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耶伯勒的身体经过多次冲洗后，在灯光的照射下像白色大理石般闪亮。我在停尸间单独和她在一起，正在缝合一道从她的耻骨直到胸骨的Y形宽阔伤口。

温格离开前解决了她的头。头皮放在该放的地方，绕在她头颅后的刀痕已整齐地缝好，上面完全被头发遮住，但在她脖子上的那一圈套索的痕迹就像绳子的烙印。她的脸浮肿青紫，我或殡仪馆都无法帮她掩饰。

门外突然传来铃声。我看了钟一眼，刚过九点。

我用手术刀割断线头，在她身上罩好床单，脱下手套，依稀听到警卫弗雷德在另一头和人讲话，我把尸体拖上架子，推入冷冻室。

我关上那扇大铁门，回到停尸间，马里诺正靠着桌子抽烟。

他默默地看我收集各种证据，收集一管管血，开始在上面签字。

“你发现了什么？”

“她的死因是被绕在脖子上的套索勒毙，窒息而死。”我机械地回答。

“有没有其他物证？”他把烟灰弹到地板上。

“有些纤维——”

“嗯，”他插进来，“我有几件事。”

“嗯，”我用同样的声调说，“我想立刻离开这里。”

“嘿，大夫，正和我想的一样。我想去兜风。”

我停下手上正在做的事，瞪着他。他的头发湿漉漉地黏在脑袋上，领带松垮，短袖白衬衫的后襟皱巴巴的，好像在车里坐了太久。他左臂下挂着装了长柄左轮的黄褐色手枪套。在头顶刺眼的灯光下，他看起来好像在威胁我。他的眼睛里有道阴影，下巴的肌肉在抖动。

“我想你必须同我一起去，”他简单地说，“我等你，等你换好衣服，打电话回家。”

打电话回家？他怎么知道我有打电话回家的必要？我从没提起我的外甥女和柏莎。照我看来，我有家没家都与马里诺无关。

我正要告诉他我没兴趣和他坐车去任何地方，但他冰冷的眼神立刻让我住嘴。

“好吧，”我喃喃道，“好吧。”

我走过解剖室去更衣室。他一直抽着烟。我在水槽边洗了脸，脱下罩袍，换上衬衫和裙子。我心思纷乱，直到打开柜子去拿验检室的外套时，才想到我并不需要它。我的皮包、公文包与外套都在楼上的办公室里。

我浑浑噩噩地拿好所有东西，跟着马里诺上车。我打开门，但车内小灯没亮。我滑进车，一面摸索安全带，一面把面包屑和一团纸巾一起扫下坐椅。

他倒车出去，没有开口对我说话。扫描仪从一个频道转到另一个，调度员在接收信号，马里诺好像不感兴趣，而我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警察们对着对讲机模糊不清地回话，有些人像在吃那话筒一般。

“3-40-5，15，1-60-9在3频道。”

“1-60-9，转到了。”

“你空不空？”

“10-10。10-17。跟目标。”

“你在10-20-4时叫我。”

“10-4。”

“4-50-1。”

“4-50-1X。”

“10-20-8在艾登伊达林肯1-7-0……”

信号传出去，警报像电子琴的低音般震耳欲聋。马里诺沉默着开车前行。我们经过城中心，这里的商店晚上都拉起铁门。一排排窗上挂着红红绿绿俗艳的霓虹灯，打着当铺、修鞋店与今日特餐的广告，家具店和连锁餐厅的广告则像灯火通明的大船。来往的车辆中行人稀少，只有从贫民窟出来逍遥的人马像一团团阴影般徘徊在街角。他们的眼白随着我们的车转动。

几分钟后我才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温彻斯特路四九八号前慢慢驶过，这是艾比·特恩布尔的家。那栋砖石房子好似一艘被废弃的黑色旧船，一面旗子像阴影般垂落在入口处。前面没有车，显然艾比不在家。我不知道她现在人在何方。

马里诺缓缓从路边开进房子之间狭窄的通道。车子摇摇晃晃地驶过旧有的车轮痕迹，随车上下颠簸的大灯照亮了房子深色砖头的那面墙，还撞上了锁在柱子上的垃圾箱、破瓶子和各种垃圾。我们大约进入这禁闭的通道不过二十英尺，他停了车，关上引擎和车灯。左边就是艾比家的后院，一块细长狭窄的草地被铁丝网护栏所环绕，还有一个标志警告全世界要“小心”我知道根本不存在的“恶犬”。

马里诺打开探照灯，灯光舔上房子后面生锈的消防梯。所有窗户都关着，玻璃隐约反射着亮光。当他沿空落的后院移动灯光时，车椅叽嘎作响。

“你说啊，”他说，“我想听听你要说的和我想的是不是一回事。”

我道出再明显不过的观察所得。“那个标志，围墙上的标志。如果凶手以为有狗，他会再考虑一下。他的被害人都没有狗。如果有，说不定她们还活着。”

“答对了。”

“而且，”我继续，“我猜你的结论是凶手一定知道这个标志是假的，艾比或汉娜没有狗。他怎么会知道？”

“嘿。他怎么会知道，”马里诺缓缓重复我的话，“除非他有理由知道？”

我不说话。

他摆弄着打火机。“说不定他曾经进去过。”

“我不觉得……”

“别装傻了，大夫。”他平静地说。

我也拿出香烟，手却颤抖个不停。

“我在想象，我猜你也是。有人去过艾比·特恩布尔的房子。他不知道她妹妹在，但他知道里面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狗。而他对这特恩布尔小姐可没多大好感，她知道一些他不希望其他人知道的事。”

他暂停。我可以感觉到他在看我，但我拒绝看他，更不想说话。

“你看，他已经干过她了，不是吗？说不定他一旦做了就停不下手，他有某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这样说吧，像有螺丝松了。他担心她迟早会说出去。她是该死的记者，有人付钱给她挖掘肮脏的秘密。他做的事一定会曝光。”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还是像岩石般沉默。

“怎么办呢？他决定把她杀了，做成像别的案子一样。唯一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汉娜在这里，也不知道艾比的卧室是哪一间，因为以前他来这里时只到过客厅，所以他走错了卧室——汉娜的卧室——他上星期五闯进来时犯了错误。为什么？因为只有那间有亮光，艾比出城了。嗯，太迟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干到底将她杀了……”

“他不可能做得出来。”我试着保持声音平稳，“鲍尔斯不会做这等事。天知道，他不会杀人。”

沉默。

然后马里诺缓缓看我，弹了烟灰。“有意思。我并没有提名字，但既然你先提起，说不定我们该多谈一下，深入一些。”

我再度安静下来，并逐渐理解我说话的意义，不仅如此，我可以感觉到喉咙肿胀。我拒绝哭泣。该死！我绝不能让马里诺看到我哭。

“听好，大夫，”他说，声音平静了许多，“我不是故意激你，明白吗？你的私事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两个都是成人，又没结婚。但我知道。我看到他的车停在你家前面……”

“我家？”我惊讶地问，“什么——”

“嘿，我在这该死的城里到处转。你住在城里，对不对？我知道你的车和你家的地址，而且我也认得他的白色奥迪。过去几个月我好几次看到他的车停在你家门口，他当然不会是在那里摘录法庭证言……”

“不错，也许不是。但这不干你的事。”

“嗯，是我的事。”他把烟蒂丢出窗外，又点燃一根，“因为他对特恩布尔小姐做的事现在成了我的事。我很好奇，他还做过些别的什么？”

“汉娜的案子和其他的几乎一样。”我冷冷地告诉他，“我坚信她是被同一个凶手所杀。”

“她的样本结果呢？”

“明天早上贝蒂第一个就做她。目前还不知道……”

“嗯，我能帮你减少点麻烦，大夫。鲍尔斯是非分泌型。我想你很清楚，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城里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是非分泌型。你可能也是。”

“嗯，”他紧接着说，“说不定我是。但事实上，你不知道，不过你却知道鲍尔斯是。去年你解剖他太太时，采了她的样本，发现有精子——她丈夫的精子。那该死的检验报告上记载，在她自杀前与她做爱的人属于非分泌型。见鬼，连我都记得。我就在现场，记得吗？”

我没有回答。

“我走进那间卧室，看见她穿着漂亮的睡衣，坐在那里，胸前一个大洞。当时我没有忽略掉任何可能性。对我来说，我永远先想到谋杀。自杀在我的单子上是最后一项，因为如果你不首先考虑谋杀，再考虑就太晚了。我所犯的唯一错误是没有将鲍尔斯当成嫌疑人来采证。你解剖后说显然是自杀，我就此判定案子完全结清。说不定我当时的做法错了。那时我有正大光明的理由要他的血液样本，以确定在她身体里的精子是他的。他说他们那天早上做了爱，我就没再提。当时没采证，现在我根本连问都不能问，我没有法律根据去要。”

“有血液也不够，”我像个傻瓜般说，“如果他在路易斯血型分类法中是A型阴性、B型阴性，你便无法确定他是非分泌型，你还得要有唾液……”

“嘿，我知道怎么做疑犯采证，不过这点不重要，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

我没说话。

“我们都知道杀死那些女人的凶手是非分泌型，而鲍尔斯熟悉那些案子的细节，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可以杀死汉娜，搞得就像其他的案子一样。”

“那就拿上你的采证袋，我们去检验他的DNA。”我愤怒地说，“马上做，你就能确定了。”

“嘿，说不定我会，我还会用激光去照他，看他会不会发亮。”

我心里闪过贴错标签的采证袋上发光的残留物。那些残留物当真来自我的双手？比尔常用硼砂肥皂洗手？

“汉娜身上有没有那种发亮的东西？”马里诺问。

“在她睡衣上、被单上也有。”

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有出声。

然后我说：“是同一个人。我很清楚自己检验的结果。绝对是同一个人。”

“嗯，有可能。但我不会因此觉得舒服一点。”

“你确定艾比说的是真话？”

“今天下午我去了他的办公室。”

“你去见他，去见鲍尔斯？”我又结巴起来。

“没错。”

“你证实了没有？”我提高了声音。

“嗯。”他看我一眼，“我多多少少证实了。”

我没说话，因为不敢。

“当然，他完全否认，气得不得了，威胁要告她破坏名誉，全部招数都使出来。不过他不会，他不可能去告，因为我知道他在说谎，他也清楚这一点。”

我看到他把手放到左大腿外侧，我突然惊恐起来。他的小录音机。

“如果你在做我认为你在做的事……”我脱口而出。

“什么？”他很惊奇。

“如果你在用录音机——”

“嘿！”他抗议道，“我只是在抓腿。见鬼，如果你不信，我可以趴下来，剥光了让你检查。”

“给再多钱我也不干。”

他大笑起来，好像果真觉得有趣，然后说：“你想知道实情吗？我想知道他太太到底怎么了。”

我硬吞一口气说：“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她的右手有火药的痕迹——”

他打断我。“噢，当然，是她扣的扳机，我不怀疑那一点，但说不定现在我们知道理由了？也许他做这种事已经多年，却被她发现了。”

他一踩油门，熄掉烟。片刻之后，我们从房子间的通道晃出去，驶入街上。

“你看，”他并不罢休，“我不是要刺探你的隐私，我也不喜欢问这些问题，嗯？但你知道他，大夫，你们一直见面，对吧？”

一个人妖在人行道上摆臀扭腰而过，黄色的裙子绕着曲线玲珑的小腿嗖嗖作响。他的假乳坚实高耸，白色紧身上衣下透出凸起的假乳头，玻璃片般的眼珠瞄向我们。

“你和他约会，对不对？”他再问一遍。

“是。”我的声音低到几不可闻。

“上星期五呢？”

一时间我记不起来也无法思考。那个人妖对我们失去兴趣，转身离去。

“我带我外甥女去吃晚饭，看电影。”

“他同你们一起？”

“没有。”

“你知道他上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不知道。”

“他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之类的？”

“没有。”

沉默。

“该死！”他沮丧地低骂，“如果那时我能像现在这样了解他，我会开车去查他家。你知道，搞清楚他到底在哪里。该死。”

沉默。

他把烟头丢出窗外，又点上一根，就这么一根接着一根。“你们约会有多久了？”

“几个月，从四月开始。”

“他有没有同其他人约会？还是只有你？”

“我不觉得他同其他人约会，但我不确定。很显然，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他像无休止的打谷机般继续下去：“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他有没有任何异常？”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的舌头变钝，讲出的话含糊不清，就像快要睡着的人那样。

“异常，”他又说了一遍，“以性行为来说。”

我没说话。

“他有没有对你动粗？强迫你？”他停了停，又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像艾比·特恩布尔描述的野兽？你可以想象他会做那种事吗？”

我听见他说的话，但又像什么也没听到。我的思潮起伏流转，意识时有时无。

“……像攻击性，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攻击性？你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的地方？”

那个印象。比尔。他的手在压迫我，撕我的衣服，一把将我推倒在沙发上。

“像那样的男人有他们的模式。他们要的不是性，他们必须要夺取。你知道，要征服……”

他粗暴地弄痛了我，他的舌头逼进我的嘴，使我不能呼吸。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他。

“不论他是否长得英俊潇洒，只要他想，他就能搞到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像那样的人，他们是异类……”

东尼喝醉了又生我气时，就会动粗。

“……他是个强奸犯，大夫。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个。但天杀的，这是事实。看起来你可能有所知觉……”

比尔太爱酒了。只要一喝多情况就更糟。

“……这种事可说是家常便饭。你一定不会相信我收到的那些报告，有些年轻女孩几个月后才终于鼓起勇气报警，可能是有朋友说服她们讲出来。银行家、商人、政客等心怀不轨的男人在酒吧碰到女人，请她们喝酒，趁她们不注意偷偷在里面放迷药。第二天她们醒来，发现那个野兽就躺在床上，突然间觉得好像有卡车冲过了她们……”

他永远不会对我做那种事。他关爱我，我不是一个物体，一个陌生人……但说不定他只是谨慎。我懂得太多，他不可能逍遥法外。

“……那些杂种多年来从没被抓，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被逮到。等他们进坟墓的时候，他们腰上的刻痕多到可以和宰杀巨人的杰克相比……”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那里有多久了，一直都没有动。

“那是正确的暗喻，对吗？那个兔崽子杀苍蝇，每杀一只就在腰带上刻一道……”

街灯像明亮的红眼珠。

“他有没有这样对待你，大夫？鲍尔斯有没有强奸过你？”

“什么？”我缓缓地转向他。他直瞪前方，在红灯的亮光下，他的脸色显得苍白。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心怦怦直跳。

信号灯由红转绿，我们再度前进。

“他有没有强奸过你？”马里诺逼问道，好像我只是个陌生人，那种去向他求救的女人。

我可以感到血管从脖颈处胀起。

“他有没有伤害过你，让你无法呼吸，任何这类的——”

愤怒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来。我看到闪闪的亮光，像电线短路，又像我因脑子里有血液在敲打而盲目。我叫道：“没有！我已经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说完了！”

马里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何方。

那个大白钟面在前方浮动，阴影与轮廓逐渐转化为一辆辆有检验装备的车辆，它们都停在后面的停车场外。马里诺将车停在我的车旁，没人在附近。

我解开安全带，全身仍抖个不停。

星期二是个雨天。雨水从灰色的天空倾泻下来，车上的雨刷甚至来不及把冲下的雨刷掉。我同其他人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如蜗牛般前行。

我的心情就像天气一般。与马里诺打交道让我觉得连身体都出了毛病，好像酒醉后的头痛。他知道这件事多久了？他多少次看到那辆白色奥迪在我的车道上？他开车经过我家，只因无事可干和好奇吗？还是他想知道那个一本正经的女首席法医怎么过日子？他可能知道我的薪水有多少，每个月付多少房贷。

前面的指示灯要我转入左线，我慢慢经过救护车，一个警察在一辆撞烂的旅行车旁指挥交通。我不愉快的想法被收音机打断。

“……汉娜·耶伯勒被强奸勒死，普遍认为杀她的凶手与过去两个月内在里士满杀死四个女人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调高音量，听着这则从出门到现在已听过多次的新闻报道。最近在里士满似乎只有谋杀的新闻。

“……最新的发展。根据内幕消息，洛丽·彼得森医生在死前可能拨过九一一。”

这个耸动的新发现当然会占据早报的头版。

“……公共安全处处长坦纳在家……”

显然，坦纳念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警方正在评估形势。因为案子的敏感性，我无法作更进一步的评论。”

“你知道消息来自哪里，坦纳先生？”记者问。

“我无法置评……”

他不能置评，因为他不知道。

但我知道。

所谓的内幕消息来源一定是艾比。报上没有她具名的报道，显然，编辑没有列出她的名字。现在她没在报道新闻，而是制造新闻。我当然记得她的威胁：“有人要付出代价……”她要比尔付，警方付，里士满付，甚至上帝亲自付。我在等电脑遭人侵入及采证袋卷标出错的消息上报。下一个要付代价的人将是我。

我到办公室时已接近八点半，整间屋子充斥着电话铃声。

“一堆记者。”罗丝拿了一沓粉红色留言纸，搁在我的记事簿上，“有线电视新闻，杂志，刚才还有个新泽西州的家伙说要写书。”

我燃起一根烟。

“关于洛丽·彼得森报警的事，”她加了一句，脸上写满焦虑，“如果是真的，那可真槽——”

“把所有来问问题的人都送到街对面，”我插嘴道，“任何人来问这些案子，都要他们去问埃伯格。”

他已经发给我好几封邮件，要我“立刻”把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送给他。在最新发出的备忘录里，“立刻”两个字下还画了线，又丢下一句侮辱的话：“准备解释报告迟迟无法送交的原因。”

他在暗示是我走漏消息给新闻界？指责是我告诉记者那通被打断的九一一求救电话？

埃伯格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解释。今天不会有任何东西给他，就算他发来二十个备忘录，或本人亲自来也不成。

“马里诺警官在这里。”罗丝的问话让我紧张起来，“你要见他吗？”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事实上，我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的副本。我希望他晚点来，至少等我走了之后再来。

我在一沓病毒报告上签字时，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他走了进来，穿着件正在滴水的深蓝色雨衣，疏落的头发糊在头上，面容憔悴。

“关于昨晚……”他朝我的桌子走过来，试着解释。

我的眼神让他闭了嘴。

他解开雨衣，一面不安地环顾四周，一面伸进口袋摸出一包烟。“下雨下出狗和猫。”他喃喃道，“鬼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仔细想想，一点道理也没有。”他暂停片刻，“据说中午会停。”

我一语不发，递给他一份汉娜·耶伯勒的解剖报告，里面包括贝蒂给出的初步血清检验结果。他并没有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就那么站在那里阅读，一身水全滴在我的地毯上。

当他读到那些恐怖的描述时，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钉牢了下半页。他抬头看我，脸色凝重地问：“还有哪些人知道？”

“几乎没有其他人。”

“局长看过没？”

“没有。”

“坦纳呢？”

“他来过电话。我只告诉他她的死因，没提她受的伤。”

他又仔细看了一会儿。“还有没有其他人？”他头也不抬地问。

“没有。”

“报纸上没登，”一阵沉默后，他说，“收音机与电视也没有。换句话说，走漏消息的人还不知道这些细节。”

我像石头般瞪着他。

“该死！”他折好报告，放进口袋。“那家伙活生生就像开膛手杰克。”他望了我一眼，“我猜鲍尔斯还没有找过你。如果他来找你，别理他，让他找不到你。”

“什么意思？”光是听到比尔的名字就让我有被咬了一口的感觉。

“不要接他的电话，不要见他。不论你怎么处理都行。我不希望他现在拿到这份报告，也不希望他看到这份报告，或知道得更多。”

“你仍认为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尽量平静地问。

“哼，我已经不确定我在想什么了。”他回了一句，“问题是他是检察官，有权做他想做的事。不过就算他是州长，我也不在乎。我不要他拿到任何报告。请你尽量躲避他，别让他找到你。”

比尔不会来。我心里有数，不会见到他。他知道艾比说的话，也知道她说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还有件事，”他一边说，一边扣起雨衣纽扣，竖起衣领，“如果你要对我发火，就发好了。但昨天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如果你以为我喜欢那样做，你就完全错了。”

有人在清喉咙，他转过身。温格迟疑地站在门口，手插在考究的白色亚麻裤的口袋里。

马里诺脸上露出憎厌的表情，粗鲁地与温格擦肩而过。

温格紧张地把玩着零钱，走到我的桌旁。“嗯，斯卡佩塔医生，走廊又来了一组摄影记者……”

“罗丝在哪里？”我摘下眼镜问。我的眼皮下好像砂纸一般。

“在洗手间或其他地方。嗯，你要我叫他们离开吗？”

“叫他们到对面去，”我不悦地加上一句，“就像我们对付上批人马，还有再上一批那样。”

“好的。”他喃喃道，但没有动，再次紧张地把玩零钱。

“还有什么事吗？”我逼迫自己耐心地问。

“嗯，”他说，“我对一件事很好奇。关于他，嗯，关于埃伯格。嗯，他不是反对吸烟的吗？而且在这点上大做文章。我有没有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的眼睛在他严肃的脸上来回扫视。我想不出这有什么重要，便说：“不错，他强烈反对抽烟，而且常常公开表示意见。”

“我也这样想。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也听他在电视上谈过。据我所知，他计划明年全面禁止在我们办公大楼里抽烟。”

“不错，”我回答，不悦的情绪再次加剧，“明年此时，你的老板就要站在外面的寒风凄雨里抽烟，活像个充满罪恶感的小孩。”我不解地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吗？”

他耸肩。“只是好奇。”又一耸肩。“我猜他原来也抽烟，但戒掉了。”

“据我所知，他从来不抽。”我告诉他。

我的电话铃又响了。当我再抬起头时，温格已悄然离开。

别的不说，马里诺的天气预告倒很准确。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夏洛茨维尔时，头上顶着一片耀眼的蓝天，今早暴风雨留下的唯一证据，是在路边绵延不尽的草原上升起的一层层水气。

埃伯格对我的控诉一直咬噬着我，所以我决定亲自去听他与斯皮罗·弗特西斯的讨论，至少这是我与那个法庭心理学家订约的理由。事实上，那不是唯一理由。我一出道就认识他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早年参加那些冰冷的全国法学会议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愿意与我做朋友。我可以放心地对他尽情倾诉，就像去看心理医生差不多。

他在他部门所在的那栋大楼的四楼等我。他站在昏暗的走廊上，脸上绽开微笑，像父亲那样拥抱我，在我头顶亲了一下。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比我大十五岁。他的白发像翅膀般盖住耳朵，无框眼镜后是一双仁慈的眼睛。他照旧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还有一条沉寂多年后再度流行的条纹窄领带。我总觉得他像插画家诺曼·洛克维尔画笔下的小城医生。

“他们正重新粉刷我的办公室，”他打开一扇深色木门，向我解释，“如果你不介意被当成病人，我们就去这一间。”

“现在我觉得很像你的病人。”他关起我们身后的门，我说。

这间宽敞的房间像客厅一样舒适，只是感觉很中庸，没有什么感情倾向。

我坐进一张黄褐色皮沙发。房间内散放着很多浅色的抽象水彩画和几盆绿叶盆栽，没有杂志、书和电话。小桌上的灯没有打开，特别设计的白色百叶窗调节好了，阳光可以柔和地透进来。

“你母亲怎么样，凯？”弗特西斯拖过一把黄白色的安乐椅。

“还活着，我想她会比我们活得更长。”

他微笑。“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母亲会长生不死，很不幸，那很少发生。”

“你太太与女儿呢？”

“都很好。”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你看起来很累。”

“我想我的确很累。”

他静默片刻。“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他用那种温和的、没有任何威胁性的讲话方式开始，“我在想以前你认不认识洛丽·彼得森？”

他没有多问，我却禁不住告诉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的事情。我有种非倾诉不可的需要。

“我见过她一次，”我说，“至少我相当确定见过她一次。”

我早已仔细回忆过以前是否见过她，特别是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或在院子里照顾玫瑰时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我会看到洛丽·彼得森的脸，然后把她拼在医学院无数实验室或课堂中聚在我身边的学生脸上。一想再想之下，现在我已经说服自己，当我在她家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很熟悉。

上个月我发表过一系列演讲，主题为“女性在医学界”。我记得站在讲台后，看到一片年轻的面孔占满了整个大礼堂。学生们带了午餐，舒适地坐在有红色椅垫的椅子上，边听边享受美食。就像过去相似的演讲，那次没有什么特别，或发生过值得回忆的事，当然，现在回想又不同了。

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洛丽是演讲结束后前来提问的女学生之一。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一个穿实验罩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子。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眼睛，深绿色，充满疑问。她问我是否相信女人可以拥有家庭，同时又能兼顾像医学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我会特别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时之间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就我来说，家庭事业并不两全。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想过，好像如果我想得够多，那张脸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是她，或不是她？现在每次我走在医学院的走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金发医生。我不认为能找到她。我想那个女子就是洛丽，她短暂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从未来的恐怖中走出的鬼魂，永远只能存在于过去。

“有意思。”弗特西斯以他一贯深思熟虑的口吻回答，“为什么你觉得你在那时候，或过去别的时候遇见她，会有任何重要性？”

我瞪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我不知道，只是让她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天，你想重回吗？”

“是。”

“你会做什么？”

“我会警告她，我会想办法不让他对她做那样的事。”

“你指凶手做的事？”

“嗯。”

“你常想到他？”

“我不是要想到他。我只想竭尽所能抓到他。”

“而且惩罚他？”

“再怎么惩罚他也不够。”

“如果他死了，这样的惩罚够不够，凯？”

“他只能死一次。”

“那么，你希望他受折磨。”他仍望着我。

“对。”

“怎样受折磨？受苦？”

“恐惧。我要他感到恐惧，就像她们知道自己即将死亡之时那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当我结束时，房里暗了许多。

“我想，比起其他案子，这一桩特别让我挂怀。”我承认。

“就像做梦一样。”他往后一靠，指尖轻轻合在一起，“人们常说他们不做梦，但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们不记得了。凯，所有的事都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只是选择性地摒除大部分情绪，以免被它们吞没。”

“显然，最近我并没有处理好，斯皮罗。”

“为什么？”

我猜他知道理由，但他希望我自己说出来。“或许因为洛丽·彼得森也是医生，所以有种亲近的感觉。但也说不定我因此想到自己，我也曾像她一样年轻。”

“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曾是她。”

“可以这样说。”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我没想到那么远。”

“我认为你想到了。”他微微一笑，“你最近大概对很多事都想得很远。还有什么？”

埃伯格·弗特西斯到底和他说过些什么？

“还有很多与这些案子有关的压力。”

“比方说？”

“有人搞政治游戏。”

“啊，当然。”他的手指尖仍合在一起，“永远如此。”

“那些走漏给记者的消息。埃伯格怀疑我的办公室该为此事负责。”我迟疑地说，仔细观察他是否已经听说。

他毫无表情的脸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根据他的说法，你的理论是这些新闻促使凶手杀人的欲望加速到达顶点，所以走漏的消息可能间接导致洛丽的死亡。汉娜·耶伯勒的案子也是如此。我确定下次发生时，他们也会怪到这上面。”

“有可能是从你的办公室走漏的吗？”

“有外人侵入我们的电脑数据库，的确有可能因此而走漏消息。更明白地说，以目前的状况我很难自卫。”

“除非你发现侵入者是谁。”他就事论事。

“我看不出如何能办到。”我逼他，“你同埃伯格谈过吗？”

他正视我的眼睛。“不错。但我想他夸大了我说的话，凯。我不会过度认定由于据传从你办公室走漏的新闻，而导致了最后那两桩谋杀案的发生。换句话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新闻，那两个女人就不会死。我不能这样说，也没这样说过。”

我放松的神情一定很明显。

“不过，如果埃伯格或其他人要在所谓的‘从你办公室电脑走漏的消息’上大做文章，我也没法阻止。事实上，我相信这些案子弄到尽人皆知，与凶手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由于敏感信息泄露，而导致更为渲染的报道和更耸动的标题，埃伯格的确可能用我客观地说出的话来对付你。”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你在说你不能让炸弹不爆炸。”我的心情立刻转坏。

他靠过来，明白地告诉我：“我是说我不能让我根本还没看到的炸弹不爆炸。什么炸弹？你在说有人要陷害你？”

“我不知道。”我小心地说，“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洛丽·彼得森死前打过九一一，但警方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市政府颜面扫地，可能有很大的麻烦。你看到新闻了没？”

他点点头，很感兴趣。

“今早的新闻登出之前，埃伯格很早就叫我去讨论这件事，坦纳和鲍尔斯也在场。他们说很可能会有丑闻和诉讼。那时埃伯格说，以后所有对新闻界发布的消息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不能发表任何评论。他说你认为走漏的消息和接下来的报道，会促使凶手加剧暴力行为。我被问了很久，问到有没有可能消息泄露自我的办公室。我没有选择，只能承认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

“嗯。”

“随着情势的发展，”我继续，“我开始觉得不安。如果有任何丑闻爆发，将会牵涉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搞砸了警方的调查，并可能间接促使更多女人死亡……”我暂停，接着声音开始提高，“换句话说，我脑子里有幅景象，所有人都忘了报警电话和警方搞砸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怪罪法医办公室。”

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

“你的电脑被侵入实在太不幸了。”

“上帝！这件事让我希望我们还在用打字机。”

他望向窗外。“让我说句律师会对你说的话，凯。”他的眼神飘回来对着我，神色凝重地说，“我建议你要非常小心，但别想得太多，以至于无法专心调查。肮脏的政治，或对它的恐惧，会让你分心、犯错。你的对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制造那些错误。”

那些贴错标签的样本飞过我的脑子。我的胃立刻打结。

他接着说：“这情况就像沉船上的人会变得野蛮，每个人只顾着求生存。你不想挡在任何人的前面。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你不希望让自己处于弱势。里士满的人现在正陷于恐慌。”

“有些人是。”我同意。

“可以想见。洛丽·彼得森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警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对她的报警电话优先处理。凶手仍旧逍遥法外，妇女继续遭殃。大众在怪政府官员，当官的在找代罪羔羊。这是野兽的本能。如果警方、政客可以一路怪罪下来，他们就会这样干。”

“或一直怪到我的门口为止。”我愤愤地说，不由得想起凯戈尼。这种事会不会落到他头上？我知道答案，并且大声说了出来。“我不得不觉得，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你是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弗特西斯回答，“在那些老男孩发现你牙尖齿利之前，你永远会被视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你不好惹，”他微笑，“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你的办公室里有没有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我的下属很忠心。”

他一手挥掉我的回答。“信任，凯，信任到你可以托付生命。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

“玛格丽特一直很忠心。”我迟疑着回答，“但托付性命？我不觉得。我对她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我是指你的安全……你最好的防卫是想办法找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你可能找不出。如果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受过专业电脑训练的人帮助你，一个科技侦探或你可以信任的人。我想，去找一个你不真正了解或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人不是个好办法。”

“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就算我找出是谁干的，也不见得有好处。如果确实是记者侵入，我看不出即使找到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也许不会有帮助，但说不定有，我会试试看。”

我不了解他想把我推往哪个方向。我感觉到他有他的怀疑。

“我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他答应我，“如果我被叫去作证，凯。如果有人逼问我，比如，像那些新闻报道是否会促使凶手的暴力达到顶点之类的话，”他停了一下，“我不想被人利用，但我也不能说谎。事实上，这个凶手对新闻的反应和他的动机，都有些不寻常。”

我静静地听着。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连环杀手都对有关他们的报道感兴趣。大众比较会相信，大多数做出这种耸动罪案的人想获得知名度，想领略自身的重要性，譬如辛克利。只要射杀了总统，立刻会变成英雄。一个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保不住工作，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但这举动却让他在一夕之间举世皆知。依我的看法，这类人是例外，他们是极端。另一极端是卢卡斯与图勒。他们作案后，常常不等案子上报就已经离开。他们藏起尸体，隐匿行踪。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不断搬家，沿路寻找下一个目标。根据我对里士满凶手的心理分析，他是这两种极端的混合。一方面，他杀人因为他非杀不可，但也绝对不想被人抓到。另一方面，人们对他的注意又让他兴奋，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

“你这么告诉埃伯格的？”

“我想上星期我与埃伯格或其他人讨论时，我还没有想得这样清楚。但汉娜·耶伯勒的案子坚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艾比·特恩布尔？”

“不错。”

“如果她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当你想震撼里士满，甚至上全国新闻头条，还有什么比杀了正在报道这条新闻的得奖记者更好？”

“如果艾比·特恩布尔是他原计划要杀的人，那么他这次的行动是有选择地冲着一个人而来。前四次看起来是那种随机挑选、残杀陌生人的典型案件。凶手不认识那些女人。他跟踪她们，一有机会就下手。”

“DNA检验会证实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猜测着他想法的走向，“但我很确定。我绝不相信是另一个人杀死汉娜。那个凶手想杀的人其实是艾比。”

“艾比·特恩布尔是名人。从一方面来说，我问自己，如果她是预定的被害人，凶手可不可能犯了错误，错杀了她妹妹？另一方面，如果预定的被害人确实是汉娜·耶伯勒，而她偏偏又是艾比的妹妹，这种巧合未免太令人难以置信。”

“更怪的事也曾发生过。”

“当然，没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猜测一辈子，但永远不能确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比方说，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被他母亲虐待，被人性虐待，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在报复社会，以表示对这世界的轻蔑？我在这行待得越久，越相信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听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杀人，只是因为他们享受杀人。”

“我很早以前就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愤怒地告诉他。

“我想那个里士满的凶手正得意得不得了。”他平静地继续，“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很少犯错。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右前方脑叶出了问题、心理不能适应的人。他没有精神错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精神病态的性虐待狂，智力在中等以上，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我相信他在里士满有职业。如果通过他的职业或嗜好，他经常接触到心理或生理上受伤，或很容易被他控制的人，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哪一类职业？”我不安地问。

“可以是任何一种。我打赌，他够聪明，够能干，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我记得马里诺如是说。我提醒弗特西斯：“你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原来你假设他可能有犯罪记录或有精神病史，说不定两者都有。一个刚从精神病院或监狱出来的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由于最后两件案子，特别是把艾比·特恩布尔放进来考虑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一般精神错乱的凶手很少有能力一再逃过警察的追缉。我认为在里士满的凶手富有经验，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杀人多年，而且成功地逃过追捕，就像现在一样。”

“你认为他搬到一个地方，杀上几个月，然后再搬走？”

“不一定。他可能相当自律，搬到新地方，找到新职业。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动手，但一旦开始就不能歇手。而且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越难满足。他变得越发大胆，越发不能控制。他向警方挑衅，然后经过媒体报道，整个城市的注意力让他很享受——现在可能又加上了他对被害人的选择。”

“艾比，”我低语道，“如果他是想杀她。”

他点点头。“这是他所做的最新、最大胆、最不顾危险的事——如果他杀掉一个高知名度的政法记者，会是他最大的成就。不过也可能有其他因素，相关的想法，心理的投射。艾比写他，使他觉得他与她有某种关联。他的愤怒、幻想都集中在她身上。”

“但他搞错了。”我愤怒地说，“他认为的最高成就，这下全搞砸了。”

“正是。他可能并不清楚艾比的长相，也不知道她妹妹去年秋天搬来与她同住。”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很可能直到他看到新闻或读到报纸，才发现他杀的女人不是艾比。”

我被这样的想法吓了一跳。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这点。

“这让我非常忧虑。”他靠回椅背。

“什么？他可能再去杀她？”我并不相信。

“我担心，这次没有实现计划，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他可能因此变得更为残忍。”

“他还要多残忍，才算更残忍？”我大叫出来，“你知道他对洛丽做了什么？现在汉娜……”

他脸上的神情让我停了下来。

“在你来之前不久，我打过电话给马里诺，凯。”

弗特西斯知道。

他知道汉娜·耶伯勒的阴道样本呈阴性反应。

凶手可能没有对准。我收集到的大部分精液在被单和她的腿上。他唯一成功插进的是把刀。她身体下的床单因血液凝固而僵硬变黑。即使她没有被勒死，也可能因流血过多而死。

我们坐在逼人的沉默之中，眼前浮现出恐怖的影像。居然有人能如此折磨另一个人，甚至因此而得到快感。

我看向弗特西斯，他眼神黯淡，脸色憔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这样苍老。他可以听到、看到发生在汉娜身上的折磨，他比我更清楚这样的事。房间似乎向我们包围过来。

我们两人同时起身。

我绕了远路，走回停车的地方，没有走直通停车场的那条小路，而是穿过校园。远处的蓝脊山脉像朦胧的冰冻海洋，圆形建筑的圆顶是明亮的白色，草地上有一条条稀疏的阴影。我可以闻到树的气味，草地在阳光下依然温暖。

一群群学生从我身旁走过。他们自在地谈笑，没人注意到我。当我走到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时，背后突然传来阵阵跑步声。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我猛地转身，一个慢跑的年轻人撞见我惊吓的眼神，嘴诧异地张开。他那红色短裤、棕色长腿的身影像一道光，穿过人行道，转眼间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