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回家时，一轮明月挂在树梢。

茂密的枝叶在路边投射出移动的黑影，掺杂云母碎石的路面在我的车前灯下反射出点点光芒。空气清新且温暖宜人，是打开车顶或车窗的最好时候。但我的车门却上了锁，车窗紧闭，空调调在微风。

以往这样的夜晚会令我觉得很迷人，但现在只让我不安。

白天看到的景象如月光般还在我的眼前。它们跟定我，不让我走。我看遍那四幢在不同区域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不起眼。他怎么选的？为什么？我确信这绝不是随机发生的，这些案子一定有相关之处。我不断思索那些存在于尸体上的发亮物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坚信那些发光的物质联结起了他与被害人。

我的直觉到此为止，再试着往下想，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发光的物质会引导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吗？这会与他的职业或喜欢的休闲娱乐有关，使他得以接触他的猎物？或者会更奇怪，遗留下来的物质其实是从那些女人身上来的？

说不定这是每个被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甚至来自她们身上或工作场所，也可能来自每个女人向他购买的东西。天知道到底来自何方。我们不能检验房子中、办公室里或被害人常去地方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我将车转进自家车道。

车还没停稳，柏莎便打开了前门。她站在门前刺眼的灯光下，手搭在臀部，手腕上钩着皮包。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急着要走。我不敢想象露西今天的表现。

“嗯？”我进门就问。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我精疲力竭，无以为继，而露西的情形也是每况愈下。总之，这是我的错，我没处理好，或者说，我根本不该那样对待她。

我对待成人可以粗率直接，无所顾忌，但我不习惯这样对小孩。我没有问她电脑遭入侵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星期一晚上比尔离开我家后，我便把调制解调器收起来，藏到楼上衣橱里。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做的事完全合乎逻辑。如果侵入我办公室电脑的人居然是露西，我把调制解调器拿走后她就不可能再做，而我也不需要当面指出来，弄得很难堪，给这次来访留下不美好的回忆。反过来说，如果侵入的情形再次发生，那就可以证明不是露西干的。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就像玫瑰不是用辩论来灌溉。我知道，隐藏在知识与理性之下的，是一颗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心。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其实笨到极点。

我记起了童年。母亲坐在我床边回答有关父亲的问题，我多痛恨她和我玩这种游戏：首先因为有只“虫子”进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常常生病；或他必须忍受“某些有色人种”或“古巴人”带着疾病到他的杂货店；或“他工作太累，所以累垮了”。全部都是谎言。

我父亲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我上小学之前就已确诊。但一直到我十二岁，他的病情到了第三阶段的贫血时，我才知道他快死了。

我们欺骗小孩，虽然我们在他们的年纪时就已经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但我们还是照骗不误。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露西，她像成人一样敏锐。

八点半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她拿着调羹搅奶昔，我在喝一杯我亟需的威士忌。她的态度完全变了，这让我觉得不安，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她连和我吵架的兴致都没了，我不在家所引发的愤怒与不满也消失无踪。我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即使告诉她比尔可能有时间过来跟她说声晚安也毫无效果。她兴致全无，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反应。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好像病了。”她终于低声说。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后你还没看过我一眼。”

“你就是看起来生病了。”

“噢，我没有生病，”我告诉她，“只是非常疲倦。”

“妈妈累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在生病。”她好像在控诉我，“只有当她跟罗夫吵架时才会像生病。我恨罗夫，他是个笨瓜。他来家里的时候，我要他折纸，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蠢蛋、屎头。”

我没因为她说脏话而责备她，我一句话也没说。

“所以，”她追问道，“你和罗夫吵架了？”

“我不认识什么罗夫。”

“噢。”她皱皱眉，“我敢打睹鲍尔斯先生在生你的气。”

“我不觉得。”

“我打赌一定是。他生气是因为我在这里——”

“露西！别胡说。比尔很喜欢你。”

“哈！他生气了，因为我在这里，他就不能做那件事。”

“露西……”我发出警告声。

“我说得没错。哈！因为他无法脱裤子。”

“露西！”我严厉地说，“立刻停止！”

她终于正视我，她眼睛里的愤怒让我震惊。“我就知道！”她恶毒地笑，“而且你也希望我不在这里，免得碍着你们。哼，我才不在乎。妈妈和她的男友还不是照睡他们的觉，我才懒得理。”

“我不是你妈！”

她的下唇颤抖着，好像我打了她。“我从来没说你是，也不想要你当我妈！我恨你！”

我们两人都僵坐不动。

我一时惊住了，我不记得有人说他恨我，即便他真的恨我。

“露西，”我艰难地开口，胃像拳头般揪成一团，我觉得自己快病倒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不像你母亲，明白吗？我们非常不同，一向都没什么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你。”

她没有反应。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恨我。”

她仍像石头一样沉默。

我呆呆地起身再去倒酒。她当然不恨我。小孩常常说那样的话，但他们并不是当真的。我试着回想，我从来没有告诉母亲我恨她，但我想我是偷偷恨她，至少小时候如此，因为那些谎言。在我失去父亲的同时，我也失去了她。她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垂死和疾病上，多萝茜与我没有得到她的关爱。

我欺骗了露西。我也心有所属，只不过不是为了垂死的人，而是那些已死去的人。每一天我都为公理而战，但对一个觉得没人疼爱的小女孩来说，公理在哪里？上帝，露西并不恨我，但如果她真恨我，或许我也不能怪她。我回到桌边，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本不想碰的话题。

“我想我看起来很忧虑的原因是我确实在担忧。露西，你看，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她安静地等待。

我啜了口酒。“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看到了任何重要资料，但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做的，我会放心很多。”

她还是没说什么。

我只有再逼一步。

“如果不能彻查出来，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句话似乎引起了她的警觉。

“因为，”我平静地解释，“我办公室的资料很敏感，市政府与州政府里的大官对部分资料流落到报社那里十分关切。有些人担心那些资料可能是从我办公室的电脑泄露出去的。”

“噢。”

“如果有记者侵入，比如说——”

“什么资料？”她问。

“最近的案子。”

“那个被杀的女医生？”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阴郁地说：“所以调制解调器才会不见了，对不对，姨妈？你拿走了，因为你认为我做了坏事。”

“我不认为你会做坏事，露西。如果你进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知道你不是要做坏事。我不会因为你的好奇而怪你。”

她抬头看我，眼里蓄满了泪水。“你拿走了调制解调器，表示你不再信任我。”

我不知道应如何反应。我不能骗她，但如果说真话，就等于承认我不完全信任她。

露西没心情再喝奶昔。她咬住下唇，静坐不动，眼睛向下瞪着桌面。

“我是拿走了调制解调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我决定实话实说，“是我不对，我应该直接问你。但也许我感到伤心，因为你可能破坏了我们间的信任。”

她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很奇怪，她似乎因此而心情好转，她几乎很快乐地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了坏事，你会伤心？”好像这样给了她某种她渴求的权利。

“是的。因为我很爱你，露西。”我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白地告诉她，“我不想伤害你，就像你也不想伤害我。我很抱歉。”

“没关系。”

她搅动奶昔，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高兴地宣称：“我知道你藏起来了。你瞒不过我，姨妈，我看到在你的衣柜里。柏莎做午饭时我找到了。它跟你的点三八口径的枪放在衣柜同一层。”

“你怎么知道那是把点三八？”我脱口而出。

“因为安迪也有一把。他是罗夫之前那一个。安迪的点三八挂在腰带上，就在这里。”她指指腰部，“他有间当铺，所以总是带把枪。他给我看他的枪，还告诉我怎么用。不过他先拿走所有的子弹，然后让我打电视。砰！砰！好神噢！砰！砰！”她的手指射向冰箱，“我比较喜欢他，但妈妈大概对他厌倦了。”

我明天要把她送回这样的家？我开始教她有关手枪的常识，告诉她手枪不是玩具，会伤人的。此时电话铃响了。

“噢，啊，”我起身时露西想起些什么，“你回家前外婆打过电话，打了两次。”

现在她是我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不论我多么善于隐藏情绪，她总是能立刻道破，而且紧逼不放。

“你好像很沮丧。”我们还没说两句，她就这样说。

“我只是很累。”我又用了这一招。

我仿佛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背后垫了好几个枕头，电视开在低声。我的发色遗传自父亲，我母亲却是深黑发，现已变白的头发柔和地衬托出她的圆脸，厚厚的眼镜遮住了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你当然累了。”她开始了，“你整天都在工作。那些里士满的恐怖案子，昨天也上了<先驱报》，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惊奇过。今天马蒂耐斯太太带报纸来的时候我才看到。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订星期天的报纸了，那么多的夹页、优惠券和广告，厚厚的一大叠，太烦人。报上有你的照片，所以马蒂耐斯太太才带给我看。”

我闷哼了一声。

“也不能算是认出你来，因为是在晚上，照得不清楚，但下面有你的名字，所以当然是你。也没戴顶帽子，凯。看起来当时在下雨，湿漉漉的天气真差，而你连顶帽子也不戴。枉费我替你织了那么多帽子，我可是怕你得肺炎才帮你织帽子，你却根本懒得戴——”

“妈……”

她继续。

“妈！”

我无法忍受，今天更不成。即使我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般干练，我妈还是把我当成五岁小孩，呆头呆脑地不知道如何应付雨天。

接下来是一连串问话，看我有没有好好吃，睡眠充不充分。

我突然打断她。“多萝茜好不好？”

她迟疑了一下。“嗯，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给你。”

我急忙找张椅子坐下。我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她告诉我多萝茜飞到内华达州去结婚。

“为什么要去内华达州？”我愚蠢地问。

“你说，为什么你唯一的妹妹碰到这个只在电话里交谈过的作家，就突然在机场打电话给她母亲，说她要去内华达州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真让人以为她的脑子都是糨糊……”

“哪种作家？”我看了露西一眼，她正看着我，脸色苍白。

“我不知道。她说他是画画的，我猜他替她的书画插画，几天前他们在迈阿密开会，当面讨论她正在写的书。别问我。他叫贾克柏·布兰克，犹太人，我知道他是，虽然多萝茜不肯说。为什么她会告诉她母亲，她要跟一个我从来没见过、年纪又大她一倍，画小孩图画的犹太人结婚？”

我可没有问她。

在又一次家庭危机中送露西回家是不可能的。每当多萝茜非得出城去参加编辑会议，从事资料收集，或去参加那些她一去就流连忘返的演讲时，露西就得延后回她母亲那里。她不得不留在外祖母家，直到那游荡的作家终于回家。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容忍了她这种行为，所以她越来越不负责任，或许连露西也接受了。但私奔？上帝！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什么？”我母亲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她居然敢告诉她妈妈这种事！噢！她的老毛病又来了，凯！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阿曼也差不多大，你看发生了什么事！露西还没大到可以骑脚踏车，他就在游泳池边死了。”

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她平静下来。我挂上电话，准备面对残局。

我想不出要怎么说会听起来好一点。“你妈妈要离开一阵子，露西。她刚和布兰克先生结婚，他是着她的书画插画的……”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他们目前在内华达……”

椅子往后一翻，跌落在墙边。她挣开我，奔进她的房间。

我妹妹怎么可以对露西做出这种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嫁给阿曼已经够糟了，当时她刚满十八岁。我们警告她，想尽办法劝她。他只能算勉强会说英语，老到可以做她父亲，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财富、奔驰车、劳力士金表与海边的别墅都很可疑。像很多神秘出现在迈阿密的人一样，他的奢华做派没有合理的解释。

该死的多萝茜。她熟悉我的工作，知道我工作的压力有多大。由于这些案子，我对露西来我这里很迟疑，这点她也很清楚！只不过计划早已确定，而且多萝茜很迷人地说服了我。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凯，你可以送她回来，我们再作打算。”她甜甜地说，“真的，她好希望去啊！最近她开口闭口都在说这个。她好喜欢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崇拜。”

露西僵硬地坐在床边，瞪着地板。

我帮她换睡衣时，“我希望他们的飞机掉下来”是她唯一说的话。

“你不是这个意思，露西。”我拉平她下巴下印着雏菊的衣领，“你可以留下来同我住一段时间。这不是很好吗？”

她双目紧闭，脸孔转向墙壁。

我的舌头好像打了结，没有任何话可以减轻她的痛苦。我无助地坐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我迟疑地走近她并抚摸她的背，她的痛苦逐渐舒缓，终于开始发出睡眠时正常的呼吸声。我亲亲她的头顶，悄悄关上门。还没走回厨房，我就听到比尔开车进来的声音。

没等他按门铃我便打开了门。

“露西睡了。”我轻轻说。

“噢，”他顽皮地轻声回道，“真是太不幸了，看来我不值得她等待——”

他随着我惊恐的目光转向街道。一辆汽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门，但随即关掉。这辆陌生的车先是突然停住，现在又加速后退，低吼的引擎声划破寂静。

车子在树后转头，飞快离去，辗得路上的砂石噼啪作响。

“有人要来？”比尔瞪着黑暗，低声问。

我慢慢摇头。

他看了手表一眼，轻轻推着我进入走廊。

马里诺不论什么时候来法医办公室，总不忘找温格麻烦。温格是我见过最好的解剖技师，但也是最脆弱的一个。

“……嗨，这就是所谓的福特车近距离接触……”马里诺大声喧哗。

正当马里诺捧腹大笑时，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州警到了。

温格满脸通红，愤愤地把电锯的插头戳进垂挂在钢桌边缘的黄色线圈。

我手腕上都是血，忍住气低声说：“别理他，温格。”

马里诺看着州警，我等着他继续那无聊的笑话。

温格太敏感了，我有时会为他担心。他对被害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碰到异常残忍的案子时，他常忍不住哭泣。

今早的案子显示了人生残酷的讽刺。昨晚有个年轻女人去了邻县的一个乡下酒吧，凌晨两点左右步行回家，一辆车撞上了她，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州警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发现她的钱包里有张幸运签，上面预告着：“将发生会改变你一生境遇的事。”

“说不定她在寻找引擎盖先生……”

我正要对马里诺大发脾气，他的声音便被电锯的巨响掩盖。温格开始切开那死去女人的头骨，一团骨头粉末扰人地散布在空中，马里诺与那个州警立即撤到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里士满最新枪杀案的被害人正由法医解剖着。

电锯声戛然而止，温格将头盖骨拿走，我停下来迅速检查了她的脑子。没有脑溢血……

“有什么好笑，”温格开始他愤怒的控诉，“一点也不好笑！怎么有人会觉得这种事好笑……”

那女人的头骨破了，仅此而已。她的死因是多重骨盆挫伤，她的骨盆受到剧烈伤害，她皮肤上可以看到那部车子散热器护栅的痕迹。撞她的不是跑车那类底盘很低的车子，很可能是辆卡车。

“她留着幸运签，因为那张签对她有某种意义，带给她希望。说不定这就是她昨晚去酒吧的原因。她在寻找能携手共度一生的人，或等待改变她一生的事发生。结果却是有人酒醉驾车撞上她，将她拖了五十英尺到沟里。”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忍不住……”

“你必须学着去控制。”

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谁？”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那三个男人星期一晚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前门已经用链条锁了起来。他们三人都是从停尸间出去的。埃伯格与坦纳先走，比尔稍晚离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还在。”

“有多少？”

“我看看。五个。”

“贴什么的？”

“心、肺、脾、胆与肝。”

“就只这些？”

“是的。”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