”范德站起来，走到有指证结果的终端机前，一面轻敲键盘，一面瞪着屏幕。他继续说：“也可能是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是警察，或曾经申请开出租车的执照。”

他搜寻出那些指纹卡。顿时，那些放大了的蓝绿色旋涡盖印在嫌犯的指纹上，右边一行则列出嫌犯的性别、种族、生日与其他相关数据。范德将其打印出来，交给我。

我仔细研读结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NIC112的身份。

马里诺一定会兴奋得半死。

电脑结果显示，毋庸置疑，激光在洛丽·彼得森肩膀上找到的隐性指纹属于马特·彼得森，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