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海滩后，我驾车从克雷街上高速，往南去红杉城。我思考着刚才波特说的话，不是自杀——是谋杀。当然如他所说，这只是一种可能，也许会揭出克雷恩死亡背后的秘密。但警察已经下了结论，反锁的房间里不可能有人进去，而我对旧金山警察局的凶案调查组还是很信任的。那里面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包括当年我当警察时的同事，以及认识埃伯哈特后又通过他认识的人。埃伯哈特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然后升职了。不，如果他们觉得克雷恩是自杀，那一定就是了。不用去管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然后把点二二式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那时他喝醉了，精神抑郁，神经紧张；处在那种心境下的人做出任何疯狂举动都是合理的。

就是那样，我想，就是那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看看警察局的报告——如果它还存在，如果埃伯哈特能找到的话。最好的警察有时也会犯错，不用说我们了。

从一〇一高速路的红杉城出口下来时已是午后。它坐落在圣马泰奥，是一个夹在卡米诺电气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之间的小镇。它不像南方的阿瑟顿和帕罗阿尔托城，或北方的柏林加姆和休斯波罗城那么富裕。和其他普通小镇一样，林荫路边有很多廉价的房子。这些年有不少作家曾在这里住过，其中一些就是写通俗小说的。不知道他们中是否还有人健在，罗素·丹瑟尔认不认识他们；如果他认识，经过这些年他还记不记得他们。

我把车开进一个靠近城市主干道的加油站。我在加油时，一个胖胖的、懒散的小青年站在旁边看，等着收钱。加油站的自助服务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之一：价格高，而且所有的事都得自己来。那些该死的服务员什么也不做就拿工资吗？当然，工资也他妈的不高。加完油我没向他走去，而是直接坐回车里。因此他不得不移动他的一身肥肉过来收费。我因此获得了小小的满足感，虽然很小，但总比没有好。

为了扩大我的满足感，我没有直接开走，而是坐了几分钟，从包里掏出红杉城的地图，查找斯坦布街，也就是我所知道的丹瑟尔的最新地址。地图上显示那不是斯坦布，而是斯坦波：我把丹瑟尔圣诞卡片信封上手写的回信地址中的a看成了o。斯坦波街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只相隔几个街区，离主干道不远——差不多在市中心，离铁路很近。

但我离开加油站后并没直接去那儿，而把车停在主干道，进了我看到的第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我很饿，不想空着肚子去找丹瑟尔。

我边吃边拿出我那两本《阿克斯标记》和《仁慈的阿克斯》，大致看了一遍。没有意大利恶棍；我也想不起来哪本书里有。读这些书实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还是再去找克斯卡顿，看看他的藏书吧。

一个奶酪煎蛋和一杯冰茶下肚后，我驱车前往斯坦波街寻找丹瑟尔的门牌号。那是一幢破旧的两层楼，在一家旧货店旁边。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杂乱无序，有角楼、山形墙和砖砌烟囱，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新油漆和整修。前院有一排缺了四分之一的尖顶篱笆围着，里面种着两棵病恹恹的棕榈树。好地方。每次和丹瑟尔偶遇，他的境况总是比上次更差了一点。

我把车停在前门处，穿过大门，走上嘎吱作响的门廊。房子只有一个入口，没有那种贴了名字的信箱来显示谁住在这里，只有一个门铃按钮和一张小卡片：房屋出租——请进来面谈。我推了一下门，锁住了，于是我按了门铃。很快有人开了门。我走进一条黑漆漆的走廊，里面的味道像是混合着来沙尔消毒水和——真令人称奇——爆米花。接待我的是个女人，她从门洞里探出头，眯着眼看我。

我向她走去。门上写着“经理”两字。她大约五十岁，灰发，戴一副金框眼镜。她的脸看上去像一张退了色的墙纸——那种带有怪兽图案的。

“先生，您需要什么？”像劳伦·芭考尔嗓子痛时发出来的声音。

“我找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人。”

她的嘴变成一种难看的形状。“他？”她问，“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怎么了？”

“你看上去像。丹瑟尔之前进过监狱。”

“在红杉城？”

“是的。他在其他地方也坐过牢？”

是的，但我没告诉她。“他为什么被捕？”

“醉酒闹事，还能有什么？你是来收账的？”

“不。”

“传票送达员？”

“不。他还住这儿吗？”

“是的，但不会太久了，如果他不及时付房租的话。他和我前夫一样，欠债不还。这是我的房子，我要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呃。”

“扔到大街上去。”她又强调了一遍。

“他住几号房间？”

“六号。在楼上。”

“他在吗？”

她耸耸肩。“天知道。如果不在你可以到‘鲁兹妈妈’去找他，过了梅尼街就是。他不在这儿喝酒就在那儿喝。”

“谢谢。”

“不客气。你是他朋友？”

“宗教顾问。”

“什么？”

“他的宗教顾问。我正在教他如何爱邻居。可能你也需要上几节课。”

“滚！”她说，砰地关上了门。

我上楼找到了门牌号为六的房间，用力敲门。没人答应。我试了试门把手，丹瑟尔忘记锁了，或者是他觉得根本没必要锁。我伸进头去看了看。就一个房间，家具很少；衣服堆得到处都是，有只空了的幸运商店出售的半加仑波本威士忌酒瓶，一些大概从附近那家旧货店里淘来的平装书。但我没看见打字机、手稿或者其他一个职业作家应该拥有的东西。

我关上门下楼，沐浴着外面温暖的阳光。今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风很小，半岛地区的温度通常比旧金山高十到二十度。我沿着斯坦波街向梅尼街走去。鲁兹妈妈不难找，向西半个街区就到了，一块花哨的牌子上写着它的全称：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与周围污秽的环境不谋而合。我穿过街，对着墙上油漆的火烈鸟图案直摇头，然后走进一扇蝙蝠形状的门。

里面和外面一样糟糕。和一般酒吧的装潢一样，有一些木板隔成的小房间，一张台球桌上方有只吊灯，还有一只坏了的点唱机，看上去像被抢劫过一般：玻璃碎裂，边缘凹陷，中间还被砸出一个洞。我可不想遇见搞这种破坏的家伙，即使他有正当理由。

酒吧里有四个人，包括一名丰满的女招待。其中两个蓝领装扮的顾客在喝啤酒，另一个就是丹瑟尔了，他坐在最远的角落里，嘴里叼一根雪茄，手中拿着一杯大概是波本威士忌的饮料，正在翻报纸。他凑得离报纸只有十英寸，几乎是用鼻子透过烟雾在闻，好像近视眼一样。他是那种就算瞎了也不承认自己需要配副眼镜的人。他正全神贯注在报纸上，没立即认出我，所以我可以观察他一小会儿。

和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相比，他改变了不少，一年老过一年。他现在六十五岁左右，下颌凹陷，脸上和脖子上有深深的皱纹。脸颊上的红血丝比过去更多，还有一只W.C.菲尔茨那样的酒糟鼻。岁月也在他头上留下了痕迹，灰发已所剩无几。他看上去肮脏而浪荡、浑身的肌肉像稻草人穿的破布一样挂在骨头上。我觉得他好像很快就会死了，怜悯和同情油然而生。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我们都时不时地做这样的事，但他从未停止。再加上运气太差。六十五岁的他本应比现在过得好，而不是住在租来的旧货店边上的小屋里，坐在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让死神从威士忌酒杯底部凝望着自己。

“你好，罗素。”我说。

他立即抬起头，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接着他显然认出了我，咧开嘴笑着说：“哦，这不是达戈侦探吗？你怎么在这儿？”

“找你。”

“是吗？上帝，我们多久没见了，两年？”他有些不稳地站起身——他喝了点儿酒，但并没有醉——推了一下我的手臂。看上去他见到我十分高兴。“你瘦一点了，乡下人。看起来更俊了。”

“你也是。”我撒了个谎。

“胡说。听着，快坐下，坐下，喝一杯。你有时间喝一杯吧？”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和我聊聊的话。”

“无论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老朋友，在你救了我之后。嘿，鲁兹妈妈！把你的肥屁股挪过来，见见我的一位老朋友。”

一个体型巨大的女人摇摇摆摆朝我们走来。她是墨西哥人，一定有三百磅，肥大的身体塞在一件印有火烈鸟的连衣裙里。她抹了很厚的粉底和胭脂，看起来像个哑剧演员；没准她真的当过，因为她一句话也没说，甚至在丹瑟尔介绍我后，也只是站在那儿点头。

“你想来点什么？”丹瑟尔问我，“还是只喝啤酒？”

“没错。米勒淡啤。”

“米勒淡啤，妈妈。冰的吗？给我也来一份。”她走开去拿啤酒了，丹瑟尔问，“你怎么找到我的？”

“去年圣诞节你寄给我的卡片。”

“你这次来是纯粹拜访我还是为了工作？”

“工作。你可能帮得上忙。”

“我？怎么帮？”

“是关于小说家哈蒙·克雷恩的。西比尔·韦德说你可能认识哈蒙。”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甜妞。”他说。他说的是西比尔，不是克雷恩。“她怎么样了？”

“很好。”

“她嫁的那个恶棍呢？告诉我他死于冠状动脉硬化吧，让我高兴高兴。”

“可惜没有。”

“哦，他会比我们都长寿——像尼克松。你还和她女儿在一起？”

“是的。”

“太好了。代我问候西比尔，告诉她我爱她。”他歪着嘴笑着，喝光了杯里的酒。这家伙还在单恋，真的要至死不渝了。

“哈蒙·克雷恩。罗素，你认识他吗？”

“老哈蒙，当然。我第一次从纽约来到这儿的时候，在一个作家午餐会上见到了他。之前我们都读过对方的一些作品，一见如故。”

“在一九四九年初？”

“我记得是春天。那时我还没打算搬去加州，不过如果当时我找得到喜欢的地方就一定会搬的。我先在洛杉矶住了一段时间——别提那段时光了——后来就去了旧金山。”

“你很了解克雷恩吗？”

“我们一起喝过几次酒，甚至尝试过一起编侦探小说，但没成功。两人都太自负了。不管你信不信，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光。”

“你有自己的理由。你知道我是怎么看雷克斯·汉尼根的。”

“是的。但是汉尼根比约翰尼·阿克斯差多了。你记得阿克斯系列？”

“记得。”

丹瑟尔轻声笑起来，像是想到了好笑的事。“哈蒙真他妈的幽默，总能逗人乐。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构思阿克斯遇到一个开罐装汤公司的杀人犯，哈蒙就起名《阿克斯尾巴汤》。很棒的名字，不是吗？但是编辑不准他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低级了，圣经地区的人可能会读出这个题目里的肮脏含义，让出版社陷入麻烦。编辑是个叫庞斯的老女人，上帝保佑，你应该见一见她。庞斯要求哈蒙立即修改名字，因为生产部门和美术编辑准备好要开工了。哈蒙等了几天后就用电报寄去了新名字，没有任何说明，只写了一行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一根阿克斯》怎么样？”丹瑟尔说着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跟着笑起来。“上帝，庞斯气得吐血，恨不得把哈蒙扔出去。不过哈蒙还是觉得很值。”

“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我们在讨论神秘小说的名字，看看我们中谁能把‘死神’这个词用得最糟糕。比如《死神喜欢吃馅饼》、《死神得到掌声鼓励》之类的。哈蒙轻而易举地赢了。他起了个我闻所未闻的好名字。”

“什么？”

“《操你妈，死神》。”

这次我没大笑，因为我想到了哈蒙·克雷恩的死法。丹瑟尔没发现，他正津津有味地喝着鲁兹妈妈递来的冰威士忌。他提议去包间里喝，我们就去了。

他又点上一支雪茄，说道：“你怎么会对哈蒙感兴趣？上帝，他已经死了大概……大概三十五年了吧？他逃离了生活。”

“我知道，所以我才对他感兴趣。”我简单地给他解释了一下，“哈蒙出事那天你仍在旧金山吗？”

“不在。九月底我回纽约了，解决一些事情。最终我决定在这儿定居，但是第二年上半年时我还没回加州。”

“你听到克雷恩自杀的消息时感到惊讶吗？”

“当然。我从没想过他会那么做。我的意思是，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但后来我知道他有麻烦了，大麻烦。”

“什么麻烦？”

“婚姻。最大的一个。”

“哦？我觉得结婚后他很快乐。”

“谁告诉你的？”

“他的遗孀。”

“哦，是她。她总是假装自己是灰姑娘，而哈蒙是某个可怜而愚蠢的魅力王子。”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们没上过床。”丹瑟尔说。他什么时候都学不会使用适当的词。

“为什么？”

“她不喜欢。冷若冰霜。”

“哦。”我说。

“嗯。”他说。

“他们没有为此做一点什么吗？”

“你是问她有没有去看过精神科医师？”

“是的。”

“呃，她没去过。她和哈蒙都不会讨论这个问题，更别提其他陌生人了。”

“所以他们之间从没有过性生活？”

“至少从我认识他后的一年内没有。”

“他会谈起这事儿吗？”

“有时候。喝醉的时候。”

“他找其他女人吗？”

“哈蒙？不会。他不是那种人。”

“一年没有性生活，这也太长了。”我说。

“我也这么想过。”

我换个话题。“他一定很爱她，能这么长时间维持那种关系。”

“我猜是的。”丹瑟尔朝我努嘴笑了笑，“爱使人疯狂。过去是，永远是。”

“克雷恩的其他麻烦呢？”

“一个是酒，他喝酒如饮水。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前妻总使他烦恼。”

这是条新信息。我问道：“哪一个？”

“和他在大学时结婚的那个，我忘了她的名字。”

“埃伦·科尼尔。”

“大概是吧。”

“她为什么烦扰他？”

“钱呗，还能有什么？她离婚后得知哈蒙赚了不少，认为他应该给她补偿。”丹瑟尔嘲讽地笑起来，“他在挑选女人方面可真擅长。”

“克雷恩给她钱了吗？”

“没有。叫她滚。但她始终缠着他不放。”

“那时她也住在旧金山？”

“他没说。不过就算不在这儿，也应该就在附近。”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她有没有再婚，做什么工作，诸如此类的？”

“不知道。哈蒙没怎么谈起她。”

“又一次看到她出现在自己生命里，哈蒙有多苦恼？”

“和没有性生活的苦恼程度差不多。”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很沮丧？”

“我不记得了。”

“回纽约后你和他联系过吗？”

“没有。给他寄过一封信，不过他没回复。接下来，我就听到他死了。”

“你和他一起在这儿的时候，认识一些他的朋友吗？”

“想不起来了。”

“你见过他们。”

“一到两个吧。”

“他的律师，托马斯·扬科斯基？”

“想不起来。”

“亚当·波特？史蒂芬·波特？”

“还是想不起来。”

我的问题问完了。我喝了几口啤酒，丹瑟尔又点上了一支雪茄。然后我说很高兴和他交谈并谢谢他的帮助，准备离开小包间，但他抓住了我的手臂。

“嘿，来吧，别走，”他说，“你的啤酒还没喝完。”

“我在工作，罗素。”

“当然，当然，但你能给我点时间的，不是吗？看在老交情的分上？该死，已经有两年了。谁知道这一别又要多久才能再见。”

他有点醉了，眼眶含泪；他的声音凄厉，想要抓住一点友谊和同情，使我无法撇下他不管。丹瑟尔有许多人格特质，其中一条就是孤独。另一条也许是恐惧。

于是我说：“好吧——再来一杯。我请客。”

我又坐了二十分钟，和他聊东聊西——比如两年前的侦探小说，还有他对我救了他的感激。要走之前我问到他的近况以及创作事业。

“你是说当枪手吧。”他说，脸上再次浮现讽刺的笑，“太糟糕了。前所未有的糟糕。作家人数太多却没有人雇用；每个人都拼命想得到一份差事。”

“我记得你拿到了一份西部成人故事的合约。”

“是的，不过失败了。编辑厌恶那个故事，说我歪曲历史，根本不了解旧时西部生活。这个来自布林莫尔的二十二岁的笨蛋，从没到过比费城更远的地方，居然指责我不懂旧时西部世界。上帝，她还没出生我就在写西部片了。”

“你还接了其他任务吗？”

“没有。”

“那你的生活费从哪儿来？”

“救济金。几个月前拿到的。金额不多，但够我付房租，享用饮料与雪茄。”

“你还写作吗？”

“当然。一直在写。经纪人给了我几个项目。我正着手写一部悬疑小说，可能会成功。市场现在真他妈的差。”他耸耸肩，举起杯子一饮而尽。“你也清楚。”他说。

我想到他在斯坦波街上的房间，除了空酒瓶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打字机，没有作家该有的东西。我想他也清楚有什么东西正从酒杯底部盯着他看。

“没错，”我说，“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