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疯狂的同行者
黑皮沙发和木盆里枯萎的橡胶树使主休息室的气氛显得很沉闷。好像航运公司从某家已经歇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宾馆——也许是古老的默里山宾馆——买下了所有的家具。
我通过一道拱门,进入了二十世纪——这里的屋顶和墙壁是由玻璃制成的,房间里摆放着几把柳条椅,几块用草编成的小毯子和几张盖着方毯的桌子,都是灰颜色的。一开始,第二间休息室和刚才那间一样显得空荡荡的。后来,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一对映衬在浑浊的紫水晶般暮色的天空下的一对年轻人肩膀的剪影。在微弱的灯光下,淡绿色的海面很平静,掀着白色的小浪花。开始起风了。
“托尼!”我挽起了他的一只胳膊,“谢天谢地,只有你一个人在这!我——”
我没再说下去。那个人低头看着我,他不是托尼。
他眼睛里流露出的友善和紧闭着的小嘴显露出的坚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笑的嘴唇向上撅起,上下之间没有缝隙。他的眼睛灵活地动着。
我放下他的胳膊:“很抱歉。我还以为你是托尼·布鲁克呢。”他机敏地往旁边一闪。他依然在微笑,但笑容里透露出他性格中好斗的一面。你几乎能猜到,像他这样的人,肩膀上应该会有伤口。
“没什么可抱歉的。”他说话的声音平静而低沉,“我很荣幸。托尼要比我年轻十岁。”
“你认识他?”
“在奎斯奇亚谁不认识他?他是个热爱交际而且自负的年轻人。”
“哦,你在这儿!”托尼穿过拱廊走进来。
“我一直在催乘务员,”他说,“酒水就来。你认识詹姆斯·舍伍德吗?你喝什么,詹姆斯?”
“我已经叫了喝的。”舍伍德说。
我们来到一张桌旁,桌上盖着绿松石和赤褐色相间的方毯。我和托尼坐下来。舍伍德四肢伸开倚在座位上。他看上去很懈怠,很颓废。不仅仅是因为他磨损了的袖口、下巴上短而硬的胡楂儿和松弛的肌肉给人以这种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神、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里所透露出的那种微妙的细节。他身体里似乎有东西想要喊出声来:让你,我,还有整个宇宙见鬼去吧!
“你把包裹放在事务长那儿了吗?”托尼满不在乎地问。即使一个蠢人也能意识到这里有事发生。况且,舍伍德可不是傻子。
“没有。”我简要地回答说。
托尼垂下了下巴。
“但——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不那么做?”
我看着托尼,暗示他别再说下去。一名乘务员举着托盘走进休息室,托盘上放了三杯酒。像奎斯奇亚的印度教教徒一样,他有着蓝黑色的头发和青铜色的肤色。
他为我们端上了酒,然后离开了。托尼说:“奎斯奇亚有很多奇怪的种族。让人心里发毛。”
“为什么?”舍伍德的语气里带着质疑。
“因为……”托尼在脑子里搜寻着合适的词语,“有些亚洲人的眼睛里有种表情,使人觉得他们比你懂的事情多,他们能活上千岁。”
舍伍德笑了。
我说:“来这儿旅游的人通常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你能更深入地了解奎斯奇亚,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无聊,很传统。这里的人比英国人还要保守。”
“是吗?”舍伍德把目光转向我,“你在奎斯奇亚住哪儿?”
“我和一些朋友住在一起——勋爵和勋爵夫人家。”
舍伍德脸上淡淡的、惹人发笑的笑容不见了。他的嘴透露着坚毅、严肃。连他的眼睛也变得更加冷漠了。
“鲁伯特勋爵吗?”
他还是用同样质疑的腔调说话。
“是的。你认识他?”也许现在讨论这个有点伤感,但我认为和他谈论鲁伯特会是个不错的话题。
“不认识。”舍伍德喝完了那一小杯白兰地,站起身来,“我对和谁来往非常挑剔。”
他溜达着朝拱廊走去,懒洋洋的身体每一处线条都透露着傲慢和无礼。
“怎么这么——粗鲁!”我大声说。托尼耸了耸肩膀,“他只是不喜欢鲁伯特而已。”
“为什么?”
“很多人都不喜欢鲁伯特。你怎么处置那件包裹了?”
舍伍德所在的位置仍然能听到我们的谈话。我怒气冲冲地说:“等一会儿,求你了!”
从主休息室传来了刺耳的军号声。托尼站了起来,“开饭了。”
豪华餐吧在主休息室下面的一层。那里有一张大桌子,供乘客和船员用餐。我们到的时候,只有三个位子还空着。我和托尼找地方坐下来,对面是我们在步桥见到的那对夫妇。
“晚上好!”那个男人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打招呼,“我们要共同度过接下来的几天时光,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先消除隔阂,对吗?我叫哈利——法贝恩·哈利。这位是我妻子。”
哈利夫人敷衍的笑容彻底毁掉了她丈夫营造的友好气氛。作为回应,我们每个人都喃喃地说出各自的姓名,试图打破尴尬。哈利还是可怜兮兮地因此兴高采烈。
“让我们开始第一次聚餐吧。特别是在暴风雨就要来临的时候。乘务员为我们倒上香槟!”
“很抱歉,先生,”那个长得像印度教徒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加利福尼亚的萨特耐酒。”
哈利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就来这种酒吧。请为每个人准备一个杯子。”
哈利夫人得意扬扬地看着自己手上戴着的镶着石榴子石的银镯子。
“你没有忘记你的职责吧,法贝恩?”她烦闷地说,“如果今天晚上出了什么事,你必须要保证做事手要稳。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喝酒。”
“有什么事不对劲儿吗?”
哈利浓密的白头发下那张胖胖的脸粉粉的,有点孩子气。现在,他看上去就像个受了伤的孩子。
“亲爱的琼,以前出过意外吗?我那些小宝贝儿逃走过吗?你知道那些箱子都是定做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实心木材做的半英寸厚的木条,非常结实。”
“但是,如果在这么湿热的环境下木材变形了呢?钉子不会跑出来吗——”
“琼!你真的认为我会使用钉子吗?”他被气坏了,就像被人控告说他犯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罪行一样,“我一向都用螺丝。从不用钉子。哦,谢谢,乘务员!”哈利举起了一杯酒,“为了旅行愉快和港湾的安宁而干杯!”
“螺丝?”琼·哈利不解地重复道,“那为什么你往茶碟里添东西的时候不拧开螺丝打开盖子呢?”
“没有必要,”哈利不耐烦地说,就好像他已经向她解释过很多次了,“每个盖子上都有几个洞,亲爱的,洞的上面盖有铁丝网。每个箱子的底部都粘着一个茶碟,就在洞口的正下方。从洞口把血倒进茶碟很容易。所以不用为了喂它们而打开箱子。在纽约靠岸的时候,箱子依然会封得紧紧的。德古拉不可能逃出来。其他那些也不可能。”
舍伍德明亮的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饭桌上唯一在交谈的两个人。
“你那神秘的箱子里究竟装了什么,哈利先生?”
“标本。我是位爬虫学家。”
“再说一遍。爬虫学家是干什么的?”
“就是专门研究蛇的动物学家。”
“其中有条蛇叫‘德古拉’吗?”我问道。
“不。德古拉是一种吸血蝙蝠。或者,像奎斯奇亚那里的人叫它‘外科医生’。”
“为什么叫它外科医生?”
“因为它那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的犬齿可以像最精巧的手术刀一样轻而易举地划破人体的皮肤。你睡着的时候感觉不到疼痛——毫无感觉。你会一直睡下去,就像打了麻药一样。它那又长又细的舌头会喝干你体内的鲜血。很少有人类外科医生的技术会这么熟练。”
整张桌子旁的人现在都在听他讲话。
“这些标本有毒吗?”托尼问。
“吸血蝙蝠造成的伤口是无毒的,除非它感染了疾病。”哈利高兴地说,“这个物种会感染麻痹狂犬病,病毒可能通过唾液进入血液中。我不知道德古拉有没有得这种病。它看上去很健康。”
“你真的把蛇也带上来了吗?”说话的人正是我在隔间里见到的那个四处寻找护照的女人。她坐在我左边,身子向前倾着,脸上写满了惊讶和恐惧。又一次,明亮的黑眼球在眼白的映衬下闪着光。她焦虑地盯着哈利,她的胳膊撞上了我的胳膊。
“非常抱歉。”她小声对我说,她大大的、疑惑的眼睛依旧盯着哈利。
“是的,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伤人。”哈利回答说。
“不是所有的吗?”她追问道。
“嗯……”他沉思了片刻,“美杜莎的名声不好。绝大部分原因是恰好在灌木丛里碰到它的当地人不知道如何处理。”他的话好像在说熟悉灌木丛的当地人缺乏外交礼仪知识一样,“美杜莎不会给您带来一点麻烦的,克莱斯比——小姐,对吗?”
她点了点头:“莉维亚·克莱斯比。”
“到达纽约之前,我不会打开美杜莎的箱子。”哈利补充说。
“你像喂德古拉那样喂美杜莎吗,通过盖子上面的洞口?”我问他。
“哦,不是的。要把一只活老鼠放进洞口,我必须取下上面的网。航行期间,我不会喂美杜莎吃东西。一条巨蝮许多天不进食也不会不适。”
“一条巨蝮!”舍伍德深色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你是说你有一条活的巨蝮在船上?”
“当然!”哈利回应说,语气里有那么点自豪,“极少有人能找到它。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美杜莎——一种非常好的标本,从鼻子到尾尖有五点五英尺长。可惜它食欲不振。它被关起来的时候经常这样。你必须先剥掉老鼠的皮,这样才能顺利地滑进……”
克莱斯比小姐把盘子推到了一边。脸上的象牙肤色变成了淡绿色。
“……巨蝮的脖子很脆弱,”哈利继续说,“你的动作必须要非常轻柔,否则会伤到它的脊椎。”
“谢谢你的建议,”舍伍德冷淡地说,“但是,无论是不是有人强迫我,我都不想去喂一条巨蝮。我猜美杜莎在货舱里?”
“不,货舱透风。它可能会感冒的。我把螃蟹、青蛙和蜘蛛放在货舱里了,美杜莎和德古拉在我的浴室里。”
“真是温暖而舒适,”托尼嘟囔着说,“竟然把宠物放在身边。”
“巨蝮需要一个温暖而稳定变化又不大的环境。”哈利的语气有点严厉。
“我想这就是你的隔间为什么又热又闷的原因。”舍伍德说。哈利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各位好像都以为巨蝮是非常危险的,”他不悦地说,“但是它们从来都不会去攻击人类,除非你吓到它们了。”很显然,吓唬一条巨蝮是在虐待动物。
“如果它们吓唬我怎么办?”托尼大声嚷嚷说,“我也喜欢被温柔地对待。我的脊椎也相当的脆弱。”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打开了房门,谢天谢地,终于可以转移话题了。事务长轻轻地走进来,坐在了唯一的空位上。他小声向大家道了歉,然后让乘务员直接端上肉菜,不必上汤和鱼了。
他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好像从来都没见过我似的。他表现得很镇静,几乎是泰然自若。
午饭后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人愿意待在露天的甲板上。每每想到温暖的隔间是巨蝮理想的栖息场所,就令人心里不舒服。我们都朝着封闭的甲板走去。玻璃墙上满是雨水,好像有人正拿着橡皮管从外面冲洗一样。黑暗把暴风雨藏了起来,不过,我们还是能在风的怒号和海浪发出的巨响中听到它的猛烈,通过脚下左右摇摆的甲板感知到它的存在。封闭的甲板上空无一人,我们在门口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声音。
“……又一次,参议院议员,同时也是联邦开支内务委员会的主席杰弗逊·斯泰尔斯告诉记者们说,他对顶峰建筑公司关于在瓦纳苏克河岸修建堤坝一事所提出的合同条款感到不满。斯泰尔斯说‘我相信委员不会通过这个法案,为瓦纳苏克谷当局拨款。作为反对者之一,我对这个离奇古怪的立法的整套方案完全不赞成。为什么一些官僚主义者和教授竟然会为了在政府管辖的电力工程上再进行一次实验而把瓦纳苏克谷单纯、诚实的百姓当做小白鼠?私营的电力公司,比如西方企业,一直为瓦纳苏克谷的居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电力设备。如果有人说,这项工程能为一些失业的老兵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其他老兵怎么办,那些为西方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就不会因为通过了这个方案而失去工作吗?’
“下面,女士们,先生们,能给我点时间说说在这个难熬的恢复时期失业的人可能会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吗?要确保找到一份工作,就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仪表干净整洁。要确保仪表整洁,请使用净牌护发液,唯一经过均质处理过的护发液——只需轻轻一喷,让透着淡淡清香的护发液均匀地分布在发丝上,使你的头发光滑、柔软而光亮——”
托尼啪的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能让净牌广告在晚间新闻报道里插播三次的人真是个天才。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每次都会说:‘原子弹并没有终止科学的奇迹,通过同样严谨、艰辛的实验方法研制出了净牌,唯一经过均质处理过的护发液。’”
“他说得还不够,”舍伍德说,“他应该这样说‘即使原子弹有一天落在了纽约,如果知道自己尸体上的头发更加光滑、柔软而且光亮,你也会感到安慰了,因为你一直都使用净牌,那种只需要一喷即可的护发液!’”他扫了我一眼,“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鲁伯特勋爵了吧。”
“你是什么意思?”
“他经营着西方企业,不是吗?我是在瓦纳苏克谷出生的,想想看吧。”
“打扰了。”
一个轻柔的声音把我们吓了一跳。所有人都回过头来。事务长正站在通往大走廊的门厅处。我根本没听到他走过来的声音。就像那天上午在勋爵的书房窗口,我没听到他踏过草坪走过来的脚步声一样。
他顺从地笑了笑,“很抱歉打扰了各位,我们这里有个习俗,号召每一位乘客为海员之家尽一份绵薄之力。对您乐意捐赠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将感激不尽。”
他把一只敞着口的篮子放在桌上。
“哦,这没问题。”托尼说着,往篮子里放了五美元。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把钱投进了篮子。唯独舍伍德一个人只捐了一枚硬币。我把手伸进了口袋。我倒空了提包之后,就把钱包放在口袋里了。可是,现在我只摸到一方手帕,其他什么都没有。钱包不见了。
我抬起头,发现大家都在看着我。
“我……我不知把钱包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托尼,能借我一美元吗?”
可怜的托尼涨红了脸,他甚至比我还要尴尬,“非常抱歉,亲爱的,我只带了那五美元。除了那点零钱,我什么都没带。”
我转过头看了看事务长。
“我有旅行支票。能兑现一张给我吗?”
他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女士。您把旅行支票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会打开保险箱为您兑现。而且,我们必须帮您找一找钱包。您最后一次见到钱包是什么时候?”
“哦,开饭前的几分钟。这个不重要。里面只有两三美元。”终于从休息室里得以脱身。我独自一人爬上升降梯,紧握栏杆,挣扎着站稳脚步。女乘务员已经整理过房间。为了阻挡暴风雨,舷窗已经被封好,床铺已经放了下来,干爽而整洁。灯光中的隔间既温暖又舒适。我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护照还在那,但是旅行支票却不翼而飞了。
我坐下来仔细盘算着。我得弄点钱来,以备不时之需。我可以从鲁伯特的那些百元大钞里抽出一张来用,等我到了华盛顿从银行取出钱来再还上。我忽然记起,在另一只箱子里,有一张旧的旅行支票。偷东西的贼肯定找不到。旅行支票躺在一堆袜子和衣服中间。一共两张,每张五十美元。
我用钢笔在两张支票上都签了字。由于没有吸墨纸板,我只能等着墨水自然晾干。我一边等,一边想,突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我现在要怎么处置鲁伯特的那笔钱呢?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我才穿过走廊,来到事务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栅栏后耐心地等候着。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支票放在架子上。
“能帮我兑现这两张支票吗?这是我的护照。”他面无表情地接过两张支票,“您想要多大面值的现金,女士?”
“九张十美元的,十张一美元的。”
他按我的要求数出一百美元。我给了他一美元,作为支援海员之家的善款。
那个下午,我一直沉浸在震惊当中,已经没有力气去弄清事务长的身份了。不过,既然鲁伯特的钱已经藏好了,我的胆子稍微大了些。
“谢谢。我在奎斯奇亚见过你,是不是?在勋爵的家里,你当时没穿制服,打扮得像个花匠。”
他疑惑的表情足以乱真,“不,女士。勋爵先生是有几次坐过我们的船,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他在奎斯奇亚的家。”
我犹豫了一下。这有什么用呢?很显然,他会否认一切。谁会相信这么怪诞的事?船上的事务长伪装成不识字的花匠。我怎么去证明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呢?
我转过身,来到通往玻璃屋子的升降扶梯口。阵阵舞曲迎面而来。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他们又打开了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品尝着睡前饮料。整间屋子就像盛满了光亮和噪声的空心玻璃盒子,温暖、干爽,被四周的黑夜和暴风雨紧紧地包裹着。肆虐的狂风怒号着打在厚厚的玻璃上,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可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些。在危险的核心位置,他们感到很安全——就像那些不顾通货膨胀威胁、只顾痛快花钱的牟取暴利的人们一样。
托尼把我拉到一边:“我们必须得谈谈。到你的隔间去?”
“不行,”我小声说,“那里有个通风口。在里面说的每一句话,走廊上的人都能听到。”
“那么,今天下午……哦,天哪!在哪儿?”
我尽力去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谈这个话题,“到刮着大风的甲板上怎么样?”
“冒着这么大的雨?”
“这是隐私。你觉得呢?”
“好吧,十分钟后见。”
托尼放大了声音,和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
难道事务长真的是出现在鲁伯特勋爵书房窗口的那个自称不识字的人吗?是我从勋爵家里离开一小时后在圣安德鲁当地的邮局看到的那个写电报的人吗?
我还能勾画出那天在鲁伯特书房的场景——甚至记得花匠环视四周确定周围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停留在书上的眼神。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他看那些书时的眼神就像那些识字的人看书时的感兴趣的眼神。我记得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本书里,一个衣裳褴褛的小男孩就是这样被莫蒂默·莱特伍德发现他识字的。
现在,我确定事务长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非常肯定。如果到头来是我错了,只能说明我的眼睛或者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一定是除了我的眼睛和精神之外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件事都令人费解,而且像鬼故事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应该发生什么事和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分歧。就像在黑暗之中下楼梯,本来已经没有楼梯了,你还以为有一个台阶。结果是你不止会摔倒,还会使人们对感官的可靠性失去自信,我们平时就是靠着这种信心生存下去的,尽管它不易被察觉。打比方说,如果随便扔一块石头,我们“相信”它会掉在地上。如果这块石头像轻飘飘的羽毛一样飞走了,人们会多么震惊啊。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件怪事,事前没办法预料,事后依旧无法解释。
为什么圣克里斯蒂娜号上的事务长在我面前要伪装成花匠?如果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就知道我会乘坐这艘船,因为事务长可以看到乘客名单。他就不担心我认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他认为,根据常识,人们不会把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的事务长和衣衫破旧、不会写字的花匠联想在一起?如果不是恰好瞥见他穿着花匠的衣服在圣安德鲁的邮局里写电报,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把他们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假装不识字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为了得到我的亲笔信。那封信又有什么用?
我想到了西印度地区的伏都教,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它能控制有文化的人的思想,无论是白人还是棕色人种。和所有的巫术一样,伏都教也认为,从人们身上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能获得这个人个性的精髓。比如说,人的指甲或者头发碎屑可以作为施法的对象,达到控制人灵魂的目的。人们刚出生时的真实名字也能被利用,所以不能透露给别人。一些现代的巫术医生甚至利用照片控制人的灵魂。亲笔写下的字怎么会不行?
舞曲进行到一个小节的中间处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安静把大家的眼睛都引向收音机。
小匣子里,一个声音字正腔圆地念着短讯。
“这里是奎斯奇亚圣安德鲁镇阿比在德站。现在打断刚才的节目,插播一条新闻。鲁伯特勋爵,一位美国公民,在奎斯奇亚的家中度过数月后,因为三天前骑马受伤不治,于今晚八时逝世。有关部门找不到他的妻子以告知其死讯。听到新闻的人如果有谁知道鲁伯特夫人的下落,请立即通知奎斯奇亚圣安德鲁镇的警察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