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警官和地方检察官桑普森一跃而起，维利警官也从门口迅速向他们靠拢。但奎因先生挥手让他们退下。

古森斯抬头看着他，然后摇摇头，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最后终于把烟头从嘴里拿下来，笑了。

“非常逗乐，奎因先生。虽然这种幽默有一点吓人，但我还是一个懂得欣赏笑话的人。”

但是当看到周围的人们是如何地带着越来越恐惧的神情，尽量不引人察觉地把椅子挪得远离他的时候，他笑不出来了。他提高了嗓门吼道：“你疯了！你以为凭这一套就能唬人吗？”

“真是顽抗到底呀，”奎因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随后他叹息道，“很好，我们继续吧。”但是警官、维利和桑普森都没有坐下，他们都盯着那律师。

“德卡洛斯先生，若有此必要，你是否将发誓说这支我刚刚从古森斯口袋中拿出来的钢笔是属于你的？”

“是的，是的，”德卡洛斯兴奋地说，“我告诉你们这是怎样一回事。在我到古森斯的私人办公室送交遗嘱的时候，我拿出自己的钢笔，写下在即将开始的西印度洋之行中我们计划停靠的一些港口，随后把笔放在了桌上。我一定是在起身离开的时候错拿了古森斯的钢笔，因为我后来回忆起来，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写东西。我们俩谁也没发现我拿错了笔。当你的信使把那支笔送到船上时，我收下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的，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但当时我们正在海上航行，想要送回那支笔已经太迟了。后来我就把这件小事整个忘了。”

“我猜，古森斯先生也忘了，”奎因先生冷冷地说。他斜倚着一张桌子站着，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你的第一个错误，古森斯先生：没有处理掉德卡洛斯的钢笔。这是个小错，然而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钢笔上那些牙印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它们与你遗失在1726房间的铅笔上的牙印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从那以后——依然不改你那神经质的爱咬笔帽的老习惯——你一直在用同样的方式折磨德卡洛斯先生的钢笔……请让我看看你的烟斗。”

他的语气是如此地漫不经心，步态是如此地悠闲，拔烟斗的手法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那律师丝毫没有提防。等到明白过来埃勒里此举的意义，他“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然而为时已晚。此时的埃勒里正在聚精会神地查看烟斗的柄，而古森斯的双臂已被维利警官的铁爪扭在身后，动弹不得。

“第二件证据，”奎因先生说着满意地点头，“如果你把这只烟斗的柄端与钢笔帽和铅笔做一下对比，老爸，你就会发现三者都带有相同的、由他的牙齿咬出的痕迹。博告诉我，他从未见过古森斯先生手中不拿烟斗的时候，在我与他不多的几次交往中，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个吸惯烟斗的人过于习惯用牙齿紧紧地咬住烟斗的柄端，以至于在他不吸烟斗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地把其他东西放在口里咬住，来替代烟斗的位置。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将证明古森斯留在这烟斗柄上的牙印与那钢笔和铅笔上的牙印是完全相同的。喂，古森斯，你现在有什么要公开发表的言论吗？”

古森斯心平气和地说：“其实根本没事，维利警官。你没必要一直这样按住我，就好像我是一个……罪犯。”他为自己用词不当而大笑起来。

维利警官看看奎因警官，后者点了一下头。维利仍用一只手摸着他的手腕，用另一只手飞快地把他身上搜了一遍。等确定他的犯人身上没有武器之后，他退到了一旁。

古森斯活动了一下四肢：“你相信这种鬼话吗，奎因警官？还有你，桑普森先生？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你们是在制造一起多么绝妙的诽谤！”

“更不用说，”奎因先生慢吞吞地接过他的话头说，“还要错抓好人了。噢，说得多好听——”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争吵声。维利急忙过去打开门。

“噢，这下可好了。”博·鲁梅尔兴高采烈地说，“维利，告诉这小子我是最棒的人之一。”

“进来，博，进来！”奎因先生叫道，“你来得正是时候。时机把握得太妙了，太富有戏剧性了。”

博冲进门来，愣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古森斯脸色苍白，气哼哼地站在屋子中央。

“哦，”他说，“演到第三幕了，嗯？好吧，现在开始演尾声！”

他向凯丽匆匆投去思恋的一瞥，随后把埃勒里拉到一旁，递给他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博在埃勒里耳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后者一边听着一边飞快地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像是影印件的东西来看。听着听着，看着看着，奎因先生瘦削的脸上涌现出极度喜悦的表情。

他向古森斯走去，手里挥着那张影印件。

古森斯皱着眉说：“如你所说，这一切都极富戏剧性，可这合法吗？”他陡然大笑起来，“别忘了，奎因先生，我可是一个律师。如果你傻到要把这些搬上法庭，我会叫你后悔你曾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你们每个人！你们所谓的证据将会不堪一击。牙印、钢笔、铅笔，一个旧烟斗……嘿，世界上没有一个陪审团会接受这种玩意儿！”

“也许不会接受，”奎因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但是，我们现在有了第三件证据，这个证据陪审团会接受的。

“至此我已经证明了你就是那支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铅笔的主人——这说明你有犯罪机会；我还证明了你有向警方密告伪婚的可能——你的第二个错误。现在我将证明你有犯罪动机——你，而且只有你，符合谋杀安·布鲁沫的凶手的第三个条件！

“这第三件证据将直接涉及到你，古森斯先生。它将表明你就是安·布鲁沫的秘密同伙。它将表明这个阴谋从一开始就是你的杰作——弄出一个假冒的玛戈·科尔。实际上，我想我甚至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构想和实施那一部分阴谋的，古森斯先生！”

“当真？”律师冷笑道。

“你第一次产生这个想法是在德卡洛斯假扮科尔送交科尔的密封遗嘱的时候。你打开了那份遗嘱，古森斯，而且你这样做自有原因——等我公开我的最后一件证据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打开了遗嘱，仔细推敲里面所列的条件，然后看到了你的机会。你非常突然地离开了本地，声称是去做一次‘公务旅行’——那么你去了哪儿呢？去了欧洲，古森斯。当我在德卡洛斯冒充科尔登门拜访之后打电话到你办公室时，你的秘书亲口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实际上，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就在我放下电话之时，我的阑尾突然破裂了。一次疾病的发作帮我记住了一个重要事件，古森斯！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大作用。

“那么为什么你突然去了欧洲呢？因为你知道玛戈·科尔曾在法国住过。因为你如此熟知玛戈·科尔的过去，你那机敏、聪慧、饱受困扰的头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要假冒她的女人必须也同样是来自法国。就在那次公务旅行中，你遇到了安·布鲁沫，她正是完全符合你计划要求的那种女人。而且她同意与你合作。”

古森斯咬住嘴唇。他的脸色现在已是惨白了。

“你掌握着玛戈·科尔的身份证明文件。在法国时你并投把它们交给那姓布鲁沫的女人。那时你很可能是在训练她牢记玛戈·科尔的生平，但你一直把邢些文件留在自己手里直到最后一刻——你害怕被欺骗，而这害怕是有道理的。你等到玛戈·科尔在港口检疫区走下‘诺曼底号’的时候才把那些身份证明交给她！因为正是你，只有你一个人，手提公文包登上了‘诺曼底号’，装模作样地要去迎接‘玛戈·科尔’并陪伴她来到小艇上，而其他人都等在小艇上。当你登上‘诺曼底号’时，那些玛戈·科尔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在你的公文包里，但几分钟以后，当你陪同她登上小艇的吋候它们己经到了安·布鲁沫的提包里。

“可是安·布鲁沫到底还是欺骗了你。以玛戈·科尔的身份在这里站稳脚跟以后，她就背弃了与你达成的协议。此外，她还有可能喑地里调查过你，以她惯用的狡猾手段，并且发现你已是麻烦缠身，古森斯先生——噢，你的麻烦真不少哇，简直是一锅名副其实的大杂烩！你一生中浪荡成性——你与血统高贵的妻子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的真实生活被女人、香槟、赌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占据。你父亲给你留下了一批相当可观的财产管理业务，但是你很快就把他的钱挥霍掉了……然后你又开始挥霍你作为受托管理人替别人管理的财产。

“于是你现在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停地从这一笔财产偷钱去补另一笔财产中的窟窿，而且你已经临近败露的边缘。除非找到新的资金来源，你将无法掩盖侵占财产的罪行。你绝望了，正是出于这个动机，当命运把科尔的遗产放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决定艇而走险。

“总之，我相信，安·布鲁沫发现了这一切，并且意识到她已掌握了一件可用来对付你的有力武器。她只消透露一星半点她所掌握的实情，使人们怀疑你在管理委托给你的财产时采用了欺骗手段，你就毁了。在她拒绝继续与你分享玛戈·科尔收入的时候，正是用这个武器来要挟你的。

“你很可能相当理智地掩藏起了你的盛怒。你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亲手除去这个威胁，一个由你这现代弗兰肯斯坦一手制造出来的女怪物，并且同时得以完全控制科尔那数千万美元的遗产！这就是你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更是最重要的一个犯罪动机。

“你甚至参与了玛戈企图谋杀凯丽的阴谋，因为这与你的新目标的利益是一致的。她也可能曾经用手中的把柄威胁你，逼你做她的同谋；我不清楚；但这样做对她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如果你是同谋，你就不会揭发她的谋杀罪行。

“不管怎样，袭击失败后，安到这个房间里来嘲笑凯丽，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击毙了那个女人。你这样做是一举多得：首先，永远除掉了安，既报复了她，又杜绝了她泄露你同伙身份的可能；其次，把谋杀罪嫁祸于凯丽·肖恩，从而也除掉了她；然后，就是达到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标——自由地管理这笔财产用于慈善目的！以那种身份，你可以通过侵吞这笔财产过上好几年的快活日子。你推测——而且我认为推测得很对——你很容易就可以说服埃德蒙·德卡洛斯先生，你的共同受托人，与你同流合污。

“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可能会有微小的出入，我猜我基本上包括了所有要点，古森斯先生？”

古森斯结结巴巴地说：“你——你说过有一个有关动机的证据。”随后他强打精神，挤出一个微笑，“我听过之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些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你那个精彩的证据在哪儿呢？”

“令人佩服，古森斯，令人佩服，”奎因先生鼓掌喝采，“你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辩护律师的，非常有戏剧天赋。你否认，”他语气一变，厉声说道，“你曾指使安·布鲁沫假冒玛戈·科尔吗？”

“我当然否认，”律师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那女人在‘诺曼底号’上露面以前，我从未见过她。我也被她蒙骗了，就像其他人一样。你不能拿我当替罪羊，奎因！我以为她真的是玛戈·科尔呢！”

“啊，”奎因先生说。他的叹息声中包含了太多的满足，以至于古森斯一听之下当场愣住，随后表情变得越来越僵硬了，“你真的以为她是玛戈·科尔。”奎因先生飞快地一转身说，“你听见那句话了吗，桑普森？那就是最佳封杀点。那是一句可论证的谎言！”

“你什么意思？”古森斯用耳语一般的声音问道。

“在这个牛皮纸信封里，”奎因先生一面回答一面把信封递给地方检察官，“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证明你是在说谎。这就是我曾许诺我将出示的第三件证据，完全能将你定罪的那件证据。

“该证据解释了你为什么能够早在科尔遗嘱被交到你手上以前就知道有关玛戈·科尔的一切。它还解释了你为什么恰好拥有玛戈·科尔的全部身份证明文件。想听我解释一下这两个为什么吗？

“1925年，当玛戈·科尔的母亲在法国去世以后，玛戈离开了那个国家，来到了美国。她身无分文，可能非常生卡德摩斯的气，所以也就没有去找他。她乘船去了加里福尼亚，成了洛杉矶一家餐馆的女招待——鲁梅尔先生在过去八小时以内非常繁忙，在得知了要找的东西是什么以后，他找到了这个证据，发掘出许多有关这个故事的情况。

“就是在那儿你认识了她，古森斯——那是在1926年，当时你正在洛杉矶上大学。你那时候二十五岁，已经是个放荡的家伙了。你有一天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娶了玛戈·科尔！你把这桩婚事瞒着别人，甚至连你父亲都不知道。你妻子，那个真玛戈，不久后就死在洛杉矶了。你立即让人把她秘密地埋葬了，无疑松了一口气。因为死者体贴地放你逃出了婚姻的陷阱。

“在这个牛皮纸信封里，”奎因先生大声说，“有两个文件的影印件：玛戈·科尔的死亡证明——在那上面她的名字被登记为玛戈·科尔·古森斯——和你们的1926年签发的结婚证书——应鲁梅尔先生的要求电传到东部来的，而鲁梅尔先生现在肯定是相当疲劳了。

“安·布鲁沫的同伙必然向她提供了玛戈·科尔的身份证明，对于这一点，我早就胸有成竹；然而说到该同伙自己是如何得到这些证明的，我当时并不清楚；但我推想，有一个十分诱人的可能性，就是用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手段——与玛戈·科尔的婚姻关系。我正是根据这一猜想，把鲁梅尔先生派出去执行任务的——他彻夜未眠，通过电话、电报和电传找遍欧洲大陆，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你满意了吗，古森斯？”

但古森斯没有回答，他只是颓然瘫坐在椅子上，仿佛他忽然间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似的。然后他用颤抖的双手蒙住了脸。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九月底天气格外美好的一天。博·鲁梅尔先生对凯丽·肖恩小姐说：“好吧，小花脸，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呢？”

“首先，”肖恩小姐说，“我们要了结我们的一些麻烦事——我是指我的麻烦事。你知道，财产，和所有那些无聊的生意。现在是谁在管理它，亲爱的？当然是德卡洛斯先生和古森斯先生——”

“遗嘱检验法庭也许会指定某个银行来受托管理这个财产。”

“那也是大同小异。”凯丽叹息道，“一旦把那事搞定，而且——审判也结束以后，我们将会被人遗望，忽视，并且像教堂的耗子一样穷。”

“穷，你真傻。”

“噢，难道我没告诉你吗？我们是打算要结婚的呀。从那以后，我们将会‘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博·鲁梅尔，你需要刮脸了！”

“我们又弹起结婚的老调了？”博发牢骚了，“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替你挽救了这一大笔钱。凯丽，我就是不想——”

就这样，等劳埃德·古森斯被审判、定罪以后，鲁梅尔先生和肖恩小姐结了婚，而且从那以后开始“不幸福地”生活。

这一次是真正的结婚仪式，牧师是经鉴定被认可的，结婚证书也被仔细地检验过，有足够数目的见证人，还有世界上半数的记者——他们好奇地想要看一眼这个年轻女子，在这样愚钝的年纪，如此离谱地不合人类潮流，竟要“为爱情”而抛弃“一大笔财产”——他们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当然也有礼物。奎因警官感到自己亏待了凯丽，因此送了一套漂亮的瑞典银餐具作礼物。维奥莱·戴悄悄地送了一个美丽的拉利克花瓶。它花掉了她所有的钱。来自好莱坞的礼物比较平庸但数量可观。

奇怪的是，埃勒里·奎因什么也没送。鲁梅尔先生感到受伤害了。

“我并不是为了一个礼物，”他向凯丽发着牢骚，“但是总归——”

“也许他病了，博。”

“嘿，我还真没往那儿想！”博立刻显得有些惊恐，“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他们乘出租车去了奎因先生的公寓。奎因先生出去了——奎因先生在埃勒里·奎因事务所的办公室。

“办公室？”博吃惊地喊道，“他肯定是病了！”

然而他们发现奎因先生安坐在他的转椅上，身心俱佳。

“啊，是新婚夫妇来了，”奎因先生说着，急忙向新娘献上搭档之一吻，“婚后的生活怎么样？”

“先别提那个，”博尖刻打断他说，“你这些日子藏到哪儿去了？婚礼一完你就没影儿了——”

“我一直都坐在这儿，在这孤独的坟墓里，”埃勒里咕哝道，“思考。想想生活对人的愚弄。顺便问一句，为什么你们俩现在不呆在一个美好而又昂贵的地方度你们的蜜月呢？”

“因为我们负担不起，”凯丽说，“而且大西洋城是如此的迷人。”

“是啊，我至今还感到回味无穷，”博说，“我本来想早点儿回来上班的，埃尔，可是你不知道这有多麻烦。刚结婚，还得到处打听哪儿有房子——”

“大西洋城——房子！”奎因先生大为惊异。“你们想的都是些什么呀？”

“预算问题，”博说，脸上带着不可救药的已婚男人羞怯的微笑，“我可逍遥享乐不起，埃勒里。一旦我们安顿下来，我就会回到办公室来重操自我推销那一套旧业的，你知道，机密事件秘密处理？交给我们吧——我们从不失手。那老一套——”

“这事不会有了，”奎因先生肯定地说，“我自己也在到处打听呢，打算找一个新搭档。”

“什么？”博大叫道，“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有哪点不好了？”

“我的好人，你到站了——结束了。”

博看上去像是被打中了要害：“可是，埃勒里……天晓得……我总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

“一点也不用。”

“还有，”博恼火地说，“你说我到站了是什么意思？再说这买卖是你一个人的吗？你可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想到你会——”

凯丽轻柔地拍拍她丈夫胳膊上隆起的肌肉：“难道你看不出这位先生还藏着一些高招吗？安静点，好好听着，博。”

“你知道，”奎因先生梦呓一般地说，“自从你们的婚礼过后，我坐在这里，好有一番畅想，中心思想是：我能送给那两个傻瓜什么东西作结婚礼物呢？”

凯丽大笑起来，博则涨红了脸。

“能不能是，”奎因先生接着说，“一本珍贵的首版莎翁选集呢？或者是1856年英属圭亚那的古币？或是某位著名君主王冠上的珠宝？或是在里维拉的一所配全套家具和壁画的十个房间的房子？不，我对自己说，太俗了，太平庸了。我送给鲁梅尔先生和太太的礼物必须是实质性的，庞大的，creme dela creme(精华)，有重大意义的。你知不知道，居然被我想到了？”

凯丽兴奋地拍手：“那是什么？我知道我肯定会喜欢的！”

“我相信，”奎因先生喃喃地说，“你会的。”

“行了，快说出来吧，放下你那让人讨厌的臭架子！”博忍不住大声吼道。

“我决定，”奎因先生而带微笑地说，“向你们献上一份与我的身份相匹配的礼物。我决定送给你们，”奎因先生说着说着又拐弯抹角起来，像他一惯喜欢的那样，“当然具体数字我还没搞清；你们对我可要耐心一点儿，小麻雀们，但是估计，大概总共有——噢，让我们保守一点，我想有一千四百万美元。”

“一千四——”凯丽不停地眨着眼睛。

博嘶哑着嗓子说：“再说一遍？”

“这个数字不一定确切，”奎因先生急忙说，“也许都不会超过区区一千三百万美元。”

“哦，他是在开玩笑呢。”凯丽呻吟道。

“听着，你这猩猩！”博吼道，“这是怎么回事？”

奎因先生微微一笑说：“婚礼过后，我的聪明才智主要被用来想出一个使科尔老头遗嘱失效的办法。你们两个是要结婚，可是按照科尔的遗嘱这又意味着凯丽将会永远失去一笔非常可观的每周五千美元的收入——既然现在玛戈·科尔的死亡已经被确认。”

“你是说你已经——想出了破解之策？”博的语气充满敬畏。

“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胜利在望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最有利的法律依据都在我们这边。你是个律师，或者说曾经是。法律为什么规定一个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时应有目击证人在场？”

“怎么，”博挠挠他新刮过的脸说，“为了确保没有欺骗行为，我猜。为了见证立遗嘱人的签名是他的有法律效用的签名，且该有效签名是在具体日期签在具体遗嘱上面的。对合同文书的公证程序也包含有这种概念——见证签名有效。”

“好，我们使遗嘱失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包括对见证签名的规定。根据安格斯船长的叙述，他和发报员首先在遗嘱上签字以见证立遗嘱人签名的有效性，但此时立遗嘱人尚未在遗嘱上签名。实际上，因为报务员并不是当着科尔的面签的名，他不但不能见证那个尚不存在的签名有效，而且他甚至不能肯定他在上面签名的邢份文件就是遗嘱；即使他能肯定那就是遗嘱，他也不能肯定那就是立遗嘱人所立的邢一份遗嘱。然后，甚至连安格斯船长也在德卡洛斯替科尔签名之前离开了船舱，所以他不能诚实地做证说出那签名是什么时间写上去的。

“还有其他问题可究，但我认为刚才提到的那儿点已经足够了。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很可能会非常乐意地抓住这一法律条文，宣布遗嘱无效——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不公平的遗嘱。无论如何，一旦遗嘱失效，科尔就会被认为是如你所知——无遗嘱死亡。此外，因为玛戈·科尔死时没有留下子女，所以凯丽·肖恩，即现在的博·鲁梅尔太太，是立遗嘱人唯一健在的继承人——啊，你可以想象！你认为我这份微薄的小礼物怎么样，鲁梅尔太太？”

但是鲁梅尔太太只顾哧哧地傻笑，而博站在那儿，一会儿皱皱眉毛，一会儿又咧嘴笑笑，活像个疯子。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奎因先生收到了来自巴黎、蒙特卡洛、开罗和巴厘的信件——都是很长的信，写在阔佬们用的豪华的纸上，信的内容有趣到能使最乏味的脸也露出微笑。

甚至还有一些信是一位名叫维奥莱特·戴的小姐写来的。

看起来她已重新被鲁梅尔太太聘任为秘书兼伙伴。这位秘书似乎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在乒乓球台旁把鲁梅尔先生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事实使鲁梅尔先生永远处于怒火之中。

但是奎因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又继续工作了。那又是一个使他费尽心思的案子。

哪一个案子？

嗯，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