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是假期即将来临前典型的情况。联系的时候找不到人，也没有人回电话，停车场多出很多空位，午餐时间拉长，人们在因公出门的路上偷偷到商店、银行、邮局办点私事。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整个州在假期正式开始之前就打烊了，但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尼尔斯·范德都不是个“典型的人”。他在圣诞节前一天打电话给我，对今夕何夕以及身在何方显然毫无感觉。

“我正准备开始做图像强化的工作，你可能有兴趣。”他说，“珍妮弗·戴顿的案子。”

“我马上到。”我说。我走过走廊，差点撞上从男厕所出来的本·史蒂文斯。

“我要去见范德，”我说，“不会太久，我的文件都拿到了。”

“我正要去找你。”他说。

我犹豫地停下脚步，听他准备说些什么。我不知他是否感觉得到，我很难若无其事地面对他。露西继续从我家的终端机注意是否有人试图再次进入我的目录，目前为止还没发现。

“我今天早上和苏珊说过话。”史蒂文斯说。

“她还好吗？”

“她不回来上班了，斯卡佩塔医生。”

我不意外，但她竟不肯亲自告诉我，这让我觉得被刺了一下。我至少打过六七次电话去找她，不是没人接，就是她丈夫编借口，解释苏珊为何无法接听。

“就这样？”我问他，“她就说不回来上班了？理由呢？”

“我想她怀孕要比原本预期的辛苦，这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

“她必须寄辞职信来。”我无法抑制声音中的怒气，“人事部门的细节我就交给你了，我们要立刻找接替她的人。”

“现在预算冻结，没办法雇人。”我走开时，他提醒我。

屋外，被铲在道路两旁的积雪已经冻成一堆堆脏兮兮的冰丘，既不能在上面停车也不能走过去。厚重的云层后透出苍白的阳光。一辆电车载着一支小型铜管乐队开过去，我在他们渐行渐远的“全世界都快乐”的乐曲声中爬上花岗岩台阶，上面撒的盐踩起来像沙子。一名法警让我进入海岸大楼，我在一间有彩色显示器和紫外线灯的房间里找到范德。他坐在图像处理器的工作站前操作鼠标，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某些东西。

“不是空白的，”他连句“你好吗”都没说就直接宣布，“有人在这张纸的前一张或前几张上写了些东西。如果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出一些痕迹。”

我明白了。他左边的灯桌中央放着一张干净的白纸，我俯下身仔细查看。痕迹非常浅，简直难以确定我究竟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想象出来的。

“珍妮弗·戴顿床上的水晶底下找到的纸？”我开始感到兴奋。

他点头，继续移动鼠标，并调整着灰度。

“这图像是正在拍摄的吗？”

“不是，摄影机已经把图像拍下来了，存在硬盘里。不要碰那张纸，我还没有检查过上面的指纹。快点，快点。”他这是在跟图像处理器讲话，“我知道摄影机能看得很清楚，你可要帮我们的忙呀。”

计算机化的图像强化方式是对比和出谜题。摄影机可以分辨出两百多种不同的灰色，肉眼只能分辨出不到四十种——看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

“谢天谢地，处理纸的时候不用担心背景的杂色。”范德一面工作一面说，“这样速度可以快得多。前几天有个遗留在床单上的血印把我害惨了，因为有纤维的编织纹路，你知道，不久前那样的印子还一点用都没有呢。好了。”他处理的那一块区域罩上了另一层灰，“现在有点苗头了，看到没有？”他指着屏幕上半边出现的浅淡痕迹。

“勉强可以。”

“我们在这里试着加强阴影和痕迹的对比，因为这纸上并没有写下又擦掉什么东西。光线斜照在纸张平面和凹痕上，阴影就产生了，至少摄影机清楚地抓到了阴影。没机器帮忙是看不见的。来试试，把垂直部分加强一点。”他移动鼠标，“把水平部分调暗一点。好，有了。2—0—2，后面一横杠。这是个电话号码。”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那是华盛顿特区的区号。”

“我看到了一个4和一个3——那是个87”

我眯起眼睛。“我想是3。”

“这样比较清楚。你说得没错，绝对是3。”

他继续努力了一阵，屏幕上可以看见愈来愈多的数字和字母。他叹口气说：“可恶，最后一个数字弄不出来。它就是不在那里，不过看看特区区号前的这个。‘致’，接着是冒号，底下是一个‘传自’，接着又有冒号和另一个号码，8—0—4，这是本地的。这个号码很不清楚，一个5，好像还有一个7还是97”

“我想那是珍妮弗·戴顿家的号码，”我说，“她的传真和电话用的是同一条线。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传真机，可以用普通打印纸一张张传出去的那种。看起来她在这张纸上写了一份传真。她传了什么出去？另一份文件吗？这底下没有写东西。”

“我们还没弄完呢。现在看到的像是日期，是11吗？不对，那个字是7。十二月十七号。现在往下移。”

他移动鼠标，使屏幕上的箭头往下滑，又按下一个键将要调整的区域放大，然后慢慢地从一片虚无之中抓出字句来，这里一撇，那里一点，那里又一杠。范德一言不发地进行着，我们几乎没眨眼，大气不出一声，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字迹渐渐变得清楚，不同色调的灰度互相对比，一点一滴地显示出来。他用要求、哄骗把那些字变了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全都出现了。

整整一星期前，在珍妮弗·戴顿被杀不到两天前，她传真了如下一封信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号码去。

是的，我会合作，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

范德按下打印键。我终于把头从屏幕上抬起来，觉得一阵晕眩，视线暂时模糊了，肾上腺素激增。

“这个要立刻给马里诺看。希望我们能找出这是谁的传真，这个华盛顿的号码就差最后一位数字了。除了最后一位数字，和这个号码一模一样的传真在华盛顿还会有几个？”

“从0到9的数字，”范德在打印机的嗒嗒声中提高了声音，“最多只会有十个，不管是不是传真。”

他给我一份打印出来的结果。“我会把它弄清楚一点，稍后再印一份更好的给你。还有一件事。我试着调朗尼·华德尔的指纹，就是纳史密斯案子里那个沾血大拇指的指纹的照片，可是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每次打电话到档案处去，他们都说还在找他的档案。”

“现在快放假了，我敢说那里现在几乎没人上班了。”我说，心里却冒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预感。

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听。

“该死，电话公司那边不用想了，”他说，“我在那里的关系已经度假去了，圣诞节前一天也不会有人帮你忙活。”

“我们自己或许可以找出收到她传真的是谁。”我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除非我们发一封传真过去，上面写着‘你是谁’，希望能接到一张回复的传真，上面写着‘嗨，我是杀死珍妮弗·戴顿的人’。”

“这要看那个人的传真机有没有设定辨识标记。”我说。

“辨识标记？”

“比较精密的传真机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名字或公司名称设定在系统里，你传出去的东西上面都会印有这个辨识标记。更重要的是，接收传真的那个人的辨识标记也会显示在发传真的这台机器上。换句话说，如果我发一份传真给你，在我这里的传真机上就会看见‘里士满市警局’出现在我刚拨出的号码上面。”

“你找得到这么高级的传真机吗？我们队的这一台烂透了。”

“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唔，到时候告诉我结果。我得上街了。”

我很快列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前面六位是范德和我从珍妮弗·戴顿床上的那张纸上辨认出来的，最后一位从0、1、2、3依序排列。然后我一个一个试，其中只有一个号码接通后，传来的是非人类的尖锐响声。

传真机放在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玛格丽特也早早放假了。我关上她办公室的门，在她的桌旁坐下来，一边听着小型计算机的嗡嗡声、看着调制解调器的小灯闪动，一边思索。辨识标记的作用是双向的。要是我开始传送，我办公室的辨识标记就会出现在我拨过去的那台传真机上。我必须迅速切断，不让传送过程完成。我希望等有人过去看传真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主任法医办公室”和我们的号码已经消失了。

我在送纸盘里放进一张白纸，拨了那个华盛顿的号码，等着传送开始。字幕显示窗上什么都没有。该死，我拨的这台传真机没有辨识标记。到此为止了。我切断传送，沮丧地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电话就响了。我接起来：“斯卡佩塔医生。”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不知道你刚才传什么东西，没传过来。”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愣住了。

“我这边什么都没收到，只有一张空白的纸，上面印着你办公室的名称。哦，上面说‘错误代码001，请重传’。”

“这样啊。”我感到手臂上汗毛直竖。

“也许你要传一份订正过的记录？我知道你去看电椅了。”

我没回话。

“非常有始有终，斯卡佩塔医生。或许你对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伤痕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的擦伤？在肘前窝那里？”

“请再给我一次你的传真号码。”我静静地说。

他念给我听，号码和我列出的一致。

“古鲁曼先生，这台传真机是在你的办公室里，还是你跟别的律师合用一台？”

“就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不需要特别标明是给我的，把东西传过来就好了——而且拜托你快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我本来打算要回家。”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是被挫折感赶出门的。我找不到马里诺，也没什么是我能做的了。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怪网里，而对交叉点在哪里却没有一点概念。

心血来潮之下，我开进西卡瑞街旁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个老人在卖花环和圣诞树，他坐在他那小型森林中央的板凳上，像个寓言故事垦的樵夫，空气中充满常青树的香味。或许我终于躲避不了圣诞节的气氛，又或许只是需要转移下注意力。我拖到这么晚，已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那些树都没了形状或即将枯萎。我想，除了我挑的那棵，其他的大概都注定要被抛弃吧。这棵树要不是脊椎侧弯的话，应该会很可爱。

装饰的过程有些像困难的整形手术，而非假日的例行公事，但当我将装饰品和灯串有技巧地挂上去，并用铁丝调整好有问题的地方，这棵树就骄傲地站在了客厅里。

“你看，”我退后几步欣赏成果，对露西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突然在圣诞节前一天决定要买棵树很怪异。你上次买圣诞树是什么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

“那些装饰品就是这么来的吗？”

“那时候，我对圣诞节很花心思。”

“所以你现在不再这么做了。”

“我现在要忙得多。”我说。

露西拉开壁炉屏风，用拨火棒调整柴火的位置。“你和马克一起过过圣诞节吗？”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去年圣诞节去看你了。”

“才没有，你们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三天才来的，新年第一天就飞回家了。”

“他的圣诞节是和家人一起过的。”

“他们没有邀请你去？”

“没有。”

“为什么？”

“马克的家庭在波士顿是望族，有自己的传统。你决定好今晚穿什么了吗？我的夹克和那条黑丝绒的项链配吗？”

“我什么都没试穿，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露西说，“我半个人都不认识。”

“没那么糟。我只是送一份礼物去给一个怀孕的同事，她可能要辞职了。另外我要到这附近的一个派对去一下，我接受他们邀请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会来。当然，你不一定要跟我去。”

“我宁愿待在这里。”她说，“我真希望能开始弄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东西。”

“有点耐心。”我告诉她，虽然自己都快失去耐心了。

近傍晚的时候，我又留了一次话给无线电调度员，想着要不是马里诺的寻呼机坏了，就是他太忙没时间去找公用电话。邻家窗户内摇曳着烛光，一轮椭圆的明月高挂树梢。我放起帕瓦罗蒂和纽约爱乐合作的圣诞音乐，一边努力调整心情，一边洗澡换衣服。我去参加的那个派对要到七点才开始，我有充足的时间把礼物送给苏珊，并跟她谈一谈。

很意外，她居然接了电话。我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一趟，她的语气迟疑而紧张。

“杰森不在家。”她说，仿佛这有多么重要，“他到购物中心去了。”

“嗯，我有些东西要给你。”我解释说。

“什么东西？”

“圣诞节的东西。我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不会待很久，可以吗？”

“大概吧。我是说，那太好了。”

我忘了她住在南区，那里我很少去，而且容易迷路。交通比我担心的还要糟，密德罗森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赶在最后一分钟购物的人，他们为了采购快乐假期的必需品，把你撞到路边也无所谓。停车场里满是车子，商店和购物中心的装饰灯光亮得足以刺瞎眼睛。苏珊住的那一带很暗，有两次我不得不停在路边，打开车内小灯研究她给我的指示。东绕西绕了很久，我终于找到她家那栋牧场式的小小平房，夹在两栋看起来跟它一模一样的房子中间。

“嗨。”我说，怀里抱着粉红色的圣诞红。

她紧张地锁上门，转身带我走进客厅，推开茶几上的书本和杂志，把那盆圣诞红摆在上面。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好一点了。要不要喝点什么？来，我帮你把外套挂起来。”

“谢谢，不用了，我马上就走。”我递给她一个包裹，“一点小东西，我去年在旧金山买的。”我在长沙发上坐下。

“哇，你准备得还真早。”她不肯直视我的眼睛，蜷起腿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你要我现在拆吗？”

“随你高兴。”

她用大拇指的指甲小心地划穿胶带，把丝带完整地解下来，把拆开的包装纸抚平整放在膝上，仿佛要留着以后再用，然后打开黑色的盒子。

“哦。”她低声叹息着，展开那条红色的丝巾。

“配你那件黑外套应该很好看。”我说，“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是不喜欢羊毛贴着皮肤的感觉。”

“好漂亮。斯卡佩塔医生，你这份礼物真用心，从来没有人从旧金山给我带过东西。”

她脸上的表情令我一阵心疼，突然间，四周的景象变得更加清晰。她穿着一件袖口起了毛球的黄色毛织品睡袍，脚上那双黑袜子我猜是她丈夫的。廉价的家具上有磨损的痕迹，装饰布面也都泛着油光。放在小电视机旁的人造圣诞树上没什么装饰品，而且缺了好几根树枝，底下的礼物寥寥无几。一张婴儿床折叠起来靠在墙边，很明显是二手的。

苏珊发现我在环顾四周，显得十分不自在。

“一切都整洁无瑕。”我说。

“你知道我这个人，强迫性的偏执狂。”

“幸好。如果可以形容停尸间看起来很棒，我们的停尸间就是。”

她小心地折起丝巾，放回盒子里，然后把身上的睡袍裹得更紧，一言不发地盯着圣诞红看。

“苏珊，”我温和地说，“你想不想谈谈这是怎么回事？”

她没有看我。

“那天早上你那么生气、激动，不像你。你没有来上班，然后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就说要辞职，这也不像你。”

她深吸一口气。“真的很对不起。这阵子我好像没办法好好处理事情，总是有很激烈的反应，就像让我想到茱蒂的那天。”

“我知道，你妹妹的死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们是双胞胎，异卵双胞胎。茱蒂长得比我漂亮多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朵琳嫉妒她。”

“朵琳就是那个自称女巫的女孩？”

“对。很抱歉，我实在不想接近那一类的东西，尤其是现在。”

“也许这件事会让你好过一点。我打电话到珍妮弗·戴顿家附近的那个教堂去，他们说照明尖塔的钠灯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出故障，但显然没人注意到灯并没完全修好。这也许就是那里的灯光忽明忽灭的原因。”

“我在教堂长大的时候，”她说，“教友里面有圣灵降临派的，他们相信驱魔的事情，相信人被附身之后会用不同的声音或语言说话。我记得有个男人来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讲到他撞邪的经历，说晚上躺在床上听见黑暗中有呼吸声，还有书从架子上飞起来在房间里撞来撞去。我怕死这种东西了，连《大法师》都不敢去看。”

“苏珊，我们工作的时候必须客观、清醒，不能让成长背景、想法或恐惧干扰。”

“因为你不是出生在牧师家庭。”

“但我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

“身为基本教义派牧师的女儿，我做不到。”她挑衅地说，眨了眨眼睛，强忍住泪水。

我没有跟她争论。

“我以为已经摆脱了以前的东西，结果它又跑回来掐住我的脖子。”她艰难地继续说，“就好像我的身体里有另一个人在乱摆布我。”

“怎样乱摆布你？”

“有些东西被毁掉了。”

我等着她进一步解释，但她不肯，低头瞪着自己的手看，眼神惨淡。“压力实在太大了。”她喃喃地说。

“什么压力太大了，苏珊？”

“工作。”

“工作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以为她会说怀孕后，就一切都不一样了。

“杰森认为这工作对我没好处。他一直这么认为。”

“是这样。”

“我回家后会告诉他工作的情形，他很难忍受。他会说：‘你难道不明白这有多糟糕吗？对你不可能有好处的。’他说得对，我再也不能把这话抛在脑后了。我受够了腐烂的尸体，受够了人们被强暴、切割、射杀，我受够了看见死掉的婴儿和死在车里的人。我再也不想接触暴力了。”她看着我，下唇颤抖着，“我再也不想接触死亡了。”

我想着要找人来接替她会有多么困难。新人加入后有很多东西得学，工作的进度会变慢。更糟的是得跟应聘者面谈，刷掉那些怪里怪气的家伙，热衷于在停尸间工作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正常的模范生。我喜欢苏珊，因而感觉受到伤害，且非常困扰——她没有跟我说实话。

“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愿意跟我谈？”我的视线仍定在她身上。

她瞥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恐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了。”

我听见关门声。

“杰森回来了。”她勉强地说。

我们的对话结束了，我站起身静静地对她说：“苏珊，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跟我联系，要我写推荐信或只是谈谈都好。你知道怎么找我。”

我出去的时候，和她丈夫只是很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他是个健壮的高个子，有棕色鬈发和漠然的眼神。虽然他的态度彬彬有礼，但我看得出来，他并不高兴发现我在他家里。我开车过河时，想到这一对奋力维持生计的年轻夫妇会怎么看我，不禁心头一紧。我是穿着名牌套装的上司，在圣诞夜开着奔驰车来送些礼物意思一下。苏珊对我不再忠诚，这件事触到了我内心最深处的不安全感，我对自己的人际关系以及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再确定。我怕马克死后，我没能通过某项考验，仿佛失去他后我的反应，能解答我周围的人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毕竟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能应付死亡啊，凯·斯卡佩塔首席法医。反之，我退缩了，而且知道其他人也感觉得到我的某种冷淡，不论我表现得多么友善或体贴，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再跟我谈知心话了。现在看来，连我办公室里的安全系统都遭到侵入，苏珊也辞职了。

我在卡瑞街出口驶下公路，左转进入我住的那一带，开向地方法院法官布鲁斯·卡特的家。他住在离我家几条街远的苏格蕾夫街上。突然间，我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迈阿密的小孩，瞪大眼睛盯着那些当时在我看来都像豪门巨宅的房子。我记得推着满满一车的柑橘挨家挨户地走，知道那些伸出来施合零钱的优雅的手属于高高在上的阶级——那些人施舍着怜悯。我记得口袋里装满零钱回到家时，闻到垂死父亲房间里疾病的味道。

“温莎农庄”的富有并不招摇，一栋栋乔治王和都铎时代风格的房子整齐排列在有英国名字的街道旁，地产上都有树荫遮蔽、有蜿蜒的砖墙围绕。私人保安系统充满戒心地保卫着有钱有势的人，对他们来说，防盗警铃就像草坪上的洒水器一样司空见惯。不成文的惯例比白纸黑字的规定还要有胁迫力：你不会挂起一根绳子晾衣服，也不会事先没通知就跑去别人家，因为这样你的邻居会不高兴，你不一定非开捷豹不可，但如果你的交通工具是生锈的卡车或者停尸间的厢型车，你会把它停在车库里不让别人看到。

七点一刻，我把车停在一栋有着石板屋顶、漆成白色的砖造房屋前的一长串车子后面。悬在黄杨木和云杉上的白色灯光像星星一样，红色的前门上挂着清香的新鲜花环。南西·卡特带着灿烂的微笑迎接我，伸出手把我的外套接过去。她不停地说着话，盖过人群七嘴八舌的交谈声，身上红色长礼服的亮片闪烁着。这位法官夫人五十几岁，是由金钱雕琢而成的教养良好的艺术品。我猜她年轻的时候并不漂亮。

“布鲁斯在里面什么地方……”她四处扫视，“吧台在那边。”

她引领我进入客厅，赴宴宾客光鲜亮丽的衣着与一大张色彩鲜明的波斯地毯配合得天衣无缝，我怀疑这张地毯比我刚才在河对岸造访过的那栋房子还值钱。我看见法官在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交谈。我扫视人群，认出几个医生和律师、一个政治公关人员，还有州长的秘书。不知怎的，后来我手中多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身旁有个从没见过的男人碰碰我的手臂。

“斯卡佩塔医生？我是弗兰克·唐纳修。”他大声自我介绍，“祝你圣诞快乐。”

“也祝你圣诞快乐。”我说。

马里诺和我去参观监狱那天因病没出现的典狱长，是个小个子，五官粗糙，一头浓密的头发灰白了不少。他的打扮像是在模仿英国的宴会主持人，穿着鲜红色的燕尾服和有褶边的白色衬衫，红色的领结上有小小的电灯泡在闪烁。他向我伸出手，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那杯纯威士忌危险地倾斜着。

他靠到我耳边说：“你们来的那天，我不能带你们参观，很遗憾。”

“你们的一位警卫把我们照顾得很好，谢谢。”

“我想那是罗伯兹吧？”

“我想是叫这个名字。”

“唔，真不幸你还得费那么多事跑过去。”他的视线在屋内四处游荡，向我身后的某个人眨了眨眼，“那里只是一大团狗屎而已。唔，华德尔以前就流过几次鼻血，血压也很高。他总是抱怨这里那里不舒服，头痛啦、失眠啦等等。”

我低下头，努力想听清他的话。

“那些死刑犯是一等一的骗人高手。老实说，华德尔又是其中之最。”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抬起眼睛来看他。

“麻烦就在这里了，没人知道。不管怎么说，除了我们这些成天和那些家伙相处的人，没人知道。”

“我想一定是这样。”

“华德尔据说洗心革面了，变成那么一个小可爱。哪天有空让我跟你说说，斯卡佩塔医生，说说他以前多喜欢跟其他犯人吹嘘他对那个可怜的纳史密斯女孩做了什么。他神气得不得了，因为他杀掉了一个名人。”

屋里空气稀薄，温度也太高了。我感觉他的眼神在我身上游移。

“当然啦，大概没有什么事会让你大吃一惊吧。”

“的确，唐纳修先生。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大吃一惊。”

“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你怎能每天面对你的工作。尤其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不是互相残杀就是自杀，就像那天晚上那个早早拆完圣诞礼物之后在车库里自杀的可怜女士一样。”

他的话像是出其不意用手肘在我的肋骨上捅了一下。珍妮弗·戴顿的死在晨报上有过一段简短的报道，其中提到，警方表示她看起来似乎提早拆了圣诞礼物，这也许有暗示她是自杀的意味，但没有任何陈述正式说明。

“你说哪一位女士？”我问。

“不记得名字了。”唐纳修啜了一口酒，脸色发红，眼睛发亮，四处转动，“可怜，真是可怜。嗯，你一定要找一天到我们格林斯威尔的新家来看看。”他大大地咧嘴一笑，便转移阵地到一位穿着黑衣服、胸部壮观的太太那里。他在她嘴上亲了一下，两个人开始大笑。

我一逮着机会就早早告辞，回家看见一炉熊熊烈火，外甥女躺在长沙发上看书。我注意到圣诞树下多了好几份礼物。

“如何？”她打着哈欠问。

“你留在家里是明智之举。”我说，“马里诺打电话来了吗？”

“没有。”

我再拨他的号码，铃响四声之后，他不耐烦地接起来。

“希望现在找你不会太晚。”我道歉。

“我也希望如此。又有什么不对劲了？”。

“很多事情都不对劲。今天晚上，我在一个派对上遇见了你的朋友唐纳修先生。”

“真令人兴奋啊。”

“不知怎么，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他提起了珍妮弗·戴顿的死，我觉得很怪。”

沉默。

“另外一个小小的意外，”我说下去，“看来珍妮弗·戴顿在她死的前两天里曾经传真过一封信给尼古拉斯·古鲁曼。她信里的语气很烦乱，我感觉他要见她，而她建议他到里士满来。”

马里诺还是没说话。

“你还在吗？”我问。

“我在。”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但我们也许应该一起想。明天的事，你真的不改变主意了？”

他深吸一口气。“我很想去，医生，但是我……”

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在哪个抽屉里？”

马里诺显然是把手盖在话筒上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清了清喉咙。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

“唉。”他顿了顿。

“你明天可以带你朋友一起过来吃晚饭，我会很高兴的。”我邀请道。

“喜来登饭店有个自助餐，我们打算去那里。”

“嗯，我的圣诞树底下有份东西要给你。如果你改变主意，明天早上打个电话给我。”

“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投降去买了棵树？一定又小又丑。”

“它可是众人羡慕的焦点昵，多谢你的称赞。”我说，“替我向你朋友说声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