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槽中水滴答作响，斯卡佩塔俯身往前贴，在灯箱全开的X光机照射下检查这道又深又长、几乎要把起重机事故死者鼻子切去的伤口。

“我会做酒精和一氧化碳测试。”她向站在不锈钢轮床那侧的费尔丁医生说道，尸体就在两人中间。

“你有什么发现吗？”他问道。

“我没闻到酒精味，也没在他身上发现樱桃红色。但我告诉你，这种案子很麻烦，你要谨慎，杰克。”

死者仍然穿着橄榄绿工装裤，裤子上沾有红色黏土，大腿被撕裂开，脂肪，肌肉和碎裂的骨头穿刺出皮肤。起重机就是从他身体中央碾过，也许在她开车转弯后几分钟内就发生了，但她没见到。她很确定自己看到的那个人就是惠特比先生。她试着不去想象他活着时的画面，但每隔—分钟他就会浮现在她脑海中，站在巨大的起重机轮胎前修理引擎。

“喂，”费尔丁冲一个光头年轻男子喊道，他可能来自李堡公墓登记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贝利，长官。”

斯卡佩塔注意到了数名年轻男女，他们戴着鞋套、发套、口罩和手套正做着清洗工作。这些人可能是军队的实习生，来学习如何处理尸体，也想着他们是否会被派遺到伊拉克。她注意到他们所穿的制服和惠特比生生被撕裂的工装裤是一样的橄榄绿。

“帮殡仪馆一个忙，贝利，把颈动脉扎上。”费尔丁粗暴地说。他当年做斯卡佩塔副手时，从来没如此不愉快，也不会颐指气使，大声去纠正别人的错误。

这名士兵觉得受到了羞辱，他那有着文身的肌肉结实的右手停在了空中，戴着手套的手指拿着一根穿着七号棉线的长而歪的手术针。他正在协助验尸部门助理缝合在会议前因解剖需要而划出的Y形刀口，所以扎颈动脉是验尸助理而非这名士兵的工作。斯卡佩塔觉得他很可怜，如果费尔丁还在她手下工作，她会和他谈一谈，请他别在她的验尸室无理对待任何人。

“是，长官。”士兵回答，年轻的脸上一副受伤的表情，“我正准备这么做，长官。”

“真的吗？”费尔丁问道，声音大得足够让解剖室里的每个人听见。“你知道为什么要扎上颈动脉吗？”

“不知道，长官。”

“那是种尊重。”费尔丁说，“你用绳子扎上主血管，例如颈动脉，就能避免殡仪馆处理尸体防腐手续的人到处挖来挖去。这是尊重，贝利。”

“是，长官。”

“天哪，”费尔丁说，“我每天都要忍受这种事情，因为他会让任何人呼朋唤友地随便进来，你在这里看见他了吗？”他继续在写字夹板上做笔记。“该死的，没有。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快四个月，却连一次解剖都没做过。你还没想出为什么？他就是喜欢让人等，这是他最擅长的事。很明显，根本不会有人来查他，抱歉，请原谅我的双关语。”他指的是躺在他们之间死于自己开的起重机下的遇害者。“如果你当时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告诉你不用来了。”

“我应该早点打电话给你，”她说道，眼看着五个人费力地将一位体型庞大的女人从担架抬到不锈钢手术台上，体液从她的鼻孔和口腔流出来。“她的脂肪层很厚。”斯卡佩塔指出像这样的糖尿病患死者，肚子上常常有着一层层的脂肪。但她的言下之意是，身处满是马库斯医生手下的解剖室时，她不会参与评论他。

“哼，这就是我那件他妈的案子。”费尔丁说道，他开始谈论马库斯医生和基莉·伯森。“她的尸体送来后，那个浑蛋一步也没踏进过解剖室。看在上帝的分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案子很棘手，是他的第一件麻烦事。嘿，别那样看我，斯卡佩塔医生。”就算她希望他称呼她“凯”，他还是不改“斯卡佩塔医生”，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她也视他为朋友。但以前他就不曾叫过她凯，现在也仍然不会。“根本没有人会在乎这里，倒并不是说我很在意。你晚餐有安排吗？”

“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吃个饭。”她协助他脱掉惠特比先生沾满泥巴的工作皮靴，松开污秽的鞋带，然后将肮脏的牛皮鞋舌拉出来。尸体的僵硬程度还只是在初期，因而他的身体依然柔软，也还有体温。

“你能不能说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碾过自己的？”费尔丁说，“我从来都搞不清楚。好，就这样，晚上七点我家见。我还是住在老地方。”

“我会告诉你是怎么发生的。”她边说边回想起惠特比先生站在起重机前的画面。“起先引擎发生故障，他跳下驾驶座，站在超大号后轮正前方扳弄引擎。可能是想用螺丝起子修理，却忘记起重机还没有熄火。他真的很倒霉，因为引擎又开始运转，于是车子碾过他的身体。”她指着惠特比先生橄榄绿工装裤上以及用红粗线绣着他名字的黑色化纤夹克上肮脏的车胎痕迹。“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轮胎前面。”

“是啊，那是我们的旧大楼。欢迎回来。”

“他是在车轮底下被发现的吗？”

“车子碾过整个人后还在前进。”费尔丁把沾满泥尘的袜子脱掉，露出带有车轮碾过痕迹的白色大脚。“还记得靠近后门的地面上立着根漆成黄色的大金属杆吗？起重机一直撞到它才停住，否则可能会一直开到栅门。不过我想这也无所谓，反正他们正在拆房子。”

“还有就是，他不可能是窒息死亡，身上有车轮宽度的挤压性扩散挫伤。”她说道，继续检视着尸体。“失血而死。可预测腹腔中流满鲜血，脾、肝、膀胱、肠子破裂，骨盆碎裂，这是我的猜测。那就说定七点钟。”

“你那个跟班怎么办？”

“别那样叫他，你知道他的专业能力。”

“他也被邀请了。他戴那顶LAPD棒球帽，样子蠢极了。”

“这我倒是警告过他了。”

“你认为把他的脸部切开如何？要看脸的内部，还是遭轮胎碾压部位的内层？”费尔丁问道，他摸着鼻子被削掉的部分时，血液从那短而僵硬的脸上流了出来。

“也许不用切，轮胎碾过身体时皮肤受到拉扯。看这伤口。”她指着脸颊与鼻梁骨上参差的伤口说道，“也许是撕拉伤而不是割伤。如果真有疑问，你可以用显微镜看，会有铁锈或油渍。相对于切割伤口，撕裂形成的伤口会出现大量的组织间桥现象。如果换作我，会去解开所有疑点。”

“哦，是的。”正在写字板上填写衣物和个人财物清单的费尔丁抬头瞥了一眼。

“死者家属很可能会要求得到赔偿，”她说，“死在工作场所，还是个恶名昭著的工作场所。”

“唉，是的，是所有死亡地点里最糟糕的。”

费尔丁摸着死者脸上的伤口，橡胶手套便被染红。他熟练地摸着差点被切掉的鼻子，温暖的血液恣意流了出来。他在写字板上翻了一页，着手画身体伤口的示意图，弯腰朝着脸的方向，透过塑料安全镜片端详。“没有看到任何铁锈或油渍，”他说，“不过并不代表没有。”

“很对的想法。”她赞同他的思考方向。“我会采样请实验室化验，进行彻底检查。说这个人是被碾过或被推下起重机，站在前面或先被挖土机的铁铲猛击脸部等等，我都不会感到惊讶。毕竟什么都有可能。”

“哦，是的。钱、钱、钱。”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她答道，“律师们才会把这类事故转变成金钱事件。但最先的反应是震惊、痛苦、失去，并且归咎于他人。没有任何家属愿意相信这起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任何有经验的起重机驾驶员都知道，如果要站在后轮胎前修理引擎，一定要事先进行引擎的安全设定，就是挂在空挡上。但一般人都怎么做呢？他们太掉以轻心，或者因为赶时间而没考虑周全。人们会本能地否认我们关心的人有意无意地造成自身的死亡。但是你听过我的课。”

费尔丁从事法医行业之初便和她是同事。她教他法医病理学知识和如何胜任工作，以及以一丝不苟的积极态度完成现场鉴定调查和解剖。当初他求知欲旺盛，立在桌子对面向她学习。只要时间允许，他便随她一同去法庭聆听她的证词，在她办公室里和她讨论报告内容。现在的他，工作倦怠，还受皮肤疾病困扰，而她，被解除职务。两人如此状态出现在这里。念及此，她不免觉得悲哀。

“我早该打个电话给你。”她说着解开惠特比先生廉价的皮带、被撕破的裤子的扣子，拉下拉链。“我们一起研究基莉·伯森的案子，把原因找出来。”

“噢，好。”费尔丁回答。这“噢，好”他以前也不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