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还有时间研究对策。掩盖事实毫无优势，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如果问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与蒂林姐弟和马克的导师都谈过马克·卡伦德的事，曾经设法寻找并约见了戈达德太太，去拜访了格莱德温医生。对于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过萨默赛特府的事情，她准备只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实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祈祷书中的线索，马克死亡的真相。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被拖进案情讨论，不能谈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还有她的抱负。她想起了伯尼对她说的话：“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缄口不言，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言多必失。多数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这对警察来说是好事。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想表现自己是如何的聪明，一旦与他们探讨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讨，你也能抓住他们的漏洞。”科迪莉亚提醒自己当初是怎么告诫伊丽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达格利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请个律师，格雷小姐？”

“我没有律师。”

“法律协会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师名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请律师我还得花钱，不是吗？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请律师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才觉得需要请一名律师。”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反问是个错误。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这个嘛，可以保护你自己——虽然我认为不大可能——或者保护另外某个人。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爱、恐惧或正义感。我认为，这个案子中的人和你认识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太深，因此爱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倒的人，所以剩下的就是正义感。格雷小姐，所谓正义感，可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之前她也受过严密的审问。剑桥警方的调查就做得非常透彻。可是这回，她第一次被一个自己所了解的人审讯。这个人知道她在说谎，知道马克·卡伦德不是自杀。而且她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知道。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现实。他也许不那么有把握。他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除了伊丽莎白·利明和她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把真相告诉他了。而她也不准备说。达格利什可以用他无懈可击的逻辑、奇妙的友善态度、他的礼貌和耐心来摧毁她的意志。但她是不会开口的，在英国，他还没有办法让她开口。

见她没有回答，他愉快地说：“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进展。从你进行的调查来看，你怀疑马克·卡伦德有可能是他杀。你没有对我承认，可是你去找了剑桥警察局的马斯克尔警长，这就清楚地说明你在怀疑这一点。后来你又去找他母亲以前的保姆，从她那里了解到马克小时候的一些事、卡伦德的婚姻状况以及卡伦德太太的死。此后你又去见了格莱德温医生，他是卡伦德太太生前的全科医生。你使了点手段，弄清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血型。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你怀疑马克不是他父母的婚生孩子。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做接下来的事情，去萨默赛特府查阅乔治·博特利的遗嘱。这样做很有道理。如果你怀疑是他杀，那就要考虑谁得到了好处。”

如此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去萨默赛特府和找维纳布尔斯医生的事。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他认为她的聪明才智与他不相上下，她所做的事情他也同样会去做。

她依然没有开口。

他说：“你并没有把你掉进井里的事情告诉我。但马克兰德小姐说了。”

“那是一次意外。我现在什么都记不清了，我当时肯定是想去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我对水井历来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那不是什么意外，格雷小姐。没有绳子你是没办法打开井盖的。马克兰德小姐被一根绳子绊了一下，不过绳子是盘着的，放在矮树丛中不显眼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去看看，你会把绳子从钩子上解下来吗？”

“我不知道。我掉下去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掉进水里。我不明白这件事和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死有什么关系。”

“也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人想杀了你，而且我认为他们确实是想杀了你，那个人可能就是加福斯庄园的。”

“为什么？”

“有人想要你的命，大概是因为你在调查马克·卡伦德的死因，从而对某个人造成了威胁。杀人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职业杀手都不愿意干。即使是业余杀手，在杀人问题上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乐观。你肯定已经成为某个人心目中的危险人物。有人把那个井盖又盖上了，格雷小姐，你总不会是穿过坚硬的木头掉下去的吧？”

科迪莉亚仍旧不出声。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接着说：“马克兰德小姐对我说，她把你从井里救上来后，不愿意让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是你坚持叫她走。你对她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并不害怕，因为你有一把枪。”

科迪莉亚暗自吃惊，这个小小的不慎后果竟会如此严重。可是她怎么能怪马克兰德小姐呢？这位高级警司知道怎么对付那个女人，也许他劝过她说实话，说这样都是为了科迪莉亚好。也罢，她也可以透露一点秘密作为回敬。至少，这个解释会显得比较真实。

“我是想把她支开。她跟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说她的私生子掉进那口井里淹死了。我自己刚刚被救上来，不想听这些，当时我根本听不下去。我骗她说有枪只是想让她走开。我并没有求她向我倾诉这些秘密，她那样做不公平。她只是想求助，而我却无法回报。”

“你想把她支走难道没有其他原因？难道你不知道袭击你的人当天夜里还会回去？不知道如果要让你的死看起来像是意外，就要把那个井盖重新打开？”

“如果我真的想到自己处境危险，就会求她把我带到夏树庄园去。我不该在没有枪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

“是的，格雷小姐，我相信。如果你手里没有枪，你是不会独自一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的。”

科迪莉亚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这不是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虽然在剑桥的时候，警方的审讯让她错觉这是一场竞赛——结果早就可以预见，她完全不必担心，因为玩家之一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游戏之中。而现在，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如果她上了当，听了劝，或者被迫说出实情，她就会去蹲监狱。她是凶手的从犯。帮助掩盖谋杀要判多少年？她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霍洛威监狱里臭气熏天。他们会拿走她的衣服，把她关在幽闭恐怖的牢房里。表现好了可以减刑，可是一个人在监狱里还能表现得多好呢？也许他们会送她去一家开放监狱。“开放”这种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那她以后该怎么生活呢？她还怎么再找工作？被社会贴上罪犯标签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

她为利明小姐感到担心。利明小姐现在人在哪里？她始终不敢问达格利什。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过利明小姐的名字。难道她现在也在苏格兰场的某个房间里，接受同样的审问？在压力之下，她能有多可靠呢？他们有没有准备让这两个共犯对质？他们会不会突然打开那扇门，把充满愧疚、悔恨、凶悍的利明小姐带进来呢？他们的惯用手法不就是对共谋犯进行单独问话，直到其中一个人顶不住吗？谁会成为最终的弱者？

她听见这位高级警司说话的声音，觉得他好像特别为她感到惋惜。

“我们有些确凿的证据，证明那天晚上那把手枪在你手上。一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看见有一辆车停在离加福斯庄园三英里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去问那辆车上的人是否需要帮助，有一位青年女子却用枪对他进行威胁。”

科迪莉亚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在那个甜美静谧的夏夜，她突然感受到他那热烘烘的、充满酒气的呼吸。

“他当时肯定是喝酒了。我想那天晚上他肯定被警察拦下来进行了酒精测试，所以他就决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这不是事实。我并没有拿枪。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的当晚，罗纳德勋爵就把我的枪拿走了。”

“他刚进入伦敦警察厅辖区，就被拦了下来。我想也许他会坚持那个说法，他说得非常肯定。当然，他还没有对你进行指认，但是他可以描述你那辆车。他说他以为你的车出了毛病，停车过来是想帮助你。而你误解了他的意图，还用枪威胁他。”

“我对他的意图非常了解。但是我没有用枪威胁他。”

“你当时说了什么，格雷小姐？”

“‘快滚，不然我就杀了你。’”

“如果没有枪，你那样说就是在吓唬他？”

“本来就是。可他确实被吓跑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汽车的前工具箱里，我放了一只扳手，当他把脸从窗户伸进来的时候，我就抓起扳手来吓唬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把扳手看错成枪的！”

但是那个人头脑不清醒。那天晚上唯一看见她手里拿着枪的，是一个头脑不清醒的司机。她知道这是她赢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她抵挡住了改口的想法。还是伯尼说得有道理，她回味着他的忠告、高级警司的忠告。现在她几乎可以听见他那深沉、沙哑的声音在说：“如果有人对你诱供，那你一定要坚持原先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坚持更能够打动陪审团。我曾经见过这样的案例，看似最不可能的辩护竟然取得了成功，原因就是被告坚持自己的说法。毕竟，那些不利于你的证词都是别人说的。遇到个厉害的辩护律师，就能对它们提出合理怀疑。”

高级警司又开始说话了。科迪莉亚希望自己能更加集中精力听清他的话。在过去十天中，她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这也许与她长时间的疲劳有关。

“我认为克里斯·伦恩在他死的当天晚上去找过你。我想不出别的原因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次车祸的一位目击者说，他是开着小货运车从岔道上过来的，那样子就像地狱里的恶魔在追他。当时有人跟在他后面——那个人就是你，格雷小姐。”

“这点我们以前就谈过。我是要去见罗纳德勋爵。”

“那么晚了？还那么急急忙忙？”

“我急着要见他，想告诉他我决定不干了。我不能再等了。”

“可是你还是等了，不是吗？你把车停在路边睡着了。从有人看见你在事故现场起，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你才到了加福斯庄园。”

“我不得不停下来。我太累了，我知道继续开车是很危险的。”

“但是你也知道，睡觉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最让你害怕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科迪莉亚没有回答。房间陷入了一片沉默。但她觉得，这沉默的气氛是友善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她真希望自己没这么疲惫就好了。更糟糕的是，她想把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的事告诉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连伯尼也帮不上忙。这桩罪行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上的两难抉择，但伯尼会认为这种问题既没意思，也无价值，是在对已经非常明显的事实故意混淆。她可以想象得出，他对伊丽莎白·利明与伦恩的关系会作出怎样简单粗暴的评价。但是眼前这位警司大概会理解的，她可以想象自己与他正在交谈。她想起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话：爱和恨一样都具有毁灭性。达格利什会同意这种冰冷的论调吗？她多希望能问问他。她意识到，这是自己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想坦白交代，而是渴望吐露心声。他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吗？这难道也是他审讯技巧的一部分？

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官走进来，把一张纸条递给达格利什。他在看那张字条的时候，房间里非常安静。科迪莉亚有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脸。那张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他盯着纸条看了许久，肯定已经彻底明白了这条简短信息的含义。

她觉得他正在下决心要做什么事。过了一分钟，他说道：“这牵涉到一个你认识的人，格雷小姐。伊丽莎白·利明死了，死于两天前的一场车祸，她的汽车冲出了阿马尔菲南面的海滨公路。这张字条上确认了她的身份。”

一阵轻松的感觉袭遍科迪莉亚全身。这个冲击太强烈，她的身体甚至一阵不适。她捏紧拳头，感到眉毛上方开始出汗。她觉得很冷，冷得发抖。她从来没想过他可能在说谎。她知道这个人很无情，也很聪明，但她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不会对她说谎。她小声问道：“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可以。我觉得你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

“她没有杀罗纳德勋爵。是他从我这里把枪拿走的。是他拿走了那把枪——”

她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话说不出来。

“你一直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想你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什么时候需要我再回来？”

“我想你没有必要再回来了，除非你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用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叫作协助警方调查。你已经协助过警方了。谢谢你。”

她赌赢了。她自由了。她安全了。利明小姐一死，她的安全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她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这种轻松感不仅出乎意料，而且难以置信，轻松得使她难以承受。科迪莉亚突然感到无法抑制，激动地失声痛哭。她意识到曼纳林警官低声的关切以及高级警司递到她手里的折叠着的手帕。她用这块干净的、还带着洗衣房气味的亚麻手帕捂住脸，让压抑在心头的痛苦和愤怒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此刻的痛苦之下，她也觉得很奇怪——她的悲伤居然是为了伯尼。她抬起被泪水扭曲的脸，根本不在乎他会怎么看她自己，终于迸出一句没来由的谴责：“你把他解雇之后，从来没过问他后来过得怎么样。你甚至连他的葬礼都没来参加！”

他端来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然后递给她一杯水。那只杯子很凉，但是使她感觉好了一些。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渴。她喝了一小口凉水，坐在那里轻轻打了个嗝。这个嗝打得她只想笑，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过了几分钟，他温和地说：“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我不知道你的合伙人就是我以前的同事伯尼·普赖德。实际上事情比你说的还要糟糕，我已经完全把他给忘了。如果我没忘了他，这个案子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希望这能给你些安慰。”

“是你把他解聘的。他只是想当警探，可你连个机会都不给他。”

“伦敦警察厅的聘用和解聘规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要不是因为我，他可能还会继续当警察，这倒是真的。但他当不了警探。”

“他没那么差劲。”

“这个嘛，他就是那么差劲。可我现在开始想，如果没有低估他会怎么样。”

科迪莉亚转身把杯子递还给他，然后看着他的眼睛。他们相视而笑。她真希望伯尼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半个小时之后，达格利什去了警务处长高级助理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下。这两人对彼此都没有好感，不过只有其中一个人知道，而这个人又觉得无所谓。达格利什作了简要的汇报，有条有理，没有参考自己的笔记。这是他从未改变过的习惯。这位警务处长助理总觉得这种做法太不正规，太自负，而他现在就这么想。

达格利什最后说：“先生，你可以想象，我并不建议把这些都写在书面报告上。因为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正如伯尼·普赖德以前常跟我们说的，直觉是个好奴仆，却当不了好主人。上帝啊，那家伙哪里来的这么多烂段子！他这个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完全没有判断力，只是不论什么东西，包括一些想法，到了他那里就全变得四分五裂了。他的脑子就像警察笔记本一样。你还记得克兰顿案件吗？那个枪击死亡案。我记得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

“我应当记得吗？”

“不。但如果我还记得的话，那就有大用处了。”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亚当。不过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怀疑罗纳德·卡伦德杀了他的儿子。罗纳德·卡伦德死了。你还怀疑克里斯·伦恩想害死科迪莉亚·格雷。伦恩也死了。你认为是伊丽莎白·利明杀了罗纳德·卡伦德。现在伊丽莎白·利明又死了。”

“是的，简单明了。”

“我建议这个案子就这样了吧。专员正好接到休·蒂林医生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个精神病专家。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因为马克·卡伦德的死受到了调查。如果你真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我准备向蒂林医生解释一下他的公民义务，显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可是再找蒂林姐弟俩谈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没有。”

“马克兰德小姐说那个法国姑娘到农舍里去看过他，那就麻烦一下法国安全部门怎么样？”

“我想我们不必自讨没趣了。现在只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这些罪行的真相，而她手中的证据经受住了我们所有的审讯。我可以用这个解释安慰自己：大多数嫌疑人心里都潜藏着一个随时可能出卖他们的谎言，而这谎言就是我们无价的盟友。可是不管她说的谎话是什么，她绝对没有罪恶感。”

“你认为她是在欺骗自己，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

“我认为这个年轻女子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欺骗自己。我喜欢她，但我很高兴不用再面对她了。虽然只是非常普通的审问，但是我不想因此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逼供。”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部长，他的好朋友是自杀的？”

“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可以确定现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手指扣动过那个扳机。但也不一定，即使是他，也有可能自己推理出结论。就告诉他，他可以放心地接受调查判决。”

“如果他能早点接受判决，大家都能省好多时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达格利什说：“科迪莉亚·格雷是对的。我本应该了解一下伯尼·普赖德发生了什么事。”

“不该由你去做的，那不是你的职责。”

“确实不是。但是，一个人工作中出现的严重疏忽，一般都不属于他自己的职责范畴。现在，这就是普赖德的复仇吧，虽然很讽刺，但也让人莫名地欣慰。无论那个姑娘在剑桥做了什么淘气事，她都是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

“你还真是越来越达观了，亚当。”

“只是少了一点执念，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案子还是让它成为悬案——偶尔有这样的感觉也挺好。”

金利街的那幢房子依然如故，里面的气味也没变。它永远都是那样。但现在却有了一点不同：事务所外面有一名中年男子在等着。他穿着贴身的藏青套装，一双骨碌骨碌的小眼睛深嵌在堆满横肉的脸上。

“格雷小姐？我差点不想再等了。我姓费尔丁。我看见了你们的招牌，你知道吗，只是想上来碰碰运气。”他的眼神里露出贪婪与好色，“好吧，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不像通常那种私家侦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费尔丁先生？”

他神秘兮兮地盯着楼梯口，那里的脏污似乎让他有了些底气。

“是我女朋友。我有理由怀疑她出轨了。好吧，男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地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科迪莉亚把钥匙插进锁孔，“我明白，费尔丁先生。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