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手电筒往漆黑的桶里照去。毫无疑问，桶里的物体就是一只人手。

桶内的填充物像岩石般坚硬，但露出桶边的一些已经碎裂。我猜想是沥青，这么大的桶估计有35加仑的容量。

经过30秒钟的商议，我们确定了一个计划。

沃纳和杰克逊留在原地看管现场，我们其余三人都先回办公室。尽管杰克逊的表情告诉我们他宁愿呆在别的地方，但他没有明确表示异议。

就在我和霍金斯、莫里尼择路返回时，天上的乌云忽然朝我们涌来。到达办公室时，我们的外套已经溅满污泥，全身也被淋得透湿。

更让我感到惊慌的是，前面不远处的沙土路上停着两辆车，引擎嗡嗡作响，雨刮器来回摆动。我认出了开那辆福克斯汽车的人。

“这帮狗仔。”我骂道。

“什么？”我身后的莫里尼喘着粗气问道。

“是记者。”我朝两辆车指了指。

“我可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发誓。”

“可能是他们的检测装置接收到了警察和法医之间的通讯信号。”

“你是在说笑话。”

“这是赛车周。”我无意掩饰胸中的怒火，“赛场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准会成为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看见我们在这儿，两个记者钻出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检查站。一个是身材粗壮的男人，手上撑着一把伞。另一个是女人，身披雨衣，脚上穿着粉红色雨靴。

守卫人员询问似的朝我们这边看了看。莫里尼用双手做了个“不”的手势。

两人被挡在门外，于是在雨中朝我们大声叫喊。

“尸体在那儿多久了？”

“死者是在卡罗来纳酒吧失踪的孩子吗？”

“和赛车场有关联吗？”

“布伦南博士——”

“法医是否打算要——”

我和霍金斯、莫里尼急匆匆回到办公室，赶紧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挡住了他们连珠炮似的询问。

“有没有可能就是利奥妮塔斯？”霍金斯指的是两年前和几个朋友连续去几家酒吧彻夜狂欢之后失踪的一个姑娘。

“那片垃圾有多少年份了？”我问莫里尼。

“这我得查查记录。”

“大概估算一下吧。”说着我脱下安全帽和背心，伸直胳膊将它们握在手上。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身上和它们同样不停地滴着水。

“我们停止往那一块地方倾倒垃圾是在2005年。那块地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2年在用。”

“这么说那具尸体就不是利奥妮塔斯了。”霍金斯说。

或者是她尸体的一部分，我心里暗想。

霍金斯和莫里尼开着摩托货运车回去取那只桶，我趁机打电话给拉拉比。他说的话不出我的意料：明天见。

30分钟后，杰克逊的战利品被放置于法医货车的塑料袋内，不时往外渗着泥水和锈土。过了5分钟，货车又装上在卡贝鲁斯县采沙场发现的牙齿和尸骨，驶向夏洛特市。

沃纳警官陪同我到达州际公路。之后，我开始一人独行。

暴风雨、交通高峰时间，加上比赛周的狂热，造成路上车行严重受阻，被迫停驶的车子排成长龙，一直延伸到明尼阿波利斯。幸好那儿和我的行车方向相反——尽管西行的路上车流也很密集。我在回家途中一边脚踩刹车低速缓行，一边用心琢磨刚刚发现的这具尸体到底是谁。

一具整尸？要把一个35加仑的容器密封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并非不可能。被肢解的尸体？但愿不是这样。否则，我还得再去垃圾场仔细寻觅一番。

这种事我可不想去做。

看样子周五的天气大概又是周四的翻版。下午暴风雨频频来袭，让人觉得闷热，身上发黏。

这对我没有影响，我将整天呆在实验室里。

吃过燕麦卷加酸奶这样简单凑合的早餐之后，我便驱车前往市中心。

梅克伦堡县法医局的办公处毫不起眼，位于一栋普通砖房的一侧，这里曾是西尔斯园艺中心。砖房另一侧是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局下属的几间办公室。这栋楼房坐落于大学北路与西10号街路口，紧邻热闹的市中心，除了边缘略呈弧形之外，这座建筑毫无特色可言。尽管地方政府已有计划要发展这块地方并搬走设备，但迄今为止梅克伦堡法医局仍在老地方。

不过这对我还是有利的。那地方离我城里的家只有10分钟车程。

上午8点05分我把车停在正对法医局门口的停车场内一个狭小的车位上，拿起钱包，朝双扇玻璃门走去。只见对面大学里有六个男人或坐或靠在一块空停车场的墙边。他们都穿着杂乱破旧的流浪汉的衣服。

离他们不远处，一个黑人妇女吃力地踩着高低不平的地面，使劲推着婴儿车沿人行道朝县行政楼走去。

黑人妇女中途停下来提了提筒状胸衣，眼睛顺势朝我这边看过来。我朝她挥了挥手，但她没理会。

走进前厅，我用指关节轻轻叩击左边柜台上方的玻璃窗。一个坐在椅子上的胖嘟嘟的女人转过身，贴近窗玻璃盯着我看。她身上穿着一件熨平的衬衫，烫过的头发匀称整齐、纹丝不乱。

尤妮斯·弗劳尔丝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梅克伦堡法医局工作，那时法医局刚由执法中心旧址的地下室搬到现址。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她对来访者加以甄别筛选，恩准一些人进门，打发另一些人走开。此外，她还负责打印报告、整理文件和记录死亡分析的每一点进展。

弗劳尔丝面带微笑按着开关让我进去，“你昨天可真忙。”

“可不是，”我说，“其他人来了吗？”

“拉拉比博士马上就到，苏博士正在学校讲课，哈提根博士在教堂山。”

“乔呢？”

“他去垃圾场给哪个可怜的人收尸了，希望他心情还好，因为今天可能又会很热哦。”若是早几十年，弗劳尔丝单凭她那珠玉般圆润的嗓音就能在《乱世佳人》里谋得一个角色。

“垃圾场的尸体引起外界注意了吗？”

“《夏洛特观察家报》的本地要闻专栏。我已经接到了六个电话。”

弗劳尔丝不仅一贯保持整洁光鲜的个人形象，还喜欢把手边的东西整理得井然有序。在她的工作室里，几叠便签纸等距离并排挂在墙上，一摞摞文件码放整齐，笔、订书机和剪刀不用时也都会各归原位。她酷爱整洁的习惯让我自愧不如。她还毫无必要地调整了桌上一张她的可卡犬照片的位置。

“你还有那份报纸吗？”

“看完还给我，谢谢。”说话间她已将那份折叠整齐的报纸递给了我。

“贝尔克做的亚麻制品减价二成的广告还真不错。”

“那是。”

“咨询表放在你桌上了。相信乔在临走前肯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验尸房了。”

实验室建有两间验尸房，每间都有一张桌子，稍小的那间有个通风口，以减轻室内的臭味。

跟腐尸和无名尸打交道是我的工作内容。

霍金斯作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虽然采沙场的骷髅一般而言没什么异味，但垃圾场的那具尸体可就不好说了。何况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将那具尸体从沥青中分离出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事情可能会有些棘手。

经过死因探员的小隔间时我查看了一下后墙上的留言板。有人用黑色荧光笔在上面记下了五具刚送过来的尸体。一个被发现死在摇篮里的女婴。一具被水冲到山岛湖岸上的男尸。还有一个在苏格科里克路自家厨房被人用煎锅拍死的女人。

采沙场的尸骸被编为MCME 226，11号。尽管采沙场里发现的尸骨和牙齿可能是那位失踪的家庭妇女的，但是这样的假设通常总是被证明有误。因此局里确定了一个新的案件编号。

垃圾场的尸骸已被编为MCME 227，11号。

我的办公室在后面，紧挨着的是三位病理学家的办公室。它只有巴掌大的地方，我要是不来上班的话大概会被用作放置水桶和拖把的储藏室。

我打开门后将报纸扔到桌上，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然后把钱包扔进抽屉里。只见记事簿上放着两张咨询表，都是蒂姆·拉拉比签的字。

我拿起《夏洛特观察家报》先看起来。那篇报道登在本地要闻专栏的第三页，仅仅六行的篇幅。署名者是厄尔·拜恩，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开福克斯汽车的膀大腰圆的家伙。

其中不仅提到我的名字，还提到尸体已被运到法医办公室这样一个事实。我猜想拜恩一定是先看到霍金斯和莫里尼将那只桶装上货车，再联想到他从康科德警局听到的风声，这才断定所传非虚。

也罢。也许一经媒体曝光还能有助于确认死者身份呢。

我从身后文件柜顶端小巧的塑料隔板上抽出两张表格，填好尸体编号，简要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及发现时的有关情形。接着我到更衣室换上手术衣，走进验尸房。

从采沙场找到的尸骨摆放在手术台上，此前它已被我装在棕色证物袋里。

从垃圾场运回来的沥青桶放在陈尸的轮床上，桶周身遍布污泥。

由于失踪的家庭妇女一案亟待侦破，我决定先从此案入手。

备好照相机、卡钳、夹板和放大镜后，我又系上纸围裙，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虽然这身装束跟安全帽和护身背心没法比，但是穿戴起来也别有一种感觉。

忙到10点15分时我已经完工。经过X光拍摄、仪器测量和显微镜观察，我发现这些尸骨和牙齿与采沙场上的骸骨很吻合，虽然最终结果尚需牙科检证，但我现在敢肯定我找到的那些尸骨是失踪妇女的。

而且她肯定是死于谋杀。

她的舌骨，即喉部一根U形脆骨，两侧均已折断。这类硬伤几乎都是由于颈部被人勒绞所致。

正当我伏案整理这些笔记时，电话铃响了。铃声的节奏告诉我，电话是单位内部打来的。

“我这儿有位先生要见你。”弗劳尔丝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兴奋。

“乔不能接待他吗？”

“他还没回来。”

“我正忙着手上的案子呢。”我说。

“这位先生声称他有很重要的信息。”

“哪方面的？”

“关于垃圾填埋场的那具尸体。”

“我现在没工夫说那件事。”

“他自认为知道死者是谁。”平静的话语里掩藏着兴奋。

“D.B.库珀终于露面了？”我想要发火，但类似的话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布伦南博士。这个人可绝对不是什么疯子啊。”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我在《人物》杂志上看过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