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费里奈利的姨妈讲述着关于一颗德国士兵头颅的逸事。

那名士兵死于二战，几年前他的头颅被发现埋在波兰某地的沙堆里。她告诉露西，干旱的环境使得他那雅利安人特有的金色短发和漂亮五官毫无腐蚀，连下巴上的短髭都清晰可见。斯卡佩塔是以法医学讲师的身份，在波兰一所法医学院展示柜里看见那颗头颅的。

“他的门牙断了，”斯卡佩塔继续讲述，一边解释，她认为这名年轻纳粹士兵的断牙并非验尸时人为造成或生前留下的伤口，而全是因为他疏于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右太阳穴有一处枪击伤痕，”她指出他的死亡原因，“弹孔角度显示出枪口的方位一朝下。在自杀案例中，枪口通常垂直或者朝上。在这起案例中没发现弹药灰，因为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伤口周围的毛发在停尸间被剃光了。这具干枯的遗体曾被送去那里以确认最终死亡时间。至少我在波莫瑞法医学院演讲期间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露西在德国东北边境停车接受搜查时忽然想起那名纳粹士兵的尸体，唯一的理由就是，眼前这位蓝眼珠的德国警卫太英俊了，而且年轻得不该染上倦怠的习气，那是他将身体探入她的奔驰车，拿手电筒扫射皮革后座时显露出来的。接着他扫射车子地板上的黑色地毯，强烈的光线照亮了后座那只刮痕累累的皮革公文包和红色耐克旅行包。他迅速朝副驾驶座扫了几下，然后走向行李厢，啪地打开，匆匆瞟了眼便又关上了。

要是他勤快些，拉开那两只旅行包的拉链，伸手翻检，便会发现一支防身棒。它看似一支钓鱼竿的黑色橡皮把手，但只要手腕轻轻一抖，便能将它伸展成一支两英寸长，能够击碎骨头、震裂内脏等柔软组织的碳钢细棒。

露西已准备好解释一番，因为这器械大概只有执法人员见识过。她打算辩称那是护花心切的男友送她防身的，因为她是个职业女性，时常四处奔波。她还会故作腼腆地解释，其实她并不知道该怎么用，可男友坚持要她带着并保证放在车上不会有问题。就算被警察搜到了，那又如何？露西松了口气，它并没被发现。那位身穿淡绿色制服、在岗哨亭里査验她护照的警卫似乎没觉得这个在夜里独自驾驶奔驰车的年轻美国女子有什么异样。

“你这趟旅行的目的？”他用古怪的英语问道。

“洽公。”她预先准备了答案，不过没有细说是什么业务。

他拿起话筒说了些什么。露西无法理解，只感觉他的话和自己无关，就算有关也无所谓。反正她早就作好接受行李搜查的准备，也预料到会被连番质问，然而，这名让她联想起士兵头颅的警卫将护照还给了她。

“谢了。”她礼貌地说，暗暗给他贴上“可悲小丑”的标签。

这世界充满像他这样愚蠢的懒人。

他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驱车向前，穿过边境进入波兰，另一名警卫，这回是个波兰人，又将同样程序操演一遍。没有盘问，没有彻底搜查，除了无聊与倦意更无其他。太容易了。莫名的疑虑突如其来。她提醒自己绝不能相信太过容易的事，接着她开始想象盖世太保和纳粹近卫队士兵，历史的残酷历历在目。恐惧如体热般袭来，毫无根据非理性的恐惧。她想起曾在书上读过的波兰人被异族征服、改名换姓在战争中苟活的历史，风衣底下冷汗涔涔。

那和本顿·韦斯利的处境没什么不同。露西不禁想，要是他知道她去了波兰，不知会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她没有一天不活在他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