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特雷弗·斯通说，“我太太参加贝肯山萨默塞特俱乐部一个派对后开车回家。你们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所有宴会都在那里举办。”安琪说。

“是吗？总之，她的车子抛锚。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离开市中心办公室，于是我去接她。稀奇。”

“什么？”我说。

他眨眨眼。“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么做多难得。我是说一起开车。这种事变成我专心事业的牺牲品。像并肩坐在同一部车里二十分钟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一年能做六次就算幸运了。”

“后来呢？”安琪说。

他清清喉咙。“下杜宾桥的时候，一辆车企图把我们挤出道路。劫车，我想是这种案子的名称。我刚买下这辆美洲虎XKE不久，当然不肯轻易让一群恶棍抢走，他们别以为看上什么东西，那东西就属于他们。所以……”

他凝视窗外片刻，我只能假设，他迷失在那个混杂金属摩擦、引擎旋转气味的黑夜中。

“我的车子翻到驾驶座那一边。我太太伊内兹不停尖叫。我后来才知道，她的脊椎当场撞碎。劫车犯气坏了，因为我毁了他们以为已经属于他们的车子。我拼命保持清醒，眼睁睁看着他们开枪打死伊内兹。他们不断对车子开枪，三颗子弹落到我身上。怪的是，虽然一颗打到我下颚，但没有一颗造成重伤。然后三个匪徒花了点时间想放火烧车，但他们始终没想到戳破油箱的办法。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耐烦，走了。我躺在那里，身上有三弹子弹，骨头断了几根，我太太死在我旁边。”

我们离开书房，留下青面和不倒翁，脚步不稳地走进特雷弗·斯通的休闲室或男士客厅，或不管你怎么称呼一间飞机棚大小，内有英式、美式台球桌各一张，樱桃木衬底的飞镖靶，扑克牌桌，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推杆果岭的房间。房间东边沿墙一排桃花心木吧台，上面悬挂的酒杯足够让肯尼迪家族连开一个月派对。

特雷弗·斯通倒了两指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到他的酒杯，作势要倒一杯给我，又要倒给安琪，我们两人都拒绝。

“作案的男人——其实是男孩——很快被起诉和定罪，判了终身监禁永不得假释，最近开始在诺福克监狱服刑，我猜，这已经是最接近正义的结果了。我女儿和我葬了伊内兹，除了悲痛，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但是……”安琪说。

“当医生开刀取出我下颚的子弹时，他们怀疑我有癌症。进一步检查后，在我的淋巴结里找到。他们预期接下来会蔓延到我的小肠和大肠。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割到没东西可割。”

“多久？”我说。

“六个月。那是医生的看法。我的身体告诉我只剩五个月。无论如何，我已经度过人生最后一个秋天了。”

他旋转椅子，再度眺望窗外海景。我顺着他的视线，注意到一弯弧形礁石横跨海湾。礁石尖端分叉，像龙虾钳子一样向外刺出，我的目光移回礁石中段，直到我认出一个熟悉的灯塔。特雷弗·斯通的房子坐落在大理石首峡中央一个悬崖上，位于波士顿北岸锯齿状的风景区，这儿一栋房子的要价只比大多数城镇买下整个镇便宜一点点。

“悲痛，”他说，“会吃人。它啃噬你，不论你醒着或睡着，不论你反不反抗。很像癌症。一天早上你醒来，发现所有其他情绪——喜悦、嫉妒、贪婪，甚至爱——统统被它吞没。只剩你一人孤伶伶和悲痛作伴，赤裸裸面对它。它占有你。”

他杯中冰块喀嚓作响，他低头看冰块。

“不必如此。”安琪说。

他转身，撇着变形虫般的嘴对她微笑。惨白的嘴唇在腐朽的肌肤和粉碎的颚骨上颤抖，微笑消失。

“你了解悲痛，”他柔声说，“我知道。你失去丈夫。五个月前，是吗？”

“前夫。”她说，眼睛看地板。“是。”

我伸手过去握她的手，但她摇头，把手搁在腿上。

“我读过所有的新闻报道，”他说，“我还读了那本写得很烂的‘真实犯罪’小说。你们两个跟魔鬼作战。而且打赢了。”

“只打成平手，”我说，清清喉咙，“相信我。”

“也许，”他说，冷峻的绿眼在搜索我的眼睛，“对你们两个来说是平手。但想想你们救了多少未来可能遭他们魔手的受害人。”

“斯通先生，”安琪说，“恕我直言，请不要跟我们谈这件事。”

“为什么？”

她抬起头。“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讲的话像白痴。”

他的手指轻抚拐杖头，然后欠身用另一只手碰碰她的膝盖。“你对。请原谅我。”

她终于露出笑容，自菲尔死后，我还没见过她对任何人这样微笑过。仿佛她和特雷弗·斯通是多年老友，仿佛他们两人都住在光明与慈悲照不到的地方。

“我孤单。”一个月前安琪对我说。

“不，你不孤单。”

她躺在我们搬来扔在我家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她自己的床，和她大部分的衣物，还留在霍伊街她的屋子里，因为她无法踏进杰瑞·格林对她开枪，伊凡卓·阿鲁贺在厨房地板上流血至死的地方。

“你不孤单。”我说，伸出双臂从她背后搂住她。

“是的，我孤单。你所有的拥抱、所有的爱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安琪说：“斯通先生——”

“请叫我特雷弗。”

“斯通先生，”她说，“我同情你的悲痛。真的。但你绑架我们。你——”

“不是我的悲痛，”他说，“不，不。我谈的不是我的悲痛。”

“那是谁的？”我说。

“我女儿。黛丝丽。”

黛丝丽。他念她的名字像念祈祷文的咏叹句。

打开灯光后，他的书房是一座奉祀她的圣坛。

刚才在这里我只看到影子，现在我面对一个女人从小到大几乎人生每一阶段的相片和画像，从婴儿快照，到小学、中学校刊照，到大学毕业照。陈旧和显然随手乱拍的拍立得相片，镶了簇新的柚木相框。一张生活照中有她和一位明显是她母亲的妇人，看样子是在后院烤肉时拍的，因为两个女人站在煤气烤肉架前，手上拿着纸盘，没有一人看镜头。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刻，相片边缘模糊不清，拍摄时没考虑到太阳斜挂在她们左边，对镜头抛下阴影。除非刻意摆进相簿，这种相片你一定会忘记。可是在特雷弗·斯通的书房，镶在纯银的相框里，架在纤细的象牙台座上，它似乎被奉若神明。

黛丝丽·斯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她母亲大概是拉丁裔，女儿遗传了母亲茂密、蜂蜜色泽的头发，线条优雅的下巴和颈子，轮廓鲜明的骨架和纤细的鼻子，皮肤似乎永远浴在夕阳余晖中。从父亲那边，黛丝丽遗传到翠绿的眼眸和丰满、坚毅的嘴唇。基因影响的对称性，在特雷弗·斯通书桌上的一张照片最为传神。黛丝丽站在父母中间，穿戴毕业典礼的紫色帽子和袍子，背景是韦斯利女子学院主校区。她的手臂搂着父母的脖子，把他们的脸拉近她。三人都在微笑，似乎洋溢着富裕与健康，母亲娇柔细致的美貌，父亲大权在握的气质，似乎在女儿脸上相遇、结合。

“出事前两个月拍的。”特雷弗·斯通说。他拿起照片端详片刻，毁损的下半部脸一阵痉挛，我猜那代表微笑。他把相片放回桌上，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坐下。“你们哪位认识一个叫杰·贝克的私家侦探？”

“我们认识杰。”我说。

“在哈姆林与科尔侦探社工作。”安琪说。

“对。你们觉得他怎样？”

“专业上吗？”特雷弗·斯通耸肩。

“他非常擅长他的工作，”安琪说，“哈姆林与科尔只雇最优秀的人。”

他点头。“我知道几年前他们曾经提议买下你们的侦探社，只要你们愿意替他们工作。”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说。

“是真的，不是吗？”

我点头。

“据我所知，他们出了一个很慷慨的价钱。你们为什么拒绝？”

“斯通先生，”安琪说，“万一你还没注意到，我们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开董事会的料。”

“但杰·贝克是？”

我点头。“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做过几年，后来发现他更喜欢民间企业的收入。他喜欢好餐厅、好衣服、好公寓之类的东西。他穿西装很好看。”

“而且就像你说的，他是好侦探。”

“非常好，”安琪说，“他是帮助揭发波士顿联邦银行和犯罪集团勾结的人。”

“是，我知道。你们猜是谁雇他的？”

“你。”我说。

“和其他几个重要商人，他们在198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垮，储蓄信贷银行爆发危机时损失了一些钱。”

“既然你以前用过他，何必问我们的看法？”

“因为，肯奇先生，我最近雇贝克先生以及哈姆林与科尔找我的女儿。”

“找？”安琪说，“她失踪多久了？”

“四星期，”他说，“确切天数是三十二天。”

“杰找到她了吗？”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因为现在贝克先生也失踪了。”

今天早上在城里，天气虽冷但还过得去，因为没什么风，气温徘徊在华氏三十度出头。那种让你感觉得到，但不足以令你痛恨的天气。

然而，在特雷弗·斯通的后院，风从大西洋呼啸而来，白浪翻腾，冷空气像子弹打在我脸上。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抵挡海风，安琪把手深深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弓着背，特雷弗·斯通却迎风而立。他只在衣服外面加了一件浅灰色风衣，就带领我们走出室外，他面对海洋，风衣被风掀开，在他身体周围飘舞，仿佛在挑战寒冷敢不敢穿透他。

“哈姆林与科尔退回我的预付金，放弃我的案子。”他说。

“理由是什么？”

“他们不肯说。”

“这违反职业道德。”我说。

“我该怎样办？”

“民事法庭，”我说，“你可以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他转身瞪着我们，直到我们明白。

安琪说：“任何司法途径都没用。”

他点头。“因为我会死在法庭开始审讯之前。”他又转身迎向海风，背对着我们说话，他的话夹着阵阵刺骨寒风传来。“我过去一向是强人，不习惯别人对我无礼，不习惯恐惧。现在我是废人。人人知道我快死了。人人知道我没有时间对抗他们。我相信，人人在嘲笑我。”

我跨过草坪，站在他旁边。草在他脚前几步消失，露出崎岖的黑岩峭壁，岩石表面像擦亮的黑檀木一样闪闪发光，衬托底下的滔滔白浪。

“为什么找我们？”我说。

“我到处打听，”他说，“我问过的每个人都说你们两个具有我需要的两种特质。”

“哪种特质？”安琪说。

“你们诚实。”

“以——”

“以一个贪腐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的，肯奇先生。但你们对赢得你们信任的人诚实。而我决心赢得你们信任。”

“绑架恐怕不是赢得我们信任最好的方法。”

他耸耸肩。“我走投无路而又来日无多。你们关闭办公室，拒绝接案，甚至不肯见潜在客户。”

“的确。”我说。

“上星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你家和办公室。你不接电话，又没有留言机。”

“我有，”我说，“只是目前关机。”

“我写过信。”

“他不拆信，除非是账单。”安琪说。

他点点头，一副这种行为在某些圈子司空见惯的样子。“所以我必须孤注一掷，才能保证你们肯听完我要讲的话。如果你们拒绝接我的案子，我准备付你们两万块钱，弥补你们今天到这里来花的时间和造成的不便。”

“两万，”安琪说，“大洋。”

“是的。钱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万一找不到黛丝丽，我也没有别的继承人。再说，你们去打听一下，就会发现两万元相对我的全部财产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如果你们想走，尽管去我的书房，从书桌右上角抽屉拿了钱，回去过你们的日子。”

“如果我们留下，”安琪说，“你要我们做什么？”

“找我的女儿。我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我知道可能性有多大。但我不愿到死还在怀疑。我一定要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报警了。”我说。

“他们嘴巴上敷衍我，”他点头，“但心里想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女人，决定出门旅游，调剂一下身心。”

“你确定这不是事实。”

“我了解我的女儿，肯奇先生。”

他拄着拐杖，开始跨过草坪向屋子走回去。我们跟着，我可以从书房临海的大片玻璃上看到我们的身影：一个腐朽的男人，挺直腰杆对抗背后强风，风衣在身上飞舞，拐杖在冰冻的草地上寻找支撑点；在他左边，一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黑发吹散两颊，劫后余生写在脸上；在他右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头戴棒球帽，身穿皮夹克、牛仔裤，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旁边两个骄傲、但受伤的人。

我们抵达露台，安琪一边帮特雷弗·斯通开门，一边说：“斯通先生，你说你打听到我们有两个你最需要的特质。”

“是。”

“一个是诚实。另一个呢？”

“我听说你们不屈不挠，”他说，跨进书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