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古鲁曼从来不曾执业，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前途交到他手上。但他在教书前是个声誉卓著的诉讼律师，办过民权的案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主事的那个时期，也替司法部起诉过很多黑道分子。现在他的客户都是些没有钱而且被判了死刑的人，我很欣赏并感激古鲁曼的认真，也需要他愤世嫉俗的观点。

他没有兴趣协商或宣称我是无辜的，而且拒绝把一丝一毫的证据交给马里诺或其他人。他没有把那张一万元支票的事告诉任何人，说那是对我最不利的证据。我想起他在第一堂刑法课上教给学生的东西：一律说不，一律说不，一律说不。我以前的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遵守着这套规则，让罗伊·帕特森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然后在一月六号星期四的早上，帕特森打电话到我家，要我到他办公室里谈一谈。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事情澄清。”他和蔼可亲地说，“我只是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乖乖合作，更糟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我很惊奇，帕特森居然会认为这种老套的伎俩可以唬得住我。当州政府检察官想聊聊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在钓鱼，愿不愿都得上钩。警方也是一样。我遵照古鲁曼的准则对帕特森说不，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传票，要我一月二十号在特殊大陪审团的面前出庭。接下来是另一张要求我交出财务记录的传票。古鲁曼先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然后提出动议要求撤销传票。一个星期后，我们除了照做，别无选择，否则我就会被判蔑视法庭。几乎同时，诺林州长指派费尔丁为弗吉尼亚州的代理首席法医。

“又有一辆电视采访车开过去了，我刚才看到了。”露西站在客厅窗前朝外看。

“快来吃午饭。”我从厨房里朝她喊，“你的汤要凉了。”

一阵沉默。“姨妈。”之后，她的声音突然听起来很兴奋。

“怎么了？”

“你绝对猜不到是谁把车停了下来。”

我从水槽上方的窗子看出去，那辆白色福特汽车停在房前。驾驶座的车门打开，马里诺钻了出来。他拉拉裤子，调整一下领带，眼睛四处逡巡。看着他沿着人行道走向我家门口，我无比感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不知该不该高兴见到你。”我开门的时候说。

“嘿，别担心，我不是来逮捕你的。”

“请进。”

“嗨，彼得。”露西高兴地说。

“你不是应该回学校了吗？”

“不是。”

“什么？你们南美一月也放假啊？”

“对呀，因为天气太差了。”外甥女说，“气温只要一降到二十一度以下，所有的店铺和机构就关闭了。”

马里诺微笑着，我几乎从未看过他这么糟的样子。

一会儿后，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露西则出门去办事了。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

“你会不会叫我到门外去抽烟？”

我把烟灰缸朝他推过去。

“马里诺，你的眼袋大得像公文包一样，脸色通红，而且这屋里也没有暖和到足以让你流汗的地步。”

“看得出来你很想念我。”他从后裤袋里掏出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擦额头，然后点起一根烟，瞪着炉火看，“医生，帕特森那个浑蛋，他想把你给烤了。”

“让他去试试吧。”

“他会的，你最好有准备。”

“他没有证据可以指控我，马里诺。”

“他手上有一个在苏珊家里找到的封套，上面有你的指纹。”

“那一点，我可以解释。”

“但你无法证明，而且他还有一张王牌。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但还是要说。”

“什么王牌？”

“你还记得汤姆·路瑟罗吧？”

“我知道他，”我说，“但是不认识。”

“嗯，他挺会施展魅力的，老实说，他是个很不错的警察。事J隋是这样的，他到西涅银行去打听，说服了其中一个出纳，让她透露关于你的消息。照理说他是不应该问的，而她也不应该说。但她告诉他，记得你在感恩节前的某个时候开过一张面额很大的支票，根据她的说法，是一万块钱。”

我麻木地盯着他。

“我是说，其实不能怪路瑟罗，他只是在尽责工作。但这下帕特森就知道要在你的财务记录里找什么了，等你在特殊大陪审团前出庭的时候，他会狠狠地对你迎头痛击。”

我什么也没说。

“医生，”他倾身向前注视着我的眼睛，“你不觉得应该谈一谈吗？”

“不。”

他站起身走到壁炉旁，把挡火屏风移开一点，将烟蒂丢进去。

“该死，医生。”他静静地说，“我不希望你被定罪。”

“我不应该喝咖啡，你也不应该，但我想喝点什么。你喜欢热巧克力吗？”

“我喝咖啡吧。”

我起身去准备饮料，而思绪像秋天的家蝇一样无力地嗡嗡着飞来飞去，愤怒无处发泄。我煮了一壶低咖啡因的咖啡，希望马里诺喝不出来。

“你的血压如何？”我问他。

“你要听实话吗？有些时候，如果我是水壶，我就会咻咻叫了。”

“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他蹲在壁炉旁，炉火如风声般作响，摇曳的火焰映在黄铜上。

“随便举个例子吧，”我继续说，“你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不希望你惹上麻烦。”

“嘿，州政府检察官、市政府、州长，他们统统去死吧！”他突然愤怒地说。

“马里诺，我们不能屈服。有人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你有没有和那个带我们参观监狱的警卫罗伯兹士官谈过？”

“谈过，一点收获也没有。”

“嗯，我跟你那位朋友海伦·格瑞姆斯的会面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一定很赏心悦目吧？”

“你知道她已经不在监狱上班了吗？”

“我从来不知道她在那里做过什么事。蛮子海伦懒得要命，只有在替女访客搜身时才特别勤快。但唐纳修喜欢她，可别问我为什么。他被干掉之后，她转调到格林斯威尔的监视塔去，突然间膝盖还是哪里就有毛病了。”

“我有种感觉，她知道的比她说的多，”我说，“如果她和唐纳修交情不错。”

马里诺啜一VI咖啡，望向玻璃拉门。地上结了一层白霜，雪似乎愈下愈快。我想起自己被叫到珍妮弗·戴顿家的那个下着雪的夜晚，脑中出现的景象是一个头上卷着发卷、体重过重的女人坐在客厅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如果凶手逼问过她，必然是有原因的。他到底要去找什么东西？

“你想，凶手到珍妮弗·戴顿家去，是不是为了找信件？”我问马里诺。

“我想他是去找某样和华德尔有关的东西，信件啦、诗啦，这么多年中他可能寄给她的东西。”

“你认为他找到了吗？”

“这么说吧，他或许四处搜寻过，但手脚太干净了，我们看不出来。”

“呃，我不认为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我说。

马里诺疑惑地看着我，又点起一根烟。“根据什么？”

“根据现场的情况。她穿着睡袍，卷着发卷，看起来之前是在床上读书，而不像是在等谁来。”

“我同意。”

“然后，有人出现在她家门前，她一定让他进门了，因为没有强行闯入或者挣扎扭打的痕迹。我想接下来的情况可能是这样：这个人要求她把他要的东西交出来，但她拒绝。他火了，从饭厅搬了把椅子放在客厅中央，叫她坐上去，大概折磨了她一番。他问问题，但她不肯把他想听的告诉他，他用手在她脖子上愈勒愈紧，最后她被勒死了。他把她抱出去，放在她的车里。”

“如果他是从厨房进出的，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到的时候，那扇门没锁。”马里诺思考着。

“有可能。总而言之，我不认为他是有意杀死她的，他把她的死伪装成自杀之后，应该没有再待多久。也许他害怕了，或者只是对自己的任务失去了兴趣。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搜过她家，就算搜了，也没有找到什么。”

“我们可是什么也没找到。”马里诺说。

“珍妮弗·戴顿很惊慌。”我说，“她在传真里向古鲁曼表示，华德尔的遭遇中有什么东西错了。显然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我，甚至试过要跟我联络，但一听到是答录机就挂断了。”

“你认为她手上可能有文件或什么，可以告诉我们这乱七八糟的一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她有，”我说，“在那么害怕的情况下，她也不会把东西放在家里。”

“那她会藏到哪里？”

“我不知道，但她前夫也许知道。她十一月底不是去他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吗？”

“是啊。”马里诺看来很感兴趣，“事实上，她确实去了。”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在佛罗里达州麦尔斯堡海滩的“粉红贝壳”度假中心找到了威利·崔弗斯，他的声音听起来愉快而有活力。但对于我问的问题，他的回答则含糊不清。

“崔弗斯先生，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信任我？”最后我绝望地问。

“到这里来一趟。”

“现在要我这么做很困难。”

“我得见到你才行。”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就是这样。如果我见到你，就可以解读你，知道你是不是值得信任。珍妮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到麦尔斯堡海滩让你解读我，你就会帮我的忙了？”

“要看我解读出什么东西而定。”

我订了隔天早上六点五十的机票。露西跟我一起飞到迈阿密，我把她交给多萝茜，再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我可能会整晚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神经了。珍妮弗·戴顿这位服膺“全体论医学”的健康狂前夫，很有可能只会浪费我一大堆时间。

星期六，我四点钟起床，雪已经停了。我走进露西的房间叫她起床，听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声，然后轻轻碰碰她的肩膀，在黑暗中低声叫她的名字。她动了动，马上坐了起来。在飞机上，她睡到夏洛特，之后将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情绪一路发作到迈阿密。

“我宁可坐出租车。”她瞪着窗外说。

“你不能坐出租车，露西，你妈妈和朋友会到处找你。”

“正好，就让他们开车整天绕着机场转好了。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你得回家，我得直接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然后会从那里直接飞回里士满。相信我，不会有什么好玩的。”

“和妈还有她刚交往的白痴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好玩的。”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痴。你还没见过他呢，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

“我真希望妈得艾滋病。”

“露西，不可以这样说。”

“她该得。我不明白，她怎么可以跟任何一个请她去吃晚餐看电影的猪头上床！她怎么会是你妹妹！”

“你小声点。”我低声说。

“如果她真的那么想念我，就会自己来接我，而不是带别人一起来。”

“不见得是这样。”我告诉她，“等你哪天谈恋爱了，可能就会明白了。”

“你凭什么认为我从没谈过恋爱？”她愤怒地看着我。

“如果你谈过，就知道恋爱会发掘出我们性格中最好和最坏的部分。我们一下子慷慨敏感得要命，一下子又可恶得让人想千刀万剐。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极端的教材。”

“我真希望妈赶快度过更年期。”

下午两三点，我一面沿着泰密阿密路在树荫间行驶，一面匆匆补缀罪恶感在我的良心上啃啮出的破洞。每次面对家人，我都觉得烦躁不安。而每次我拒绝面对她们，就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那时我学会了不用离家，却在心理上逃避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父亲过世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是家里最理性的人，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既会烹饪也会理财。面对这个四分五裂且反复多变的家庭，我的反应不是哭泣，而是冷静下来，然后像蒸汽一样消散。因此我母亲和妹妹指责我对她们漠不关心，我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直暗自抱有羞愧感，觉得她们说得没错。

我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车里开着冷气，遮阳板也拉下来遮挡阳光。润泽无垠的天空呈现出鲜活的蓝色，棕榈树像是粗壮的鸵鸟腿上长着鲜绿色羽毛。粉红贝壳度假中心名副其实是粉红色的，后倚艾斯特罗湾，建筑物的阳台正对着墨西哥湾。威利·崔弗斯住在其中一间小屋里，但距我和他约好见面的晚上八点还有一段时间。我登记住进一间单人公寓，一进门就边走边把衣服脱了一地，扯下身上的冬装，从袋子里抓出短裤和运动上衣，七分钟之内就出门跑到海滩上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几英里，因为不清楚时间，而且每一段壮丽的海滩和水域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我看着在水里捕鱼的鹈鹕仰起头，像一口灌下波本威士忌般把鱼吞下去。我灵巧地绕过那些搁浅在岸上看似干瘪蓝色气球的僧帽水母。不时有尖细的童声穿透浪涛声传来，像飞舞在风中的一张张彩纸。我捡拾着被潮水冲刷平滑的沙钱，还有像被含吮得扃扁的薄荷糖一样的贝壳。我又开始想念露西了。

当海滩大部分都笼罩在阴影中时，我回到房间去洗澡换衣服，然后开车沿着艾斯特罗大道兜风，直到饥饿感像探测器一样把我引到“船长的大木船”餐厅的停车场。我点了金线鱼和白酒，一边享用一边看着地平线变成一片朦胧的蓝。不久，黑暗中浮起船的灯光，我看不见海水了。

等我找到在鱼饵店和钓鱼码头附近的一八二号小屋时，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威利·崔弗斯打开门的时候，我们两个好像已是多年的老友。

“第一件正事是吃点心，你还没吃饭吧？”他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吃过了。

“那就再吃一遍好啦。”

“可我吃不下了。”

“一小时之内，我就会证明你错了。我准备的东西很清淡，奶油烤石斑，淋上柠檬汁，再撒上很多现磨的胡椒。还有我用七种谷类亲手做的面包，吃过保你终生难忘。我看看，对了，还有腌菜沙拉和墨西哥啤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开了两瓶“双叉牌”。珍妮弗·戴顿的前夫应该将近八十岁了，脸被太阳晒得像干裂的泥地一样，但他的蓝眼睛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他说话时常常面带微笑，身材清瘦而结实。他的头发让我想起网球上起的白色毛球。

“你怎么会到这里住？”我边问边环顾着墙上挂的鱼标本和屋里拙朴的摆设。

“两年前我决定退休钓鱼，所以跟粉红贝壳谈好了，我替他们管鱼饵店，他们用合理的价钱出租一间小屋给我。”

“你退休前的职业是什么？”

“跟现在一样。”他微笑，“我是从事全体论医学研究的，在这方面很难说退休，就像很难说从宗教行业退休一样。差别只在于现在我经手的是我愿意经手的人，也不像以前在市区设有办公室了。”

“你对全体论医学的定义是什么？”

“我治疗的是整个人，简单明了，重点是要让人达成平衡。”他以评估的眼光看着我，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到我坐的椅子这边，“可以请你站起来吗？”

我心情很不错，愿意合作。

“现在伸出一只手臂。不管哪一只都可以，但要伸直，跟地面平行。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的时候，我会试着把你的手臂往下压，但你要努力不让我压下去。你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吗？”

“不。”我的手臂立刻就被他压了下去，像护城河上放下的吊桥一样。

“嗯，你的确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这表示你对自己相当严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好了，现在再把手臂举起来，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工作拿手吗？”

“是的。”

“我尽力压了，可是你的手臂硬得像铁一样，你确实对你的工作很拿手。”

他回到长沙发上，我也坐了下来。

“我必须承认，所受的医学教育让我抱有一些疑心。”我微笑着说。

“晤，其实不应该，这些原则跟你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底线是什么？那就是身体不会说谎。不管你怎么告诉自己，你的能量程度只会对真正的事实有反应。如果你的大脑说，你不是家里的英雄人物或者说你很爱自己，但事实上你的感觉不是这样，你的能量就会变弱。这样说，你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吗？”

“有。”

“珍妮每年要来这里一两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让我帮她恢复平衡。感恩节前后，她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是一团糟，我每天都得在她身上花掉好几个小时。”

“她告诉你是什么不对劲了吗？”

“很多事情都不对劲。她刚搬家，不喜欢新邻居，尤其是住在对街的那一家。”

“克莱瑞夫妇。”我说。

“我想是叫这个名字吧。那女人好管闲事，男人则一天到晚打情骂俏，直到中风。另外，珍妮的占星算命规模也弄得太大了，这让她精疲力竭。”

“你对她的事业有什么看法？”

“她有天赋，可是把它用到筋疲力尽。”

“你把她归类为通灵的人吗？”

“不会，我不会把她归类，连试都不会试，她对很多东西都有涉猎。”

我突然想起她床上那张用水晶压着的白纸，于是问他知不知道那代表什么意义，或者究竟有没有意义。

“那表示她在专心。”

“专心？”我不解地问，“专心在什么事情上？”

“珍妮要冥想的时候，就会拿来一张白纸，上面放一块水晶。然后她坐着一动不动，慢慢地一圈圈转动水晶，看着水晶各个面透出的光在纸上移动。这对她有效，就像盯着水面看对我有效一样。”

“崔弗斯先生，她来看你的时候，还有什么事令她烦心吗？”

“叫我威利就好了。有，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那个等待行刑的犯人朗尼·华德尔的事让她非常难过。珍妮和朗尼通了好多年的信，她实在无法面对他即将被处死一事。”

“你知道华德尔曾对她透露过什么事吗，可能会让她身处险境的事？”

“唔，他给了她一样会让她有危险的东西。”

我伸手拿啤酒，眼睛始终盯着他不放。

“她感恩节来这里，把这么多年来朗尼写给她的信件和寄给她的其他东西都带来了。她把东西放在这里，要我帮她保管。”

“为什么？”

“这样比较安全。”

“她担心有人打算把东西从她那里拿走？”

“我只知道她当时吓坏了。她告诉我，十一月初华德尔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她，说他准备好要死了，不想继续奋战下去。显然他确信没什么能救得了他。他要她到苏福克的农庄去，向他母亲要他的东西。他希望把那些东西交给珍妮，并叫她别担心，说他母亲会明白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我问。

“只有一样。”他站起来，“我不确定它有什么意义——也不想知道。因此我把它交给你，斯卡佩塔医生。你可以把它带回弗吉尼亚去，不管是通知警方还是要把它怎么样，都随便你。”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乐意帮忙？”我问，“几个星期前为什么不肯？”

“没人想费事到这里来见我。”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说，“你打电话来时，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在电话上处理事情。”

他重新出现，把一个哈特曼牌的公文包放在我脚边。黄铜的锁被撬开了，皮面也有刮痕。

“事实上，你把这东西从我的生活中拿走，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威利·崔弗斯说，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一想到它，我的能量就变得很差。”

朗尼·华德尔从死囚室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整齐地用橡皮筋捆扎起来，按照日期排列。当晚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只随便看了其中几封，因为同我发现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信件几乎微不足道。

公文包里有几本写得满满的记事簿，上面的笔迹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内容是关于十多年前本州的案件和难题的。有钢笔和铅笔、一张弗吉尼亚州地图、一盒喉糖、一个吸入器和一支护唇膏，另外还有一支EpiPen仍装在原来的黄色盒子里，那是三毫克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对蜂螫或某些食物有致命过敏反应的人常常随身携带。上面的处方标签打着病人的姓名、日期，还注明这EpiPen是五支装的其中一支。这公文包显然是华德尔从罗比尼·纳史密斯家偷出来的，在那个他杀死她的命运之晨。他可能直到把它拿走并撬开锁，才知道这公文包的原主人是谁。华德尔发现，惨遭他杀害的那位本地名人有一个当时担任弗吉尼亚州政府检察官的情人——乔·诺林。

“华德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半点机会。”我说，“当然，他犯下那么严重的罪，也不见得该得到特赦。但从他被捕的那一刻开始，诺林就非常担心。他知道他把公文包放在罗比尼家，也知道它并没有被警方找到。”

至于他为什么把公文包留在罗比尼家则不清楚，也许只是忘了，而他们两人都不可能知道那一夜将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夜。

“我简直不能想象，诺林听到这起案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我说。

韦斯利从眼镜框的上缘瞥了我一眼，继续翻看文件。“我认为谁都不能想象。要担心会被全世界发现他有外遇已经够糟糕了，而他和罗比尼的关系会让他立刻变成最有嫌疑杀死她的人。”

“就某一方面来说，”马里诺说，“华德尔把公文包拿走了是他走运。”

“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他都是很不走运吧。”我说，“如果公文包出现在命案现场，他就麻烦大了。但如果公文包被偷了，诺林就得担心它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马里诺拿起咖啡壶，替大家把杯子添满。“一定有人做了什么，确保华德尔不开口。”

“也许。”韦斯利伸手拿奶精，“但话说回来，也许华德尔从来没说过什么。我猜，他一开始就害怕他无意间发现的东西只会让他处境更加恶劣。那公文包可以用来当武器，但会毁掉谁呢，诺林还是华德尔？华德尔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主任检察官的坏话吗？多年后，他还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州长坏话吗？那是唯一可能救他一命的人。”

“所以华德尔保持沉默，知道他母亲会替他保管他藏在农庄上的东西，直到他准备把它交给别人。”我说。

“诺林有他妈的十年时间去找他的公文包，”马里诺说，“他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动手？”

“我怀疑诺林从一开始就派人监视华德尔了，”韦斯利说，“在最后这几个月里，监视变得更加严密。华德尔离处决的日子愈近，就愈可能豁出去，也愈有可能把事情说给别人听。他十一月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的时候，可能有人在监听他们的对话。消息传到诺林那里，他可能慌了。”

“他该慌。”马里诺说，“他办这件案子的时候，我亲自搜过华德尔的东西。这家伙几乎什么也没有，如果他把什么东西藏到农庄去了，我们也从来没找到过。”

“诺林当时也知道这点。”我说。

“他当然知道。”马里诺说，“当他听说华德尔在农庄上有东西要交给这个朋友，就知道事情不对劲。这下那个公文包又变成诺林的噩梦了。更糟的是，在华德尔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能派个人就这么闯进珍妮弗·戴顿家里去。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天知道华德尔会怎么做，最糟的可能就是开口告诉古鲁曼。”

“本顿，”我说，“你会不会刚好知道诺林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肾上腺素？他对什么过敏？”

“显然是虾贝类。他到处放着EpiPen。”

他们继续谈话，我去看看烤箱里的千层饼好了没有，然后打开一瓶酒。对付诺林的案子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如果能证明他有罪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能体会华德尔当时的心情。

我打电话到古鲁曼家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

“我在弗吉尼亚已经完了。”我说，“只要诺林在位一天，他就不会让我回到职位上。他们夺走了我的生活，该死的，但我不会把灵魂也给他们，我打算每次都引用第五修正案。”

“那么你一定会被定罪。”

“考虑到我对付的是哪些浑蛋，这反正是必然的事了。”

“哎呀，斯卡佩塔医生，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替你打官司的浑蛋啦？不知道你的周末是在哪里过的，但我去了趟伦敦。”

我登时变得面无血色。

“嘿，我不敢打包票说用这招能成功对付帕特森，”这个我曾以为恨之入骨的人说，“但我会拼了老命把查尔斯·赫尔弄上证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