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审判上庭作证的第一位证人，便是佛兹。

欧内斯特爵士以一种油滑的态度向走上证人席的他致敬。而在被告席上的陶德杭特看来，他的这种表演神态有些过了。

“佛兹先生，你就是提请这桩谋杀诉讼的人吗？”

“是的。”

“你能否对法官大人和陪审团成员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你采取如此重要的举措？”

“那是因为我感觉我能确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错判。我所能做的，就是到这儿来，纠正这个错误。”

“确实如此。那么除了出于社会正义和责任感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没了。”

“嗯，”欧内斯特爵士微微皱了皱眉头，“而这只是你众多社会公益事迹中的一桩。至于佛兹先生在中间团体联盟的种种令人敬仰的无私的成就，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现在我们回到案子上来，佛兹先生，是什么导致你认为之前的审判有误？”

“是我与陶德杭特先生进行的两次谈话。”佛兹在他的大眼镜后眨了眨眼，回答道。

“佛兹先生，你可否将谈话的主要内容告知法官大人和陪审团？”

陶德杭特先生在被告席上旁听着，他对于佛兹的举止和真诚的态度赞赏有加。他做了些笔记，记下了佛兹看起来是个结合所有完美证人要素于一身的证人。他只有被问的时候才会回答，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他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第一次谈话，”佛兹说，“发生在我的俱乐部，大概是在六个月前。我很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次谈话很不寻常。在我的记忆中，陶德杭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有没有该被谋杀的人选。我以半开玩笑的态度询问他是否要谋杀我提供的人选，陶德杭特先生表示他当真决定如此。我们争辩了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可能性，看起来，那个时候的陶德杭特先生深受某个想法的吸引。但我建议他先好好思考清楚，不要急着尝试，原因我就不细说了。”

“嗯，很好，”欧内斯特爵士发出喉音，“你说你以半开玩笑的态度对待他提出的谋杀的建议。那么这整段对话，你都是一直保持着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吗？”

“是的。”

“你那时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很遗憾我没有。现在我才发现，当初我犯了大错。”

“这并不能怪你，佛兹先生。那么，当你知道了陶德杭特先生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之后，你当时有没有给他一些别的建议，而不是鼓励他去谋杀什么人？”

“有的，我想我告诉他要好好地度过剩下的时光，不要再想希特勒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了。”

“你的建议非常有用。不过很遗憾，陶德杭特先生看起来并未采纳这条建议。你们还聊到了哪些内容？不妨当着陪审团的面说出来。”

“我想我们还讨论过谋杀勒索者或那些对部分人的生活造成较大负担的人。”

“啊，是这样。你跟陶德杭特先生讨论了谋杀某个陌生人的想法，而那个陌生人的存在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幸福甚至悲惨？”

“是的。”

“但是那时你并没有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严肃。”

“你也没有想到陶德杭特先生是认真的？”

“我以为他只是用这个想法来打发时间，自娱自乐。这想法很理论化，我当时一点也不相信他会将此付诸行动。”

“没错。那么让我们说说第二次会谈吧。第二次谈话是什么情况？”

“第二次谈话发牛在两个月前，就是在帕默被捕之后但还没开庭的那个月。陶德杭特先生到办公室来找我，对我说他才是真正的凶手。他向我征求意见，问我该怎么做。当时警方完全不接受他的自白。”

“是的，那你是怎么对他说的？”

“我告诉他，在这样的案子里，你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有谋杀的动机。我还建议他去找我们的朋友区特威克先生，他有调查犯罪案件的丰富经验，想看看他能否帮忙查查这起谋杀案。”

“你的意思是，陶德杭特先生与区特威克先生合作，调查自己犯下的谋杀案？”

“没错。”

“你们还谈到些别的了吗？”

“有的。我建议陶德杭特先生不要丧气，因为当时我很怀疑帕默是否会被定罪。事实上，当我听完了陶德杭特先牛的故事之后，我并不相信帕默会被判有罪。”

“审判的结果让你很惊讶？”

“是的，我大吃一惊。”

“你觉得那是一次严重的错判？”

“我确信我们的法律犯了个大错。”

“你自己是否采取了某些举措？”

“有的。我与一名警方高层谈及此事，而这次谈话也确认了我的想法，那就是警方非常确信，自己已经抓对了凶手。”

“但这并不能减轻你的忧虑？”

“恰好相反，这让我更加忧虑了。因为这也许意味着，警方可能会成为这起案件重新审判的巨大障碍。”

“你是否跟区特威克先生的调查工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是的。”

“你从他的调查结果中，是否能够确信，或者减轻了你认为确实发生了错误审判的感觉？”

“看到了调查的结果，我更加确信这是一场错判。”

“所以最后，在陶德杭特先生本人的全力配合下，你采取了这样不合常规的方式，自诉了一起针对他的谋杀诉讼？”

“是的。”

“谢谢你，佛兹先生。”

贾米森先生只问了一两个问题，旨在加深陪审团最初对佛兹形成的第一印象，就是要以为陶德杭特先生的谋杀念头只是个玩笑。而佛兹先生也认为，即使一个人脑海中依然秉持着这种想法，而心灵最深处，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谋杀意图。

陶德杭特先生又记录了些笔记：

“听到自己被这样公平地评价着，这真是种奇妙的感觉。我从中学到很多，并从中吸收转化来为我所用。很遗憾，在日常的平静生活中，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不经历一次审判，就不会脱胎换骨，变得卓越，就没办法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之前从未意识到人们对我会有一些好的评价。这听起来令人很舒适。”

证人来来去去，这种现象又持续了三整天。即使证词有点用处，但由于内容实在太过零散，在此就不摘录证词的内容了。

年轻的福勒先生干得很棒。任何能证明哪怕一丁点内容的人，都被传唤到庭了。法官也显得很有耐心。

证人都或多或少地能提供些信息。在费舍曼的章节结束之后，诺伍德的章节开启了。

甫一开始，陶德杭特先生便大吃一惊。他知道费洛威被发了传票，但没想到他会真的出现在法庭上。骑士只要医生开出一张证明书，费洛威便可以不用出庭作证了。但不知是因为年轻的福勒先生比帕默的律师有能耐，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当费洛威的名字被喊到时，他走上了证人席。

欧内斯特爵士尽量避免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他与珍·诺伍德的关系也被轻描淡写地带过。针对费洛威的主要讯问，都集中在他与陶德杭特先生的那几次会面谈话上。

费洛威有问必答。虽说欧内斯特爵士不想伤害到他的感情，但他自己奋不顾身地横冲直撞，毫不在意。（陶德杭特先牛怀疑某些坦率的言论是费洛威夫人的授意。）从某方面来说，他算是个相当有力的证人，因为他对于陶德杭特先生曾犯下此罪毫不怀疑。那么如果更多的人能够从他身上感觉到这一点，陪审团就更有可能接受这种看法。

费洛威描述了他与陶德杭特先生对话的情形。第一次对话是在某天中午，他们在一家昂贵的餐厅共进午餐，陶德杭特先生在午餐过程中搞清楚了他对于诺伍德小姐的迷恋程度，以及此事是怎样破坏了他的家庭的。第二次则是在费洛威住的房间里进行的那次漫长而攸关命运的对话。

当费洛威先生讲述的时候，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有几次费洛威的声音几乎低得变成了耳语，但不需要提醒他提高音量。陪审团和法庭连耳语那么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告诉他，”费洛威伤心欲绝地诉说着，使被告席上的陶德杭特先生困窘无比，“我告诉他，我知道那个女人是我所认识的最坏的女人，我记得我曾告诉过他，我常常想过要杀掉她，但我没有那种勇气。我还记得我说过她比我见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该被谋杀。我爱她，”费洛威先生拼尽全部勇气低语道，“但没办法，我就是知道她是个那样的人。”

“费洛威先生，”欧内斯特爵士威严分毫未减，“出于本职工作，我不得不问一个让你感到痛苦的问题。假设被告人当时正在内心痛苦地交战，在摇摆不定到底该不该谋杀那位女士的时候，你认为在这种状况下，你对他说出那样的话，是不是足够让他下定决心？”

费洛威抬起头来。“是的，”他的声音变得洪亮，“这个结论我无法逃避。我肯定煽动过他去杀掉她。”

贾米森先生的几个问题，旨在表明费洛威身为一位小说家，对人性和行为必然有所了解。他的问题让费洛威认同了陶德杭特先生确实被煽动了，但他此去并非为了谋杀她，而是拿手枪威胁她。然而他最终因为精神紧张而不小心犯下大错。

目前为止，费洛威的证词算得上法庭上最有说服力的证词了。很明显，陪审团深受影响。

下面一个出庭的是巴德先生，他也有问必答，爽快地承认了他曾对陶德杭特先生讲述过诺伍德小姐在戏院的种种令人不快的行为。巴德先生还进一步证明了陶德杭特先生当时一直在打听诺伍德小姐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她恶劣的天性，而这一点也被普雷德尔先生证实了。他还补充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陶德杭特先生曾经问道，若是诺伍德小姐不在人世了，世界上的幸福和快乐是否会多一些？接着是文森特·帕默的妻子，她讲述的内容则更加深入。

帕默夫人被讯问了一系列听起来颇为神秘的问题。

“你是否，”欧内斯特爵士看起来相当狡猾，“看到过你丈夫有一把左轮手枪？”

帕默夫人点头称是。

“那么就你所知，他有一把枪？”

“是的。”

“你拿过这把枪吗？”

“是的。”

“你使用这把枪发射过子弹吗？”

“是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开了一枪，想看看开枪是怎么一回事。某天我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开了一枪。”

“是什么时候？”

“我也说不清楚了。但就是在不久之前。”

“是去年吗？”

“哦，是的。”

“半年之内吗？”

“有可能。我想是在去年的夏天——没错，夏天。”

“你对着什么扣动扳机的？”

“我是对着花园里的花床开枪的。”

欧内斯特爵士像魔术师一样，从面前桌上抄起一张小纸片：“请看看这个。”

法庭助理将此物传到帕默夫人手中，她看了看那张纸片。陶德杭特先生用赞叹的眼光盯着她。她的表演棒极了，就好像是她第一次看到这张纸片一样。而这时，陶德杭特先生总算学到了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两件事。

“这是你家花园的平面图吗，帕默夫人？”

“是的，我看出来了。”

“花床的位置能看得清楚吗？”

“非常清楚。”

“你能否向陪审团指出，你射击的是哪块花床？”

“这块，标着红色叉叉的这块。”

“谢谢你，帕默夫人。我的问题结束了。”

陪审团开始仔细研究起那张平面图来，而帕默夫人此时则悄然离开证人席。如果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次严酷的考验（陶德杭特先生非常清楚这一点），那么现在，她勇敢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欧内斯特爵士的目光与陶德杭特的视线交会了，他差点使了个眼色。陶德杭特先生急忙移开了视线。

对于他来说，这些问题一点也不神秘，事实上，这整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陶德杭特先生对此颇感自豪。

在帕默的庭审中，有一点对他尤为不利，那就是那把左轮手枪最近发射过。帕默宣称最近几年他都没有用过枪。他的律师忽略了其他人用过那把枪的可能性，帕默夫人也没想到说出她自己曾经做过这事。只有陶德杭特先生想到了。当他被区特威克先生准许外出一天进行自主调查，再度造访布罗姆利时，他直截了，当地讯问帕默太太，她是否开过那把枪？帕默太太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确认了这一点。

不久，陶德杭特先生就证实了确实是帕默夫人开的枪，查出了到底是朝哪块花床开的枪，接着他即刻赶回伦敦，把区特威克先生和枪械专家拉到布罗姆利来进行检查。专家拿铲子挖开了那块花床，果然找到了一枚铅质子弹，那铅弹只有可能是从军用手枪中发射出，只要稍加检测，便应该能够证实这颗子弹是发射自帕默的手枪。彼时，帕默的手枪还暂由警方代为保管，为防制造伪证，任何人不得借用那把枪。就这样，陶德杭特先生虽然没有摧毁那项针对帕默的最不利证据，至少也极大地动摇了这一证据。

为了把这事理清楚，欧内斯特爵士传唤了那位枪械专家，以说明那颗子弹是在哪里找到的，以及那颗子弹到底是从哪把枪中射出来的。欧内斯特爵士当中展示了那颗子弹，然后揭开了这个大秘密。他拿出从诺伍德小姐家挖出来的那颗不成形的子弹碎片，并讯问那位专家这两颗子弹是否是发射自同一把手枪。而那位亲切的专家则回答绝不可能。

“你能否对陪审团说明，你为何如此确定？”欧内斯特爵士建议道。

“当然没问题。贴着B标记的手枪，其撞针很明显地向左偏斜了，任何一颗从这把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子弹，必然会带上这样明显的刻痕。尽管贴着C标记的这颗子弹已经损毁得如此严重，但撞针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痕迹并没有任何偏斜，而是在正中间的。”

“那么说来，虽然你能证明子弹C并不是由枪B发射出来的，却没办法指出这颗子弹到底是由哪把枪射出的？”

“确实是这样。”

“那你检查过那把贴着A标记的手枪了吗？”

那把贴着A标记的手枪是陶德杭特先生的。

“检查过。”

“有可能是这把手枪发射的子弹C吗？”

“我曾经做过测试，毫无疑问，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没法准确地指出，就是这把手枪射击出来的。”

欧内斯特爵士点了点头，接着又重复地变着戏法讯问了类似的问题，不断重复着这些证词。这样，即使脑袋再不开窍的陪审团成员，也能够明白文森特·帕默不可能射出那颗镶嵌在诺伍德小姐家的子弹。但陶德杭特先生却可能做到。当建立了这一概念之后，证人们继续出庭，还原全景。

下一个出场的费洛威夫人，为陶德杭特先生的影响力而作证。她证实他对于他们家的状况感到悲伤，并不断地帮助他们。同时，她还指出陶德杭特先生对诺伍德小姐极度痛恨，她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菲莉西蒂·费洛威并未被传唤出庭作证，这令现场观众大失所望。不过她的证词顶多就跟她母亲的一样，而且在经历了陶德杭特先生卧室的那场歇斯底里的风暴之后，他坚决不允许她靠近法庭半步。很明显，歇斯底里的爆发对于他的案子没有任何好处。

为了弥补菲莉西蒂的缺席，欧内斯特爵士当天最后传唤了一位令现场震惊的证人。

“我现在要传唤，”他停顿了下，用极富煽动性的嗓音说，“我现在要传唤文森特·帕默上庭作证。”

整个法庭里爆发出一阵欣喜的骚动。只有法官看起来无动于衷，然而在他那顶假发下面，他肯定被震撼得不轻。传唤一名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犯人担任同一案件的证人，而法庭当庭审判的，则是另一名嫌疑犯。即使老法官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感情起伏，但他心里早就炸开花了。

年轻的帕默先生倒不是真的会说出什么非常重要的证词。欧内斯特爵士认为，为了节省法庭的时间，而且为了能够彻底地检视诺伍德小姐之死的每一个角度，审判帕默时记录的讯问信息和之前庭审时的记录，都应该被视作本案的证据。法官同意了，并嘱咐陪审团有空的时候阅读一下上次案件审判的庭审记录。

这份证词中，帕默承认当晚曾去过诺伍德小姐家，但他宣称在九点前就离开了，那时，诺伍德小姐还活得好好的。这是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诺伍德小姐曾被人目击到是活着的。但帕默是否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这点尚待证实。

当回答欧内斯特爵士问题的时候，他再次坚称当他离开诺伍德小姐家大门，走上大路已经离开有段距离而正前往公交车站时候，他听到了教堂钟声敲了九下。他之所以能够记得，是因为当时他下意识地配合钟声行走，他发现每走四步，钟声就会响一下，这很有趣，但是他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能发现这一点。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在九点钟走上了这条路，那么肯定他还不到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诺伍德小姐的家。

“当你离开她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人在花园里？”欧内斯特爵士问道。

“没有。当时天色很暗，我当时也非常激动。我们大吵了一架，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那儿的话，我能否听到。但我确实没看到任何人。”

“真是不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法官大人，在我看来，”欧内斯特爵士对法官推心置腹地说，“证人肯定是在被告人刚来的时候离开的。”欧内斯特爵士的言论并没有遭到对方律师的反对，“当你在花园里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花园洼地处停泊着一艘平底船？”他继续讯问着证人。

“没注意到，我并未靠近河边。”

“让我想一想，”欧内斯特爵士急急忙忙地翻阅着证词，“你刚作证你在那里并没有停留超过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出现在诺伍德小姐家的花园里？”

“是的。”

律师接着讯问了一砦帕默和陶德杭特先生在费洛威家公寓撞见的相关问题。但帕默实在说不出什么内容。他发现他来到公寓的时候，陶德杭特先生正拿着他的手枪。现在他才知道，陶德杭特先生的手枪恰好跟他的是同一个型号的。费洛威夫人之前的证词也提到了，她见过陶德杭特先生拿着自己的那把手枪，也就是说，当时陶德杭特先生的心态跟所有的犯罪者一样，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遭到警方怀疑的人，所以，把犯罪的凶器转移出去，比放在自己手里要安全得多。因为，他打算用这把凶器来交换帕默先生的那把清白的手枪。帕默先生有些不太高兴，他对此没发表任何意见。

欧内斯特先生微笑地扫清了帕默的郁闷。他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出了该做的表现，这才是他在乎的。

接着，欧内斯特又讯问了年轻的帕默几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讯问完毕之后，两位警卫便带着他离开了证人席。欧内斯特爵士把被误判死刑之人带到了陪审团面前，并让大家享受了一次顶级的震撼体验，他只希望陪审团的成员在作出审判之前，能好好地想清楚这一点。

第二天上午，轮到了区特威克先生。他被欧内斯特爵士详细地讯问，并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证词。他从陶德杭特先生最初咨询他（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是否知道些该被谋杀的人选，一直到发现那只失踪的手镯。他表现得谦逊而羞怯，这使得人们对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在欧内斯特爵士的巧妙安排之前，任何一个认为区特威克先生是很有魅力的人，都会被他的言论所深深影响。

区特威克先生之后，则是第三天的精彩戏份，表演者则是伟大的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他自己走上了证人席，他在英国法律史上写下了先例，他允许他的后辈对他进行讯问。欧内斯特爵士以一种极其庄严的态度，陈述了区特威克先生之前已阐述的他们在花园搜索物证的过程。他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陶德杭特先生并没有真正作案，那么他应该不可能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物证，或者捏造物证。接着他迅速离开证人席，以免法官或其他人提醒陪审团，其实并没有人（包括警方在内）怀疑陶德杭特先生在当晚曾出现在诺伍德小姐家的花园里。当然，即使发现了他进入花园的种种证据，也不能证明枪杀诺伍德小姐的人就是他。但，欧内斯特爵士那副严肃的表情，却比一吨乏味的证据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接着，警方接到陶德杭特先生要求通报并截获了失窃的手镯的警官也出庭作证的申请。很自然地，陶德杭特先生抓住这个机会，向陪审团大事证明这段证词是多么的重要。下午则是医学证词的出场时间，希望能够确定诺伍德小姐更加精确的死亡时间，以证明凶手并不是帕默，而是陶德杭特先生。接下来还有一圈证人出场，包括陶德杭特的私人医生，格林希尔夫人和艾菲，以及陶德杭特先生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来证明陶德杭特先生也许是去年伦敦最神智健全的人了。对于这些重复的证词，法官显得稍微有些不耐烦，他指出并没有任何人质疑被告的神智是否健全，而且被告的辩护律师已经证明过此事，就不必再反复强调这一点了。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回答道，“我了解有关被告神智健全的问题，然而被告律师和我都认为，在庭审进入某一阶段之后，这个问题又会被提及。因为，我觉得出于我的责任，有必要证明他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非常好。”法官无奈地说。

陶德杭特先生做着笔记：

“我对我们的案件进展感到吃惊。在庭审之前，我以为这起案件能让人听起来合情合理，是非常困难的，更别说别人会相信了。然而，在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依次听取了证人的证词之后，情势大有好转。我该说我们的案子已经差不多了。我上证人席作证，也只是锦上添花。这真是令人满意。”

欧内斯特爵士却不那么确定。“等你听过警方的证词之后再说吧，老弟，”他说，“我们的故事中有几处比较大的瑕疵，他们会知道怎么抓住这些瑕疵来搞事。”

“希望他们别坏事。”陶德杭特先生听到这预言，警觉地说。

“哦，要是你被判有罪的话，搞不好他们又会要求上诉的，这样，陪审团就无法下审判结果了。”

“要是被告和原告都对审判结果表示满意呢，他们也许就小会上诉了。”

“政府会上诉的。”

“政府有权力干涉这起案件吗？”

“别问我蠢问题了。”欧内斯特爵士说。

第二天上午，贾米森先生开始了辩方的辩护，当然这一切都是之前商量好的。接着，他传唤了唯一的证人出庭。于是，陶德杭特先生步履蹒跚地走向了证人席。

陶德杭特先生昨晚睡得很糟糕。他一整晚都被这酷刑所折磨着。他极度讨厌在法庭上作伪证。对于他来说，最令人恼怒的，就是他必须作伪证以保证审判的成功。就是这样，他必须做出伪证。

第一部分很容易，即使贾米森先生诱导性地讯问，陶德杭特先生仍然无法确定，他是否精确地在陪审团面前说出当晚他前往诺伍德小姐家花园的心理活动。

“我……嗯……在与不知情的朋友会谈之后，才作出这个决定，”在他的律师要求他向法官和陪审团解释他最终为何下定决心去实施一起谋杀时，他小声说道，“我知道如果他们觉得我是认真的，就不会对我说出那些建议来。我只是……嗯……以假设的语气与他们交谈。但他们如此一致的决定，让我深受影响。我越思考这一点，就越觉得合情合理。谋杀，一种彻底的非个人性的……嗯……自然的客观的谋杀，对于我这种情况来说，确实再合适不过了。”

“你没有想过，也许你的朋友们都是在开玩笑吗？”

“恐怕我没想过。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在开玩笑，”陶德杭特先生或多或少带着些挑衅的情绪，“我想他们心里也是那么想的。”

“你能否解释一下，刚刚你那句‘对于我这种情况来说，确实再适合不过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没想到我会活到受绞刑。”陶德杭特先生说。

“你没想到你会活到现在是吗？”

“那个时候我想，我也许……嗯……几个月后就死了。”陶德杭特先生一脸羞愧地说。

“也许，你那个时候没死是一种幸运。”律师冷淡地补充了一句。

慢慢地，在这些费劲的问题之后，陶德杭特先牛终于把故事推进到他下决心除掉诺伍德小姐这个进度上来。

“当时，”他解释道，“我经过全面调查，得出了最终的结论，那就是她的死会……嗯……会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和快乐。”

“你的结论就是，她是个坏女人？”

“她是个恶毒的贱货。”陶德杭特先生回答道，这句话令法庭上的所有人都感到一种震撼和愉悦。

五分钟后，他颇有男子汉气概地做出了伪证。

“我想我那个时候打算当着她的面杀掉她。然后……”

“嗯？”贾米森先生满怀期待地问。

“嗯，我……嗯……我想我紧张了。”

“你用手枪威胁她了吗？”

“是的。而……呃……走火了。我对手枪的使用并不熟悉。”陶德杭特先生一脸歉意。

“那你怎么会走火两次？”

“嗯，是……第一枪我吓得跳了起来。这实在是……呃……令人意外，你知道的。而那个时候我想我得镇定，于是我手指抓紧了扳机。我……呃……嗯……又无法控制了。”

“发生了什么？”

“我有点晕，”回到现实中来，陶德杭特先生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我发现她跌坐在椅子上。那儿……嗯……她衣服上全是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我强迫自己上前，仔细观察了她。她看起来像是死了。我抬了抬她。接着我意识到那枚子弹不见了……呃……射穿了她的身体。镶嵌进了椅背。我……嗯……我把那颗子弹取了出来，丢进口袋。之后我把它丢到了河里。”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曾读过一些书，上面指出能够通过子弹来鉴别出那颗子弹是哪把枪发射的。我想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丢掉那颗子弹。现在我才发现，那真是最不幸的行为。”

“在你离开现场之前，你还干了什么？”

“嗯。桌上有两只玻璃杯。我用自己的手帕擦拭了其中一只，但没擦另一只。”

“你为什么那么做？”

“我也不知道。”陶德杭特先生坦白。

“还做了别的事吗？”

“是的，我把诺伍德小姐的手镯取了下来。”

“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我现在真的说不上来，”陶德杭特先生惨兮兮地说，“我……呃……真是非常困惑，我被吓坏了。”

“但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是的，我想这样做我才能证明自己……嗯……是有罪的，如果日后有必要的话。”

“你的意思是，就像现在这样的状况？”

“是的。”

“你已经预料到现在这状况了吗？”

“上帝啊，没有。我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上帝啊，没有。”

“你从来没想到，有别的人会因此事而遭到指控？”

“当然没。否则……”

“嗯？”

“否则，”陶德杭特先生饱含尊严地说，“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谢谢你，陶德杭特先生。法官大人，”贾米森先生的音调令人印象深刻，“我已尽可能简约地讯问了被告人，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实在经不起高强度的审判。若不是拒绝出庭会比审判更让他感到煎熬的话，医生根本就不会同意让他出庭的。事实上，医生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的当事人出庭，他明确地指出，我的当事人随时可能死亡。任何压力或刺激对他来说都会是致命的因素。”

“我之所以在当事人和众人面前说出这些话，是因为我的当事人很清楚这一点。在此我郑重建议，就此结束对我的当事人的讯问。我已经将所有有必要的问题悉数问完，若是法官大人觉得还有什么必须向陪审团说明的细节，我请求您，直接讯问我的当事人。”

“我想我没有问题了，贾米森先生。你的当事人已经承认是他杀死了被害人。我唯一想问的，就是他这项谋杀到底算是莆意谋杀，还足过失杀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仅仅讯问一个小问题……陶德杭特先生，你是蓄意射杀艾赛尔·梅·宾斯的吗？”

“呃……不，法官大人，”陶德杭特先生有些不大高兴地回答，“不是的。我不是……呃，不是蓄意的，我想。”

欧内斯特爵士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我认为，辩护律师已经问出了我所有需要的答案。我决定不对被告人进行交叉讯问。”

法庭后排有人鼓掌，但掌声很快平息了。

一位瘦高的苍白得像食尸鬼一样的律师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我很荣幸能够代表警方。贾米森先生的建议让我的立场变得极为困难。当然，我之所以上庭对被告进行交叉讯问，也是基于被告的同意和意愿。法官大人，请您裁定是否允许我对被告进行讯问，我知道这是一项非正统的程序。”

“反正已经有过这么多非正统的程序了，贝思斯先生，再多一个也无妨了。但我必须询问被告人，他是否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他把那张老脸转向陶德杭特先生，“你愿意给警方—个讯问你的机会吗？”

“为了……呃……正义，我愿意，法官大人，”陶德杭特先生回答道，“我想这是必需的。”

“非常好，那么，贝恩斯先生。”法官说。

消瘦的贝恩斯先生双手紧紧抓住身上的长袍，好像他一松手，袍子就会滑落。

“将来，你会对我的这些问题表示感激的，”他用平静而确定的语气对陶德杭特先生说，“也许你会觉得我的有些问题较为尖锐。如果你觉得身体无法承认，就直接提出来，我想法官大人会让你休息一下的。”

陶德杭特先生在证人席上稍鞠躬。“很抱歉，我给法庭……呃……嗯……造成了不便。”他的内心有些激动，眼睛紧盯着敌人，紧张地思考着不要中了对方的圈套。他知道，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我尽量缩短这个过程，”贝恩斯先生承诺道，接着他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像是在寻找灵感一般，“也许，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会将我所要问的这一系列问题，都综合成一个问题。我就直说我的看法了，你根本就没有射杀那个女人。当你到达现场时，你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死了。而出于你与费洛威一家的友谊，你决定用你的双肩扛起罪责，你知道反正你也活不长久了，或许很有可能活不到接受处罚的那一天。”

陶德杭特先生想张嘴说话，他的脸变成可怕的浅绿色，他的手紧抓着胸口，然后他踉踉跄跄地跌坐在椅子上。

整个法庭像巨浪一样涌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