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半天之后，我们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计划。露西将在田园度假村跟韦斯利夫妇一起待到星期三，好让我有一小段时间应付自己的问题，不用分神照顾她。吃完早餐，我在小雪中开车回家，抵达里士满时，小雪变成了雨。

快到傍晚时，我已经去过办公室和实验室。我跟费尔丁及其他几位刑事鉴定专家讨论过，也避开了本·史蒂文斯。记者打来的电话我一个都没回，也不去看电子邮件，即使卫生部的特派员寄信给我，我也不想知道里面说什么。四点半，我正在果园大道上一家加油站加油，一辆白色的福特汽车停到后面。我看着马里诺下车，拉拉裤子走进男厕。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神秘兮兮地四下扫视，仿佛担心有人在监视他上厕所。然后他朝我走来。

“我开过去的时候看到你了。”他说着把双手塞进蓝色运动外衣的口袋里。

“你的外套呢？”我动手清理挡风玻璃。

“在车里，我嫌它太碍事了。”他缩起肩膀对抗冰冷刺骨的空气，“如果你还没想过该怎么阻止那些谣言，那你最好想想。”

我烦躁地把橡皮刮板放回装清洁剂的容器里。“那你建议我怎么做，马里诺？打个电话给杰森·斯多瑞，告诉他说我很遗憾，他太太和未出生的孩子都死了，但可不可以请他把悲伤和愤怒发泄到别的地方去？”“医生，他把事情都怪到你头上。”

“我看过《华盛顿邮报》引述的他的话，有很多人都在谴责我，他把我形容成一个精明狡猾的贱女人。”

“你饿吗？”

“不饿。”

“唔，你看起来很饿。”

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是某个样子，我的职责就是把它查清楚。所以我让你选，医生。我可以去那边的自动售货机买些零食和汽水，然后站在这里吸进一大堆废气又冻个半死，还妨碍其他可怜的王八蛋来用自助式加油枪。或者我们到菲尔去。两种选择都是我请客。”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一个角落的包厢里，翻看印有精美插图的菜单，上面列出的食物从意大利面到炸鱼一应俱全。马里诺面对暗色的玻璃门，我能清楚地看见厕所。他在抽烟，周围大部分的人也在抽，这让我又想起了戒烟的痛苦。他选的这个地点再理想不过了。菲尔欧陆酒吧在这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顾客都是毕生的老友，来享受丰盛的食物和瓶装啤酒。这里典型的顾客是好脾气、善交际的人，不太可能认出或者在乎我是谁，除非我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上。

“事情是这样的，”马里诺合起菜单说，“杰森·斯多瑞认为，如果苏珊换份工作，现在就会还活着，他大概没错。此外，他是个不成器的家伙，是那种自我中心的烂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事实上，搞不好他最该为苏珊的死负责。”

“你总不会是说，是他杀了她吧？”

侍者来了，我们点了菜。马里诺要一份烤鸡饭，我要一份正宗的辣热狗，再加上一人一杯健怡汽水。

“我不是说杰森射杀了他太太。”马里诺平静地说，“但不管导致她被害的是什么事，都是他让她卷入的。付账单是苏珊的责任，她财务上的压力非常大。”

“这不令人意外。”我说，“她丈夫刚失业啊。”

“不幸的是，他还维持着昂贵的品位。我指的可是Polo的衬衫，‘乔治城’的长裤，还有真丝领带。这浑蛋被解雇两星期后，还跑去买了七百元的滑雪装备，到冬青镇去度周末，之前还买了一件两百元的皮夹克和一辆四百元的自行车。所以苏珊在停尸间做牛做马，回到家还要面对跟她薪水不成比例的账单。”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着，突然心痛地想起苏珊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她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吃午饭，有时我去找她聊天。我想起了她的杂牌玉米片和罐子上贴着特价标签的汽水。她好像从来没吃过不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东西。

“杰森这种乱花钱的习惯，”马里诺继续说，“让他现在给你找这一堆该死的麻烦。他拼了命地跟任何愿意听的人说你的坏话，因为你是个医生兼律师兼印第安酋长，开奔驰车，又住在‘温莎农庄’的大房子里。那个蠢材大概以为，如果他把太太的事情怪到你头上，或许可以得到一点补偿。”

“随便他使尽吃奶的力气去试吧。”

“他会的。”

健怡饮料端来了，我换了个话题。“我明天早上要去跟小毛见面。”

马里诺的视线飘向吧台上方的电视。

“露西开始着手调查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还得对付本·史蒂文斯。”

“你该想办法甩掉他。”

“你知不知道要开除州政府的雇员有多困难？”

马里诺说：“除非这个雇员是派任的，不在一般级别之内，比方你。你该找个法子把那浑蛋踹开。”

“你跟他谈过了吗？”

“哦，谈过了。根据他的说法，你傲慢自大、野心勃勃、性情怪异，在你手下做事倒了八辈子的霉。”

“他真的这么说？”我难以置信地问。

“大意是这样。”

“我希望有人查他的财务状况。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存进大笔存款。苏珊不是单独惹上麻烦的。”

“我同意。史蒂文斯知道得应该不少，正在拼了老命掩饰自己。顺带一提，我去苏珊的银行查过了。有一个出纳记得她那笔三千五百元的存款是用现金存的。她皮包里装着二十、五十和一百元的钞票。”

“史蒂文斯是怎么说苏珊的？”

“他说他跟她真的不熟，不过他感觉你和她有些过节。换句话说，他是在强化新闻里说过的东西。”

食物送上来，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吃下一口，我实在太生气了。

“费尔丁呢？”我说，“他认为在我手下做事很要命吗？”

马里诺又瞪着别的地方看。“他说你是个工作狂，从来摸不透你这个人。”

“我不是雇用他来摸透我的。跟他比起来，我当然是工作狂了。费尔丁对刑事鉴定医学的热情早就冷却，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在健身房里。”

“医生，”马里诺直视我的眼睛，“你跟任何人比起来都是工作狂，大部分的人都摸不透你。你并不直言。事实上，你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印象。对不熟悉你的人而言，要了解你简直太困难了，有时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动你。其他的警察、律师会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知道你真正的样子，你怎么能每天面对你的工作。他们把你看成一个不跟任何人接近的人。”

“那你怎么说？”

“我他妈的什么也没说。”

“你的心理分析完了吗，马里诺？”

他点起一根烟。“听着，我要对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一直这么一副内敛的专业女士的样子：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信任别人，不过一旦那个人被你接纳了，那就真是被你接纳了，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你会为他两肋插刀。但过去这一年，你变了，马克死后，你筑起了大概一百座墙。对我们这些在你身边的人来说，就好像在一间以前是二十一度的房间里，气温突然降到十三度。我想，你自己甚至没有觉察这一点。所以现在没人对你有多深厚的感情，说不定还有点憎恨你，因为觉得被你漠视或蔑视，也许他们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也许他们不在乎。人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坐在钉床上也好，待在热锅上也好，他们都会利用你的位置谋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凝聚力，他们就更容易为自己牟利，一点都不关心你会怎么样。你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有很多人已经等了很多年，要看你流血。”

“我不打算流血。”我推开餐盘。

“医生，”他喷出一口烟，“你已经在流血了。根据常识判断，如果你跟鲨鱼一起游泳时流血，那你最好赶快从水里爬起来。”

“可以偶尔不用这么老套的比喻吗？”

“喂，就算我用葡萄牙语来说，你也不会听。”

“如果你讲葡萄牙语，我发誓会听。如果你哪天决定说英语了，我也发誓会听。”

“这种评语不会让人喜欢你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时候可是带着微笑的。”

“我看你切开尸体的时候也带着微笑。”

“才不，我总是用手术刀。”

“有时这两者没有多大区别。我看过你的微笑让律师流血。”

“如果我是这么糟糕的人，那我们为什么是朋友？”

“因为我垒起的墙比你还多。事实上，到处都有神经病，而且水域里满是鲨鱼，都想把我们大卸八块。”

“马里诺，你太疑神疑鬼了。”

“答对了，所以我才希望你避一阵风头，医生，真的。”他说。

“我没办法。”

“老实跟你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你只要插手这些案子，都会显得有利益冲突，别人对你的印象会更差。”

我说：“苏珊死了，艾迪·希斯、珍妮弗·戴顿都死了。我的办公室里有人贪污，而且我们连前几个星期上电椅的人究竟是谁都不确定。你建议我一走了之，直到这一切都神奇地自行水落石出？”

马里诺伸手拿盐，但我抢在他前面。“不行，不过你爱撒多少胡椒就撤多少。”我把胡椒罐给他推过去。

“这套养生的狗屎理论会害死我的。”他警告道，“总有一天我会发火，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口气做了：同时抽五根烟，一只手拿一杯波本，另一只手拿一杯咖啡，牛排和烤马铃薯上堆满了奶油、酸酪、盐巴，然后我会把所有的保险丝全都烧断。”

“不，你才不会这么做。”我说，“你会好好对待自己，至少跟我活得一样久。”

我们沉默了一阵，拨弄着盘里的食物。

“医生，我无意冒犯，可是你到底想从那些该死的羽毛碎片上找出什么？”

“它们的来源。”

“我可以省掉你的麻烦，它们是从鸟儿身上来的。”他说。

将近七点，我跟马里诺分开，回到城区。气温回升到四度以上，黑夜中一阵阵狂骤的大雨袭来，足以阻断交通。停尸间后面的隔间是关着门的，停车场空荡荡，钠蒸汽灯看起来像一圈圈晕黄的渍痕。我走进楼里，沿着照明充足的走廊经过解剖室走向苏珊的办公室，心跳随之加速。

我打开门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找到什么，但自然而然地以她的档案柜和办公桌抽屉为目标，翻看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以前的电话留言。一切看来都跟她生前一样。马里诺相当有技巧，搜寻过别人的私人空间后，并不会改变东西杂乱无章的模样。电话仍然歪放在办公桌的右角，电话线扭得像条麻花。绿色的吸墨纸上放着剪刀和两支笔尖折断的铅笔，她的工作外套搭在椅背上，电脑显示器上还贴着一张提醒跟医生预约好时间去看病的纸条。我盯着她弯幅不大、微微倾斜的工整字迹，心里一阵颤抖。她是在哪里走错路的？是她嫁给杰森·斯多瑞的时候吗？还是她的毁灭是更早就已注定的，在她还是严谨牧师的小女儿、失去了妹妹而独自活下来的时候？

我坐在她的椅子里朝档案柜靠近，动手把一个个档案抽出来翻看。大部分都是停尸间里会用到的外科器材和其他零碎东西的宣传手册等印刷资料，并没有奇怪的地方，直到我发现她简直把费尔丁写给她的每份备忘便条都存起来，却没有半张本·史蒂文斯或者我的，而我们两人都写过不少备忘便条给她。我在抽屉里和书架上搜寻，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史蒂文斯或我的档案，有人把它们拿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可能是马里诺带走的，而后突然惊觉到一件事，于是连忙上楼。我打开办公室的门，直奔我放日常行政文件的抽屉，那里有电话单、备忘便条、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还有预算编制和长期计划的草稿。我找的那个厚档案就叫“备忘录”，里面有这几年来我写给手下员工和其他几个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每一张备忘便条的复印件。我去罗丝的办公室里找，又仔细地检查一次我的办公室。那份档案不见了。

“你这个浑蛋。”我愤怒地走过走廊，低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浑蛋。”

本·史蒂文斯的办公室整洁无瑕，装饰仔细，像是特价家具店里的展示区。他的办公桌是有桃花心木贴片、装有明亮的黄铜把手的威廉斯堡式复制品，还有一盏暗绿灯罩的黄铜立灯。地板上铺着一张机器制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一幅幅大图片，有阿尔卑斯山上的滑雪者、骑马奔驰着挥舞马球杆的男人、在惊涛骇浪中竞速的赛船选手。我首先抽出苏珊的人事档案，应该包括在内的工作性质描述、履历表以及其他文件都在，失踪的是几份褒奖她的备忘资料，是我在雇用她之后写的，并亲自加进她的档案里。我把办公桌的抽屉一一打开，发现了一个乙烯树脂材质的棕色包，装有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和一小瓶古龙水。

也许是门被悄悄拉开一点，进入一股几乎感觉不到的气流，也许我只是以动物的本能感觉到别人的存在，我坐在本·史蒂文斯的办公桌边，把一瓶“红色”古龙水的瓶盖盖回去时，抬起眼睛，正好看见他站在门口。在冰冷而漫长的一刻中，我们四目相接，一言未发。我不觉得恐惧，也一点都没有因他逮到我在做这些而忧虑，我只觉得愤怒。

“你的工作时间真是晚得不寻常啊，本。”我拉上他的梳洗用品包的拉链，放回抽屉。我把手指轻搭在吸墨纸上，动作和语速都从容而缓慢。

“我最喜欢加班，就是因为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在，”我说，“不会让人分心。不必冒着有人走进来打断你正在做的事的风险。没有众多耳目的牵制，没有声音，只有警卫偶尔晃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很少发生，除非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很讨厌进停尸间。我从来没碰到过愿进停尸间里巡逻的警卫。清洁工也一样，甚至不肯到楼下去，就连楼上也是能少做就尽量少做。不过这一点不相干，对不对？现在快九点了，清洁工一向都是七点半前就离开。

“我好奇的是，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猜到。我连想都没想过。也许这正表明了我近来对周遭的事情有多么视而不见，很可悲。你告诉警方说你和苏珊不熟，但你常常让她搭你的便车上下班，就像我解剖珍妮弗·戴顿的那个下大雪的早上一样。我记得苏珊那天魂不守含，她把尸体放在走廊上不管，我走进解剖室时她正在拨电话，一看到我就赶快挂上。我不认为她是在联系公事，因为那时是早上七点半，何况那天天气太差，大部分的人根本连家门都不打算出。而且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人可以找——大家都还没来上班，除了你。如果她是打电话给你，为什么要躲躲藏藏不让我知道？除非你不只是她的直接上司。

“当然，你我的关系也一样令人好奇。我们好像处得不错，但你突然宣称我是全世界最烂的上司。这让我怀疑对记者大放厥词的是否不仅有杰森·斯多瑞一个人。真是令人惊异啊，我突然多了一重人格，成了个神经兮兮的暴君，并应该为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的惨死负责。苏珊和我在工作上的关系非常融洽，而且，本，直到最近，我和你也是。但这一点是死无对证了，尤其是现在，任何可能对我的说法有所记录的数据都很方便地消失了。而且我猜你对某人透露过，说办公室里有些重要的个人档案和备忘录不见了，暗示是我把那些文件拿走的。既然档案和备忘录都消失了，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随你说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史蒂文斯说。他从门边移开，但没有朝办公桌走来，也没有在椅子上坐下。他的脸涨得通红，眼里满是冷酷的恨意。“我不知道少了什么档案或备忘录，但如果是真的，那我也不能向有关单位隐瞒这个事实，就像我不能隐瞒今天晚上到办公室来拿忘记的东西，正好撞见你在翻我的抽屉。”

“你忘了拿什么，本？”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事实上，你有必要。你在我手下工作，如果你很晚跑来办公室，又刚好让我知道了，我就有权询问你。”

“那就停我的职啊，你开除我看看。现在这么做，可真会让你好看！”

“你真是只乌贼，本。”

他瞪大眼睛，舔舔嘴唇。

“你这么努力要打垮我，只是像在水里喷了一大堆墨汁，因为你慌了，想让人把注意力从你身上转到我身上。是不是你杀了苏珊？”

“你他妈的疯了？”他的声音在颤抖。

“她圣诞节刚过中午就离开家，据说是要去见一个女性朋友。事实上她是去见你，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她死在车里的时候，她外套的领子和围巾上有男性古龙水的味道，就像你抽屉里放的，下班之后、去酒吧混之前喷两下的那瓶‘红色’一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谁付钱给她？”

“也许就是你。”

“这样说太荒唐了。”我冷静地说，“你和苏珊参与了某种赚钱的勾当，我猜一开始是你把她拖下水的，因为你知道她的弱点在哪里。先前她可能跟你谈过私事。你知道要怎么说服她同流合污，而且老天知道，你可需要钱了，光是你在酒吧里喝的那些酒就足够毁掉你的预算。玩乐是很昂贵的，我也知道你一个月薪水有多少。”

“你什么也不知道。”

“本，”我压低了声音，“赶快脱身吧。趁还来得及，告诉我幕后主使是谁。”

他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有人送命，这件事的赌注就太高了。如果苏珊是你杀的，你认为你逃得过吗？”

他什么也没说。

“如果杀她的是别人，你认为你就可以脱身，同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你这是在恐吓我。”

“胡说。”

“你没办法证明你在苏珊身上闻到的古龙水是我的，这种东西没办法检验，气味是不能装进试管存起来的。”他说。

“现在我要请你离开，本。”

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我听见电梯的门合上，便走到走廊尽头，从可以俯视大楼后的停车场的窗户向下窥看。一直到本·史蒂文斯开车出门，我才离开，走到我的车子旁。

联邦调查局大楼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碉堡，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心的第九街和宾州大道交叉口。次日早上我到达时，前面有上百个吵闹的小学生。他们让我想起露西这个年纪时的样子，他们会乒乒乓乓地跑上楼，横冲直撞地奔向长凳，一刻也闲不下来，群聚于巨大的灌木丛和盆栽树木之间。露西一定会喜欢参观这些实验室，突然间，我如此想念她。

孩童尖细的吵闹声像被风吹走一般离我远去，我稳步快走，我已来过这里好几次，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朝大楼中心走去，依次经过庭院、供相关人员使用的停车场、一名警卫，到达单扇的玻璃门前。门厅里摆着黄褐色的家具、几面镜子，还有国旗。一面墙上有总统微笑的照片，另一面墙上则贴着全国十大通缉要犯。

我向警卫台边的一名年轻探员出示驾照，他的态度就像灰西装一样阴沉刻板。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你来这里要见谁？”

我告诉了他。他比对我和我的照片，确定我没有携带武器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给我一张访客证。这里的总部和匡提科的学院不一样，有一种仿佛会使人身心僵硬的气氛。

我从来没见过小毛，不过他这个颇为讽刺的名字给了我先人为主的印象：他是个娘娘腔的瘦弱男人，全身上下长着淡金色的体毛，除了顶上无毛。他的眼神很无力，皮肤很少接触阳光，会无声无息地进出各个地方，从不惹人注意。我的印象自然是错误的。当一个只穿衬衫没穿西装外套的结实男人出现，直直看向我的时候，我站起来。

“你一定是毛先生了。”

“斯卡佩塔医生。”他和我握手，“叫我小毛就好。”

他最多四十岁，有副学者式的英俊相貌，戴着无框眼镜，一头修剪整齐的棕发，打着一条褐红色和深蓝色条纹的领带。他散发出一种全神贯注而极富智慧的气息，曾经研读研究所的艰苦课程的人都会马上注意到这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乔治城或者约翰霍普金斯学院的教授，没有一个不是成天跟不寻常的事物打交道，而觉得无法跟凡夫俗子沟通的。

“为什么研究羽毛呢？”我们走进电梯时我问。

“我有个朋友是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学家。”他说，“政府管航空的官员开始找她帮助研究鸟击事件，让我很感兴趣。你知道，鸟会被吸进航空器的引擎里，当你检查地上的机体残骸时会发现一些羽毛碎片，会想知道是哪一种鸟引发事故的。换句话说，不管被吸进去的是什么，都变得稀烂了。一只海鸥就可以造成一架B一1轰炸机失事，而一架载满乘客的大型客机碰上鸟击，损毁一个引擎，问题就大了。再举个例子，有只鸟撞穿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挡风玻璃，驾驶员的头当场被撞烂。因此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研究飞鸟被吸入引擎的问题。我们把鸡丢进去，测试涡轮和扇叶，看飞机能不能经得起一只或两只鸡的考验。

“此外，各种事情中都会遇到鸟。嫌疑人鞋底沾的鸟粪里有鸽子的细绒毛，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尸体被发现的那条巷子？一个闯进别人家里行窃的小偷偷走了一只鸟，我们在他的车里发现羽毛碎片，检验后发现就是被偷那只鸟的。在一个被奸杀的女人身上发现了细羽绒，她的尸体装在一个国际牌立体声喇叭的箱子中，丢在垃圾车里。我认为那是小白野鸭的羽绒，跟嫌疑人床上羽绒被里的羽毛一样。那个案子是靠一根羽毛和两根人的体毛成立的。”

三楼是一整层的实验室，检验人员在里面分析犯罪中使用的或者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爆裂物、油漆碎屑、花粉、工具、轮胎、残余物等等。气体层析侦测器、显微分光光度计以及电脑主机日夜不停地运转，房间里充满了汽车油漆种类、胶带、塑料的参考大全。我跟着小毛穿过白色的走廊，经过DNA分析实验室，进入他工作的毛发纤维组。他的办公室也是实验室，深色木制家具及书架与电脑及显微镜共存。墙壁和地毯是淡棕色的，几张用大头钉钉在告示板上的蜡笔画告诉我，这位享誉国际的羽毛专家已为人父。

我打开一个牛皮纸封套，取出三个较小的透明塑料封套。其中两个分别装着在珍妮弗·戴顿和苏珊·斯多瑞凶杀案中找到的羽毛，另一个则装着艾迪·希斯手腕上黏性碎屑的载玻片。

“看起来这是最完整的一个。”我边说边指着从珍妮弗·戴顿睡袍上取下来的那片羽毛。

他把它从封套中取出，说：“这是羽绒——长在胸部或背部的羽毛。上面挺有一丛。好，找到的羽毛越多，越易进行分析。”他用镊子从羽轴上拔了几根像分叉小树枝的“羽枝”，坐到立体显微镜前，在一片载玻片上滴了薄薄一层二甲苯，把那些羽枝放在上面，这样可以浮撑开它们细小的结构。等到每一根羽枝都清楚地摊成扇形，他用绿色吸墨纸的一角吸去多余的二甲苯，然后加上固定液Flo—Texx，再盖上盖玻片，放在连着摄影机的比对显微镜下。

“首先我解释一下，鸟的羽毛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有中央的羽轴、羽枝，羽枝再分叉成像头发一样的羽小枝，还有较宽的底部，顶上有一个毛孔。羽枝这些细线让整体看起来有羽毛的样子，而放大之后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就像一根有羽轴的迷你羽毛。”他转向显示器，“这就是一根羽枝。”

“看起来像蕨类。”我说。

“在很多情况下是的。现在我们再放大一点，仔细看看那些羽小枝，能供辨识的是羽小枝的特征部分。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羽小枝的结。”

“让我看看是不是搞懂了。”我说，“结是羽小枝的一部分，羽小枝是羽枝的一部分，羽枝是羽毛的一部分，而羽毛是鸟的一部分。”

“对，每一种鸟又有其特殊的羽毛结构。”

我在显示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很不显眼，像用单一线条画出的杂革或昆虫腿，线条由三维空间的三角形结构连接在一起，小毛说那就是结。

“关键在于结的大小、形状、数目、色素形成，以及它们是如何沿着羽小枝排列的。”他耐心地解释，“比方说，星形的结表示是鸽子，圈形的结是鸡和火鸡，凸缘比较大、在结前有隆起的是杜鹃。这些，”他指向屏幕，“很明显是三角形的，我马上就知道这是鸭子或鹅的羽毛，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结果。在盗窃、强暴、凶杀的案子里找到的羽毛通常来自枕头、被子、背心、夹克、手套等等，这些东西的填塞物一般包括剁碎的鸭毛和鹅毛，如果是便宜货，则是鸡毛。但这种羽毛绝对可以排除鸡毛的可能性，我想也不是鹅毛。”

“为什么？”我问。

“呃，如果有一整根羽毛，就很容易看出差别。羽绒比较棘手。但根据我现在看到的，平均来说，结太少了。此外，它们也不是平均分布在整根羽小枝上，而是偏于末梢，比较靠近羽小枝的末端。这是鸭毛的特性之一。”他打开一个柜子，抽出好几个抽屉的载玻片。

“我看看。我这里差不多有六十片鸭毛的载玻片。为了保险起见，我每一片都要看，一边看一边排除不符合的。”

他把载玻片一片一片放到比对显微镜下，那是两个复显微镜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组双眼显微镜。录像显示器上有一个圆形的光亮区域，中间由一条细线划分为二，已知的羽毛样本放在一边，需要辨识的羽毛则在另一边。我们很快地看过野鸭、美洲家鸭、丑鸭、黑凫、棕硬尾鸭、美国赤颈凫等几十种羽毛。小毛不需要看太久，就知道要找的这种鸭很不好认。

“是我的想象力作祟，还是这根羽毛比其他的细致？”我说的是这根问题羽毛。

“不是你的想象力作祟。这根羽毛确实比较细致，是流线型的。这些三角形的结构没有那么向外突张，看到了吗？”

“是的，你这么一说就很明白。”

“这给了我们关于这种鸟的重要提示。大自然造物真的各有原因，我猜这根羽毛的结构是为了绝缘保暖。羽绒的作用在于留住空气，而羽小枝愈细、结愈呈流线状或愈是逐渐变细、结的位置愈近末梢，羽绒就能愈有效地留住空气，就像在一间不通风的绝缘小房间里，会很温暖。”

他把另一片载玻片放到显微镜的镜台上，这次我看得出很接近了。这根羽毛的羽小枝很细致，结逐渐变细，而且位于末梢。

“这是什么鸟？”我问。

“我把最有嫌疑的留到最后。”他看起来很满意，“是海鸭，而我们的嫌疑对象是绵凫。把倍数调到四百看看。”他转动接物镜，调整焦距，又看了另外好几片载玻片。“不是王绵凫或者斑点绵凫。我想也不是星纹绵凫，因为结的底部偏棕色。你这根羽毛就没有，看到了吗？”

“看到了。”

“所以我们试试普通的绵凫。好了，染色情形很一致。”他极为专注地盯着屏幕说，“来，再看看，羽小枝上平均有两个结分布在末梢。此外还有保暧功能绝佳的流线型——如果得在北极游泳，这可是很重要的。我想就是它了，学名是Somateriamollissima的绵凫，产于冰岛、挪威、阿拉斯加，还有西伯利亚海岸一带。我会用SEM再检查一次。”他补充道，指的是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查。

“要扫描什么东西呢？”

“盐的结晶体。”

“当然了。”我入迷地说，“因为绵凫是海鸟。”

“没错，而且是种很有趣的海鸟，有很特别的用途。在冰岛和挪威，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保护，不让掠食者或其他东西扰乱侵入，这样人们才便于收集母凫铺在巢里和盖在蛋上的羽绒，然后把羽绒清理干净卖给工厂。”

“什么工厂？”

“一般是制造睡袋和被子的工厂。”他一面说，一面固定好几根从苏珊·斯多瑞车里发现的羽绒上拔下的羽枝。

“珍妮弗·戴顿家里没有这一类东西。”我说，“没有任何填塞羽毛的东西。”

“那么它可能来自二手或三手的转移过程中，凶手身上沾到羽毛，又转移到被害人身上。你知道，这真是很有意思。”

那个样本出现在显示器上。

“又是绵凫。”我说。

“我想是。再来试试那片载玻片，这是从那男孩身上采下来的？”

“是的”我说，“从艾迪·希斯手腕上胶带的残留物中采下来的。”

“哇。”

显微镜下的碎屑在显示器上现出一堆令人着迷的东西：不同色彩与形状的纤维，还有熟悉的羽小枝和三角形结。

“嗯，这给我的理论截出了一个大洞，”小毛说，“如果这是三件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凶杀案的话。”

“事情就是这样。”

“要是这些样本里面只有一个是绵凫，我会考虑有杂质存在。你知道，有些衣服的标签上写着百分之百丙烯酸系纤维，结果是百分之九十的丙烯酸系纤维加百分之十的尼龙。标签会说谎。比方说，如果工厂在制造你的丙烯酸系纤维毛衣之前刚制造过一大批尼龙夹克，紧接着生产的第一批毛衣里就会有尼龙杂质。制造出的毛衣越来越多，杂质就渐渐消失了。”

“换句话说，”我说，“如果有人穿的羽绒夹克或用的羽绒被制造时掺有绵凫羽毛的杂质，这个人的夹克或被子几乎不可能只会翻出绵凫羽毛。”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推测这样东西一定填塞了百分之百的兔绒，这就非常奇特了。通常在送到这里的证物中，我看到的都是普通商场的廉价外套、手套、被子，里面填的是鸡毛，也许是鹅毛。用凫绒填塞的背心、夹克、被子或睡袋是很高级的，不太容易漏毛，而且贵得让人不敢买。”

“你以前碰到过作为证据送来的凫绒吗？”

“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它这么有价值？”

“它的保暖性非常好，我刚才形容过，不过美感也是重要因素。普通绵凫的羽绒是雪白的，而大部分的羽绒都是脏兮兮的。”

“如果我买一个填塞凫绒的特制产品，标签会不会说明它填塞的是这种雪白的羽绒，还是只会说‘鸭绒’？”

“你会知道的。”他说，“标签上会有‘百分之百凫绒’之类的标示，得有理由解释那东西为什么那么贵。”

“你能不能用电脑查一查羽绒制品供货商？”

“当然可以。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原来的那件衣物或者那样东西，没有哪个供货商会说你找到的那个凫绒制品是他家生产的。很不幸，一根羽毛不够。”

“我不知道，”我说，“说不定可以。”

还不到中午，我走了两条街到我停车的地方，坐进车里把暖气开大。我离新泽西大道太近了，近得觉得自己像受月亮引力影响的潮汐。我系上安全带，扭开收音机，两次伸手去拿电话，又改变了主意。光是考虑跟尼古拉斯·古鲁曼联系，就太疯狂了。反正他也不会在，我边想边再次伸手拿电话拨了号码。

“古鲁曼。”对方的声音说。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在暖气风扇的噪音中提高声音。

“嗯，哈哕，我前两天刚读到你的新闻。你听起来像是在车里打电话。”

“的确，我正好在华盛顿。”

“我真是受宠若惊，你经过我们这穷乡僻壤时还会想到我。”

“你们这里一点也不穷乡僻壤，古鲁曼先生，而且我打这个电话也不是为了社交。你我应该讨论一下朗尼·乔·华德尔的事。”

“我知道了，你离法律中心有多远？”

“十分钟。”

“我还没吃午饭，你应该也没有。我叫三明治到办公室里来吃，你觉得如何？”

“可以。”我说。

法律中心离大学的主要校区约三十五条街远，我还记得多年前发现学生生活并不包括走过笼着树荫的古老街道、坐在优美的十八世纪砖造建筑物里上课时，感到多么沮丧。反之，我那漫长的三年即将花在特区里最嘈杂、最繁华的一带，一栋毫无魅力可言的全新建筑里。然而我的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和美国国会近在咫尺的地方研读法律自有令人兴奋之处，更别提种种方便了。但更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读书没多久就遇见了马克。

在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我和马克·詹姆斯最早的接触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带来的生理反应。一开始，一看见他我就慌乱不安，尽管不知道为什么。等我们认识之后，他的出现则会让我血液里的肾上腺素激增，心开始狂跳，突然发现自己对他再寻常无比的一举一动都注意得不得了。几个星期内，我们像着了魔一般谈到深夜、清晨，说出的话语仿佛不是字句，而是某个秘密乐章里的音符，不可避免地愈加强劲，并在某个晚上像一场不可预知的意外般，带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力量达到高潮。

这么多年来，法律中心的规模扩充了不少。刑法咨询中心在四楼，我走出电梯时没有看见任何人，经过的办公室看来也都空荡荡的。毕竟还在放假，只有闲不住或太绝望的人才有心工作。四一八室的门开着，秘书的桌子空着，古鲁曼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

我不想吓他，一边叫着他的名字一边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他没应声。

“哈哕，古鲁曼先生？你在吗？”我把他的门稍微推开了一点，又喊一次。

他的办公桌埋在以计算机为圆心的好几英寸深的混乱之下，案件档案和抄本沿着拥挤的书架堆在地上。办公桌左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打印机和一台正忙着传送的传真机。我静静地站着环顾四周，电话响了三声又停了。办公桌后方的窗子拉上了窗帘，可能是为了减少电脑屏幕的反光，窗台上则放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破旧棕色皮公文包。

“抱歉。”后面传来的一个声音差点让我惊跳起来，“我刚出去了一下，本希望能在你到达之前回来：”

尼古拉斯·古鲁曼没有要跟我握手的意思，也没有说半句问候的话。他最关心的事情似乎是回到座位上。他拄着一根银杖头的手杖，缓缓走到椅子旁。

“我没办法请你喝咖啡，艾芙琳不在的时候没人煮。”他边说边坐进那把法官椅，“但熟食店马上就会把我们的午餐和饮料送来，希望你等等。请坐，斯卡佩塔医生。一个女人居高临下看着我，让我紧张。”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古鲁曼桌前坐下，很惊奇地发现他并不是我记忆中学生时代的那个怪物。他似乎缩小了，不过我更怀疑是自己的想象力把他放大到巨人的程度。我现在看到的他是一个瘦小的白发男人，岁月在他脸上刻下夸张且令人注目的纹路。他仍然穿西装背心、打领结、抽烟斗，注视我的眼神也仍然像手术刀一样善于分析，但并不让我觉得冰冷。他只是不动声色，我自己的眼神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

“你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我大胆地问他。

“痛风，独裁者的疾病。”他说的时候不带微笑，“不时会发作。请饶了我，不用给我什么好建议或对策了。你们这些医生快要把我逼疯了，从失灵的电椅到我可悲的饮食应该排除哪些食物和饮料，什么事情都要不请自来地发表意见。”

“那把电椅没有失灵，”我说，“并不像你暗示的那样。”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暗示什么，当年你在这里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似乎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你，不要发挥妄下推断的天分。很遗憾你没听我的话，现在还是妄下推断，虽然这次其实是正确的。”

“古鲁曼先生，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令我受宠若惊，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回忆我在你的课堂上度过的悲惨时光，也不是来体验你似乎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心理战术。把话挑明了，我认为你是我所受的三十多年正式教育中遇过的最憎厌女人、最傲慢自大的教授。我必须感谢你把我应付浑蛋的本事调教得那么好，因为这世界上充满了浑蛋，我每天都必须应付他们。”

“我相信你每天都应付他们，不过你的本事好不好就很难说了。”

“我对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感兴趣，希望你告诉我一点朗尼·乔·华德尔的事。”

“除了最终结局是不正确的事实，你还想知道什么？你喜欢让政治来决定你的生死，斯卡佩塔医生？哎，就拿你现在的情况来说吧，你最近被报纸写得那么不堪，难道背后没有一丁点政治动机吗？每个在里面插一脚的人都有目的，可以从公开诋毁你的行动中得到某种好处，这与公平或者真理一点关系也没有。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批同样有权力的人夺走你的自由甚至性命，会是什么光景。朗尼是被一个不理性、不公平的制度给干掉了。不管引用了什么判例，也不管在直接的或从属的再审中有没有顾及他的权利，都没有差别。在这个案子里，我举出什么议题都没有差别，因为在你们那可爱的地区，人身保护令并不是用来防止滥权，确保审问和受理政治案件的法官都本着良心，力求审理过程符合宪法原则。没有半个人关心是否有违宪的行为阻挠了我们对法律某个领域的思考。我为了朗尼奋战的这三年，简直是白费力气。”

“你指的是什么违宪行为？”我问。

“你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们就先从检方的断然反对一事开始说：很明显有种族歧视存在。朗尼为平等保障条款所保障的权利完全被侵犯了，检方的不当处置明目张胆地侵害了他的第六修正案权利，让他无法得到一个在社群里平均采样而组成的陪审团。你应该没看过朗尼受审的过程，知道的可能也很少，那是九年多前的事了，你当时不在弗吉尼亚。当地媒体的势力强大得不得了，审理地点却没有改变。陪审团由八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组成，六女两男是白人。那四个黑人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汽车业务员、银行出纳、护士和大学教授。白人陪审团成员的职业什么都有，有一个退休的铁路扳闸工人仍然叫黑人‘黑鬼’，还有一个有钱的家庭主妇，她和黑人唯一的接触就是在新闻里看到他们又在国宅计划区射杀了别人。这样的陪审团绝不可能让朗尼得到公平的审判。”

“你是说，华德尔一案里，这样的或其他的违宪错误都是政治动机造成的？处死朗尼·华德尔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古鲁曼突然朝门瞥了一眼。“除非耳朵骗了我——我们的午餐来了。”

我听见轻快的脚步声和纸的沙沙声，一个声音喊道：“嘿，尼可，你在吗？”

“进来吧，乔。”古鲁曼坐着没有起身。

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网球鞋、活力充沛的年轻黑人出现了，把两个纸袋放在古鲁曼面前。“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饮料，这个里面是两个水手三明治、马铃薯沙拉，还有腌酸黄瓜。一共十五美元四十美分。”

“不用找了。乔，我真的很感激你送东西来。他们都不给你放假吗？”

“人们吃东西可是不放假的，老兄。我得走了。”

古鲁曼把食物和餐巾分成两份，我则拼命想着该怎么做才好。我愈来愈被他的举止和言谈打动，因为他并不显得阴险狡猾，也没有让我感觉他不诚恳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地方。

“什么政治动机？”我拆开三明治的包装纸，又问了他一次。

他打开一罐姜汁汽水，掀开那份马铃薯沙拉的容器盖子。“几个星期前，我以为快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本可以帮助我的人后来突然被人发现死在车子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斯卡佩塔医生。珍妮弗·戴顿的案子是你经手的，虽然没有公开宣称她死于自杀，但消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样。我认为她的死就算不到令人心寒的地步，也称得上是时机很凑巧。”

“这么说来，你认识珍妮弗·戴顿？”我尽可能平淡地问。

“是也不是。我没见过她，也只通过很少几次简短的电话。是这样，我是在朗尼死后才跟她联系上的。”

“她认识华德尔？”

古鲁曼咬一口三明治，伸手拿姜汁汽水。“她和朗尼绝对认识。你一定知道，戴顿小姐提供星座服务，对灵学之类的东西很有兴趣。晤，八年前，朗尼被关在梅克伦堡死囚室的时候，在某份杂志上看到了她的广告。他写信给她，一开始是希望她能替他看看未来。说得更确切点，他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电椅上，这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现象——囚犯会写信给灵媒或看手相算命的人问自己的未来，或者联系神职人员，请他们替自己祈祷。朗尼这件事不太寻常，是因为他和戴顿小姐显然展开了一段持久且亲密的通信关系，一直到他死前几个月才停止。那时，她写给他的信突然中断了。”

“你在怀疑她的信可能被拦截了？”

“这点毫无疑问。我和珍妮弗·戴顿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仍继续写信给朗尼，但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很怀疑他的信也被拦截了。”

“你为什么等到行刑后才跟她联系？”我感到不解。

“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这个人。朗尼一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才谈起她，在和所有我代表过的囚犯的谈话当中，那也许是最怪的一次。”古鲁曼把三明治拨弄了一阵，推到一旁，伸手去拿烟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这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是朗尼放弃我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是在他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一星期前。那时，他表示知道自己会被处死，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接受了难逃一死的事实。他说他期待死亡，而我最好停止争取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他还要求我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或者去看他。”

“但他没有解雇你。”

古鲁曼把火塞进石南木根制成的烟斗，吸着烟嘴。“没有，他只是拒绝见我，拒绝跟我通电话。”

“这样应该足以申请缓刑，来裁定他的行为能力。”

“我试过了，试过引用所有的东西，从‘海斯对莫菲’一案到主祷文。法庭很天才地裁决，说朗尼并没有要求被处决，只是表示他期待死亡，所以我的诉求被驳回了。”

“要是你在朗尼·华德尔行刑前的几个星期都没有跟他接触，那是怎么知道珍妮弗·戴顿的？”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时，他对我提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我负责将他写的一篇沉思录在他死前几天登在报纸上。他把东西给了我，我跟《里士满时报·快讯》谈好了。”

“我读到过。”我说。

“他的第二个要求——我照他的话说——是‘别让我朋友出事’。我问他指的是哪个朋友，他说——我这也是照他原话说的——‘如果你是好人，就替她留心。她从来没伤害过别人’。他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我等他死后再跟她联系，到时候打电话给她，说她对他有多重要。嗯，我当然没有完全照他的意思做。我马上试着联系她，我知道快失去朗尼了，而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希望这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比方说，既然他们一直在通信，也许她能指点我一下。”

“那你找到她了吗？”我想起马里诺告诉过我，珍妮弗·戴顿感恩节前后在佛罗里达待了两星期。

“电话一直没人接。”古鲁曼说，“我断断续续地试了好几个星期，老实说，由于与诉讼步调相关的时机问题和健康危机，又是放假，又是一次痛风大发作，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了。我一直等到朗尼死后，才想起要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遵照朗尼的要求告诉她，她对他很重要。”

“你早先试着跟她联系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在她的答录机上留言？”

“答录机没开，事后想起来也有道理。她可不希望度完假回来还得面对五百个不参考星座图就不能下决定的人的留言。而如果她在答录机上留言说她要出城两个星期，简直是在邀请小偷上门。”

“你终于跟她联系上后，发生了什么事？”

“她透露说他们通了八年的信，而且两人相爱。她宣称实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但她不肯告诉我就挂了电话。最后我写了封信给她，恳求她跟我谈一谈。”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我看看。处决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四号。”

“她回信了吗？”

“回了，颇有意思的是她是用传真回信的。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有传真机，但我的信纸上印有传真号码。我这里有她传来的内容，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在桌上一叠叠厚重的档案夹和其他文件中翻来翻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份档案，一页页翻看，抽出那张传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的，我会合作，”上面写道，“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要是古鲁曼知道她传来的这封信已在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里通过图像强化处理显现出来，不知有何反应。

“你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什么太迟了，什么又大错特错？”我问。

“要阻止朗尼被处死显然太晚了，那四天前就发生了。我不知她认为大错特错的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我感到朗尼的案子里面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有这种感觉好些时日了。他跟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什么友善的关系，这很奇怪。一般来说，客户和我都会变得很亲近——我是这个要置你于死地的系统中唯一替你说话的人，一个不为你服务的系统里唯一替你服务的人。可是朗尼对他的第一个律师非常冷淡，那个人认为这个案子没希望，因而放弃了。我接手的时候，朗尼还是很疏远，这实在让人沮丧得不得了。每次我觉得他开始信任我了，他立刻又会竖起一道墙。他会突然撤退到沉默之中，开始流汗。”

“他看起来害怕吗？”

“害怕、沮丧，有时生气。”

“你是说，他的案子牵扯到某种阴谋，而他可能告诉了朋友，或许在早先写给她的信里说到过？”

“我不清楚珍妮弗·戴顿知道什么，但怀疑她知道某些事。”

“华德尔称她为‘珍妮’吗？”

古鲁曼又伸手去拿打火机。“是的。”

“他跟你提过一本叫《巴黎鳟鱼》的小说吗？”

“有意思。”他看起来很惊讶，“这件事我很久没想起了，但几年前在我跟朗尼的最初几次会面中，我们谈到了书和他的诗。他喜欢看书，建议我读《巴黎鳟鱼》。我告诉他读过那本小说，但很好奇他为什么推荐它。他很安静地说：‘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古鲁曼先生，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那时候，我把这话解释为：他是一个处于和白人体系敌对的位置上的南方黑人，不管我在司法上诉过程中用了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也罢，还是什么魔法也好，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

“你现在还是这么解释吗？”

他深思地盯着一片芬芳的烟雾。“是的。你为什么会对朗尼的荐书单感兴趣？”他直视我的眼睛。

“珍妮弗·戴顿床边有一本《巴黎鳟鱼》，里面夹着一首诗，我怀疑是华德尔写给她的。这不重要，我只是好奇。”

“这当然重要，否则你就不会问了。你在想朗尼推荐这本小说给她看，可能跟他推荐给我看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他心中，那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故事。这又带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他向戴顿小姐透露过多少。换句话说，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

“你认为是什么，古鲁曼先生？”

“我认为其中隐藏了某种非常恶劣的轻率行为，为了某种原因，朗尼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与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狱政系统的腐败贪污。我不知道，但我希望知道。”

“但既然他快死了，又何必隐藏什么事呢？为什么不干脆孤注一掷，把事情说出来？”

“对啊，这才是最理性的做法，不是吗？既然我这么耐心而慷慨地回答了你的种种探测，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关切朗尼在受刑前可能遭受的虐待。你也可以了解我对死刑的激烈反对，这是一种残忍异常的制度。不必有淤血、擦伤或流鼻血，它就是残忍。”

“没有证据显示有生理上的虐待。”我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出任何药物，你收到我的报告了。”

“你这是在避重就轻。”古鲁曼边说边把烟斗里的烟丝敲出来，“你今天来，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在这段我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的对话当中，我已经给你很多信息。但我这么做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永远追求公平和真实，不管你把我看成什么。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碰上麻烦了。”

“如果你指的是我，容我提醒你自己的格言，不要妄下推断。”

“我并没有妄下推断。”

“那我必须表示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你突然对一个以前的学生表现出所谓慈善的态度。事实上，古鲁曼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慈善这个词从没跟你有过关联。”

“也许你不懂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将善意的行动或感觉布施给有需要的人。慈善是给某个人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给他的东西。我一向都给你你需要的东西。你是我学生的时候，我给了你需要的东西，今天也同样如此，虽然表现方式很不一样，因为你当时和现在的需要也不一样。现在我老了，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认为我不太记得你在乔治城的那些日子了。但你也许会很惊讶地听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因为你是我教过的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你不需要我给你安抚和掌声，你的危险不在于会对自己和自己优秀的心智失去信心，而在于可能失去你自己，就这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的课堂上为什么那么精疲力竭、魂不守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全副心思都放在马克·詹姆斯身上？顺带一提，就你的标准而言，他似乎只能算是平庸之辈吧？如果我看起来对你很凶、很苛刻，那是因为我想吸引你的注意力，我要你生气，要你在法律中感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只感到自己在谈恋爱。我怕你会抛开大好的机会，只因为荷尔蒙和感情太过泛滥。你知道，人会在某天醒来时，突然懊悔自己以前做出的某些决定。我们会在空空的床上醒来，前面有空空的一天在等着，除了空虚的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东西。我下定决心不让你浪费天赋，放弃力量。”

我惊愕不已地瞪着他，脸开始灼热。

“我对你的贬损和无礼从来都不是真心的。”他继续用那在法庭上令人畏惧的、安静准确的力道说，“那些都是策略。我们律师的策略是有名的，那是我们的旋转球和变化球，它们以不同的角度和速度制造出某种必需的效果。因为我真心而热切地想让学生变得强悍，并祈祷他们能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一点也不失望，你或许是我最明亮的星星之一。”

“你现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问。

“因为在你人生中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些事。你碰上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只是太骄傲，不肯承认。”

我一言不发，脑海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允许。”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我必须回报。我朝他办公室开着的门瞥了一眼，想象要闯进这里有多容易，而在他摇摇晃晃地走向汽车时，要攻击他又是多么容易。

“比方说，如果报纸继续刊登一些罗织你罪名的报道，你有必要拟出一些策略——”

我打断他的话：“古鲁曼先生，你最后一次见到朗尼·乔·华德尔是什么时候？”

他顿了顿，望向天花板。“我最后一次当面见他，至少是一年前了。我们大部分的交谈都是在电话上进行的。要不是他不允许，我会一直陪他到最后，这点我提过了。”

“那么照理说当他在春街监狱里等待行刑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或跟他说过话。”

“照理说？你这个说法很奇特，斯卡佩塔医生。”

“我们无法证明十二月十三号晚上被处死的人是华德尔。”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他露出惊异的神色。

我解释了一切，包括珍妮弗·戴顿是死于他杀，而华德尔的指纹出现在她家饭厅的一把椅子上。我向他描述艾迪·希斯和苏珊·斯多瑞的案子，以及有证据显示，有人修改过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记录。等我说完，古鲁曼坐得直挺挺的，用力盯着我不放。“我的老天！”他咕哝道。

“你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始终没有被警方发现。”我继续说，“警方搜她的房子时既没发现你的信，也没找到她传给你那份传真的原稿。也许有人拿走了，也许凶手那天晚上杀死她之后，就在她家的壁炉里把那些东西烧了，也许是她自己处理掉的，因为她害怕。我相信她被杀害是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苏珊·斯多瑞被杀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我说，“重点是，目前为止，两个跟朗尼·华德尔有关的人都被杀害了。说到知道华德尔很多事情的人，你是个几率很高的人选。”

“你认为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他带着扭曲的笑容说，“你知道，也许我对上帝最大的不满就是生死之隔常是时机问题。你的警告我听到了，斯卡佩塔医生。但我也没傻到会认为，要是有人打算射杀我，我可以躲得过。”

“你至少试一试。”我说，“至少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我会的。”

“或许你可以和太太去度个假，离开这里一阵。”

“贝佛丽三年前死了。”他说。

“我真的很抱歉，古鲁曼先生。”

“她病了好多年——事实上，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病着。现在没有人依赖我了，我就放任自己的恶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想改变世界。”

“如果有人可能改变这世界，或许就是你了。”

“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根据，但我还是很感激。我也要向你表达我对马克之死的哀悼。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他并不了解，但他看来人不错。”

“谢谢。”我站起身穿上外套，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车钥匙。

他也站起身。“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斯卡佩塔医生？”

“你这里大概没有朗尼·华德尔的信件或其他东西值得拿去检验指纹吧？”

“我没有他的信，他签过的文件也经过好几个人的手了。你想试试的话，我不反对。”

“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想，会通知你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

我们在门口停下脚步，古鲁曼撑着他的手杖。

“你提到最后一次跟华德尔谈话，他提出了三个遗愿，一个是刊登他的沉思录，另一个是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第三个呢？”

“他要我请诺林到行刑现场去。”

“你请了吗？”

“嗯，当然，”古鲁曼说，“你们那位州长甚至连回函表示出席与否的礼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