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斯卡佩塔的目光沿混浊的河面游弋，从赌博河船、海军军舰直至远方的老露西西比桥，然后回到萨姆·拉尼尔医生的办公室。

昨晚她好不容易才到了萨姆家，他迅速带她走向屋后客房而没有经过客厅，因为他不想吵醒太太。她已认定他是个好人，也许称得上相当喜欢。

“关于夏洛特·达尔德案，”她说，“你和同事对这家人的讯问或调查深入到何种程度？”

“相当不足，我努力过了。”拉尼尔医生眼神黯淡，紧抿着嘴唇，“我和她妹妹谈过了，就是基顿太太。只是简单谈了谈。这女人是个怪胎。总之，现在是导游时间，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地方。”

他忽然改变话题，让她备感疑虑，似乎怕他们的谈话被人听见。他在椅子上转身，指着窗外。

“经常有人在老露西西比桥上跳河。我已经数不清到河里捞过多少次尸体了。有个可怜人想不开了站在桥上，警方劝导他时，却有人坐在车里鼓噪：‘跳啊，快跳啊！’他们惦记的是交通阻塞。你相信这种事吗？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伙，就在我面前，身上裹着浴帘，拿把AK四七，想登上军舰去把所有人杀光，当然他被拦了下来，”拉尼尔医生语气滑稽地说，“死亡案和精神病患的处置隶属同一个部门，由我们一手经办，每年大约处理三千起。”

“精神病患的处置具体如何运作呢？”斯卡佩塔问，“由当事人的家人向你们提请拘押吗？”

“绝大部分是这样，但警方也可以提出要求。而且，只要验尸官，就是我认为当事人严重缺乏行为能力，是以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且无意或无法寻求医疗协助的，就可以给予强制治疗。”

“验尸官是警方选举的。如果候选人和市长、警方、治安官、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巴吞鲁日市南方大学、地方检察官、法官、联邦检察官，以及各重要州立机关领导关系良好，就很容易当选。”她停顿片刻，“握有权力的人当然能够影响警方的投票。相反，如果警方建议将某人送到精神疗养院，地方验尸官也不得不同意。在我们那里，这叫利益冲突。”

“更遭的是，验尸官有权判定犯人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合出庭受审。”

“这么说来，你的工作包括为凶案受害人验尸、判定死亡原因和方式，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你也负责决定他是否可以出庭。”

“先在化验室进行DNA鉴定，然后在办公室和犯罪嫌疑人面谈，左右各站一名警察，包括辩护律师。”

“拉尼尔医生，我实在没见过比这更奇怪的验尸官制度。听起来，如果当局认为无法左右你，你就得孤军奋战了。”

“这就是路易斯安那。”

“这里的犯罪率……据我所知相当严重。”

“不只严重，简直病入膏肓，”他回答，“目前巴吞鲁日市是全国命案未侦破率最高的城市。”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原因。很显然，巴吞鲁日市充满暴力。”

“警方呢？”

“要知道，我非常敬佩那些警察。他们大多数工作都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欺善怕恶，都是政治因素。”拉尼尔医生说着往后一靠，椅子嘎吱作响，“最近有个连环杀人犯在这一带活动，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这里不只出现过一个连环杀人犯。”他耸耸肩，却丝毫没有轻松或认命的表情。“都是政治因素。我真讨厌一再提起这个字眼。”

“组织性犯罪？”

“巴吞鲁日市是全国第五大港口，第二大石油化工业城市，路易斯安那的石油产量占全美石油总量的百分之十六。来吧，”他起身离开办公桌，“午餐去。大家都去吃饭了，我猜你最近没怎么吃露西。你看起来累坏了，套装都好像有些松垮。”

斯卡佩塔很想告诉他，她越来越讨厌这身黑色套装了。

两人走出办公室，三个职员抬头看着他们。

“你会回办公室吗？”一个胖胖的灰发女人问，声音里透着一丝冷酷。

斯卡佩塔凭直觉断定这女人就是拉尼尔医生抱怨过的那个职员。

“不一定。”拉尼尔医生回答，带着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时的冷漠。

斯卡佩塔看得出，宿怨的魅影悬浮在这两人之间。办公室大门开了，一个高大英俊、身穿宝蓝色长裤和深蓝色外套的男子走进来，他的出现令所有人眼前一亮，只有那个肥胖的女职员除外，她正像只狂怒的大黄蜂般紧盯着他。

死亡调查组组长埃里克·墨菲欢迎斯卡佩塔来到路易斯安那。“我们去哪儿吃午餐？”他问。

“都可以，反正总得吃饭。”进电梯后，拉尼尔医生木然地按下电钮说，“我说过我摆脱不了她。她在这间办公室待得比我更久，像是前一任验尸官移交给下一任的黑匣子。”

电梯门打开，眼前是一座偌大的停车场。正是午餐时间，汽车的开关门声此起彼伏。拉尼尔医生打开他口中的工作站——一辆黑色雪佛兰凯普瑞斯，配有仪表板蓝色照明、双向无线电、警用扫描仪，以及“怎样飙车追逐都不成问题的八汽缸特殊涡轮引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自豪。斯卡佩塔开了车门，钻进后车座。

“你不该坐在后面，”埃里克抗议，手搭在敞开的副驾座车门上，“你是客人呢，女士。”

“请别叫我女士，叫我凯，我的腿比较短，坐在后面很合适。”

“你怎么称呼我都行，”埃里克开心地说，“我的朋友总乱叫一气。”

“从现在起，叫我萨姆，别再医生长医生短的了。”

“也不要叫我医生，”埃里克说着上了车，“我本来也不是。”

“你唯一一次担任医生是什么时候？”拉尼尔医生发动引擎，“十岁，还是十二岁？趁机骚扰左邻右舍的女孩子。老天，我最讨厌把车停在水泥柱间了。”

“那些柱子总爱找你麻烦，对吧，萨姆？”埃里克转身朝斯卡佩塔使了个眼色，“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车子老是撞上水泥柱。你看那里，”他指着一根被撞得凹陷，还喷了黑漆的水泥立柱，“如果那是犯罪现场，你会怎么判定？”他剥开一盒口香糖的包装胶膜，“给你一点提示，那里曾是验尸官的专用停车位，可是不久前一位验尸官，猜猜他是谁，抱怨说车位太窄，他停得进去才怪。”

“唉，泄露我的秘密。”拉尼尔医生缓缓开动车子，“但那是我太太撞的，她的驾驶技术比我更恐怖。”

“她也是死亡调查员。”埃里克又转身对她说，“和我们一样，白干活。”

“胡扯。”车子还没驶出停车场，拉尼尔医生就用力踩下油门，“你的薪水已经够优厚了。”

“现在方便谈吗？”斯卡佩塔问。

“当然。办公室里人多嘴杂，不过还没人敢碰我的车。”拉尼尔医生说。斯卡佩塔决定正面抛出质疑。“我乘飞机来这里的途中，非常凑巧，夏洛特·达尔德的儿子坐在我旁边，巴吞鲁日市联邦检察官威尔顿·温恩也和我坐在一起。之后我还开车送艾伯特·达尔德回了家。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真令人吃惊。”

“那孩子本来在迈阿密，昨天早上却突然被带到机场一个人飞回巴吞鲁日市，在休斯顿转机后凑巧坐在我身边。温恩也恰好和我坐同一班飞机。哦，你好像不怎么吃惊呢。”

“两点原因。第一，你不了解我；第二，你不了解这地方。”

“八年前艾伯特的母亲死在汽车旅馆房间时，他在哪里？”斯卡佩塔问，“还有他那神秘的父亲，用艾伯特的说法总不在家，当时他在哪里？”

“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艾伯特很熟。去年，我在急救室给那孩子做过身体检查，他的家族富有，母亲又神秘死亡，被送往新奥尔良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

“到底是什么原因？”斯卡佩塔问，“遗传性精神疾病？那他的家人为什么还会让他单独旅行？”

“根据你的说法，他并不是一个人啊。他的叔叔把他交给乘务员，而他无疑也被安全带到了休斯敦机场候机楼。接着更巧了，你一路照顾他直到送他回家。他没有精神疾病。

“三年前的十月，基顿太太打电话报警，说她的外甥，那时候他好像才七岁，严重失血，因为在外面骑车时被人攻击。其实他只是太害怕，歇斯底里罢了。没人攻击那个可怜的孩子，凯——是你说我可以叫你凯的。总之没有半点证据表明他遭到攻击。事实上他有自残倾向，常拿刀割自己的身体。很显然，在我替他检查前不久他又这样做了。真是遗憾。”

斯卡佩塔想起达尔德家不见一把刀具的厨房。

“你确定他的伤口是自残造成的？”她说。

“我习惯对事情保持怀疑。除了死亡我对任何事都没把握。”拉尼尔医生回答，“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浅淡的割伤，其实只是刮伤。他下手很轻，而且局限在几个私密部位，例如肚子，大腿和臀部。”

“难怪我坐在他旁边，却没看见他身上的疤。”斯卡佩塔说，“否则我一定会察觉的。”

“倒是你更加令我困惑，”拉尼尔医生说，“有人要你来巴吞鲁日市，为什么？”

“你认为呢？请你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我的行程？嫌疑最大的人就是你了，不然就是你办公室有人知道我要来。”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你的推理也没错。假如我和威尔顿·温恩交情不错，或许有可能导演这一切，但事实上我无法忍受那浑蛋，他比垃圾场还要龌龊，何况他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钱堆里长大的。他来自南卡罗莱纳密尔托海滩，父亲经营高尔夫球场，母亲当了一辈子看护，那浑蛋出身可不贫穷。”

“你怎么知道的？”

“去问埃里克。”

死亡调查员转身对她微笑，“我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偶尔有机会拿到一两份文件。”

“关键在于，威尔顿·温恩和一些不法活动有牵涉，而且还很深，”拉尼尔医生继续说，“如何证明则是另一回事。可以确定的是，过去几年，在巴吞鲁日市被捕的许多犯人都逃过了非法持有枪械加刑法案，没有在原定刑期之外另服五年。我们这位联邦检察官似乎刻意忽略了这些案子，负责追踪这类案件的其他人也一样。

“我在自己心爱的这座城市工作得很辛苦，原因之一是我从不向那些政客低头。明年就要重选了，不希望我继续担任验尸官的人恐怕可以把诺亚方舟挤满。那些浑蛋不喜欢我，我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祝我好运。”

“你在电话中和我说，会叫人替我租辆车。”斯卡佩塔说。

“这或许就是我犯的错误。我真够蠢的，应该避开办公室所有人，亲自处理这件事。我的秘书很可靠，但你刚才见的那个女职员或许会暗中打探，这很难说。”

车子行经巴吞鲁日市繁华漂亮的市区，来到俯瞰整座城市的大学旁。位于第三街的沼泽酒吧是学生聚会的场所。拉尼尔医生把车子停在禁停区，然后将写有“验尸官用车”的红色金属牌丢在仪表板上。于是，这顿午餐好像忽然变成了犯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