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长富尔威德个子很矮，是个比较胖的重量级人物。他的眼睛张望不定，一头稀疏的红发快要变成粉色了。板寸头，透过粉色头发可以看到闪亮的粉红头皮。他穿着一套有贴袋的浅黄褐色法兰绒西装，西装叠和接缝，裁剪独特。

他跟我握手后将椅子侧着转了过去，跷着二郎腿。这使我看到了他穿的袜子，是三四美元一双的法国莱尔袜，鞋是手工制作的茶色粗革皮鞋，15到18美元就能买到，便宜得要死。

这样看来可能是他的妻子在管钱。

“啊，卡尔马迪，”他瞟着玻璃桌面上我的名片说，“是带个‘尔’字吧？来这里工作？”

“我遇到点麻烦，”我说，“有事您不妨直说。”

他挺起胸膛，挥了挥粉红的手，将声音放低了很多。

“麻烦，”他说，“我们小镇很少会发生麻烦事儿。我们镇虽小，但非常干净有序。从西边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太平洋，没有什么比那更干净。往北望去就能看到阿尔圭洛大道和山麓。东部便是你想看到的最繁华的商业小区，再过去就是平整的住宅和庭园。在南边，如果我有一扇面南而开的窗户的话，我就能看到世界上最完美的小型游艇海港，对，就是小型游艇海港。”

“是我自己带着麻烦来的，”我说，“可以说部分麻烦是这样的。但来到这后麻烦变得越来越多。一个叫伊莎贝尔·斯奈尔的女孩从大都市里的家跑了，我在这镇上找到了她的狗。但狗现在的主人制造很多麻烦来不让我顺利找到她。”

“真的是这样吗？”警长眉头紧锁，心不在焉地问。我搞不懂是我在跟他开玩笑还是他在跟我开玩笑。

“把门上的钥匙转一下，好吗？”他说，“你比我更年轻嘛。”

我起身转动钥匙，重新坐下，然后拿出一支烟。这时警长拿出一个漂亮的酒瓶，两个小玻璃杯及一把小豆蔻籽放在桌子上。

我们喝了一杯，他剥了三四颗豆蔻籽，我们一边嚼着豆蔻籽一边对视着。

“说吧。”他说，“我现在要洗耳恭听了。”

“你听说过一个叫农夫圣人的人吗？”

“我，听过吗？”他在桌子上重重捶了一拳，小豆蔻籽被弹了起来，“为什么什么事都跟那流氓有一腿。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不是吗？”

我点点头，想看穿他的眼睛，而不是假装看懂。“他和他妹妹一起抢劫，他妹妹叫戴安娜。他们打扮得像乡下的人，劫了几家小镇的银行和国有银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农夫圣人。他妹妹也有一个江湖称号。”

“我当然想给那俩人戴上手铐。”警长坚定地说。

“那你他妈的怎么没给他俩铐上？”我问他。

他没有勃然大怒，但他的嘴大张着，大得我都担心他的下颚会掉在膝盖上，他的眼睛像剥壳的鸡蛋一样突出，嘴角肥肉褶子里还淌着唾液。他用力闭上嘴，像蒸汽铲作业一般费力。

这次行动很关键，如果称得上是一次行动的话。

“再说一遍。”他低声说。

我把带来的一份折叠报纸打开，指着一个专栏说。

“看看这起夏普医生被杀案，你们当地的报纸没有如实报道。上面说不知什么人按响了门铃，男孩便跑出去，发现空房子里有一具尸体。这也太弄虚作假了吧。我就在案发现场，农夫圣人和他妹妹也在那里，你们的警察也在案发现场。”

“奸细！”他突然喊道，“局里有奸细。”他脸色如砷粘蝇纸一样苍白，颤抖着手，又倒了两杯酒。

这下该我剥豆蔻籽了。

他一口都没喝，把酒放下，猛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褐色电话盒。我听到加尔布雷斯的名字，然后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们没有等很长时间，但时间足够让警长多喝两杯。他的脸色稍微恢复了点。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用警棍袭击了我的大块头警员蹭进来，面红耳赤，牙齿咬着斗牛犬烟斗，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用肩抵上门，散漫地靠着它。

我说：“你好，警官。”

他看着我，像是要揍我的脸，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徽章！”胖警长喊道，“徽章！放桌上，你被解雇了！”

加尔布雷斯慢慢走到桌旁，一只手肘搁在桌上，把脸凑近警长，他的鼻子离警长只有一英尺左右。“为什么解雇我？”他沙哑地问。

“农夫圣人在你手里，你却让他走掉，”警长喊道，“就你和邓肯那蠢材做出这种事来。还让他拿猎枪指着肚子跑了。你不用干了，被解雇了。你和那罐头里的牡蛎差不多，死路一条，你别指望能找到其他工作。徽章，给我！”

“谁他妈是农夫圣人？”加尔布雷斯问道，朝警长脸上吐了口烟，他想不起来了。

“他并不知情，”警长对我抱怨道，“他不知道。这就是我要处理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处理什么？”加尔布雷斯散漫地问。

仿佛被一只蜜蜂蜇了鼻头似的，胖警长一跃而起，他握紧肉肉的拳头，向加尔布雷斯下巴挥了一拳，力道似乎不小，打得加尔布雷斯的头甩开半英寸左右。

“别这样，”他说，“我这么拼命努力，然后呢，有什么好下场？”他看看我，又看看富尔威德。“我应该告诉他吗？”

富尔威德看着我，想着这场戏该怎么收尾。我张大嘴巴，一脸茫然，就像一个农村的男孩在上拉丁课。

“是啊，告诉他。”他咆哮着，来回摇着手指。

加尔布雷斯伸出一条粗腿搭在桌角上，磕出了烟斗里的烟灰，伸手拿威士忌，用警长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擦了擦嘴唇，咧嘴一笑。他的牙齿实在太难看，牙医看到会伸进双手忙着给他整整的。

他平静地说：“当我和邓肯赶到事故地点时，你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那个高高瘦瘦的家伙站在你那，手上拿着警棍。那婆娘在一个靠窗的座位，她周围有许多报纸。屋后突然传来狗的嚎叫声，这时瘦高个就开始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便看着他，谁知这时那婆娘从报纸里抽出一支12口径的短筒散弹枪瞄准我们。嗯，除了乖乖听话，我们能做什么？她不会失手，而我们却有可能。另外那个家伙就从他的裤子里掏出更多的枪，还将我俩扭在一起，塞进壁橱里，连绳索都没用我们就乖乖就范，因为壁橱氯仿很浓。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们各开着一辆车离开了。我们松绑后那具尸体还在那，所以我们对媒体乱诌了点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新的线索。要是给你绑上你试试？”

“说得倒是像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他，“我记得那女人自己给警察打电话的，但我可能搞错了，其他情节与我被警棍打倒在地不省人事是吻合的。”

加尔布雷斯白了我一眼。警长看着他的拇指。

“我醒来的时候，”我说，“发现自己在29路一家私人医院接受麻醉剂和烈酒的治愈。医院是一个叫松德斯特兰德医生开设的。我在那跳来窜去，就像是洛克菲勒捐献的一角硬币，想要自己旋转。”

“那个叫松德斯特兰德的医生，”加尔布雷斯沉闷地说，“——那家伙就是我们裤里的一只跳蚤，早就看他不顺了。警长，我们要当面去和他对质吗？”

“显然是那农夫圣人将卡尔马迪扔到那医院的，”富尔威德郑重其事地说，“所以有必要去会会他。要去，带上卡尔马迪，你想去吗？”

“当然。”我痛快地说。

加尔布雷斯看着威士忌酒瓶，小心翼翼地说：“农夫圣人和他妹妹响名在外，我们要是将他们逮住，该怎么分奖赏？”

“都给你，”我说，“我直接拿工资和津贴。”

加尔布雷斯又咧嘴而笑。他摇摆不定地走着，呲着嘴，倒也十分和蔼可亲。

“好的，你的车在我们楼下的车库，因为一些日本人看到你的车后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就开你的车去吧，就你和我。”

“加尔，应该要多叫几个帮手吧。”警长疑惑地说。

“不，我和他就够了。他命大着呢，要不还能到处晃嘛。”

“嗯，好吧，”警长爽快地说，“我们来喝一杯吧。”

但他还是心慌意乱。他忘记了豆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