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回到阿什比大道上，我咒骂起迈克尔·克斯卡顿来。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继母现在的状况？但我转念一想，也许不能怪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克雷恩太太看上去很正常，说的话也没有问题，只有仔细观察她说话的方式、分析她说的内容才会发现不对劲。要不是她侄女那样哄着她，可能我到现在还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

作为一名侦探，有时候我反而会忽略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开车穿过海湾大桥回到旧金山时已经下午一点半了。我走高速公路百老汇出口，那里通向北海滩。我在第一个收费处停下，在公共电话簿里查找史蒂芬·波特的信息。那上面只有一条信息，一个号码，没有地址。我付了十美分拨了那个电话，无人接听。

是啊，我想，正是那个家伙的作风。

食物现在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但我的胃已经发出咕噜咕噜的抗议声，提醒我最好填饱它。从早上八点到现在，我只吃了一只橘子，喝了早餐咖啡。我驾车穿过百老汇隧道，停在波尔卡的某个地方，吞下一个金枪鱼黑麦三明治，喝了一杯冰茶。其实我更想来杯啤酒，但又怕好不容易减下来的啤酒肚又鼓起来。现在我每天只敢喝一瓶低酒精啤酒，而看今天的情况，我此刻还不能喝。

从饭店出来，我驾车去市中心，花了十五分钟找停车位，然后去了中心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室。克斯卡顿告诉我他父亲的死亡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旧金山有四份当时的报纸：《新闻报》、《公报》、《编年史报》和《检查报》。我要了这四份报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的那几份，然后坐在一台放大仪器前，开始斜着眼睛一页一页费力地仔细看那些发黄的报纸。

关于哈蒙·克雷恩自杀的细节，或者至少说被报道的部分，远远多于克斯卡顿告诉我的。十二月十日晚，阿曼达·克雷恩外出与亚当·波特在渔人码头餐厅共进晚餐。本来波特也邀请了哈蒙，但他没有去。据波特说，克雷恩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喝酒，看上去孤独而沮丧。“但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企图自杀的迹象，”报纸引用波特的话说，“哈蒙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波特与克雷恩太太八点四十五分回到北海滩那幢隐蔽的房子。他们刚刚踏入家门，托马斯·扬科斯基就来了。他是接到克雷恩的电话后匆忙赶来的，电话里克雷恩说话“断断续续，听起来有些绝望”。克雷恩太太开始焦急地呼喊丈夫的名字，但没有反应。于是扬科斯基和波特冲上楼，发现克雷恩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他们意识到不对劲，立即破门而入。房间内，克雷恩倒在办公桌旁，右边太阳穴上中了一枪。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点二二式布朗宁自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他喜欢玩射击，自己拥有三把类似的小口径手枪。有些卑劣的记者在公报上登出了留在克雷恩打字机上的“溅满了作者血迹”的纸条：“我活不下去了。睡不着、吃不下、不能工作。我已经不能思考了。活着比死了更难受。我还是死去吧，没有我曼蒂会更好。”

没有一篇报道刊登了阿曼达·克雷恩说的话，外界都知道她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位医生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扬科斯基和波特对此次自杀事件表示震惊和悲痛。波特说：“最近哈蒙迷失了自我——整日消沉、酗酒。我们以为这是一位作家处于低潮状态时的表现。”扬科斯基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思路枯竭了。对哈蒙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切。写不出东西对他来说同死亡没什么区别。”

没有其他认识克雷恩的人给出更好的猜测。克雷恩选择了沉默，对所有人三缄其口。他的内心世界无人知晓，而他拥抱死亡的真正原因也与他一起随风而逝。

所以我怎么能期望在事隔三十五年之后找到那些原因呢？他为什么自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每个人迟早都会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尘归尘，土归土，最后谁会关心呢？

阿曼达·克雷恩关心。迈克尔·克斯卡顿也关心。也许我也有一点关心。总有和我一样的傻瓜去关心与己无关的事情。

我离开图书馆去开车，一张超时停车罚单贴在我车前挡风玻璃上，无言地昭示着旧金山居民的待遇。我驾车驶上凡尼斯街，一直开到欧法雷尔大街。我和埃伯哈特的办公室在欧法雷尔大街上，离凡尼斯不远，邻街有个停车场，与商业区的车库相比，那里的月租非常便宜。我在一层的指定车位停好车，走进我的办公室。

这里不像外面看上去那样体面整洁，甚至根本不像在一幢大楼的里面。一层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二层属于一家定制衬衣的服装公司（公司的标语是“合体就是美丽”），三层和顶楼则属于埃伯哈特和我。顶楼是一个转角阁楼，以前是一家艺校，顶上还开了天窗。办公室有扇天窗，真时髦——除了下雨的时候。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的巨大声音使你打电话时不得不扯着嗓门吼叫。

我进去的时候埃伯哈特正跷着腿靠在椅背里，悠闲地打电话，说话的声音像只便秘的鸽子。这是他跟温黛说话时的一贯语气。埃伯哈特以前是个警察，五十五岁，已离婚。他只要跟温黛说话，听上去就非常恶心。

不过埃伯哈特正在恋爱，至少我认为他是。温黛·贾沃斯基，梅西百货一家分店里的鞋店职员。几个月前他们两人在一家超市里相遇，埃伯哈特把一袋鸡肉砸在了温黛的脚上。在这个极其浪漫的开端下，埃伯哈特开始了疯狂的追求。两人几乎就要步上红地毯了，不过日子还没定下来，温黛仍在筹备嫁妆。温黛总把“嫁妆”这个词读得像某种人们用来治疗疝气的仪器。她没什么头脑，不擅辩论，事实上，准确的形容词是粗鲁、愚蠢又唠叨。她长得也不好看，四十五岁，已开始发胖，双下巴，大屁股，加上一头明黄色的头发，简直像个破烂娃娃。温黛唯一可看的是胸部。她的大乳房足以胜过咪咪·范·杜伦，让多莉·帕顿惭愧不已，真是乳房中的乳房。

凯莉认为埃伯哈特更爱的是温黛的乳房。他完全为它——或者说它们——着迷。当他和温黛在一起时，怎么也无法把眼神从那对乳房上移开。凯莉还认为如果埃伯哈特娶了温黛，将是极大的错误。

“埃伯哈特所做的，”我们第一次碰到温黛时凯莉用一贯的讽刺语调对我说，“就是在群山中挑中了一个土丘。”

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但也无计可施。你不能告诉你的生意伙伴、你三十年来最好的朋友，他正在试图娶一位愚蠢的太太；你不能告诉他光有傲人的乳房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只能闭上嘴，期待他自己在恰当的时刻明白过来。

我走向办公桌时他朝我摆摆手。我不想和他摆手，于是朝他点点头，向保温盘上的一壶咖啡走去。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坐下试着再次拨打史蒂芬·波特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啜着咖啡，等着埃伯哈特回到现实世界来。

办公室很大，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墙壁和地毯是滑稽的米黄色，与周围那些难看的芥末黄文件柜极不协调。这些都是埃伯哈特心血来潮买来的，而他拒绝重新粉刷。室内家具包括我们的两张办公桌、一些椅子、文件柜和一台老式冰柜，上面放着一罐阿兰布拉咖啡豆。天花板正中的那盏吊灯像是一串叉在多爪勾上的黄铜色睾丸，某天我一定会拆了它然后用力扔到窗外去。不是从埃伯哈特桌子后面的那扇正对着隔壁砖墙的窗，而是从我桌子后面的窗户——那扇窗可以一览金门大道上联邦大厦的背面，还能远眺山下市中心里市政厅的绿色铜制穹顶。

我想到了大约一九二九年那部电影里的斯佩德和阿切尔，我们现在的处境好像和电影极其相似，只是没有黑鸟、乔尔·开罗、卡斯帕·古特曼和布里奇德·奥肖尼西。我们只有鞋店女王温黛小姐，和三十五年前十二月的某天晚上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的可怜作家。

埃伯哈特手捂着话筒低语了一会儿，捏捏下巴，朝我这边转过头来说：“嘿，伙计，明天晚上有事吗？”

“没有，我想没有。怎么了？”

“我们四个一起去吃晚餐如何？温黛知道一个很棒的地方，与众不同。”

我犹豫了一下。明天晚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和温黛共进晚餐，这也是凯莉一向厌恶的事。凯莉比我更讨厌鞋店女王，而且毫不掩饰。我们四个曾经共进过一次晚餐，就在埃伯哈特通过那包福斯特农场鸡肉遇到真爱之后不久。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唯一比那女人的乳房还大的东西，”凯莉事后说道，“就是她的嘴。我怀疑他们做爱时她是不是也唠叨个不停？”我到现在仍然不愿意回想那天晚上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答道：“呃，我不太确定，埃伯——”

“凯莉有空吧？”

“呃，我不能确定……”

“上周五你说凯莉整个星期都有空。怎么样，老兄，咱们聚一聚吧？”

聚一聚？我心里在狂喊：不，不，不！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当然了，没问题，如果凯莉没有事的话。”这是个错误，我知道告诉凯莉这个决定会出大问题，但是我不想冒犯埃伯哈特。他一旦被惹毛了会变得相当暴躁，而我正有事要他做呢。

埃伯哈特柔声对着话筒说：“都安排好了，亲爱的。”我猜他大概要在挂电话前跟温黛来个电波吻——那会让我吐出来，幸亏并没有发生。他只说了句：“再见，甜心。”不过也够恶心了。然后他放下腿，对我绽放出一个精力充沛的笑容。

“是温黛。”他说。

“嗯。”我说。

“漂亮妞儿。”他说。

真是天生一对啊，我想着，温黛的胸部和埃伯哈特。我问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目前为止一切平静。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你，既不愿留下姓名，也不说她要做什么，只说是私人事件。待会儿她会再打过来。”

“嗯。”

“还有就是那个在戴利城开信用公司的浑蛋打来的。”

“丹尼森？他想干什么？”

“回收二手车。一辆崭新的美洲豹。你相信吗？”

“相信。你接了？”

“当然。”

“很好。”

“我从没开过美洲豹，”他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他摇摇头，“回收二手车！看在基督的分上，我们是侦探事务所！”

“为了生存。”

“你是说可以赚一笔吧。见鬼，我可不想温黛在我们结婚后去工作。我想给她美好的生活。”

比如给她那对乳房罩个帐篷，脸上蒙层纱，我这样想着，但马上感到惭愧。毕竟，他现在热恋着她。也许温黛也有优点；也许在那对乳房下跳动着一颗金子般纯真的心。

就像教皇也许是犹太人，我想。

埃伯哈特说：“你那边怎么样？十二大道上的那家伙。”

“我被聘用了。”我说。然后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性质以及今天一整天都在做的事情。

“棘手的案件，”他说，对我做了个鬼脸，“你最好在开工前确保他的支票不会被银行退回。”

“不会。”

“是因为他是个侦探小说家，对吧？所以你接手了。”

“一开始是。不过现在不单是那样了。”

“你总是这样。”埃伯哈特再次摇头，“棘手案件和汽车回收——我们他妈的在这儿接了多么漂亮的案子！”

“你要荣耀？去平克顿工作吧。”

“啊哈，没错，再去银行惹恼保安。”

“别出言不逊。”

埃伯哈特叹了口气，在他凌乱的桌面上翻到了一个烟斗。他把烟斗拆开，用通条清理烟斗柄。“老扬科斯基，”他沉思着，“可怜的狗娘养的，混迹于法庭之间。”

“恐怕现在他仍然是。”

“你和他接触过？”

“有几次。”

“我也是。该死的吸血鬼！我以为他死了。几年前他不是突发心脏病了吗？”

“我不清楚。”

“我听人说的。他没死真是太糟了。”

“命不好啊，埃伯。”

“什么？”

“没什么。听着，我们可以查到多久以前的政府部门文件？他们是否仍然保存着一九四九年那场普通自杀案的验尸记录？”

“有可能。不放弃任何可能——这是我退休前的座右铭。”埃伯从警察岗位上退休还不到一年，他比我大一岁，今年五十五，已经和我做了六个月的搭档。他在政府部门仍然有许多朋友，许多老相识。“正义大厅”里发生的事他都知道，官方文件他也都能弄到手。“我猜你想看克雷恩的报告。”

“没错。”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验尸报告提供给你的信息不会比报纸上的故事多。”

“也许吧。但报告可能隐藏了些东西，一些关于克雷恩自杀动机的线索，报纸上所没有的。”

埃伯哈特耸耸肩。“好吧，我帮你弄到手——如果那份报告没有丢失、被偷或者归错档的话。三十五年可是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知道。多久能弄到？”

“明天的某个时刻。”

我点点头。我手表显示此刻已将近四点半了。我喝完咖啡从椅子里站起来。“我现在最好走了。你能待到五点然后锁门吗？”

“没问题。你要去哪儿？”

“和‘拖出去’谈谈——如果他现在回到家了的话。然后和凯莉吃晚饭。”

“晚饭，是的，”他说，“别忘了明天晚上的。”

“不会忘的，”我说，“凯莉会提醒我。”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