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一晚，十二月十四日，周二，他开始写东西。他没有和尚特罗一起走出圆柱咖啡馆。他记得自己在开门的瞬间想道：“等我离开，他们会说什么呢？”

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并且不太高兴。但他没表现出不高兴。反正，也不是多重要的事。他听到过他们议论他，那天他们不知道他已经来了。他们没有称他“莱昂”或者“拉贝”，而是“帽匠”。

当然，这件事几乎不值得费神去想。人们大可以回答他，他们也说“医生”、“议员”，但这是不一样的，这些词更像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证据就是，没有人会想到称呼一个人“保险人”或者“印刷商”。

他发现这件事已经有十年了。他没对任何人说过，也不怨恨他们，说明他没把这当回事。

布雷街空得近乎荒凉，没有一丝声音，他前前后后没有一点脚步声。小裁缝窗前那点惨白的灯光，有一点悲愁的况味。

他做着每天必做的事，但是第一次做得那么高调，带着至高无上者的轻蔑，不加思考就吐出一些词句，就像一些人念祷告一样。

“太太没叫人？”

她不必害怕，邪恶的姑娘，他不会碰她的。现在，他对自己很有把握。不管发生什么，他愤怒的对象都不会是她。

他上楼，嘴里念念有词。他没忘记任何一个仪式。他移了移扶手椅的位置，往窗外看一眼，吃了一惊。对面的工作间里，卡舒达斯太太正在和马丁医生交谈。卡舒达斯不在那个房间里，可能躺到床上去了。他们已经叫了医生，看来病情比较严重。他想起四年前最小的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孩子都生了，助产士才赶到。

明显能看出她说话很轻，问了些问题。而马丁——他在咖啡馆里属于四十到五十岁那个群体——回答时面带难色。

卡舒达斯会死吗？拉贝先生吓坏了，差点就跑下楼去等医生出来，然后亲自问他。

马丁走了。拉贝先生再次看到埃丝特去药店，这一次带着方子。他发现年轻姑娘出门时犹豫了一下，立刻就明白她害怕勒脖杀手。这太荒诞了。他多想冲她喊一声：她没有任何危险。

他吃了饭，将托盘端上楼。他把马蒂尔德的食物倒在卫生间，几次打开水龙头放水。他看上去忧心忡忡。一直是那种肩负繁重任务和重大责任的表情。

或许露易丝已经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了？她是不是对他说过，她父亲每个星期天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大部分时候，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床上，脱掉那厚重的鞋子，任其和衣而睡？

什么都不可以忘记。他什么也没忘。他下地窖准备再拿一瓶白兰地，他得走到离马蒂尔德不到两米的地方，但这一点他根本没想到。确切地说，他在拿了酒上楼时，在楼梯上想到了。他发现下地窖并没让他产生任何激动情绪，他也没有想起十一月二日，即万圣节的第二天发生的事。

他一丝不苟，严格遵循仪式，在壁炉里添上木柴，将睡袍穿上身，现在该开始裁剪字母给报纸回信了。但这又毫无意义可言！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几乎无话可说。

他像条狗一样转着圈，寻找一个可落座的位置，快抽完烟斗了还没坐下来，只好又去窗户那儿看看。他看到两个女人，卡舒达斯太太和埃丝特，坐在小裁缝的桌台边，正悄声说着什么，并不时忧虑地望一眼里间的门。

于是，他突然坐在写字台前，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以帽子商店抬头的纸。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把小心谨慎放在眼里了。他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抿了一口，开始写：

都不重要了，不管人们会说什么，想什么……

这不是真的，不然他费这精力和笔墨干吗。但也不完全是假的。他发出去的信息并非没有特定的目标。比如这一次，他不愿让小裁缝不明真相地死去。

这件事极其复杂，他头疼得不行。他一整天都感到头痛。他看到自己写的字，不安极了。是因为酒精吧？似乎是这样，他的手指在颤抖。字母写得歪歪扭扭，参差不齐。

房间里非常暖和，和往日一样。然而，他左脸颊上感到一阵清凉，因为它离窗户只一米，窗玻璃上已经结冰。

他必须表达清楚的是，直到目前，他做那些事时意识清醒，他做那些事都有明确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那句合适的话：

我一直并将继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这也不完全准确。他可以对以前的行为负责。但他能确保未来也会如此吗？他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吗？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这一生平静而自觉地承担起所有责任。他成为帽匠是因为那个几乎和露易丝一样讨厌的“锄头”这种说法，并不那么准确。

他将在这一点上做出解释。不，这就追溯得太远了。他将永远写不完。这只和几个人相关。他自己清楚。他的头脑仍然相当清晰。

他只追溯到修道院。照片上的少女，同一年从纯观修道院出来的这十五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留了下来。有几个结了婚，有几个一直单身。

她们当中有一个，几乎是立刻就自己做主，在毫无外界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弃绝尘世。以圣于尔叙勒嬷嬷之名生活在修道院。

同样的现象也在每一代男人中不断重演。如今已跨入六十岁行列的这群男人没能留下一张合照，这真是件憾事。

尚特罗、卡耶、朱利安·朗贝尔、议员洛德、吕西安·阿尔努，以及另一些在圆柱咖啡馆见不到或很少见到的人，坚守在这座城市。

还有一些人离开这儿去波尔多、巴黎或其他地方奋斗了。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成了印度支那政府部门的高官。

有些人会时不时出现在某场婚礼或者葬礼上，来看看他们留在故乡的家人。他们大多会在圆柱待上一会儿，仿佛觉得自己周围环绕了一圈光环。他们的举止看上去熟悉又有点疏离，总之，带着某种优越感。

“所以，咱们可爱的老城怎么样了啊？”

那些成功人士，有时能在报纸上读到其新闻的那几位更是忸怩作态。

“你们在这儿过得不错呀！”他们叹口气，但同时让人听出他们实际上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中有一位律师成了著名的刑法学家，人们谈论他时就仿佛在谈论未来的律师公会会长。

拉贝先生也曾有这样的机会，但他选择了布雷街的帽店。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以为他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不准确。他确实出生在布雷街，在一栋和他如今住的没什么两样的大楼里，但是在五十米之外。父母搬到这栋房子里时他八岁。

比内太太令他反感，四十年后，他对露易丝产生了同样的反感。但他完全可以不理会她，继续待在普瓦捷，或者去巴黎。

他选择了拉罗谢尔。不是害怕奋斗。他不害怕，他什么也不怕。

谁敢在童年时代连马都没摸过就去龙骑兵部队服役？是他。他为了选择兵种而提前应征。

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是谁主动请求加入空军？

还是他，莱昂·拉贝。战争爆发后，经过一系列神秘的调动，他又被编入步兵。他经历过战壕战。在泥浆和人群中忍受煎熬，黑压压的士兵被当成物资一样调配。

他当飞行员时从未感到害怕。他一个人在战斗机机舱里喝一小口酒就出发执行任务了。

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精英的世界里。他的饮食、服装和军靴都有专项拨款。

他没受过伤。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两年。

但他如果追溯得那么远，永远都写不完，虽然他隐约觉得这一段对自己这份自白是不可或缺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经过思考才做出了选择，我将继续如此。

他在帽店抬头的纸上写道，听见露易丝上楼来睡觉了。

不应该称他后来的行为为放弃奋斗，或者让步、舍弃。

岁月一年年流逝，看着在巴黎定居的同乡回来时一副炫耀的样子，他会露出怜悯的微笑。

他知道自己是对的，自己选了一条正确的路。

后来，我选择了结婚。

这也几乎是真相，因为家里需要一个女人，因为他其实很反感总是不时去随便什么地方寻求满足。那时候还没有加尔古洛大街的贝尔特小姐。他不得不在肮脏的地方堕落。

他没有选择马蒂尔德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他选择不反抗母亲，选择让她高兴，因为她那时生病了。而他又认为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发现一个年轻姑娘和另一个年轻姑娘的区别，并伤害某一个姑娘。

民间飞行俱乐部成立之后——是他建立了这个组织——他又一次选择隐退，因为他们推举船主博兰为主席，并对他表示抱歉，因为富有而高傲的博兰更有能力充实俱乐部的账户。

他当然还可以成为秘书或者副主席。但他宁愿什么也不是。

这不是气恼或者缺乏战斗力的表现。他如果肯花力气和博兰争一争主席职位，仍有机会取胜。只是他认为这么做没有意义，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认为。

这种感受在内心异常清晰，却几乎不可能表达出来。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条连续的直线，可以直接用笔画出来。但文字只会模糊一切，不是说得太多就是太少。

蠢笨的露易丝又开始在房间里制造日复一日的讨厌噪音。她一个人在一个八平方米房间离制造出的噪音堪比一个就寝的士兵。他听见鞋子一只一只掉在地板上，猜测她把睡袍从头上套进去，喘着气，探出领口的头满脸通红。他仿佛看见她抚弄自己的双乳。胸衣已经褪去，腰上被裤带勒出的红色印痕露出来。

没有和她睡也是一个选择。他本可以的。谁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期待这件事呢？她应该会顺从的。说不定她还想不通他为什么不去房间找她？

她有没有察觉他差点就这么做了？最初，他一直因为自己产生了欲望而迁怒于她。

他们叫他“帽匠”，这仿佛是一种侮辱。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可笑的词。

然而，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直都是。所以他才是最强的，不是吗？

他选择和马蒂尔德进行了断，并且没有在她的尸体前情绪失控。他没有后悔，一刻也没有。他的手指不断掐紧，马蒂尔德看着他的表情不是恐惧，而是惊愕，而他竟没有一丝心软。或许，这个决定其实已经在他的潜意识里存在很久了？他对自己说：“如果她超过限度……”

他已经将限度放得很宽了，为的是多给她一些机会。他忍耐了十五年。他放弃了太多原则，以至于她以为在他那儿一切都可以被允许。

他杀她不是因为读到了拉法热太太的案子，而是因为她太过分了。

新来的露易丝当时还住在外面，他给她在城里租了一间房，房间位于商业广场，是一间阁楼，楼下是一家布店。

他有一夜的时间将一切都处理好，不出任何差错。

地下室没有浇过水泥。气窗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堆着煤。

他费了好大劲才拨开一部分煤，挖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坑。他把马蒂尔德的尸体背下去。在旋转楼梯上非常不好走。出于谨慎，他又上楼去拿了一块床单。

他用床单蒙住气窗，因为有人如果看到地下室整夜亮灯，一定会觉得奇怪。

早上五点，一切都完成了，煤重新铺上，气窗重新露了出来。他一级一级地清洗了楼梯台阶，接着又在浴缸里洗了自己的衣服。

那时，他以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很容易就确定了注意事项，因为马蒂尔德不愿见任何人，多年来，他是唯一进入她房间的人。

一些人认为我是为了获得自由。愚蠢的想法。

他在行动之前就知道自己一点不会比从前自由，因为他必须和妻子还活着时一样生活。所以他必须做日常要做的事，遵照以前的作息时间表。

她超过了限度，只是因为这个。

可以说，他第一天很兴奋。他把饭菜端上去，再把它们倒在卫生间。他仍然不吃鱼肉，因为马蒂尔德受不了鱼腥味。他牵动那根绳子，模仿拐杖敲在地板上的声音。他把木头脑袋放置在窗前，在房间里踱步且自言自语，这很有趣。

太太没有叫人？

瓦伦丁没有任何怀疑。露易丝也没有。至少，她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直到第五天，他在那张合照前停下来，当时照片还挂在墙上。他看到照片后，冷静立即不见了。他脸色苍白，真的感到害怕。

不是真的没有人进入过这个房间。自从她卧床以后，每年她过生日那天，即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些依然住在本城的寄宿学校同学会来看望她，给她带礼物。

这些女人都已是老妇、老姑娘，然而在这一天，她们叽叽喳喳，就像一群女学生。

他必须冷静地考虑这个情况。他可以在圣诞节前几天，一个一个地去拜访她们，告诉她们马蒂尔德身体不好，不便见人。

但这样的话，来年他还得面对这个问题，年复一年，直到她们都死了，但难免令人起疑。

他有六周的时间。他知道她们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习惯。这几乎是马蒂尔德聊天的唯一主题。她身体还好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讲述修道院里的故事。她那么激情洋溢，似乎这些事不过发生在昨天。四十多年之后，她还会梦到圣约瑟芬嬷嬷。

“昨天晚上，我梦见安娜—玛丽·郎吉对我说……”

她经常突然从现在跳跃到过去，毫无过渡。

“我不知道罗莎莉·屈雅斯是不是幸福。这个时候，她应该在那间位于缝纫街的店里。”

他思考了许久。马蒂尔德死的时候，最震撼他的是这一切结束得竟如此之快。

诚然，别的人身体都很好，但她们几乎同龄。又过了好多天，他才想到大提琴琴弦，才穿过那个通道去三楼将它找到。

他做出了选择。他没有懦弱地选择那条最容易的路。他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最后的决定并非特别令他欢喜。

“我发誓我没有任何不健康的趣味。”他在十点半左右写下这句话。

他没有醉。他确信酒精对他现在的感受没有任何影响。证据就是，他从早上起就有这样的感受了。也可以说从昨天夜里开始，在迪佩雷大堤上，当时小裁缝还在后面跟着他时他就这样想了。

一个句子出现在脑子里。他记了下来，因为他觉得今后有必要将一切都记录下来。他知道到了第二天，记忆就没那么清晰了。

这种清晰非常重要。他小的时候眼神极好。影像在他眼里极其清晰，事物的轮廓、颜色、最微小的细节，一切都精准地展现了出来。

那时候，他的祖母还在。她戴银边眼镜。玻璃片厚得像放大镜，他有时会戴着玩，一切东西瞬间变得模糊了，原本的比例都改变了，他仿佛是透过一滴水观察这个世界。

一直到主教府事件之前——确切地说是未发生的主教府事件——一切都是十分清晰的，比从前更清晰，因为一切都直截了当，毫无拖泥带水，仿佛墨水在纸上画下的线条，黑白分明。

他在自己的路上笔直地前进，做他早已决定的事，根本不需要喝酒以保持冷静，冷静这个词根本就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杀完人回来之后，便在脑海中删掉名单上的一个名字，照片上的一个脑袋，品味着完成任务之后的满足。

他现在可以将自己人生中的这一段视为最幸福、最充实的时光之一，或许可以和他在空军的那段日子相提并论。那时候，他也是冷静地数着敌机一架架坠落，化成自己十字勋章上的一片片棕榈叶。

这段日子还有一点和空军岁月相似：他不断和危险擦肩而过。他必须将一切考虑到，保持强大的反应力，不给意外留任何空间。

他也说过自己在战争期间说过的话：“几个星期之后，这一切就会结束，我就安逸了。”

他没有噩梦，没有不安。他已经习惯出发时身体微微发热，但只要想到随后回家后能得到放松他便觉得慰藉。

如果圣于尔叙勒嬷嬷周一那天像往常那样出了门，而他也完结了那份清单？他此刻会觉得慰藉吗？

他写着，手不住地颤抖，根本无法控制：

什么也不会改变，因为事实上她的死是无用的。她从没进过这个家门。这个月的二十四日，她会像过去的那些年一样，只是寄来几句祝福和一幅圣像。然而，总是我以马蒂尔德的名义给她回信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和她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她的死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于是我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分毫不差地完成了既定计划。

这不是真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感到困惑。他在内心的各个角落寻找确定感，但依然不安，浑身不自在。

他现在不得不通过喝酒来获得冷静，来避免再一次的神经衰弱，来逃避那种和害怕毫无关系的内心惊惶。

因为他并不害怕，什么也不怕，甚至不怕被抓。正相反，被捕将是一个解释自己的绝佳机会。人们不得不倾听他不紧不慢地说话。

他几次想故意出个差错，以身试险，就像他曾违反规定，驾驶飞机在敌军战壕上方掠地飞行那样。

他需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他的头脑从来都无比清醒。

那么，他这台装置刚才为什么毫无缘由地就出故障了？这不是幻觉。他可以将它看作是感冒的前兆，但他没有感冒。瓦伦丁感冒了。卡舒达斯生病了。但他没有。

他周遭的世界和他自己都变了形，如同他透过祖母的眼镜片看到的一切。

他去贝尔特小姐那儿时也不再是平日的心境。他对自己坦白：他出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做爱的欲望。

但他当时也没有决定去做其他事，更没带上那根大提琴琴弦。

这就是事情严重的地方。

他对露易丝也是一样。他什么也没对她做过，以后也不会对她做什么。但是那种诱惑持续存在，不是在他的意识里——他根本看不上那样愚蠢的胖姑娘——上帝才知道欲念存在于哪一个皮肤褶皱里。

让泰转述波尔多那位精神病专家冷酷的话：

他只有一朝落网才会停止杀戮。

这个男人从未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胆敢远远地、居高临下地带着一种恶意的确信，随意决定他的命运？

他站起来，看着窗外，对面始终亮着灯。卡舒达斯太太一个人在柳条椅上打着盹。裁缝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只闹钟。

所以小裁缝的病应该相当严重了。也许有一味药需要隔段时间按规律地喂服用。他或许得了肺炎。拉贝先生可以确定小裁缝拒绝住院。

这些人太依恋他们的家了，出生和死亡都必须在家里。

为什么他一想到邻居可能会死，就立即恐慌了？卡舒达斯对他什么用也没有。他们几乎不认识，是小裁缝一直跟随着他。

一定有哪样东西出了问题。一切都出了问题。今天晚上，他对自己发了三次誓，说这是睡前的最后一杯，但每次他都会再喝一杯。

他让炉火自行熄灭，合上写了两页的纸。他看见那些字就心烦。

他什么时候开始把字写得如此糟糕了？那些字有的缺漏字母，有的歪歪扭扭。他听说过笔迹学。他们在圆柱讨论过。他记得保罗·尚特罗这样说过：“他们说得太夸张了，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些认为可以从一个人的字迹窥探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瓜。但我们的确可以从字迹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通常，也能看出他的健康状况。比方说，一个心脏病患者写的字绝不会像一个结核病人……”

但他说的这些和拉贝先生无关。除了每年都要犯咽炎，拉贝先生从不生病，也没有心脏病。六个月前，医生还给他做过一次彻底的检查。

他再也不喝酒了，因为这太危险，酒精会刺激他的神经。在咖啡馆里，尚特罗已经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他了。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他可以不读报纸了。让泰大可以继续进行推理和演绎。什么事也不会再发生，其他记者很快就会忘了这个案子。最初，从巴黎来了六七个记者，他们下榻在外乡人大酒店。他们将市政厅对面的邮政咖啡馆作为主要阵地。

案子一直没有侦破，有些记者已经走了，但至少有三个还留在这儿，其中一个是摄影记者。人们常在大街上看到他肚子上挂一个相机，嘴里含着一只大烟斗。

还有两个分别是波尔多和南特报社的通讯员，但这两人住在城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巨钟旁的一家酒吧度过。他们都认识拉贝先生，以姓氏称呼他。

只要保持正常状态就可以了。他刚才写的东西都蠢极了。什么也没解释明白。他找不到合适的用词。他以为强调一些往事可以把事情说清楚，但其实那些往事只对他个人有意义罢了。

他打算重写，从头开始从容地、头脑冷静地写。别人可能永远也读不到。这不要紧。他需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哪怕只是说给自己听。

火刚熄掉，整个房间就已经被寒冷吞噬。帽匠忽然意识到自己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闹钟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睡觉的时间早就过了。

他是否真的足够冷静？

他又喝了一口酒，感到好些了。他渐渐说服自己一切都会顺利解决。小裁缝会康复。或许有一天，他会对小裁缝说这件事，简单地、淡然地说起。

这是为了让小裁缝他安心，还他一份宁静：

您知道，卡舒达斯，已经结束了。不应该再去想它了。

奇怪，他觉得小裁缝生病似乎是自己的错，为此感到过意不去。他很想知道病人的情况。他第二天可以去询问一下吗？他们是邻居，每天早上都隔着街互道早安。卡舒达斯太太听到门铃，会下楼开门。

过后，她会跑去对丈夫说：“帽匠刚刚过来询问你的病情。”

卡舒达斯会害怕的。上帝知道他会想些什么。这是不行的。帽匠不该这么做。

他什么都不该做，只该遵循自己的作息表，完成那套规定动作就可以了。严格遵循时刻表，就是这样！

他竖起耳朵。他手上正好拿着酒瓶。这是最后一口。明天，他将把白兰地扔进垃圾桶，除了每天打桥牌时的两杯毕康外，一口酒也不喝。

屋里有人在走动。是一种他平常没听过的声音。门前有一阵窸窸窣窣。

一个粗俗的声音响起：“您就不能让别人睡觉吗，啊？您有什么事啊，非得像牲口一样整夜在那儿走来走去吗？”

他呆愣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完全僵直。他离房门不远。伸手就可转动锁眼里的钥匙。

“绝对不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么做！”

但他这么做了。他把门完全敞开，看见微弱的光线下，门框内的景象就像一幅油画。露易丝穿着白色绒布睡衣，头发散在后背上，赤着脚——所以脚步声和平日不同。

他手上一直拿着那个酒瓶，露易丝首先注意到酒瓶，甚是惊愕，接着才看帽匠的脸。她还没明白过来，还没感到害怕。卸掉脂粉的她，嘴唇苍白得滑稽。睡衣下的乳房，如母牛的乳房一般鼓胀。

他没移步。仍旧一动不动，或许在此期间他都没呼吸。

她看到了他身后的房间，目光划过两张空床，停留在扶手椅和木头脑袋上。

然后她张大了嘴，似乎要叫出声来，但最终没有。她应该想过撒腿奋力逃跑。他感觉到了。但她也动不了脚步。

是帽匠先摆脱僵直状态。白兰地酒瓶爆裂在地板上。

露易丝没有反抗，只是瘫倒在地。帽匠扑倒在她身上，脑袋栽在楼道上，一只脚夹在楼梯栏杆之间。

她依然温热而湿润，腋窝里气味很重。她的一只手抓住帽匠的耳朵，仿佛试图将它扯下来。

他站起来，但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他的力气只够他走回房间。他门也没关，便栽倒在马蒂尔德的床边。

他没看时间。他永远不会知道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他感觉自己正迅速落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像跌入一个噩梦。他整理一下地毯，不敢抬头。

他明确地感觉到了温柔轻软：血。血顺着他被撕裂的耳朵流到脖子。很痒。

他轻轻摆动一下脑袋，看到露易丝赤裸的脚、腿，裸露的肚子，撕破的睡衣。

白兰地酒瓶成了一地碎片。他跌跌撞撞地起来，想去卫生间喝杯水，却立刻趴在马桶上吐了。