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在倒映着初容新绿的查尔斯河岸边，本顿·韦斯利凝神望着一群年轻人以完美的节奏划轻型赛艇。

结实的肌肉水纹般起伏有致，船桨荡起涟漪。他可以就这么静静观看一整个下午。天气极好，万里无云，气温大约二十四度。本顿已成了沉默孤独的亲密伙伴，他甚至懒得开口，久久不语。这令有些人惊骇，有些人恼怒。他想说的不比阿瑟·菲德勒天桥下那些裹着破布睡觉的游民多，也因此冒犯了嗓门大又好辩的马克斯。马克斯在艾普拉餐厅工作，本顿偶尔会去那里买杯麦根啤酒、脆杰克爆米花或咸麻花饼。他对马克斯的第一句回应就引起了误会。

“找零钱。”他摇了摇头，只吐出这么一句。

马克斯是德国人，时常误解英语且性子暴躁。他以为这个穿慢跑鞋、戴墨镜、自作聪明的浑蛋在嘲讽所有移民都低等又狡诈，看见自己的五美元被塞进收银柜便急着索要找零。换句话说，他在指控马克斯是个贼。

而本顿之所以摇头，是因为艾普拉餐厅的脆杰克爆米花只是袋装并不是盒装，却卖一美元而不是二十五美分，而且附赠的惊喜玩具是印刷的纸上游戏，廉价得要命，凭鸽子的智商都能玩。本顿的童年早已远逝。那时他把湿黏的手指探进焦糖爆米花和花生里寻找宝物，像塑料口哨、BB枪之类的，最棒的是解码魔法戒指。年幼的本顿喜欢把它戴在食指上，假装自己拥有魔力，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以及将在下个秘密任务中击败哪个恶魔。

颇为戏剧的是，他成年后果真戴上了一枚特别的戒指——刻着联邦调查局盾徽的金戒指，成为解读犯罪心理及动机的专家。本顿有种特殊的天赋，能凭本能和智慧悠游于人性最阴暗的心灵迷宫。他的猎物是那些行踪成谜、人称“杀人魔”的残虐性暴力罪犯。常有许多束手无策的警察甚至其他国家的警务人员来到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犯罪心理分析小组向他咨询手头的案件。那个身着保守套装，戴着硕大戒指的传奇人物就是本顿·韦斯利组长。

据说他能从案情报告和可怖的现场照片中发现办案人员忽略的线索，仿佛在那个湿冷，密闭的安静空间里——唯一的声响是会议桌四周低沉的谈话声、纸张的沙沙声和远处的室内靶场隐隐传来的射击声——总有一件宝物等待被挖掘。本顿的调查局生涯几乎全耗在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胡佛的爆炸避难室里。这是一间密闭的地下办公室，地上楼层的排水管时有漏水，滴落在房间里老旧的地毯上，偶尔炉渣砖墙壁也会渗出恶臭的液体。

五十岁的本顿逐渐认识到，犯罪心理分析根本不算心理学，只是根据积累几十年的资料所作的一些假设。而根据案情判断凶手特征则是一种宣传和营销手段，一种炒作，一种销售策略，最终的目的是让政客在国会替调查局多捞一些预算。光是想起这一点，韦斯利就气得咬牙。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遭到误解、滥用，变成一种从过时陈旧且充满谬误的行为科学、逸事和推理臆测中衍生出的陈腐的好莱坞噱头，这令他难以忍受。根据案情判断凶手特征不是推理，可是它几乎同面相学或人体测量学一样受到了似是而非的误解，或者像几个世纪前流行的荒谬观点，认为杀人凶手必定长得像野蛮人，依凭头围或手臂长度就可辨识罪犯身份。根据案情判断凶手特征最终成了愚人的法宝，而对本顿来说，承认这点就像一名神父咬定世上没有上帝。

无论人们怎么说，无论统计数字和流行病学研究如何表明，无论精神领袖们如何安抚大众，这世上唯一恒久不变的就是变。现代人模拟前人制造更多谋杀、强暴、恋童、绑架、种族仇杀和恐怖行为，当然也包括不那么发指的因循苟且、自私自利等不道德行径，受害对象空前广泛。本顿时常思索这些现象。他有的是时间。马克斯一直以为本顿——他不知道本顿的名字——是个附庸风雅的怪人，也许是哈佛或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相当无趣的那种。马克斯没有察觉到本顿过去出了名的那些机智与风趣。如今的本顿早已湮没无闻。

马克斯没有说什么，只是接过钱，故作夸张地数着零钱，然后将它们同奶酪比萨、苏打水或脆杰克爆玉米花丢给这个“雪碧阿许”。

马克斯一逮到机会就大谈本顿。

“那天他买了一块咸酥卷饼。”他告诉送货员诺斯莫金。这位送货员的奇特名字来源于母亲分娩时被推进产房，看见门上的“No Smoking”分解成“No Smo King”而乍现的灵感。

“他就站在那里吃卷饼，”马克斯用香烟指向一片老橡树林，“抬头望着卡在树上的风筝，像具僵尸。”他又用香烟一指，朝高挂在老橡树枝丫间的一只红色破风筝点了点头。“好像那是什么重大科学现象或者神迹，好像那是UFO”

诺斯莫金正站在艾普拉餐厅门前搬运好几箱斐济矿泉水。他停下来，抬手遮着太阳，循着马克斯手指的方向看向那只破损的风筝。

“我还记得小时候对这种事多么气恼，”诺斯莫金回忆道，“拿到一只新风筝后，不到五分钟，它不是被电线缠住就是挂在树上。真是人生的写照啊，前一秒钟一切还稳稳当当，下一秒钟就被卷入灾难。”

无论本顿身处何方，在做什么，往日的阴影和凄惨片段始终挥之不去。他好像活在孤独的金属盒子里，连续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星期陷于沮丧之中，饱受压迫、煎熬。他什么都不在乎，吃得太少，睡得太多。他需要阳光，惧怕冬天的到来。他很庆幸这个下午的天气无比晴朗，可以躲在墨镜后欣赏查尔斯河对岸风光，仰望亮蓝的天空。他散漫地将视线从河里那群健美的小伙子身上移开，满心悲伤。半个世纪过去，他的生命不再充满勇气和冒险，徒留空虚，无力和难以弥补的失落。

我死了。每天早上刮胡子时他都对自己这么说。无论如何，我已经死了。

我叫汤姆，汤姆·哈维兰，汤姆·斯派克·哈维兰。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双亲都是马萨诸塞州塞伦人。我是一名退休的精神分析师，厌倦了无休止地听病人大发牢骚。社会保险号XXX，未婚，同性恋者，HIV呈阳性，喜欢在健身房欣赏漂亮男孩照镜子，但不会主动追求或随便搭讪，也不会在同性恋酒吧寻找猎物或约会……

全是谎言。

本顿·韦斯利已过了六年隐姓埋名的流浪岁月。

他走向野餐桌，坐下，双肘靠着膝盖，十指紧紧交握，他的心因激动和恐惧怦怦狂跳。献身正义数十年，得到的回报却是遭到放逐、被迫抹杀自己的存在和过往的一切。有时他几乎忘了自己是谁，用大部分时间回忆过去，沉浸于各种哲学、心灵、历史类书籍和诗集，在青蛙池边的公园或者任何能够让他消失在人群中的地方喂鸽子。

他不再穿套装，剃光了一头浓密的银发，蓄着修剪整齐的短髭和胡子。可他的容貌和举止背叛了想让自己看起来邋遢、老迈的意图。被晒黑了的皮肤依旧光滑，姿态也仍如军人般英挺。他的体格健壮，皮下脂肪很少，甚至可以清楚看见皮肉下的血管如细长的树根欲穿透泥土。本顿在好几家健身俱乐部或相关场所练习慢跑和冲刺跑。对于维持体态健美和轻盈他从不妥协，况且，肉体的痛苦也能让他感觉自己尚在人世。他绝不允许让自己跑步、健身、购物和用餐的时间或地点成为常规。

韦斯利用余光瞥见彼得·马里诺庞大的身躯朝他缓缓挪来，迅速转身。强烈的兴奋和欣喜涌上心头，令他几乎无法呼吸，但他没有挥手或微笑。自从伪装死亡并加人所谓一级证人保护计划，他就再也没有与朋友和同事们联系。这个计划是专为他设的，由伦敦大都会警方、华盛顿警方和国际刑警共同监督。

马里诺走近野餐桌，在本顿身边坐下，先检查了一下桌面上是否有鸟粪。随即抽出一根好彩软包装无滤嘴香烟，用只剩一点燃油的一次性打火机试了好几次，终于点燃。本顿注意到马里诺的手在颤抖。两人并肩坐着，凝望着河上一艘帆船驶出船库。

“你看过这里举办的露天音乐表演吗？”马里诺问。压抑的情感哽在喉头，他只好用连连咳嗽、猛吸香烟掩饰。

“我听七月四日的波士顿乐团演唱会，”本顿轻声说，“住在这地方，想不听都难。你还好吗？”

“可是你没到现场。”马里诺努力让声音自然，像从前那样。“是啊，我理解。换作我，我也不想去。跟一群傻瓜挤来挤去，我最受不了，就像进了购物中心。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超级讨厌购物中心了。”他大口吐着烟雾，无滤嘴香烟在粗厚的手指间抖动。“你待的地方至少不算太偏僻，还听得见音乐呢。兄弟。不算太糟。这像我常说的，比下有余。”

本顿那张清瘦英俊的脸庞丝毫没有透露他在那些隐秘藏身之处经历的思绪与情感的痛苦挣扎，双手也依然坚定。他努力控制着情绪和面部表情。他不是任何人的兄弟，从来不是。强烈的哀伤和愤懑忽然胀满胸口。马里诺叫他兄弟，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称呼。

“我似乎该要求你别叫我兄弟。”本顿淡淡地说。

“好吧，管他的。”马里诺被刺痛了，耸耸肩说。

身为一个作风粗犷强悍的警察，马里诺过于情绪化且感情用事。他那曲解别人善意的功力一向令熟识的人担忧，令陌生人害怕。马里诺的脾气坏透了，一旦被惹火更是无人能挡。他没因脾气恶劣而招来杀机，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的过人体能和掺杂了大量经验和运气成分的生存法则。即便如此，好运不会永远青睐他。本顿仔细打量马里诺，发现他过去的担忧依然存在：马里诺总有一天会因吃子弹或者中风而倒下。

“我没法叫你汤姆，”马里诺抗辩，“没法当着你的面叫。”

“请便，我已经习惯了。”

马里诺深吸一口烟，下巴上的肌肉随之紧缩。

“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你好好照顾自己了吗？”本顿低头望着放在膝头的双手，手指轻轻把玩着从野餐桌上剥下的一片碎石。“虽然答案很明显。”他淡淡地笑着补充。

汗水滚下马里诺光秃的额头。他稍稍调整坐姿，那支绑在他粗厚左臂下的点四〇口径的格洛克手枪令他极不舒服。深蓝色尼龙材质的风衣就像海绵似的吸收着阳光，热得衣服里层都湿透了。他心跳加速，直想把风衣脱下来甩掉。他吐出大口烟雾，希望烟别朝本顿的方向飘。但事与愿违，正冲着本顿的鼻子。

“谢了。”

“不客气，我就是不能叫你汤姆。”

马里诺瞪着一个正在慢跑的年轻女人，她身穿紧身短裤和运动胸罩，胸部激烈地晃动着。他就是无法习惯女人穿着小可爱到处晃。尽管身为刑案警察的他见识过数百个裸体女人，多数不是被固定在担架上就是躺在验尸台上，但每次见到女人在公共场合穿着如此大胆，还是不免一阵错愕，因为他能透视她裸体的模样，连乳头大小都一清二楚。

“要是我女儿穿成那样慢跑，我不杀了她才怪。”他喃喃道，盯着渐远的丰臀。

“你没有女儿真是万幸，彼得。”本顿说。

“也对。万一她长得像我就惨了，大概会变成凶悍的女同性恋摔跤手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听说你以前长得相当俊俏。”

本顿见过马里诺刚踏入警界时在纽约警察局分局担任便衣警察的档案照片。模样清秀，阔肩，是个真正的美男子，只是后来他开始放纵自己，像和身体有仇似的，执意要毁了它、永远摆脱它。

本顿离开野餐桌。两人朝天桥走去。

“哎呀，”马里诺促狭地笑着说，“忘了你是同性恋。也许我谈到男女同性恋摔跤手时该小心点儿，对吗？可如果你想握我的手，我会扯断你的脖子。”

马里诺一向有同性恋恐惧症，但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困惑不安。他坚信男同性恋者是性变态，女同性恋者则可以经由和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治愈，这一观念从未动摇过。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人会对同性产生欲望，而他自己对此的成见和恶评更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在他看来这世上已没有多少正常人，也没多少颠扑不破的真理。至少，只要固执到底，就不需质疑什么。最初他仰赖者马里诺家族信仰的真理生活。但最近几年他变成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没有指针的罗盘，任自己的偏见泛滥成灾。

“那是什么感觉，你知道的……被人误以为……那个？”马里诺问，“希望没人想揍你。”

“我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本顿低声说。他注意着天桥上来往的人群，以及桥下斯托勒车道上疾驶而过的车辆。仿佛任何人，只要在西英尺之内，都可能正在监视或窃听他们的谈话。

“有多久没去钓鱼了？”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