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晚我回到里士满，无精打采地准备了晚餐。三个本顿的电话留言我一个未回。我有种奇特的感觉，有种末日将至的哀伤，同时又没来由地亢奋，我跑到院子里拔草，剪下玫瑰装饰厨房——我选了含苞的粉红色和黄色玫瑰，一直忙碌到天色渐暗。在暮色中出门散步时，我希望自已有一条狗。这是我痴想许久的事情——关于狗的品种和领养它的种种可能。

我很想养一只无法参加比赛、被人救出赛狗场、退休了的灵缇。当然，我的生活允许自己养宠物的可能性很小。我正浮想联翩，一个邻居带着—只小白狗走出他那栋气派的石质宅邸。

“晚安，斯卡佩塔医生。”邻居一脸严肃地向我招呼，“这次你会在城里待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仍在幻想我的灵缇。

“我听说火灾的事了。”这位已退休的外科医生摇了摇头，“可的肯尼斯。”

“原来你也认识他。”

“是啊。”

“太遗憾了。你养的是什么狗？”

“它是只素食狗，聪明极了。”邻居说。

他继续走着，边掏出一支烟斗点燃，无疑，他的妻子不准他在屋里吸烟。我行经邻居们的住所。这些房屋大同小异，不是砖造就是灰泥建造，都不算老旧，似乎正与小区后方那条缓缓流淌的河流相契合。两百年来，这条河始终以不变的速度流经岩岸，里士满这座城市几乎不曾改变过。

我走到上次韦斯利和我赌气后散心的地点，在那棵树下久久伫立。空中的老鹰和河里的岩石渐渐融入昏暗的天色，我依然呆立着凝望邻居：窗口透出的灯光，思索肯尼斯·斯帕克斯究竟是凶手还是受害者，不觉间竟在原地待了许久。忽然一阵脚步声从背后的街道上传来，我猛一回头，紧紧抓住挂在钥匙串上的辣椒水防身喷雾。

马里诺庞大的身躯出现在眼前，他的声音随之响起，“医生，你不该这时候跑出来乱逛。”

我惊讶得甚至忘了指责他干涉我的行动。！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他。

“你的邻居告诉我的。”

对此我并不在意。

“恰巧遇上的，”他说，“在去你家的路上。”

“马里诺，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下吗？”我克制着心中的恼火，知道他也是为我着想。

“暂时办不到，”他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想你最好先坐下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露西出事了。我时常认为总有一天会从别人口中听到她的死讯，思绪顿时崩裂成千万残片，浑身瘫软，摇晃着攀住马里诺的肩膀。我无法思考无法言语，灵魂远远飞离了身体，坠入深不可测的可怖旋涡中。马里诺赶紧抓住我的手臂。

“老天，”他大叫，“我先扶你进车里坐下再说吧。”

“不，”我需要立刻知道，“露西怎么了？”

他踌躇着，似乎有些困惑。“露西可能还不知道，除非她看了新闻。”

“知道什么？”我的血液激荡不止。

“嘉莉·格雷滕从柯比疗养中心逃出来了，”他说，“今天下午的事。直到集合女犯去吃晚餐时才发现。”

我们走向他的车子，他的恐惧变成了愤怒。

“而你，竟然跑来这种黑黢黢的地方，身上只带着一串钥匙，”他继续说，“该死，真他妈的不应该！以后绝不许这样，听见了吗？我们还不知道那个臭娘们的下落，可有件事我很确定，只要她逃脱在外，你就不可能平安无事。”

“这世上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我喃喃着爬进他的车，忽然想起本顿正独自待在海边。

嘉莉·格雷滕对他的怨恨比对我的更甚，至少我这么认为。本顿侧写出她的犯罪档案，担任这场追捕竞逐的四分卫，最终导致她的被捕和邓波尔·高特的死亡。本顿设法杜绝嘉莉侵入调查局计算机系统且成效卓着。

“她有没有可能知道本顿在哪里？”在马里诺开车送我回家的途中，我问，“他正独自住在岛上的度假中心，说不定不带枪支就跑到沙滩上散步，根本不会想到或许有人正窥伺着他……”

“是啊，就像我认识的某人一样。”马里诺打断我。

“说得好。”

“本顿应该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会打电话告诉他，”马里诺说，“我想嘉莉·格雷滕不会知道你在希尔顿海德岛有个度假小屋。露西把你所有的小秘密告诉她时你还没买那间小屋。”

“这么说太不公平，”我抗议道，他将车开进我屋前的车道后刹车，“露西不是故意的，她从没想过背叛我或者伤害我。”我拉起车门把手。

“到了这种地步，她有心无心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将烟雾吐出窗外。

“嘉莉怎么逃出来的？”我问，“柯比疗养中心在岛上，相当偏僻。”

“没人知道。大约三小时前，她本该和那些可爱的女囚犯们一起吃晚餐的，警卫却发现她不见了，忽然就没了人影。一英里外的地方有一座旧人行桥，跨越东河到对岸的哈莱姆区。”他把烟蒂丢在我的车道上，“他们能想到的唯一逃脱路径就是从那个方向离开小岛。到处部署了警力，也派了直升机搜索，以防她还藏在岛上。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我想她策划这次越狱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时间算得很准。她不久就会跟我们联系的，等着瞧吧。”

我忐忑地走进屋子，仔细检查每一扇门并设定防盗警报器，接着做了件很少会做且令自己相当不安的事情。我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紧握着它进入每个房间，锁好楼上楼下的所有柜子。我心脏狂跳，如今的嘉莉·格雷滕俨然变成了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怪物。我幻想她侵入我的保安系统，趁我毫无防卫时忽然从暗处冲出。

我的两层石屋似乎是安全的。我端着杯勃艮第红酒走进卧室，穿上睡袍，拨电话给韦斯利。他没来接听，我心中泛起一阵凉意。将近午夜时我又打了一次，依然无人应答。

“老天。”我自言自语。

柔和的灯光拉出化妆台和古董桌的阴影，都是些古旧暗沉的橡木家具，我喜欢岁月锲刻其上的缝隙和时光流逝的痕迹。从百叶窗钴进的微风拂动淡玫瑰色的窗帘，一动一静都令我感到莫名的心烦意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逐渐被恐惧奴役，只得努力压抑有关嘉莉·格雷藤的种种意象。我期待着本顿的电话，说服自己他安然无恙。我想好好睡一觉，便开始读谢默斯·希尼的诗，不久便在思绪流连于《诱饵》的诗句之际沉沉入睡。凌晨两点二十分，电话响起，我的书滑落在地上。

“斯卡佩塔。”我对着话筒大喊，心脏怦怦直跳，这是我每次在梦中被惊醒时必有的现象。

“凯，是我，”本顿的声音，“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我猜你可能在找我。我的电话答录机不知怎么出故障了，真是不巧。我出去吃晚餐，然后在海边散步两小时，思考一些事情。我想你已经接到消息了。”

“是的。”我再次警觉起来。

“你没事吧？”他说，他对我太过了解。

“今天晚上我几乎把整栋房子翻了两遍才上床睡觉。我随身带着枪，把所有柜子和窗帘都检查过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

“感觉像是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接到炸弹邮件了。”

“不，不是这样的，凯。我们不确定是否真会有人找上门来，也不确定在什么时候或用什么方式。要是知道就好了。这正是她的把戏，故意让我们乱猜一通。”

“本顿，你也知道她对你的态度，我不喜欢你独自待在那里。”

“你要我回家吗？”

我想了想，没有找到答案。

“我这就去开车，”他又说，“如果这真是你希望的。”

我告诉他在肯尼斯·斯帕克斯起火的住宅中发现尸体的事，以及我，这位报业大亨在胡特农场会面的经过，话题始终不离这起案子。我将原委一一道来，他只是专注地聆听。

“总之，”我对此作结，“这起案件既古怪又复杂，要做的事很多，可你没有必要牺牲宝贵的假期。马里诺说得对，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嘉莉·格雷滕知道我们在希尔顿海德岛有间度假小屋，也许你待在那里还更安全，本顿。”

“我倒希望她来找我，”他的声音紧绷，“我会用西格手枪迎接她，正好了结整件事情。”

我知道他这想法是认真的。但果若如此，这将是她制造的最大灾难。诉诸暴力不是本顿的作风，他也一向不许自己的良知和心灵笼罩在他缉捕的那些恶棍的阴影中。他的话让我产生了罪恶感。

“你察觉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吗？”我难过地说，“我们坐在这里谈论着要给她一枪、送她上电椅或替她注射一针毒剂。她果真把我们操控于股掌之间了，本顿。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希望她死的想法压倒一切。”

“我想我还是回去更好。”本顿说。

二

挂掉电话，我彻夜难眠。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就此虚度，脑中涌入千万段焦躁恐怖的噩梦。我梦见自己在赶赴一场重要约会的途中被困在了雪地里，又无法打电话。天蒙蒙亮时，我梦见自己无法应对验尸工作中的种种问题，感觉一生就这么完了。忽然我又开车来到一个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车里满是尸体，我却动弹不得，无法上前帮忙。我翻来覆去，不停整理着枕头被子，直到天空转为灰蓝，星光逐一隐没，才起床去煮咖啡。

驱车前往办公室的途中，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有关在沃伦顿大火中发现尸体的实时新闻。报道中充满疯狂煽情的臆测，指出受害者就是那位媒体巨头。我不禁猜想，斯帕克斯听了大概会觉得有趣吧。我好奇他为何不发表辟谣声明，让公众知道他还活着。想到关于他的诸多疑点，我又陷入沉思。

杰克·费尔丁医生的红色野马跑车停在新办公大楼位于杰克逊街上的后侧通道口。大楼处在占地三十四亩的高新信息科学中心——生物科技园区的核心位置，左右分别是修葺过的杰克逊监狱和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

法医办公室两个月前才从旧址迁至此处，至今我仍未完全适应那些时髦的玻璃、石砖和窗顶那亮得足以映出整个小区的楣梁。新的工作场所十分敞亮，有着便于清洗的棕色环氧树脂地板和墙壁。还有大堆东西等着开箱整理。我终于拥有了崭新的解剖室，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惶恐。我在办公楼后侧通道口的内置车库里停车，阳光斜射入眼，我打开后门走了进去。

走廊纤尘不染，飘散着工业除臭剂的气味，墙角还散置着许多电线盒、插线板和油漆罐。费尔丁已将比普通客厅更为宽敞的不锈冷冻室的门锁和通向验尸间的门一一打开。我把钥匙塞回钱包，走向更衣室，将套装换成实验袍，把扣子直扣到领口，然后脱下高跟鞋，换上被我称作解剖鞋的黑色锐步运动鞋。这双鞋形状古怪，又旧又脏，沾满细菌，却仍能支撑我不再年轻的腿脚，因此一直留在停尸间。

新的验尸间比原来的大得多，设计也更为方便实用。五张不锈钢验尸台不再固定在地板上，而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挪动：直接由冷冻室推出，再固定在解剖水槽边的墙壁旁，水槽的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了左利手医生的使用需求。新验尸台还附有轮式托盘，因此我们不必再费劲地搬运尸体。此外，这里还有无障碍抽吸器和眼睛冲洗台，以及与建筑的通风系统相连的特殊排气双导管。

总之，州政府几乎提供了我所需的一切设备，以使弗吉尼亚法医系统顺利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但实际情形并未改变，至少没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接到的枪击刀械死亡案件逐年增多，被越来越多的人用细琐的法律诉讼责难，在法庭上，正义难以伸张，因为律师说谎，而陪审团感兴趣的也不再是真实的证据。

推开冷冻室沉重的金属门，冷空气扑面而来，我经过许多尸袋、沾血的塑料罩和僵直伸出的双脚。双手用棕色纸袋包裹的是死状凄惨的尸体，小尸袋提醒我想起一粧婴儿猝死案和一个在自家水池溺毙的幼儿。火灾受害者的尸体仍然裹在碎玻璃碴和污泥里，原封不动。我把尸架推到惨白的荧光灯下，换了衣服鞋子，离开验尸间，走到办公室和会议室所在的区域，那里远离尸体，位于一楼的另一端。

将近八点半，医生和其他职员端着咖啡在楼里四处走动。我走向费尔丁敞着门的办公室，一路淡淡地和同事们互道早安。我敲敲门进去，看见费尔丁正在打电话，一边匆匆在纸条上记下留言。

“又有了？”他用下巴和肩膀夹着话筒，哑着嗓子问，手指耙抓着一头乱发。“地址呢？那位警官的名字是……”

他只顾低头记录，没有看我。

“你有本地电话吗？”

他迅速抄下号码，不忘确认一次。

“死因明确了吗？好的，在哪个路口？你在巡逻车里吧？好吧，你先去。”

费尔丁挂了电话，一大早就愁眉不展。

“什么案子？”我问。看来又将是忙碌的一天。

“可能是机械性窒息。黑人女性，有酗酒和滥用药物的记录。她卧倒在床边，头靠着墙壁，颈部严重扭曲，全身赤裸。我想我最好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异状。”

“肯定得有人去现场查看。”我说。

他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没意见，也可以派莱文去。”

“好主意，因为我必须尽快处理那名火灾死者的尸体，需要你的协助，”我说，“尤其在开始阶段。”

“没问题。”

费尔丁推开椅子，挺直强健的身躯站起身。他身穿卡其裤，白衬衫的袖子卷起，脚蹬一双锐步运动鞋，结实强韧的腰上扎着条旧编织皮带。虽已年过四十，他依然热衷健身，体格一如我刚接掌法医办公室雇用他时健美，若能对手头案件也如此用心就再好不过了。他一直尊重并忠诚于我，虽然有些温吞匠气，但很少妄加揣测或犯错。在我看来，他是个规矩、可信而且可爱的同事，我不会考虑让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来担任副手。

我们一起走进会议室，长形会议桌光可鉴人。肌肉组织和器官的图表、模型，解剖骨骼，还有挂在墙上那些从旧办公室移来的前几任男性首席法医的旧照片是这里仅有的装饰。这天早上，我在会议桌的主席位落座，出席的还有三名代理首席法医和几名助理法医、实习医生、毒物检验师和行政主管。此外，还有一名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学生来此研习选修课程，一位正在美国各法医办公室巡回访问的伦敦法医病理学者。他主要观摩连续杀人案件，了解枪击伤口的相关知识。

“早安，”我说，“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有哪些案子，然后开始讨论火灾案件和相关情节。”

费尔丁开始就那桩疑似机械性窒息案件进行说明，接着负责市中心区域即办公室所在地区案件的主管琼斯迅速汇报了其他案件。一名白人男性先冲女友头部连开五枪，然后轰掉了自己迷惘的脑袋；一桩婴儿猝死案、一桩溺毙案；一名年轻男子大概在开着马自达敞篷跑车时换衬衫领带，结果撞树身亡。

“哇，”名叫桑福德的医学院学生说，“这你们如何断定？”

“因为他的背心脱了一半，衬衫和领带堆放在副驾驶座上，”琼斯解释道，“他可能刚下班，赶去酒吧和朋友见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案例——边开车边换衣服、刮胡子或化妆等等。”

“这类案子让人很想在死亡证明书的死亡方式一栏填上‘愚蠢’这个词。”费尔丁说。

“也许各位都已经听说，嘉莉·格雷滕从柯比疗养中心逃跑了，”接着我说，“虽说这件事不会直接对我们办公室造成冲击，但还是应该高警觉。”我尽可能表现出就事论事的态度，“我们得准备好应对媒体。”

“已经有记者打电话来问了，”琼斯透过老花镜斜睨着我说，“从昨晚到现在，答录系统已接了五个电话。”

“都是关于嘉莉·格雷滕的？”我问。

“是的，医生，另外还有四个是打听沃伦顿大火案的。”

“请大家注意，”我说，“在这关头绝不能对外透露任何消息，无气关于柯比疗养中心或是沃伦顿大火案。今天，费尔丁和我会在楼下忙一整天，若非重大案件，一概不予受理。这起案件非常紧急。”

我环顾会议桌，与会人员个个神情严肃，但掩饰不住内心的好奇。

“目前，这起案件属于意外、自杀或者谋杀尚无定论，那具焦尸的身份也有待确认。蒂姆，”我对毒物检测师说，“紧急进行酒精和一氧化碳浓度测试。这位女士也许会滥用药物，因此你也需要做安眠药、安菲他命、甲基苯丙胺、巴比妥酸盐和大麻等毒物筛检，越快越好。”

蒂姆点了点头，记了下来。我又花不少时间阅读琼斯为我做的剪报然后回到走廊那端的停尸间。我再次进入更衣室脱下上衣和裙子，从储物柜里取出一条拥有传输器的腰带与麦克风，这是拉尼尔为我量身定的。我将腰带绕在腰间，套上蓝色长袖实验袍，这可以避免麦克风的控制键直接接触检验中沾血的双手，然后把无线麦克风夹在领口，弯腰套上解剖鞋和鞋套，戴好口罩和头套。

费尔丁和我同时进入验尸间。

“先照X光。”我说。

我们推着不锈钢验尸台穿过走廊，来到X光室，抓着裹尸布的四角抬起附有大堆残屑的尸体，移至数字影像扫描系统的旋臂下方。这是一组电脑控制X光屏幕扫描仪。我检查了各项设定程序，接好繁复的电线，然后用钥匙开启工作站电源，控制面板上亮起时间显示和指示灯。我将一盘录像带放进卡匣，踩下踏板，开启影像显示器。

“防福射背心。”我对费尔丁说，一边递给他一件卡罗蓝金属衬里背心。我也穿了一件，系上背后的绑带时感觉背心装满砂般沉重。

“可以开始了。”我掘下按钮。

借助旋臂，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这具焦尸，只是与医院里的病患不同，她已没有呼吸、心跳或吞咽现象。屏幕上显示的尸体器官和骨骼的黑白静态影像中没有任何发射物或异状。我们继续移动旋臂，发现几处不透光区域，我怀疑那可能是混杂在泥渍里的金属物。我们边观察屏幕上的影像，边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挖掘搜索，直到我触到两个坚硬的物体。其中一个约有五美分硬币的一半大，另一个较小，呈方形。我把它们拿到水槽边冲洗。

“会不会是银质腰带环扣？”我说着将它们装进防水纸盒，贴上标签，用记号笔写上编号。

接下来的发现就容易判断得多。我很快便确定那是一只腕表。表带已经烧毁，被烟熏黑的水晶表壳也已碎裂。但令我惊讶的是它的表盘，彻底冲洗之后，发现是设计新颖抽象的亮橘色款式。

“看来是只男式手表。”费尔丁说。

“女人也戴这种表，”我说，“我自己就有一只，时间看得比较清楚。”

“也许属于运动表？”

“有可能。”

我们继续推移旋臂，观察在X光辐射下尸体和四周的焦黑残屑所呈现的影像。扫描到臀部右下方时我停了下来。这里有个戒指状的物体，我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抓到。由于尸体仰躺，包括衣服在内的大部分腰背部位都探触不到，我只得将双手探进臀部下方，摸索牛仔裤的后袋，结果挖出半截胡萝卜和一只乍看很像不锈钢材质的朴素婚戒。仔细辨认，是只铂金戒指。

“似乎也是男式戒指，”费尔丁说，“除非她的手指很粗。”

他接过我手中的戒指仔细观察，我则继续查看。接下来发现的怪异迹象逐渐掲示了这女人死亡前的某些经历。牛仔布料上黏着一些深色的动物毛发，质地粗糙，尽管还不能确定，但我相当有把握那是马毛。

“上面没有刻字。”费尔丁说着将戒指用证物袋密封起来。

“没错。”我说，好奇心骤然高涨。

“真不懂她为什么把它放在裤袋里，而不戴在手上。”

“问得好。”

“也许她正要做什么，不得不暂时取下戒指，”费尔丁继续推测，“你知道，有些人洗手时习惯先把佩戴的东西摘下来。”

“说不定是在喂马。”我用镊子夹起几根毛发，“也许喂的就是那匹跑掉的黑色小马？”

“好吧，”费尔丁仍有疑虑，“然后呢？难道她照顾那匹小马，喂它胡萝卜后，并没有把它带回马厩？不久屋子起火，马厩和里面的所有马匹全被烧得焦烂，只有那匹小马逃脱了？”他在工作台那端注视着我，“她想自杀？”他继续推测，“但不忍心殃及那匹小马？它叫什么名字……风颂？”

目前仍找不到解答。我们继续进行生理和病理的X光照射检查，以建立永久案件记录。但根据屏幕上的影像，我们在牛仔裤口袋里发现几个安全套和子宫避孕器，这显示她的性生活相当频繁。

此外，我们还找到一条拉链和一团棒球大小的焦黑物体，结果证明是一只连着数个小环和三把铜钥匙的蛇形银环金属手链。除了像指纹一样人人有异的鼻窦腔和装在右上门牙处的烤瓷牙，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可作身份辨识依据的特征。

临近中午，我们将她推回验尸间，把验尸台固定在位于角落的水槽边以避开主要通道。其他不锈钢水槽水声哗哗。法医们忙着给器官秤重切片，对着麦克风做口录。几名警察搬移着椅凳坐在一旁观看。房间里的对话一如往常地鲁莽随性，字字句句如这些受害者的生命般破碎飘散。

“我得确定你进行到哪一步了。”

“要命，没电池了。”

“哪种类型的电池？”

“无论哪种，只要能放进这台照相机。”

“我找到二十美元，在前面的右侧口袋。”

“也许不是抢劫。”

“谁去统计药片？又送进来一堆。”

“斯卡佩塔医生，又有一个新案子，可能是凶杀。”一个实习医生挂断必须在双手干净时才能使用的电话，大声嚷道。

“只能留到明天处理了。”我说。工作量实在太大。

“找到疑似那起谋杀后自杀的男子所用的枪支了。”另一名助理法医大叫。

“没有子弹？”我问。

“是的。”

我过去确认。处理枪械随尸体一道送来的案件必须格外谨慎。这名死者体格壮硕，仍穿着Faded Glory牛仔裤，口袋已经被警方翻过，为了保护可能遗留的弹药残留物，双手用棕色纸袋包裹，自鼻孔淌下的鲜血已渐渐凝固，脑后垫着块木板。

“我可以看看那把枪吗？”我对一名警察大喊，试图压过斯特莱克电锯发出的嘈杂声音。

“请便，我已经采过指纹了。”

我拿起那把史密斯韦森手枪，推开滑套，检査里面的子弹。枪脸是空的。我用湿毛巾轻蹭死者头上的伤口，停尸间总管査克·拉芬则在一旁用磨石来回磨着一把刀。

“看见这块黑色痕迹和枪口印痕了吗？”我说，那个警察和一名实习医生靠了过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持枪人惯用右手，子弹射入口在这里，从血流方向可以判断，他死亡时是面朝右躺着的。”

“我们发现他时的确如此。”警察说。空气里弥漫着切锯骨头时的骨屑细粉。

“记下口径、厂商和型号，”我说着回到原来的岗位，“找到弹壳了吗？”

“九毫米雷明顿子弹。”

费尔丁已推来另一张验尸台，平行停放在附近，铺上了检查火灾死者时用过的尸布。我开始测量她的股骨，希望能借此推算出身高。腿的其余部分——从膝盖上方到脚踝这段则不见了，只有脚掌因穿着靴子而得以保存。她的小臂和双手也已遭烈火吞噬。我们釆集了布料碎屑并作了记录，很快又发现一些动物毛发。最后，我们开始进行最为艰难的步骤——移除玻璃碎片。

“用温水冲洗，”我对费尔丁说，“也许这样可以让肌肉松弛，又不至破坏皮肤表层。”

“简直就像黏在锅底的烤肉。”

“你们这些家伙，干吗老拿食物打比方啊？”一个低沉、坚定的声音传来，我很熟悉。

身着停尸间防护服的蒂恩·麦戈文朝我们的验尸台走来。头套下的双眼炯炯有神，好一阵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我料到烟酒枪械管制局定会派火灾调査员来旁观验尸工作，但没想到来人会是麦戈文。

“沃伦顿那边的工作进展如何？”我问。

“还在进行中，”她说，“我们没找到斯帕克斯的尸体，这是好消息，因为他没死。”

“真幽默。”费尔丁说。

麦戈文站在我对面，距验尸台相当远。这表明她参观验尸工作的次数并不多。

“你在做什么？”看我拿起水管，她问。

“我们打算用温水冲刷尸体表层，希望可以把玻璃冲掉，同时保持皮肤完整。”我回答。

“万一没用昵？”

“那就麻烦大了。”费尔丁说。

“那就只好用解剖刀了。”我解释道。

所幸不必动用解剖刀。持续冲淋温水几分钟后，我轻轻地将厚玻璃碎片从死者面部移除，剥离时皮肤因拉扯变得扭曲，使她的表情更为恐怖。费尔丁和我静静工作着，不断将烧焦的玻璃碎屑移到一只塑料桶里。如此进行了大约一小时，工作结束。尸臭越发浓重，这可怜女人的脸也越发显得尖小凄惨，头部的伤痕尤为触目惊心。

“老天，”麦戈文靠近一步说，“我从没见过这种怪事。”

尸体的下半张脸已成白骨。颅骨光秃，下颌张开，露出参差的牙齿。两只耳朵几近全毁，眼睛上方的皮肤虽被烧焦，却保存得非常完整，紧贴发际线的金色茸毛都清晰可见。额头完好，只是因受到轻微擦伤而不再光滑平整。至于皱纹，无论原先是否存在现在也都看不到了。

“我想不出这是什么东西，”费尔丁检查着与毛发混杂在一起的物质，“到处都是，连头皮里都有。”

其中一些看似焚烧过的纸片，部分小碎片保存得相当完整，而且泛着荧粉色光泽。我用解剖刀刮下一些放进纸盒。

“这得交给实验室化验。”我对麦戈文说。

“很有必要。”她说。

那些毛发长达十八点七五英寸，我保存了一小束，以备与死者生前遗留的釆样做DNA比对。

“如果追踪结果发现她属于失踪人口，”我对麦戈文说，“那你们应该可以找到她的牙刷，那上面也许有分布在口腔四周的口腔细胞，可以用来做DNA比对，发梳也可以。”

麦戈文一一记下来。我把手术灯移近尸体左鬓，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可能有出血现象、且没被烧毁的肌肉组织。

“这里似乎有伤口，”我说，“不是皮肤皲裂或烧炙造成的，可能是割伤，伤口里还残留着发亮的碎屑。”

“会不会是一氧化碳中毒时倒下，头部撞上了什么坚硬物体？”麦戈文提出人们惯有的疑问。

“那么这物体一定非常尖锐。”我说着开始拍照。

“我来瞧瞧。”费尔丁说，我把放大镜递给他，“没发现切口边缘有撕裂或粗糙裂痕。”他眯着眼睛指出。

“没错，不是裂伤，”我赞同地说，“看起来更像是用某种锐器刺伤的。”

费尔丁把放大镜还给我。我用塑料镊子轻轻夹出伤口里的发亮碎屑，将其在一块干净棉布上蹭净，然后移到附近桌上的解剖显微镜旁，将棉布放在镜台上，调整光源，直到可以清晰地反射亮屑。

呈现在镜头中的是许多银色片断，呈扁平形，表面有类似金属刨屑的细纹，就像用车床刨旋加工出的效果。我将宝丽莱自动相机装在显微镜头上，拍了几张高分辨率彩色照片。

“你们来看。”我说。

费尔丁和麦戈文先后弯腰看向显微镜头。

“见过这东西吗？”我撕开宝丽莱照片胶膜，检查显像效果。

“这让我想起圣诞节的装饰金箔，又旧又皱巴巴的。”费尔丁说。

“这就是割伤她的工具。”麦戈文只这么说。

“我想应该是。”我赞同道。

我移开镜台上的白色棉布，用几团棉球包住那些金属刨屑，装进一只金属证物盒密封起来。“这也需要实验室化验。”我对麦戈文说。

“需要多久？”麦戈文问，“如果有困难，可以交给我们在罗克维尔的化验室。”

“不会有问题的，”我望着费尔丁说，“在这里就可以完成。”

“好的，我尽快去办。”费尔丁说。

三

我切开颈部皮肤，自舌头开始检査器官和肌肉是否受损。我取下舌头时，麦戈文在一旁极为冷静地观看。这种残酷的场面足以将强者与弱者区分开来。

“没有异状，”我将舌头冲洗干净，拿毛巾擦干，“没有颈部被勒时会出现的咬痕，也没有其他伤痕。”

我探头看向气管的光滑内壁，没有发现黑色烟痕，这表明在火焰烧向身体之前她就断气了。但我同时发现了血迹，这增加了谋杀致死的可能性。

“又是死前创伤。”我说。

“也许是她死后被物体砸伤？”麦戈文说。

“不太像这种情况。”我把伤痕情况记录在图表上，开始作口录。

“气管里的血迹表明，当遭遇外伤时，她仍有吸气或吐气现象，”我解释道，“显然，当时她还在呼吸。”

“什么类型的外伤？”麦戈文问。

“穿刺伤痕。喉咙曾遭刺伤或割伤，颅骨底部、肺部和颈部都没发现明显挫伤或骨折。舌骨无损，大角和骨体并合，表明她也许已二十多岁，而且并非勒毙或绳索缢亡。”

我继续进行口录，“下颌以下的皮肤和表层肌肉已被烤干，”我对着夹在领口的麦克风说，“气管末梢、主气管、左右支气管和小支气管的血液有热凝结现象。食道有出血迹象。”

我划出Y形切口，揭开脱水严重、被烧毁的腹腔，接下来的验尸过程和平时并无不同。器官虽已烤焦，但尚可识别，生殖器官显示死者为女性。胃部有出血现象，胃袋空而紧缩，表示她基本没有进食。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任何旧伤新痕。

身高无法确定，但可参考洛德葛雷塞回归公式表，从股骨长度推算出受害者的身高。我到附近的办公桌旁坐下，在贝兹人体骨体表中找到了美国白种女性一栏。以五十点二厘米即大约二十英寸的股骨推算出她的身高约为五英尺十英寸。

体重的推断更加困难，因为没有图表或科学公式可供参考。实际工作中，我们常用死者的衣物尺寸来推测其体重。本案的受害者穿八号牛仔裤。根据手头的资料，体重在一百二十磅到一百三十磅之间。

“换句话说，”我对麦戈文说，“她又髙又瘦，有一头金色长发，外表或许很性感，喜欢马，在斯帕克斯农场大火发生前就已死亡。她的上颈部在生前曾经受伤，左鬓一带也遭到刺伤。”我指点着，“至于为何受伤，原因不明。”

我站起身，开始整理文件资料，麦戈文在一旁看着我，若有所思。

她摘下头套和口罩，脱掉实验袍。

“如果她吸毒，你能看出来吗？”她问。电话铃忽然响起。

“毒物测试可以告诉我们她是否吸毒，”我说，“她的肺部也可能会有滑石粉之类的切削剂等异物形成的结晶或肉芽肿瘤，以及用来过滤杂质的棉布纤维。可惜的是，可能发现注射针孔的部位几乎已被烧尽。”

“脑部昵？经常吸毒是否会导致明显的脑部损伤？例如她是否已呈现某种精神困扰甚至精神错乱？因为斯帕克斯说她似乎有些精神异常，”麦戈文接着说，“也许她有情绪低落或抑郁症等问题？这些看得出来吗？”

此时头盖骨已经打开，被烈火烧炙、橡皮似的大脑切片放置在切割板上。

“首先，由于大脑已经烧毁，无法观察死后现象，但即便完好无损，试图以脑组织形态推断某种特殊精神症状，在犬部分案件中只有理论上的操作可能。例如脑回扩张萎缩造成的灰质减少，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参考依据；如果我们知道她健康时的脑重，也许可以据此作出某些判断，：例如她的脑重比以前轻了一百克，很可能是罹患某种精神疾病所致。但除非她的脑部有显示某种精神疾病的明显损伤或者旧有伤痕，否则我只能回答，不行，我无法判断。”我回答。

麦戈文沉默了，我这种严峻而不算友善的态度显然令她有些茫然。我很清楚自己待她确实有些苛刻，但无力改变。我回头寻找查尔斯·拉芬，发现他正在一号水槽处拿针线缝合受害者身上的Y形切口，便打手势要他过来。他距三十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过去主要在手术室和殡仪馆接受训练。

“查克，完成工作后把她送回冷冻室。”我对他说。

“好的，医生。”他回到水槽边继续手头的工作。

我拉掉手套，同口罩一起丢进验尸间随处可见的红色生物废弃物处理桶里。

“去我办公室喝杯咖啡吧，”我对麦戈文说，试图表现出文明人应有的礼貌，“顺便继续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进了更衣室，用消毒皂清洁身体后换好衣服。我有些问题想要问她，事实上我对她相当好奇。

“回到刚才关于毒物引起精神错乱的话题，”穿过走廊时麦戈文说，“吸毒者往往会有自虐行为，对吗？”

“有些是这样。”

“他们经常死于意外或者自杀。再回到之前的问题，”她说，“这会不会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行为？也许她在精神失常的状况下企图自杀？”

“我只知道她的伤口是在生前造成的。”我再度指出。

“如果她当时神志不清，很有可能自虐，”麦戈文说，“我们见过太多精神病患自残的案例了。”

她说的是事实。我处理过许多割喉、刺胸、残肢、对性器官开枪、走进河里溺毙等自杀自残案，跳楼则更不必多说。人们伤害自我的方式层出不穷，每每在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之时，新的可怖招数又不断使出。

打开办公室门锁时电话正响个不停，我及时拿起话筒。

“我是斯卡佩塔。”

“部分结果出来了，”毒物检测师蒂姆·库柏说，“酒精、甲醇、异丙醇、丙酮的测试值都为零，一氧化碳含量低于百分之七。我会继续测试其他项目。”

“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我说。

我挂断电话，望着麦戈文，将库柏所说结果转述给她。

“火灾发生前她就死了，”我说，“死于颈部严重穿刺以致吸入血液进而导致失血和窒息。按理说，我该等进一步调查后再确认死因，可我认为这起案子必须以凶杀案来看待。目前最要紧的是确认死者身份，在这方面我会全力协助。”

“可能是这个女人动手放火烧了农场，但在火焰上身前割了自己的喉咙吗？”麦戈文说，语气微愠。

我没搭腔，站在一旁的桌边给咖啡机添加咖啡粉。

“你不觉得谋杀太过沉重吗？”她又说。

我注入矿泉水，摁下开关。

“凯，没人乐意接受凶杀案的说法，”她说，“想想肯尼斯·斯帕克斯的名气和可能由此掀起的波澜。希望你明白，你是在以卵击石。”

“烟酒枪械管制局也畏惧他吗？”我说着在自己散乱堆放着大叠公文的办公桌前坐下，和她面对面。

“听着，我不在乎他是谁，”麦戈文说，“只想尽力做好分内工作。至于政治游戏，不该是我在这里讨论的。”

而此刻占据我头脑的不是斯帕克斯或媒体，这起案件中令我困惑的疑点有如无底深渊般深不可测。

“你的属下会在火灾现场待多久？”我问她。

“再待一天，最多两天，”她说，“斯帕克斯已经把他屋里的物品清单交给我们和保险公司了，单那些古董家具、旧原木地板和壁板提供的可燃物数量就相当惊人。”

“主浴室呢？”我问，“假设那里是起火点的话。”

她犹豫片刻，“很显然，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没错。假设没有使用助燃剂，至少我们没发现有石油蒸馏油之类，那火灾到底是怎么引燃的？”

“一群人想破了头，”她挫败地说，“包括我。正当我试图推测那间浴室发生闪燃需要多少燃料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燃料可用。根据斯帕克斯的说法，那里只有脚踏垫和一些毛巾，柜子和盟洗配件都是定制的雾面钢材质。淋浴间有一扇玻璃门，窗户装有薄纱窗帘。”咖啡机嘟嘟作响，她停下来，接着又继续说，“我们是如何计算的呢？一间宽十英寸长十五英寸的房间大概需要五六百千瓦的能量，当然，还得考虑许多其他变量，例如当时门口气流的强弱……”

“其他房间呢？你刚才说可燃物数量很大，是吗？”

“我们只在乎一个房间，凯，就是起火点所在的那个房间。若不是起火点，所谓可燃物数量的多少根本没有意义。”

“原来如此。”

“浴室的天花板被烧出一个大洞，我知道这火焰蹿了多高，这样快速的燃烧需要多少千瓦的能量，一块脚踏垫、几条毛巾和一个薄纱窗帘绝不可能引起这样一场大火。”

我知道她的精确推算只是纯粹的数学，对她所说也无丝毫怀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答。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一桩谋杀案，而且当房子起火时，受害者的尸体已经躺在那间以大理石地板、大镜子和钢制配件等非可燃物装潢的主浴室里了。

“那扇打开的天窗呢？”我问麦戈文，“符合你的理论吗？”

“或许。因为我说过，火焰一定蹿得很高，足以让玻璃天窗碎裂，使热气像冲出烟囱那样从这个开口冲出。每一场火都有独特的个性，但有些仍有规律可循，由于物理定律。”

“我了解。”

“火灾有四个阶段，”她继续说，仿佛我对此一无所知，“第一阶段是烟流，即起火时升起的热气、火焰和烟雾混合体。假设这起案件中的引燃物是浴室的脚踏垫，便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热气升得越高，温度就降得越低，浓度也便越大。这些气体和其他燃烧生成的副产品混合后产生的热气开始沉降，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空间布满烟雾。接下来，热烟层会逐渐下沉，直到找到一个通风口——就这个案子来说，也许就是浴室门。烟雾层冲出通风口，新鲜空气随之流入。如果氧气充足，天花板的温度很可能超过六百摄氏度，甚至发生爆炸，也就是闪燃，接着火势到达全盛期。”

“在浴室里到达全盛期。”我说。

“然后向其他氧气充足，并拥有足以烧光整座屋子的可燃物的房间蔓延。”麦戈文说，“所以，令我困惑的不是火势蔓延的迅速，而是起火的原因。我说过，光是浴室里的脚踏垫和窗帘绝对不够，肯定还有别的引燃物。”

“也许吧，”我说着起身去倒咖啡，“你需要加点什么？”

“牛奶和糖。”她的视线随着我移动，“拜托别加那些人工的东西。”

我啜饮着黑咖啡，将马克杯搁在桌上。麦戈文打量起我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自然比我位于第十四街和富兰克林街交叉口的旧办公室敞亮时髦得多，但空间仍然局促。更糟的是，他们好意将我安排在为高级主管配备的透明玻璃办公室里，但只要对医生略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书架和私密空间，而非可以俯瞰停车场和彼得斯堡高速公路的防弹玻璃窗。我那数百本医学、法律、法医科学领域的报告和期刊，还有大量其他书籍全都混杂在一起，有些书柜甚至不得不挤着两排书。我的秘书罗丝经常可以听到我因找不到急用的参考书而大发牢骚。

“蒂恩，”我啜着咖啡说，“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照顾露西。”

“露西很懂得照顾自己。”她说。

“有时并非如此。”我勉强挤出微笑，试图表现出些许风度以隐藏内心莫名的忌妒。

“你说得没错，”我说，“她最近表现得相当出色，费城似乎很适合她。”

麦戈文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也许她对我的了解相当深入。

“凯，无论我怎么帮她，”她说，“她的路都不会太过平坦。”她旋转着马克杯，像是准备品尝美酒，“我是她的上司，不是她的母亲。”

这话让我极为反感。我粗鲁地拿起电话，要罗丝替我挡掉所有来电，然后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

“我同样认为她调去你的分局绝不因为她需要一个代理母亲，”我回到如一堵屏障般横在我们之间的办公桌旁，冷冷地说，“且不说别的，露西的专业能力几乎无人能及。”

麦戈文抬手制止了我，“当然，”她辩驳道，“她非常专业，但我不确定在其他方面她也能应对自如。她是个成年人，但仍有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她的联邦调查局背景可能会被某些人拿来制造话题，说她心态有问题，并且从未独立侦办过案件。”

“这些流言不会持续太久。”我说。我发现自己很难客观地和她谈论露西。

“哦，至少会持续到她登上直升机、设计出能够赶往现场移除炸弹的机器人才可能结束，”她断然说道，“或者在所有人拿计算器闷头苦思时心算解出Q点方程式的答案。”

Q点是一种数学方程式或者说计算方法，调查人员常据此评估在火灾现场观测到的、或证人指称的各种物理和化学现象。我不确定露西心算出这种艰难的数学公式后就能交到朋友。

“蒂恩，”我语气和缓，“露西聪颖过人，但这不见得是件好事。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看，天才和智障同是一种残障。”

“当然，我在这方面的深刻体会超乎你的想象。”

“你能理解就再好不过了。”我说，仿佛把关照露西前途的接力棒交给了她。

“我也希望你能了解，露西现在和将来所受的待遇都不会和其他人有任何不同。其他调査员对她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包括关于她为何离开联邦调查局和她私生活的传言。”麦戈文坦率地说。

我久久注视着她，暗忖她到底了解露西多少。除非有联邦调査局的人向她做过关于露西背景的简报，否则她从何得知露西和嘉莉·格雷滕以往的关系以及一旦后者被捕并出庭受审可能引发的影响呢？我猜不出。想到此处，原本黯淡的一天又蒙上一层阴影，我不自然的沉默使麦戈文急于打破僵局。

“我有一个儿子，”她盯着咖啡，轻声说，“我知道把孩子养大后忽然失去他们是什么滋味。翅膀硬了，忙着与朋友厮混、打电话。”

“露西早就长大了，”我迅速回应，不希望她对我抱有同情，“她也从没和我一起生活过，我是说真正住在一起。她一直都很忙。”

麦戈文只是微笑着站了起来，“我该走了，”她说，“我得去査看一下他们的工作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