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安琪说，我们搭地铁从仙境站前往市中心。

“我知道。”我说。

“五万大洋，”她说，“我以为两万已经够离谱了，但现在我们身上有五万块钱，帕特里克。”

我环顾车厢，两个脏兮兮的酒鬼离我们大约十英尺，一群帮派分子挤在车厢角落，正在打量紧急刹车扳手，一个精神错乱的家伙，理着金发小平头，两眼直愣愣瞪向千里以外，手抓我旁边的吊环。

“大声点，安琪。我怕后面的兄弟听不清楚。”

“哇。”她靠近我。“五万啊。”她悄悄说。

“是。”我低声回答，火车颠簸地驶过一个弯道，发出尖锐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头顶上日光灯一闪一灭、忽明忽暗。

青面，我们后来知道他的名字是朱利安·奥奇森，本来打算一路开车把我们送到家，但我们先前已在129号公路的汽车丛林里塞了四十五分钟，上了1A号公路又碰到静止不动的大车阵，于是我们请他在离地铁站最近的地方把我们放下，然后徒步走到仙境站。

所以此刻我们和其他沙丁鱼站在一起，老旧的火车气喘吁吁穿越隧道迷宫，灯光一闪一灭，而我们身上揣了五万块特雷弗·斯通的钱。安琪把一张三万元支票藏在她的大学校队夹克内袋，我把两万元现金塞在我的肚皮和腰带扣环之间。

“如果你们立刻开始，你们马上需要用钱，”特雷弗·斯通说，“该花就花，不必省钱。这只是差旅费。钱不够随时打电话。”

“差旅”费。我不知道黛丝丽·斯通是死是活，但如果她还活着，她得躲到婆罗洲或丹吉尔的天涯海角，我才会烧光五万元找她。

“杰·贝克。”安琪说，吹了一声口哨。

“是呀，”我说，“不是盖的。”

“你上回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六周前吧，”我说，耸耸肩，“我们不彼此盯梢。”

“我从大卵巴奖以后就没见过他。”

我右边的疯子抬起眉毛看我。

我耸肩。“你知道吗？你可以把她们打扮得很漂亮，但还是带不出去。”

他点头，然后继续瞪他自己映在黑暗地铁车窗上的影子，一副对影中人很不爽的样子。

大卵巴奖实际上是波士顿侦探协会颁给卓越调查工作的黄金标准奖。但我认识的每一个同行都叫它大卵巴奖。

杰·贝克赢得今年的大卵巴，和去年一样，1989年也一样。有一阵子私家侦探圈子盛传他要离开哈姆林与科尔，自己出来开业。但我非常了解杰，后来证明谣言是假的，我一点也不奇怪。

并不是因为杰自立门户会饿肚子。相反的，他无疑是波士顿最出名的私家侦探。他人长得帅，脑子精得要命，只要他愿意，他办一个案子可以收费五位数中段。如果杰在哈姆林与科尔侦探社对街开业，哈姆林与科尔的几个最有钱的客户会毫不迟疑地越过马路。问题是，即使这些客户捧着全新英格兰的钱去找他，他还是不能接他们的案子。每一个侦探和哈姆林与科尔签约的同时，都签下一份保证书，承诺万一他们离开哈姆林与科尔，三年内不得接他们在该侦探社合作过的客户的任何案子。在这一行，等三年跟等十年差不多。

所以哈姆林与科尔把他套牢了。不过，若有哪个侦探够优秀和够受尊敬到能够从埃弗瑞特·哈姆林和亚当·科尔旗下跳船，而且还能赚钱，则非杰·贝克莫属。但杰也乱花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糟的一个。钱一到手立刻花掉–-花在衣服、汽车、女人、皮沙发上，所有你能想到的浪费。哈姆林与科尔支付他的经常开支，支付他的办公室租金，提供和保障他的股票选择权、他的退休金账户、他的公债基金投资组合。基本上他们像爹地一样照顾他，杰·贝克实在也需要一个爹地。

马萨诸塞州规定，有志当私家侦探者，必须追随一位有执照的私家侦探见习两千五百个小时，才能取得执照。杰只需见习一千小时，因为他有调查局经验，他的见习是跟埃弗瑞特做的。安琪是跟我做的。我是跟杰·贝克做的。

哈姆林与科尔的招募技巧是，挑一位向往侦探工作、他们也认为有潜力的人，提供那个想当私家侦探想疯了的家伙一个老练的侦探，教他规矩，帮他累积两千五百个小时，当然，也让他大开眼界看看哈姆林与科尔的镀金世界。我认识的每一个靠这个方法取得执照的人，后来都加入哈姆林与科尔。哦，除了我。

这让埃弗瑞特·哈姆林、亚当·科尔，或他们的律师很不服气。他们发了一阵子牢骚，通常由哈姆林与科尔的律师写在律师事务所的高级棉质道林信纸上寄给我，偶尔哈姆林与科尔亲自具名。但我从来没跟他们签过任何东西，甚至从未口头表示过我打算加入他们，当我的律师查斯维克·哈特曼用他自己的信纸（非常漂亮的浅紫色亚麻道林纸）指出这一点后，牢骚不再出现在我的信箱。无论如何，我成立了自己的侦探社，吸引到一群负担不起哈姆林与科尔的客户，业务蒸蒸日上，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会这么成功。

但最近我们身心俱疲，索性关了侦探社大门，我想我们的倦勤是遭受伊凡卓·阿鲁贺、杰瑞·格林及亚历·哈迪曼的狂暴变态攻击的后遗症，这场攻击夺走安琪前夫菲尔的性命。自关门以来我们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除非你把胡说八道、看老电影和喝太多酒也当作正事。

我不知道这个情形还会维持多久，也许再一个月，也许直到我们的肝脏以残酷及不寻常的惩罚为由跟我们分手为止，但一旦安琪用感同身受的眼神看着特雷弗·斯通，她已经三个月没这样看过任何人了，而且实际上不带感情地微笑，我知道我们接定了他的案子，尽管他这么没礼貌，竟然绑架和麻醉我们。而且，老实说，五万块钱对我们宽恕特雷弗最初的恶劣行径帮助不小。

寻找黛丝丽·斯通。

目标简单。执行过程有多简单有待证明。我相当确定，要找到她，我们必须先找到杰·贝克，或至少追踪他的足迹。杰，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职业座右铭：

“没有人，”我的学徒生涯接近尾声时，有一回他告诉我，“我强调，没有一个人能永远躲起来，只要正确的人在找他。”

“战后逃到南美洲的纳粹怎么说？约瑟夫·门格尔一直到死都没被发现，他死得安详自由。”

杰瞅我一眼，在我们相处的三个月，我逐渐熟悉这个眼神。我称之为他的“白道眼神”，一个在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混过，知道尸体埋在哪里，哪些文件进了碎纸机和为什么的人才会有的眼神，这人知道的真正权力运作机制，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门格尔在哪里？你开我玩笑？”我们在湾塔餐厅用餐，他从桌子对面俯身向我靠来，将领带塞进裤腰，虽然桌上盘子已经撤走，碎屑也清除干净，一如往昔无懈可击。“帕特里克，我向你保证，门格尔比大多数企图失踪的人多了三大优势。”

“哪三个？”

“第一，”他说，举起食指，“门格尔有钱。起初有几百万。但百万富翁也会被找到。所以，第二，”中指继而举起，“他有情报，关于其他纳粹，关于埋在柏林城下的金银财宝，关于各式各样他用犹太人当天竺鼠的医疗发现。好几个国家的政府都拿到这些情报，包括号称在找他的美国政府。”

他扬起眉毛，微笑着坐回他的椅子。

“第三个理由？”

“哦，是。第三号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约瑟夫·门格尔好在没有我找他。因为没有人躲得过杰·贝克。现在我训练过你，达达尼昂，我的加斯科尼小伙子，也没有人躲得过帕特里克·肯奇。”

“谢谢你，阿多斯。”他做了一个华丽的脱帽致敬手势。

杰·贝克。没有一个活人比他更风度翩翩。

地铁钻出隧道，进入市区十字路口站的惨绿灯光，我心里想，杰，我希望你对。因为我开始玩捉迷藏了，不论你躲好没有。

回到公寓，我把两万元塞进厨房踢脚板后面，我藏备用枪的地方。安琪和我掸掉饭桌上的灰尘，把我们从今早以来累积的资料摊在桌上。四张黛丝丽·斯通的照片摊成扇形摆在中央，接着是杰给特雷弗的每日进度报告，直到十三天前他失踪为止。

“你为什么等这么久才找其他侦探？”我问过特雷弗·斯通。

“亚当·科尔保证他会另外派人，但我想他只是在拖延时间。一星期后他们跟我解约。我花了五天时间打听城里每一个私家侦探，想找一个有诚实名声的，最后找到你们两个。”

在饭厅，我考虑打电话给哈姆林与科尔，问埃弗瑞特·哈姆林他那边的说法，但我有个感觉，他们会三缄其口。如果你甩了一个像特雷弗·斯通这样分量的当事人，你也不会到处宣扬，或跟一个同行竞争者聊这个八卦。

安琪把杰的报告滑到她面前，我翻阅我们在特雷弗书房各自记的笔记。

“她母亲去世后那个月，”从草坪回到屋里后，特雷弗告诉我们，“黛丝丽遭到两次不同的心理打击，任何一个都能击垮一个女孩子。首先我被诊断出癌症末期，接着她大学时交往过的一个男孩死了。”

“怎么死的？”安琪说。

“淹死。是意外。但黛丝丽，你知道，这辈子大部分时间活在她母亲和我的严密保护下。直到她母亲过世，她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从来没接触过悲剧，连最微不足道的悲剧都没有。她一向认为自己坚强。也许因为她和我一样倔强和顽固，她把倔强和一个人在极度反对下培养出来的勇气混为一谈。所以，你知道，她从来没有受过考验。然后她母亲死了，父亲躺在加护病房，我可以想象她决心撑下去。我也认为她做得到。但我得癌症的消息接踵而至，紧接着一个过去的追求者又死了。砰。砰。砰。”

根据特雷弗的描述，黛丝丽在接二连三悲剧的压力下开始崩溃。她失眠，体重遽降，几乎不言不语，一天很少说上一句完整句子。

父亲催她去看心理咨询，替她约了四次医生，但她次次爽约。相反的，青面、不倒翁和几个朋友告诉特雷弗，她大部分时间花在市中心。她开着白色绅宝，父母送她的毕业礼物，到布伊斯敦街一间室内停车场，然后整日在市中心及后湾区的翡翠项链绿地，环城七英里的公园区散步。有一回她走到美术馆后面沼泽地那么远，不过，据青面说，她通常喜欢走共和大道中央绿树成荫的步道和毗连的市立花园。

她告诉特雷弗，就在那个公园里，她遇到一个男人，终于提供她一些她从晚夏到初秋一直在寻觅的安慰和慈悲。他的名字叫肖恩·普莱斯，大她七八岁，本身也遭遇过悲剧的打击。他告诉黛丝丽，去年他出差的时候，他的妻子和5岁大的女儿在他们康克德区家中，因冷气系统故障，一氧化碳外泄中毒死亡。

黛丝丽说，第二天晚上肖恩·普莱斯出差回来，才发现她们的尸体。

“这么久。”我说，从我的笔记抬起头来。

安琪从杰·贝克的报告抬起头。“什么？”

“我的笔记上写着，黛丝丽告诉特雷弗，肖恩·普莱斯在他太太和女儿死了几乎二十四小时后才发现。”

她伸手到桌子这边，拿走搁在我手肘旁边她自己的笔记，一页页翻过去。“对啊。特雷弗是这么说的。”

“似乎太长，”我说，“一个年轻女人，商人妻子，既然住在康克德，多半属于高收入阶级，她和5岁大的女儿二十四小时不见人影，竟然没有人注意？”

“这年头邻居越来越不友善，也越来越不爱管邻里的闲事。”

我皱起眉头。“可是，好吧，也许在内城贫民区或中等阶级的郊区。但这件事发生在康克德。维多利亚式庭园别墅和老北桥之地。缅因街、纯白人的上层阶级美国。肖恩·普莱斯的孩子5岁。她不用上托儿所吗？或幼儿园或舞蹈课之类？他太太不去跳有氧舞蹈或上班或约另一个中产阶级年轻太太吃午餐？”

“你想不透。”

“有点。感觉不对劲。”

她靠回椅背。“我们内行人叫那个感觉‘直觉’。”

我低头看我的笔记，抓来一支笔。“怎么写？垂直的‘直’，对吗？”

“不对，白痴的‘痴’。”她用笔轻敲笔记本，对我微笑。“查肖恩·普莱斯，”她说，同时在她的笔记本上端空白处记下这几个字。“并查1995至1996年康克德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案。”

“还有死掉的男朋友。叫什么来的？”

她翻了一页。“安东尼·里萨多。”

“对。”

她对黛丝丽的照片扮一个鬼脸。“好多人死在这女孩周围。”

“是的。”

她捡起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变柔和。“天哪，她美极了。但这很合理，她从另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那里得到安慰。”她仔细看我。“你懂吗？”

我捉住她的眼睛，寻找藏在后面某处遭到殴打和伤害的清楚记忆，害怕爱得太多会再度换来伤害的恐惧。但我只看到残余的理解与同情，那个眼神出现在她看黛丝丽照片的时候，同样的眼神在她凝视黛丝丽父亲的眼睛后也曾留下。

“是的，”我说，“我懂。”

“但可能给人可乘之机。”她说，又回头端详黛丝丽的脸。

“怎么说？”

“假如你想打动一个悲痛欲绝的人，但你的动机未必善良，你会怎么做？”

“假如我肆无忌惮地操纵别人？”

“是。”

“我会基于共同损失建立感情。”

“也许假装你自己也曾遭到重大损失？”

我点头。“那会是正确的策略。”

“我认为我们绝对需要了解更多肖恩·普莱斯。”她的眼睛闪烁着越来越兴奋的光芒。

“杰的报告怎么说他？”

“等一下，让我看看。没有新东西。”

她开始迅速翻阅，然后突然停下，抬头看我，脸上发光。

“什么？”我说，感觉微笑爬上我的脸。她的兴奋会传染。

“酷。”她说。

“什么？”

她拿起一页，挥向桌上凌乱的纸张。“这个。这一切。我们又开始追踪了，帕特里克。”

“耶，酷。”直到那一刻我并未意识到我多么怀念侦探工作——抽丝剥茧，寻找线索，踏出第一步去解开原本神秘莫测的谜团。

但我感觉我的笑容瞬间消失，因为正是这股兴奋，这种越不该挖的东西越要探究到底的执迷，使我和杰瑞·格林狂暴邪恶和道德败坏的心理正面交锋。

同样的执迷造成安琪身上中弹，在我脸上留下疤痕，使我一只手神经受损，并导致我抱着安琪的前夫菲尔，看着他喘气、恐惧，最后死亡。

“你会好起来。”我告诉他。

“我知道。”他说。然后断气。

所有这些搜寻、挖掘和追踪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一想到我们两人任何一人这回可能不会全身而退，我就不寒而栗。人的心和脑被包起来，因为它们脆弱，但它们被包起来也因为里面溃烂的东西，往往比胆敢掀开来一窥究竟的他人所能忍受的还要阴沉，还要险恶。

“嗨，”安琪说，仍在微笑，但不大确定，“怎么啦？”

我一向爱她的微笑。

“没事，”我说，“你说得对。酷。”

“他妈的对极了，”她说，我们隔桌击掌，“我们重出江湖。坏人小心。”

“他们吓得两腿发抖。”我向她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