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市区,到玛丽安的竞选总部参加讨论视频脚本的会议,空气像被汗水湿透的毯子一般包裹着全身;停车以后,我双腿都粘在了车座上,背上的衬衣也滑腻腻的。

比起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的气氛又火热了几个点。电话铃不断,打印机阵阵嗡鸣,房间里一片热烈的讨论声。

多莉·桑切斯抬起头来,从她办公桌那边向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走向那间空的办公室,感谢他们最后还是帮我留着了。我整理了一下,拿出脚本,准备应战。这时接待员出现在门口;她脑袋上挂着耳机,像长了一个新器官。

“你的电话,艾利,”她说。

“找我的?”她指了指桌上的那部黑色电话。谁会打到这找我?我只告诉过苏姗自己在这工作,蕾切尔只打我的手机。

“你好?”

“艾利,我是大卫·林登。”

接待员回到大厅去了。我坐在桌子边上,努力不去理会那阵穿透全身的颤动。

“啊,没想到是你。会……会议开得顺利吗?”

“哦,就是那种现成的安达信咨询研讨会,没什么新东西。”

“是这样啊。费城天气如何?和这边一样热吗?”

“不知道,我还在芝加哥呢。”

心跳加快了。停下!我责备自己。

“我……我决定休个假,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自从你告诉我……自从我们去过朗代尔,我想过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死,还有为什么我母亲从不把这件事告诉我。”

“一定很震惊吧。”

“的确很震惊。但你和你父亲——呃,那是另外——不管怎么说,我决定要调查父亲的死,看看能发现些什么。既然我已经都来了,就顺便多呆一段时间。”

“你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事过去都快六十年了。”

“我明白,但我必须知道真相。”

“万一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

“我……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他顿了一下。

“其实,我就是为这个打来的。你之前做过类似的调查。我现在有一些想法,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午餐有空吗?”

温暖的光点顿时在体内跃动。

“嗯,当然,应该有空。”

“我过去找你可以吗?”

“不如我去找你吧?附近有个熟食店。”

“我过去的话会不方便吗?我还从没见过竞选是怎么运作的。”

我犹豫了一下,不太想让他把我和任何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我听出他声音里的热情。

“好吧,半小时后这边见。”我把地址告诉他。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的?”

“我可是大侦探呢。”

“大卫……”

“我打电话到你家,你女儿告诉我的。”

三十分钟后,接待员按铃通知有人找我,可玛丽安还没从办公室出来。我走出去迎接他;接待员这次没有直接消失在桌子后面,而是忙着清理接待区,时不时向大卫瞟一眼,露齿而笑。大卫一见到我,顿时笑逐颜开;接待员的笑容随即消失。

领他走出大厅,我只允许自己给他一个浅笑。

“大卫,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会儿就能结束了,但会议还没开始呢。”

他四周看看。

“我可以等。”

“可能得有一段时间,但愿你带了什么可读的。”

他耸耸肩。我引他到那间空的办公室,想再找一把椅子;这时就看到多莉·桑切斯搬着一把椅子从屋子那边过来了。

“你一直都这么高效率吗?”我说。

她嫣然一笑。

我替他们介绍了一下,她问了一些初次见面总是会提的问题,大卫欣然作答,然后他们聊了起来。我捋了一下头发。多莉很善于跟人聊天,五分钟之后他们还在说,我心里一阵刺痛,随即告诉自己这实在傻透了。接着,门口出现一个人影;我瞥眼过去,是玛丽安。她手里拿着包,正看着我们。

多莉紧张起来,可能因为她,我也跟着紧张。

玛丽安盯着大卫。

“这位是谁?”

我感到空气中一阵细微的震颤,好像某种日常的秩序被扰乱了。

“这是大卫·林登。我的一个……朋友。”

“是这样呀。”玛丽安观察着大卫。多莉看着她看他。没人讲话。然后她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大卫。”大卫握住她的手。

玛丽安扭过头来看着我。

“亲爱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她说得简明扼要,“我们现在就可以过一下脚本。”她转过身去,走向办公室。

讨论结束我返回时,多莉还坐在桌子边上和大卫说笑,棕色修长的双腿在桌边晃来荡去。看到我过来,她跳下桌子。

“怎么样了?”大卫问道。

“还行。”我把文件扔到桌上。

“只做了几处修改。”

他很孩子气地向我竖起大拇指,我忍不住笑了。

“嗯,那我先走了,”多莉从我身边过去,轻轻耸了耸肩,走出了房间。

“聊得真愉快,大卫。”她身后留下一股浓郁性感的香水味。

“还想去吃午饭吗?”我语气中透着不悦。

大卫似乎没注意到。

“我都快饿死啦!”

我们推开门走到街上,一阵滞重闷热的气浪袭来,卡车和汽车慢吞吞开过,车身上升起闪动着的热气。行人迟缓地拖着步子,走路似乎变成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走拢街角的熟食店,我脖子后面都湿了。

这时午餐高峰时段已过,店里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位客人;不过,最近好像午餐推后都成习惯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店里有一种大蒜、洋葱、可能还有熏牛肉混在一起的气味,虽然我从来都分辨不清,但一闻总会食欲大开。一位女引座员领我们穿过铺着黑白色瓷砖的餐厅,让我们坐在一处色调明亮的卡座,周围回响着模糊不清的小熊队比赛实况广播,偶尔传出一阵讨论声。一位女服务员递给我们两份菜单;她穿着白上衣,黑色裤子明显小了一号。

我盯着菜单,对于大卫和多莉如此合得来,还是有点不爽。大卫把墨镜推到头顶,也在看菜单。女服务员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碟碟的食物,饮料,还有一个盛着腌黄瓜的银色小罐。她先把食物送到邻桌,再把腌黄瓜放在我们桌上。

我瘫坐在位子上,觉得大卫肯定更想跟多莉·桑切斯一起出来。又怎么能怪他呢?多莉迷人性感,颇有亲和力,况且我又不是他的谁。就算是我先遇见他的,而且他留在芝加哥也有我的原因,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人关系。算了,无所谓,我不想追问他有关多莉的事,免得把现有的关系破坏了。我把手叠放在膝上。

“呃,你刚刚和多莉在聊些什么?”

他拿了一条腌黄瓜,分成五块,放了一块在嘴里。

“我可喜欢这个了,”他说。

“你呢?”他叉起一块伸过来。

我从他叉子上咬下来。

“我没怎么跟你讲过自己的事吧?”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

“什么意思?”

“你比较了解我父母的事,但关于我知道的不多。”

“嗯……确实,不过……”

他打断了我。

“像多莉和我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敞开心扉。”

多莉和我?看来她出手快得很呢!

“是这样的,我们都在收养所长大。”

我一愣,停止了咀嚼。

“我母亲到了费城以后嫁给一个名叫约瑟夫·林登的男人。在我大约七岁的时候,他们双双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语调平静,好像在预报一阵冷空气来临,而不是在讲述一场改变人生的悲剧。

“那是一个冬天,刚下过一场暴风雪,费城有很多山地,车子就那样失控,冲下大桥。”

我皱起眉头。

“因为在那边没有亲人,至少是没能找到什么亲戚,我就进了收养所,呆了十年。”

那个女服务员为我们点了单,大声报了一遍,随即走开了。

我看着大卫,不知先问什么好。

“你是怎么……怎么……?”

“进过收养所的孩子有一种特别的眼神,我隔很远就能看出来。他们往往耷拉着眼皮看人,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目光,不想被注意到。他们就只想敷衍过去,不惹麻烦。多莉就有那种眼神,我想自己也有。”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一直戴墨镜吗?“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完全不像……像你说的那样。”但愿这么说不会显得势利。

“关于这点,我从没质疑过自己。母亲经常对我说,我能够,不,我一定会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说我是特别的。”他叹了一声,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呼了一口气。

“我一直深信不疑,虽说后来我也意识到,她这话更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

“怎么说?”

“我就是邪不胜正的证明。在希特勒几乎杀光了犹太人之后,我出生了,我就是她的胜利。我是一个切实的存在,一个可触可感的证明——不是纳粹,而是她,赢了。她像对待王子那样养育我,当然不是以物质享受,因为严格地讲,我们那时是贫穷的。但我拥有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他垂下目光。

“直到她去世。”

点的菜端上来了。他拿起烤牛肉三明治,大口吞食着,我慢慢地吃一份沙拉。

“那十年我不断地被送去费城的各个收养所,”他咬下一口,说道。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下巴上的一条肌肉轻跳着。

“但我很幸运,拿到了去宾州州立大学的全奖。一年之后,又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后就一直呆在费城。”

女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过来,我把手罩在自己的杯子上,但大卫点了点头,她就倒了一杯给大卫。大卫打开两个糖包,倒进咖啡里搅拌。不管莱尔·戈特利布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至少她是个好母亲;她对儿子的信念,支撑着儿子渡过了那段充满孤独和磨难的少年时期。他撑过来了。还有多莉。

我把自己的盘子推开。

“那么,说说你的计划吧。”

他啜着咖啡。

“我想去找一下警方,看看能不能拿到父亲那件案子的卷宗。如果当时负责此案的警察还在世,可能还要拜访一下他。”

我咬着唇。

“我知道希望渺茫,”他说。

“但说不定,他有个儿子或者女儿,他们能记得什么。”

我摇摇头。

“怎么了?”

“找警察没用。”

“为什么?”

“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给你,尤其是,严格说来,这个案子还没结案。”

“但已经过去60年了。”

我耸耸肩。

“你怎么知道的?”

“几年前,为了当时拍的一个片子,我想弄到一个案子的卷宗,那时案子还没破。我尝试了很多渠道,写了不少信,甚至还托了些关系,都没用。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犯人、或犯人的亲友?’我不是犯人,但结果都一样。”

大卫皱眉。

“为什么会这样?”

“想想吧,要是卷宗里有这样的记录怎么办,比方说警探怀疑史密斯先生杀死了布朗先生,但警方没有证据起诉他。如果消息泄露了,不管他是不是有罪,史密斯先生,或者他的下一代,就能以诽谤罪控告警方。当今的世道,人都会这样做。”

“但我并不想公开这些信息。”

“跟这没关系,”我说。

“不过,嘿,试试也好,先别太失望。”

女服务员在旁边晃来晃去。大卫摇了摇头,她有点失望。

“我还想找找认识我父母的人,”他说。

“就是说,除了你父亲以外。那个你父亲的朋友,巴尼,还在世吗?”

“十年前就去世了。”

“哦。”他啜了一口咖啡。

“那么,我可能会找一下我母亲在钢厂的工友。”

我想到琳达·乔根森,应该把她的名字告诉他;又想到那个莱尔和艾弗森一起的新闻短片;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还可以找找父亲的雇主。你父亲说他是快递员?”

“对,”我说。

他突然笑了,眼睛旁边的纹路加深了一点。

“你知道,那张母亲的照片,是我拿到的唯一有关她的东西。希望你父亲知道,我有多珍惜它。”

“他会的。”

“我父母总是轻装简行,你懂的,轻简到我能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收到一个盒子里。其实,我只有一样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钟。”

“钟?”

“是布拉格一个有名钟楼的模型,叫布拉格天文钟。他战后带回来的。”他又喝了一口咖啡。

“据说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机械钟之一,建于15世纪。钟面上显示出太阳,月亮,和一些星星的运行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又不断有新的装饰和雕刻添上去。二战期间纳粹毁掉了这座钟楼,不过听说已经修复了。我拿到的当然只是一个便宜的复制品……”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渐渐沉默。

我心里想,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该怎么纪念父亲呢,好像一张大乐团专辑、或一盒哈瓦那雪茄都不太够格。

“不过,很奇怪,”他接着说。

“我母亲总说这个钟很珍贵,其实不然。我拿去鉴定过,发现20世纪的时候生产了很多。”他耸耸肩。

“但没关系。”

“我理解。”

“真的?”他把咖啡杯推到一边。

“我们是不一样的,你和我。你认识你的父亲。你有他的照片,他的东西。你可以证明他的存在。我不能。我去过德国,寻找母亲的亲人,甚至还找到了她的一个邻居。但我从没找到任何有关父亲的线索。好像他和他的家人从未存在过。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仅有的就是那只钟。”

女服务员送来账单,放在了一个棕色小托盘上,我和他都伸手去拿,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我的。

“是我约你出来的,记得吗?”说着,他在我手上压了一下。

一阵暖意涌过。

他拿了账单。

“这就是我想要弄清父亲身世的原因,”他继续说道,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是我的一部分,是我所继承的传统的一部分。我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理解,对吗?”

我刚要说是,但马上停住了。库尔特·魏斯不是他的父亲,保罗·艾弗森才是;那他继承的究竟是什么传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