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回到办公室时埃伯哈特又走了，桌上给我留了张纸条。上面写道：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我和迪卡尔布谈过了。看起来你发现的是具女人的骸骨。实验室找到了女人的结婚戒指——一只嵌在黄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钻戒——戴在手指上。被害人是成年人，年龄在二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目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尸体被埋之前头颅可能遭到重击，但他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私下里迪卡尔布觉得这可能是起谋杀，与你的案子有关。他希望与你保持联系。

和骸骨一起被埋的物品有：串在一个金属环上的四把钥匙、香烟盒（没有字母和花纹）、女人的粉盒、带两颗蓝宝石的金色胸针、梳子、钢笔的残余、两枚金属搭扣。迪卡尔布在被害人的钱包里找到了这些东西。

你有个来电，又是之前那个胆小的女人。她说你知道她是谁，而且她会再打来的。唉，女人们。

我坐下来，望着窗外笼罩整个城市的雾。是啊，我想，女人们。我不想再和克斯卡顿太太交谈了，希望我在的时候她不要打来电话，再谈下去恐怕也和我们在公园里所谈的内容相差无几。

不去想她了，我转而思考那枚婚戒——嵌在黄金底座上的一克拉钻戒。似乎哈蒙·克雷恩的红发情人已经结婚了。某个和哈蒙认识的人吗？还是陌生人？无从知晓。不管事实如何，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对于这个女人的死亡来说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拿起电话拨了史蒂芬·波特的号码。现在接近傍晚，他似乎不在家，没有人接电话。一时冲动，我查了“拖出去”·扬科斯基的住宅电话打了过去。管家接的。我亮明了身份，她让我稍等；三分钟后，她终于回来了，说扬科斯基先生不在家，就挂断了电话。哈，那个狗娘养的小心眼。

电话和我互瞪了好一会儿。我在考虑是否应该打给迪卡尔布，告诉他红发女郎的事。但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眉目。我仍然不清楚那个女人是谁，因此我也不敢确定昨天我们找到的尸骨就是这个女人的。也许是另一个女人。该死的，丹瑟尔的看法不对，克雷恩在托马利湾肯定有一帮女人。最好再深入挖掘下去。我比迪卡尔布更有动力：这份特殊的工作带给我丰厚的报酬，而且现在我对一九四九年十月底究竟发生了什么越发感兴趣了。

我凝神望着窗外。阿曼达·克雷恩会知道那个红发女人是谁吗？不太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她很崇拜她的丈夫；即使发现丈夫有外遇，她也是那种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愿承认事实的人。鉴于她目前的健康状况，去问她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太残忍了。倒不是说我不能再去看她，但她身边有个保镖似的侄女……

那个侄女。她会知道哈蒙·克雷恩的一些隐情吗？她五十岁不到，克雷恩死时她还是个少女；但有时候青少年的洞察力比成人还要深——更喜欢追问——很可能哈蒙死后，她从克雷恩太太或其他人那儿知道了他的一些事。

那侄女叫什么来着？我想了一下，对了，叫杜贝克，玛丽莲·杜贝克。短时记忆丧失——我真是老了。我从信息中心查到了杜贝克的电话拨过去，想看看她是否在家。如果她接了电话，我打算这么说：“抱歉，打错了。”然后挂掉电话，驱车去伯克利——两天里的第三次了。但她不在，电话无人接听。

事情暂时陷入僵局。

也好，已经过了下午四点了——接近下班时间，高峰时段的拥堵即将上演。谁愿意闻一个多小时的尾气？谁愿意碰上白痴司机？谁愿意在一个活生生的红发女郎马上要回到钻石高地的时候跑到伯克利去讨论一个死去的？谁愿意在有凯莉·韦德陪伴的时候去找那位猪小妹？

我提早半小时下班，驱车赶往钻石高地。

02

凯莉和我去吉拉德里广场看了场电影。是部悬疑神秘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式的传统，令你经历一次梦一般的战栗”。据影片的广告词所言，看完这部电影你会做噩梦。影片和他妈的广告词本身都是骗人的。

现在的导演似乎都把悬疑等同于血腥：观众坐在那里，两手直冒冷汗，期待下一次流血，下一次断头，下一次血浆四溅的剖腹。希区柯克不是这样的，每个四五十岁拍黑色电影的导演都深谙悬疑电影的正道。悬疑的关键要素是角色、气氛和心情，电影和文学皆如是；真正的恐惧是你看不见的东西，被逼迫着去想象的东西；让你坐立不安的，是它们而不是流血。看在上帝的分上，不是暴露的内脏、滚落的头颅；不是人类最堕落的恶行。

这部垃圾电影刚开场七分钟，就来了场血腥的鞭打。一分钟后仍在持续，于是我们起身走了出去。生活中我看过了太多的血和屠杀——真正的血，真正的屠杀。我没必要再看场电影唤起那些记忆。被撕裂的肉体、残暴的人性、破碎的梦想，这些该诅咒的垃圾。

在电影院外散步的时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凯莉。我有些发怒了，而当我生气时，通常需要释放一下。凯莉一般都任由我大吼大叫，她的原则是：如果某人想发脾气，就应该让他尽情发泄。我的女人很理智，有时候这几乎使我郁闷至极。不过这次她自己也有些恼怒了；她和我一样讨厌那种片子，尤其是这部拥有明星阵容，号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式的传统，令你经历一次梦魇般的战栗”的片子。

我们走到我家去，一路在诅咒。我倒了几杯饮料以驱走不快，然后边啃着剩余的烤肉，边看电视里演的《我尖叫着醒来》那是一部真正的悬疑片，连维克多·梅切尔都一反常态地体现出了一定的演技。

我请凯莉晚上留下来——明晚我们见不到面了，因为她另有安排——但她拒绝了。她说明早她必须很早起来去办公室。再说，近期做爱太频繁了，这对我心脏不好，尤其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她的冷幽默又来了，但我没被逗乐。

她走后，我这个“老人”蹒跚着上床，再翻了一遍《仁慈的阿克斯》的前三章。书是二战时候写的，关于五十个专栏作家、橡皮制品和汽油配给券黑市、一个名叫“传播库”的大农场以及“战争寡妇慈善基金”。里面的角色都很滑稽荒唐，包括那五十个专栏作家和黑市商人。既有诙谐的场景描写，也有对话。几年前我读这本书时，觉得它十足爆笑。但这次我可没那份欢快的心情，在看过暴力血腥电影，听过凯莉的揶揄之后。

不知为何，哈蒙·克雷恩不再那么有趣了。

03

周五早上我到办公室后五分钟，一个叫迪克·马斯丁的律师打来电话：他案子里的一个女性证人消失了，想让我找到她。我想把这活儿交给埃伯哈特，但他不在——像往常一样——而马斯丁必须在十一点出庭。因此我答应下来，准备马上去马斯丁办公室详谈。永远不要拒绝一份有薪工作，尤其是你手上的唯一工作是像哈蒙·克雷恩的调查一样扑朔迷离的时候。

我和马斯丁谈了四十五分钟，然后回到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开始干这份追踪工作。埃伯哈特仍然不在。要么他不想工作了——上周那件事发生后他就玩失踪——要么他又想逃班一天去抚慰那位鞋店女王。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得好好谈谈，埃伯和我。无论是否会惹恼他。

我打电话给史蒂芬·波特时已接近中午了。他在家，并乐意提供帮助，问题是他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他不记得有那么个红发、皮肤白晳、有雀斑的女人和哈蒙很熟，事实上他听到哈蒙和别的女人有染非常惊讶。就他所知，哈蒙对阿曼达绝对是全心全意的。我没告诉他阿曼达性冷淡；这件事不该随便提起。

我去凡尼斯大道上的一家连锁饭店用餐，要了份吞拿鱼沙拉三明治和冰茶——冰茶的味道很像用刷锅水做出来的——随后回办公室。我拨了玛丽莲·杜贝克的号码，仍然无人接听。我考虑是否再打给扬科斯基，但决定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查出了那些知道克雷恩的小说家，按照号码挨个打过去，又是浪费时间，没有人记得和克雷恩有关系的红发雀斑女。

如果我有罗素·丹瑟尔的电话，我会再让他回忆回忆，但我没有。或者可以找到？我打给圣马泰奥镇信息中心，查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的电话。丹瑟尔在那儿，但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他差不多“半醉得像摊屎”了，即使认识那位神秘的红发女郎，他也无法从烂醉如泥中回过神来告诉我。

我再试了一次玛丽莲·杜贝克的电话，这次是忙音。我看到了希望，于是先给马斯丁的失踪案拟了份文件，十分钟后再次拨了玛丽莲的电话。四声铃响后杜贝克的声音响起：“你好，玛丽，是你吗？”我说：“打错了。”我挂上电话，戴好帽子，穿上大衣。我必须和她单独谈谈，以期得到些准确的消息，而不是被敷衍了事。

04

今天下午伯克利的阳光很炽烈，比旧金山厉害。但这并不表示伯克利很温暖。这儿有股强冷空气来袭，风吹落了椴树街的树叶，折断了不少枝干，覆满了街道。杜贝克家的草坪上已全是落叶，甚至堆到了门廊楼梯上。等风停了，我想，她大概会拿把扫帚——或是吸尘器——出来清理。她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按了门铃，她立刻开了门。染过的黑卷发，厚厚的嘴唇看起来像是沾上了蓝莓汁，身穿一件色彩明快的家居服，好像从周日连环画报里走出来的。她一只手紧握着一个平底锅，像拿着武器一般。要是真有猪小弟的话，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以免变成美味的盘中餐。她可真是一幅风景画。

她瞪着我。“噢，又是你，”说着准备关上门，“你不能再见我的姑妈。她不见任何人——”

“我不是来找克雷恩太太的，”我走上前去，“我来找你。”

“我？为什么？”

“问你几个问题。”

“关于哈蒙·克雷恩的吧。好吧，我不会回答任何关于他的问题，无论是你还是其他崇拜者。”

“我不是崇拜者。”

“那么是作家。”

“也不是。”

“是吗？那么你是谁？”

“私家侦探。”

她没有表现得很惊讶，只是小眼睛里闪出光芒。“证明给我看。”她说。

我出示了执照。“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吗，杜贝克小姐？”

“是杜贝克太太。谈什么？”

“哈蒙·克雷恩。”

“听着，”她说，“这算什么？谁雇你来打扰我们的？”

“迈克尔·克斯卡顿。”

“哦，原来如此。那个自称是哈蒙·克雷恩的儿子的人。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一个字也不，你听清楚了吗？”

“听到了，杜贝克小姐。”

“是杜贝克太太。”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蒙·克雷恩为什么自杀？”

“什么？”她叫了一声，然后说道，“我不会回答的。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不是吗？”说完她又打算关门了。

“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说，“那你就得去警局回答了。”

“什么？”

“警察，杜贝克小姐。”

“太太，太太，要我说多少遍——警察？为什么警察会来审问我？”

“不仅是你，还有克雷恩太太。”

“太可笑了，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

“因为托马利湾发现的一堆骨头。人的骸骨，被埋在哈蒙·克雷恩租的小木屋那个位置。一具女人的骸骨。”

她呆呆地直视着我。在她身后屋里，阿曼达·克雷恩的声音响起：“玛丽莲，我们有客人了吗，亲爱的？”杜贝克眨眨眼，回头控制着声音说：“不，姑妈，没人，你回去休息吧。”再看着我，“看看你做的好事！”她压低声音吼道，让我走进门廊，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很抱歉，杜贝克小姐，但我——”

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故意的，”她说，“故意叫我杜贝克小姐，想让我感到不安。但没有用的，你听到吗？没用！”

“是的，夫人。”

“那堆骨头是怎么回事？你说是具女人的尸骨？”

“没错。埋在以前地震形成的地缝里，在托马利湾。可能就在一次大地震之后——比如一九四九年那次。”

“你不会认为是哈蒙埋了那些骨头吧？我的天！”

“那不是骨头。埋下去的时候，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

“太疯狂了。哈蒙？哈蒙和一个女人？”

“你不相信吗？”

“当然不。哈蒙可不是我丈夫那种混账，爱和女人调情；他和姑妈彼此忠贞。”她愤怒地挥动手里的锅，“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那是谁的尸骨？”

“警方还没有确认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她有一头红发，皮肤很白，长满雀斑。你知道克雷恩认识的人中有符合上述特征的吗？”

“你说红发？皮肤很白？”

“还有雀斑，很多雀斑。”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的？怎么会知道她长什么样？如果只是发现了具骸骨——”

“警方自有办法，”我神秘地说，“关于红发，杜贝克小姐……”

“别再那样叫了！我不再提醒你了，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关于红发，杜贝克太太。”

她面露怒色，很快地说道：“我记得某个夏天我和姑妈去托马利湾看望哈蒙，那是一九四八或者一九四九年，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用午餐；我记得其中有个女人是红头发的……没错，我敢肯定。红发、白皮肤、雀斑。”

“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是个意大利人名。我是说她的姓。当时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她看起来像个爱尔兰人——红头发，爱尔兰人的标志，而非意大利人。她的名字是……我想想……凯特。对了，凯特。”

我问：“她是不是姓贝托鲁奇？”

“嗯，好像是，”她说，“贝托鲁奇，嗯，是的，凯特·贝托鲁奇。她丈夫就是租给哈蒙小木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