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发生时，凯莉和我正在吃晚餐。

时间刚过六点半，我们正在一家舒适的意大利餐馆里。这家我们两人都十分喜欢的餐厅叫比恩波，位于与第十九大道交叉的塔拉瓦街上。旧金山最好的饭店不在闹市区、渔人码头或者其他任何旅游景点，而是隐匿在一些街坊和住宅区中。在北海滩地区，比恩波主厨的意式焗茄瓜和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无人能敌，而且一盘只要不到两美元。

我们刚点完餐——凯莉要了份意式焗茄瓜，我来了份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一边喝着饮料，我给凯莉讲了我的新案子。我还没告诉她关于明晚与埃伯哈特和温黛共进晚餐一事。我打算等她吃饱了再说，至少能降低她朝我扔东西的概率。可以看出眼下她很烦躁：她在贝茨和卡彭特公司做广告文案，“那使你有跳到桌上尖声大叫的冲动。”她这样说道。

她喝马提尼酒，这表示她现在极为兴奋：她很少喝比白葡萄酒还烈的酒。猛饮了一大杯后，酒精起效了，她不再神经兮兮地拨弄杯中的橄榄，脸在烛光下显得放松了许多。比恩波的装修比较老式：大而昏暗的枝形吊灯，镀金镶边的镜子，一堵石墙上的酒架中塞满了葡萄酒瓶；那些蜡烛不仅营造浪漫氛围，更为重要的是你必须靠着它们才能看清面前的食物。

烛光把每个人的脸映衬得分外美丽，尤其是凯莉的。那光线在她赤褐色的头发上染上了一层火红，让她那善于变色的眼睛显出深黑色，嘴唇看起来无限柔软而性感，简直年轻了十岁。倒不是说四十岁的凯莉会没有吸引力了，也不是说她需要年轻十岁。漂亮的女人，我的女人。就算给我五个好莱坞明星，或者戴安娜王妃、世界小姐等等，我都不愿用凯莉去交换。

她坐着，一只手架在桌上撑着脸颊，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的案子总令她十分感兴趣——真该死，有时我因此而后悔告诉她——她觉得根据通俗小说的套路分析，哈蒙·克雷恩的案子是个阴谋。她的父母和克雷恩一样，都是通俗小说作家。伊万·韦德写恐怖小说，现在仍然在创作。在我看来，他本人就令人毛骨悚然。西比尔·韦德，用男性笔名萨缪尔·莱瑟曼为《黑色面具》创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而她本人其实是一位娇小的、有着甜美笑容的女士。

凯莉啜着她的马提尼，我喝着啤酒，我们讨论着哈蒙·克雷恩，等着我们的蔬菜通心粉汤。我正想问凯莉她的圈子里有没有人可能认识克雷恩，晃动就在这时开始了。

起初并不强烈；我第一反应是外面的列车经过发出的隆隆声，因为比恩波饭店就在L-塔拉瓦有轨电车线上，列车经过时有时可以感觉到震动。但是几秒钟后，震动剧烈起来。凯莉问：“地震？”我回答：“是的。”我们仍然坐着。餐厅里其他人也都待在原位，所有人都泰然自若。用餐的坐在餐桌旁，另一些人在吧台，服务生们保持着原有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原地不动——人人都在等待。

震动持续着，很剧烈。十秒，十五秒——每一秒都像一分钟那样长。银质餐具在桌上互相碰撞，玻璃杯跳跃着，里面的啤酒飞溅，有的干脆砸碎在了地上。枝形吊灯不停地前后左右摇晃着。那面镶着镀金框的镜子像个醉汉似的颤抖着，倒在了一边。墙里放着的葡萄酒瓶发出咔嗒咔嗒声。烛光的摇曳使整个餐厅看起来阴森恐怖，好像我们被装在一个巨型盒子里摇来摇去。

不过这儿都是一群老旧金山人——当地人和在此长住的居民经常遇到地震，早就习以为常了。没人恐慌，也没人跑到街上像动画片里的小鸡一样大喊大叫。坐在枝形吊灯下和摇来晃去的镜子边的人站起来退到安全的地方，其他人只是坐着，等待着，不说一句话。除了各种物品发出的咔嗒咔嗒、轰隆隆的声音外，这里静得像个墓穴。

似乎过了很久，震动终于减弱了；我不知道地震究竟持续了多久，直到广播里开始播送新闻。我想最大的那面镜子差一点就跌碎了，如果地震再持续一会儿的话。实际上，地震过后，除了一块玻璃外，没有其他东西从墙上或者桌上跌落。当震动彻底平息时，人群里发出一声叹息——那种终于松了口气的叹息声。站着的人再次坐了下来。吧台男侍动起来了，服务员们也动起来了。一个女人紧张兮兮地笑出声来。几乎是立刻，每个人都开始交谈起来，不只和熟人，也和邻桌的其他人。一个男人扯着嗓门喊道：“强地震——最起码有五点五级。”小胡子吧台男侍用愉快的声音回道：“主啊，我投反对票！六点五级！六点五级！”这情形好像大家都变成了老朋友，在一个派对上集体狂欢。一场地震影响了一群在公共场所的陌生人，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单纯的友情。伦敦空袭中的幸存者一定体会过这种感情。

凯莉说了句“哇哦”，然后喝完了她的马提尼，但她看来一点儿都不紧张。总之，地震似乎让她停止了颤抖，放松了脸部表情。我也一点儿都不紧张。这是地震的另一现象：如果你经历了足够多次，即使是今天这种强烈的地震也吓不倒你。当它们发生时，你所体会到的是一种麻木的无助感；你觉得这次也许就是最厉害的一次了，许多楼房会倒塌，成千上万人会丧命。但当它平息下来，你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事物都维持原样时，又开始相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又一次地震而已，然后你便感到一阵轻松，再没有任何担心。担心地震就如担心某个该死的愚蠢政治家要发动一场核武器战争，它唯一的作用只是让你发疯。

邻桌的一个人问我会不会有余震，我说不知道。吧台男侍已打开电视，捕捉最新的新闻——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造成的损失、伯克利地震学实验室测出的里氏震级等。有两个人在打赌，一个说超过六级，另一个说低于六级。两人在这种时刻争论这样的事真是没心没肺，地震的严重性仍是个未知数。但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生存者的权利。

当我们周围开始恢复常态时，凯莉和我也简单地议论了几句，此刻三十五年前那个小说作家的自杀案件显得无足轻重。一位女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的蔬菜通心粉汤。地震并没有影响我的食欲，甚至起了一点促进作用。地震对凯莉和比恩波餐厅里的其他人显然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我们就着几块面包津津有味地喝着汤，虽然平时我从不在上前菜时吃面包。我们的主菜还在烹饪时，酒吧男侍对着厨房里的某人叫道：“嘿，迪诺！六点二级！持续了三十七秒。我早说过了，不是吗？”说着他调高了电视机音量。

我们都抬头看电视屏幕。新闻里正在重复播报地震被确认为里氏六点二级，持续了三十七秒。震中在摩根山山脚，靠近圣何塞。北至布雷格堡，东至塔霍湖均有震感。报道称地震造成了一些轻微财产损失，地表产生了裂缝，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倒塌的事故。发生了三次低于三级的余震，旧金山没有震感。又是一次轻微地震，没什么好担心的。最严重的地震仍未发生，新闻播报员调侃地说。

哈，我想着，那传说中“最严重的地震”又一次成了传说。

驱走头脑中的想法，我开始进攻我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它美味如故。我喝了第二杯啤酒，凯莉喝了点葡萄酒配她的意式焗茄瓜。我们谁都不打算要咖啡或甜点，只想走出饭店，在某处单独待一会儿；临时的友情已经消失了，比恩波里聚集的人又成了陌生人。

走在人行道上，凯莉说：“去我公寓好吗？西比尔大概已经打过至少三次电话了。如果我再不回她电话告诉她我没事，她一定会疯掉的。”

“怎么会？洛杉矶也有过地震啊。”

“比这儿还严重。但她相信那个理论：总有一天旧金山会沉入太平洋。”

“如果是洛杉矶消失了会更好，”我说，“想象一下所有糟糕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不再出现，多美好啊。”

“好莱坞可以消失，”她说，“帕萨德纳不行。”帕萨德纳是恐怖小说家西比尔和伊万居住的地方。“进来吧，我们把壁炉点上。温暖的火适合美好的夜晚。”

她的住所在钻石高地村，城市新景点，最吸引人的是站在上面能鸟瞰整个旧金山、海湾附近和东部海湾俱乐部。我们进屋不到十秒，电话响了。“猜猜是谁？”她说，“西比尔——我和你赌五美元。”

“不用赌了。你接完电话，让我和她聊聊。”

“为什么？”

“我想问问她关于哈蒙·克雷恩的事。”

她在电话响第四声时接了起来，没错，是西比尔。凯莉花了十分钟向她保证地震没有对她以及她的财产造成损害。我猜这就是对话的内容，因为听过十五秒后我就不再专心听了。我想打开电视，看看其他新闻快报，但又觉得自己今晚大概不想再听到有关地震的任何消息。于是我捧了些松木放到壁炉里。凯莉结束对话叫我过去时，我正在寻找生火的火柴。

西比尔正在兴头上。我花了几分钟时间给她介绍哈蒙·克雷恩的案子，然后问她是否认识他。

“算不上认识，”她说，“我见过他一次，在纽约一次出版社聚会上——他大概五十岁不到。你究竟为什么会提到哈蒙·克雷恩？他已经死了……上帝，差不多有三十几年了。”

“三十五年，”我说，“他自杀了。”

“是的。他朝自己开枪。”

“你有没有可能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想作家自杀不外乎那点理由，”她揶揄地说，“你怎么那么感兴趣？”

我告诉她迈克尔·克斯卡顿这个人以及他雇用我的理由，然后问道：“关于克雷恩，伊万有可能比你知道得更多吗？”

“不敢肯定。你要我叫他听电话吗？”

“哦，不了，谢谢。”伊万和我并不友好；事实上，我们有点憎恨对方。他觉得对凯莉来说我又老又粗鲁，工作危险又不稳定；我则认为他是个自负抑郁的蠢蛋。和他交谈，哪怕只是在电话上，都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大战，那会使凯莉心烦意乱的。“你知道有谁在一九四九年与克雷恩关系比较好吗？比如说其他小说家？”

“嗯……你和罗素·丹瑟尔谈过吗？”

“丹瑟尔？他不是一九五〇年以后才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吗？”

“不完全是。一九四九年间他有时会在旧金山住一阵子。他现在仍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不是吗？”

“红杉城。从去年圣诞节起。”

“他应该知道克雷恩。我想不出其他人了。伊万和我并不认识很多旧金山的老住户。”

“再问一句，完全出于好奇——你第一眼见到克雷恩是什么感觉？”

“噢，我喜欢他。他很滑稽，就像他的书和书里那些故事。他经常酗酒，不过那段日子我们都那样。”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挂了电话。丹瑟尔，哦？——我一边把电话挂回去一边想。过去六年里我曾两次与罗素·丹瑟尔不期而遇，一次在海岸边的柏树湾，一次在旧金山这儿，两次都是通俗小说俱乐部的聚会，就是我遇到凯莉和她父母的场合。在那次聚会上，丹瑟尔差点被控谋杀而遭到逮捕，我因为证明了他无罪而获得了他执著的感谢。警察把他从监狱释放时，他是这么说的。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只收到过他寄来的几张亲笔写的贺卡，一张寄自圣克鲁兹，一张寄自红杉城，沿半岛往下大约二十五英里。

再次见到丹瑟尔并不会令我感到高兴，所以我不想拜访他。丹瑟尔是个浪费了天分的作家，三十几年前就误入歧途，多年来把才华都浪费在那些不用费脑子就可以量产的劣质通俗小说上。现在他仍在给时下平装书市供应这种通俗读物，成人西部小说什么的，与两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他还是个自我厌恶的酒鬼，总爱惹麻烦，深深地、苦涩而不求回应地爱着西比尔·韦德。丹瑟尔几乎一无是处。但如果他知道哈蒙·克雷恩的事，还是值得联系他一次的。也许我能找到他，在红杉城或其他地方。他经常搬家，多半是为了躲税务局的人和债主。

我在电话边踱来踱去。凯莉正站在通向阳台的滑动玻璃门边，双臂交叠在胸前，眺望着城市的灯光和东海湾。我轻唤了她一声，但她没有立即转身。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凝视了我几秒，在她开口前，脸上浮现出奇异的表情。

“这儿真冷。”她说。

“是吗？我把壁炉点起来——”

“不，不用。”

“为什么？”

“我们上床吧。”她说。

“上床？现在还不到九点……”

“别傻了。”她说。

“哦。”我回答。

“现在。马上。”

“这么急，呃？”

她走过来挽住我的手臂。双眼瞬间明亮如火。“马上。”她说，推着我向卧室走去。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她在我心中性感无双，也不是性爱本身的魅力，而是迟来的对地震的反应——在亲眼目睹了地震的潜在破坏力之后，我们都迫切需要亲近某人，重新看待生命。地震有时会对人们产生同样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